一生想过浪漫生活-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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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几天里，我茫然若失，只觉得愁闷，因为以前在贫民习艺所里，我想到了有母亲在身边感到安慰，可是一到了汉威尔，我就好像和她远离开了。后来我和雪尼从试读部升入校本部，被分在两个地方，雪尼加入了大班，而我则和年龄小的孩子在一起。我们睡在不同的区里，因此平时难得彼此见面。那时我刚六岁多一点儿，孤苦伶仃，瘦弱可怜，尤其是每当夏日黄昏，临睡前做祷告，同着其他二十个小孩，一起穿着睡衣，跑在宿舍中央，我从长方形的窗子里望出去，看那逐渐低沉的落日和连绵起伏的小山，感到一切对我都是陌生的，这时我总是跟着大伙沙哑着嗓子，音调不谐地唱着：
夕阳西沉，求主与我同居；
黑暗渐深，求主与我同居；
求助无门，安慰也无求处，
常助孤苦之神，与我同居。
每逢这个时候，我就感到十分苦闷。虽然我不明白赞美歌的意思，但歌声和斜阳增添了我的愁思。
可是，过了不到两个月，母亲就作了安排，为我们请假离校，我们又被送往伦敦，到了兰贝斯贫民习艺所，这可是我们喜出望外的事情。母亲穿着自己的衣服，在大门口等候着我们。原来她这次申请让她的孩子离校，只是为了要和他们度一天假，一起在外面消磨几小时，当天就回去。那时母亲在贫民习艺所里，只有用这个办法，才能和我们聚会一次。
我们自己原来穿的衣服，在进贫民习艺所前，都被收去用蒸气消毒，这一天发还给我们时，并不曾熨平。母亲同雪尼和我，缓步走出习艺所大门时，一身都是皱皱巴巴的。那时正是清晨，我们没地方可走，就往离那儿大约有一英里路的肯宁顿公园去。雪尼有九便士，包在一块手绢里，于是我们买了半磅黑樱桃，坐在肯宁顿公园里一张长条凳上吃着，度过了那一个上午。雪尼还把一张报纸揉成了一个团儿，用一根绳绕在上面，我们三个人玩了一会儿接球游戏。中午，我们到一家咖啡馆去，用剩下的钱买了一块二便士的蛋糕、一条一便士的鲱鱼和两杯半便士的茶，三个人匀着吃。后来，我们回到了公园，雪尼和我又一块儿玩耍，母亲坐在那儿编结活计。
下午，我们走回贫民习艺所去。母亲玩笑地说：“咱们到了那儿，正赶上吃茶点。”管事的非常气愤，因为他们又得重新蒸我们的衣服，但是这一来我和雪尼就必须在贫民习艺所多待上一些时候再回汉威尔，当然，我们就又有机会可以和母亲在一起多聚一会儿。
但是，经过这一次聚会以后，我们在汉威尔差不多待了一年——这是对我的性格成长最有影响的一年，我在这一年里开始上学，老师教我怎样写自己“卓别林”的姓。这几个字吸引了我，我觉得它们的形状和我很相像。
汉威尔学校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男生校舍，另一部分是女生校舍。每逢星期六下午，浴室特为年龄小的儿童开放，由年龄较大的女孩给他们洗澡。当然，那时我还不满七岁，洗澡时虽然羞手羞脚，但也只好不顾体面，让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用一块毛巾在我浑身上下擦着，自己第一次意识到了难为情。
年满七岁后，我由小班升入大班，大班里的儿童是从七岁到十四岁。此后我就有资格参加所有成年人的活动，包括军训和体操，以及每星期按时两次的校外散步。
