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想过浪漫生活-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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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了看自己的表，于是大家都散了。
一九三五年，威尔斯到加州来看我时，我怪他不应该那样批评苏联。我读了几篇他贬低苏联的报道，想要从他那里知道一些第一手资料，没想到他几乎是对苏联表示深恶痛绝。
“但是，您的结论是不是下得过早了呢？”我和他争辩。“他们的任务是艰巨的，国内外都出现了反对势力和阴谋活动。再过相当的时候，肯定会有好的成果吧？”
那时候，威尔斯对罗斯福的新政取得的成绩抱着很大希望，认为在美国垂死的资本主义中会出现一种半社会主义。他好像对他曾经会晤过的斯大林特别啧有烦言，说苏联在他的统治下变成了一个暴虐专制的国家。
“