我们在汉威尔虽然被照顾得很好，但过的却是凄凉的生活。那气氛是愁郁的。我们在那些乡间小路上散步，百来个人，两个人一排。我多么恨那些散步，那些我们经过的村子，还有那些紧张瞅着我们的本地居民啊！他们都管我们住的地方叫“牢房”，那是一句黑话，指的就是贫民习艺所。
童年兰贝斯贫民习艺所（2）
男孩子的运动场占地大约一英亩，是用石板铺成的。运动场四周是砖砌的平房，包括办公室，储藏室，医务室，牙医诊所，还有一间男孩的藏衣室。院子最阴暗的角落里是一间空屋子，最近那里面关了一个十四岁的小孩，据其他的孩子说，他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家伙。他企图逃出学校，在三层楼上爬出了窗户，登上了屋顶，工作人员爬上去捉他，他竟公然向他们扔石子和七叶树果子。这件事情发生时，我们小班学生都已经睡觉，第二天早晨那些年龄较大的孩子把这件骇人听闻的事情讲给我们听了。
学生犯了这一类性质严重的过失，到了星期五就要在那大健身房里受罚。那是一间阴森森的大厅，大约有六十英尺长，四十英尺宽，屋檐很高，一边从梁上垂下了几根爬绳。星期五的早晨，二三百名男孩，从七岁起到十四岁的，整队走进大厅，像部队那样排列整齐，站成一个凹形。犯了过失的人站在缺口一面的厅底深处，一张长课桌（那样儿好像军营里用的餐桌）后面，等候审讯和受罚。桌子前面，靠右边，摆着一个架子，上面搭拉着几根缚手腕的皮带，还触目惊心地挂着一个板子。
凡是犯了轻微过失的孩子，都被一一横按在那张长桌子上，脸朝下，脚被缚起来，由一位中士牢牢按住了，另一位中士从孩子的裤子里扯出他的衬衫，蒙住他的脑袋，然后拉紧了他的裤子。
欣德拉姆大尉，一位退伍海军军官，体重大约有两百磅，一只手背在后面，另一只手握着一根大约有四英尺长，足足有男人大拇指那么粗的藤条，摆好了架式站在那里，估量着这根横在孩子屁股上空的藤条。然后，他慢条斯理、紧张动人地高举起了藤条，唰的一声横抽在那孩子屁股上。这情景惊心动魄，每次总有一个孩子昏倒，从行列中跌了出来。
每一个犯了罪的人，少则挨三下，多则挨六下。被打到三下以上时，他那哭喊声是可怖的。有时候，人们以为事情坏了：他不出声了，或者，晕过去了。藤条打下去，他不动弹了。于是就将这个挨了打的人抬到一边，安放在健身房的垫子上，让他在那儿抽搐扭动，至少十分钟，痛楚才会逐渐减轻，这时，屁股上就横着留下了三条像洗衣服女仆的手指那么宽的粉红色伤痕。
用板子打的情形又有所不同。打了三下以后，孩子就需要由两位中士扶着，给送到外科医生那儿去医治了。
孩子们会告诫你：即使没犯过错，你也别否认人家的控告；因为，如果一经被证明确实犯了过错，那你就要受到最大的惩罚。孩子们往往口齿不清，不能说明自己是无辜的。
我那年七岁，到了大班里。我记得第一次看人家怎样挨打，自己悄悄地站在那里，当管事的走进来时，我的一颗心扑通扑通直跳。站在桌子后面的，就是企图逃出学校的那个无法无天的小家伙。我们只看见他高出了桌面的脑袋和肩膀，他好像长得很矮小。他有着一张瘦削的脸，一双大眼睛。
校长庄严地宣布了他的罪状，接着就问他：“你有没有罪？”
我们这位无法无天的小家伙不肯回答，只傲然向前直瞪着眼睛。于是他被拉到了架子跟前；因为他矮小，就让他站在一只肥皂箱上，这样就可以用皮带把他的手腕缚了起来。他挨了三板子，然后被送到外科医生那儿医疗去了。
每逢星期四，就要在运动场上吹响喇叭，我们都停止游戏，像塑像似地僵在那里，这时欣德拉姆大尉就对着一只扩音器，宣布星期五应当去受罚的那些人的名字。
有一天，星期四，我大吃了一惊，只听见我的名字被报出来了。我怎么也猜想不出自己做了什么错事。然而，当时我竟会莫名其妙地感到兴奋——这也许是因为我成了一幕戏里的主角吧。到了受审的那一天，我走进场去。校长说：“人家告你放火烧堤防（指的是厕所）。”
这可是冤枉。原来有几个孩子在那石头地板上烧一些碎纸片儿，我是在火烧着的时候走进去解手的，但是点火的人当中并没有我。
“你有没有罪？”他问。
我很紧张，并且被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支配着，于是脱口而出地说：“有罪。”当时我既不感到气愤，也不觉得冤枉，只意会到一种可怕的危险，就听凭他们把我领到了桌子跟前，在我屁股上抽了三藤条。砭肌灼肤地痛得我停止了呼吸，但是我并没有哭出声来。我虽然已经不能够行动，被抬到了垫子上去休息，可是我却觉得自己是勇敢地胜利了。
那时雪尼在厨房里打杂，事先不知道这件事情，直到我受罚的那一天，他和其他的孩子一同列队走进健身房，一眼看见我在桌子后边露出了脑袋向外张望，才大吃一惊。后来他告诉我，看着我被抽那三藤条时，他气愤地哭了。
做弟弟的提到了他的哥哥，总是管他叫“我那小家伙”，说时会感到得意，并且觉得有人保护着自己。所以，我从饭厅里出来，有时候就去看“我那小家伙”雪尼。他在厨房里打杂，常常偷偷地递给我一个里面夹了一大块黄油的面包卷儿，而我就把它藏在运动衫里面走出来，然后和另一个孩子分了吃——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肚子饿，而是因为吃这么丰富的大块黄油是难得的奢侈享受。但是，享受这种精致的点心好景不常，因为雪尼离开了汉威尔，到“埃克斯默思”号训练船上去了。
一个贫民习艺所里的男孩，年龄一满十一岁，就可以由自己选择，将来是去参加陆军或是海军。如果是要参加海军的话，他就被派到“埃克斯默思”号上去实习。当然，这并不是强迫的，但是雪尼一心想要在海上做出一番事业。这一来我就一个人留在汉威尔了。
儿童把头发看作是一件十分亲切的东西。第一次被剃了头发，他们会哭得很伤心；不管头发长得怎样：是浓密的，是直的，或是鬈的，他们都会感觉到自己本身的一部分被割裂了。
有一个时期，金钱癣成了汉威尔的流行病，因为它最容易传染，所以患这病的儿童都被送进了二楼俯临运动场的那间隔离室。我们常常仰起头来望那些窗子，看见那些可怜的孩子正在眼巴巴地看我们，他们的脑袋被剃得精光，用碘酒染成棕色。那副样子怪可怕的，我们向他们看时直觉得恶心。
因此，有一次在饭厅里，一个保姆突然在我背后停下来，拨开了我的顶心发，说：“这是金钱癣呀！”这时候我就忍不住哭起来了。
医治了好几个星期，那段时间好像是漫长得永远也过不完的。我被剃光了头，涂上了碘酒，像一个采棉花的人那样在脑袋上包了一条手绢。但是，我绝对不去向窗外面看下边那些孩子，因为我知道他们是多么讨厌我们。
童年兰贝斯贫民习艺所（3）
在我隔离期间，有一次母亲来探望我。当时她不知怎的离开了贫民习艺所，正在设法让我们重新有一个家。一看见她来到，就好像看见了一束花儿；她是那么鲜艳，那么可爱，我因为自己身上穿得邋里邋遢，剃光了的头上涂着碘酒，觉得很不好意思。
“瞧他这张龌龊脸，你可得原谅他呀，”那个保姆说。
母亲笑起来了，我很清楚地记得，她怎样紧搂着我吻我，一面十分亲切地说：“不管你多么龌龊，我总是爱你。”
此后不久，雪尼就离开了“埃克斯默思”号，我也离开了汉威尔，我们又和母亲在一起了。她在肯宁顿公园后面租了一间房间，有一段时期里还勉强能够维持我们的生活。但是，过了不久，我们又回贫民习艺所里去了。我们之所以会回到那儿去，大概是因为母亲很难找到工作，而父亲戏院里的生意也更清淡了。在那短短的一段时期里，我们经常从这一个后间搬到那一个后间，就像是在玩跳棋似的——而最后的一步则是回到了贫民习艺所里。
由于住的地方属于另一个贫民救济区，这一次我们就被送进了另一个贫民习艺所，然后从那儿转进了诺伍德学校，那地方比汉威尔更加凄凉，那儿的树木更高大，树叶也更浓密。也许，乡间的景色是更秀丽的，但那气氛也是愁人的。
有一天，雪尼正在赛足球，两个保姆把他唤出了场子，说母亲疯了，已被送进凯恩－希尔疯人院里了。雪尼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时毫无反应，又回到了场子上去赛足球，但等到球赛一结束，他就独自悄悄地走开，哭起来了。
他告诉我这件事，我听了不相信。我没有嚎啕痛哭，但在昏乱中完全感到绝望了。母亲怎么会疯了呢？她是那样一个无忧无虑、性情爽朗的人，她怎么可能疯了呢？我恍惚中感觉到，她这是故意地要丧失了理智，抛弃了我们啊。在绝望中，我仿佛看见她无可奈何地瞪着我，逐渐在一片空虚中消失了。
一星期后，我们听到正式宣布这一件事；我们还听说，法院已作出判决：父亲必须负责抚养我和雪尼。想到要和父亲住在一起，我感到很兴奋。以前我总共只和他见过两次面，一次是看见他在舞台上，一次是我走过肯宁顿路上的一幢房子，他正和一个女人从前面花园里的小路上走出来。我停下来望着他，出于天性，知道他就是我的父亲。他招手唤我过去，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只觉得当时的情景很有趣，好像是在演一出戏，于是装出了不解事的神气说：“我叫查理·卓别林。”这时候他会意地向那个女人瞥了一眼，摸了摸他的口袋，给了我一枚二先令半的银币，我毫不怠慢，一直跑回了家，告诉母亲，说我遇见父亲了。
学校管事的用那辆面包车把我们送到了肯宁顿路二百八十七号，也就是我曾经看见父亲从花园小路上走出来的那幢房子。上次和父亲在一起的那个女人开了门。她面孔消瘦，满脸愁容，但是长得很漂亮，有着高大匀称的身材、丰满的嘴唇和牝鹿样忧郁的眼睛，年纪大概已有三十了。她名字叫露易丝。看来卓别林先生当时不在家；一经办完例行的手续，在文件上签了字，那位管事的就把我们交给了露易丝，她就把我们领上楼去，到第一层楼梯口前面那间客厅里。我们走进去时，一个小男孩正坐在地板上玩耍，他是一个四岁大的孩子，长得很俊，有着乌黑的大眼睛，留着浓密的棕色鬈发。这就是露易丝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异母兄弟。
一家人住了两间屋子，前房虽然有很大的窗户，但透进来的光却仿佛是从水底里反映上来的。看上去所有的东西都好像和露易丝一样忧郁；墙上糊的纸叫人看了愁闷，马毛呢的家具叫人看了愁闷，玻璃罩里做成标本的梭子鱼，吞吃了另一条同样大的鱼，但嘴里露出了它的脑袋，那样儿更是叫人看了愁闷得心里难受。
她在后间里多摆了一张床，让我和雪尼睡，但是那张床太小了。雪尼说，他要睡客厅里的沙发。“叫你睡在哪里，你就睡在哪里，”露易丝说。这句话一出口，大家再没有话可说，都僵在那里了，于是我们又走回到那间卧室里。
我们不曾受到热诚招待，这是毫不奇怪的。抚养我和雪尼的责任是突然强加在她肩上的，再说，我们都是父亲的弃妇所生的孩子。
我们俩默默地坐在那里，看她怎样摆桌子准备一些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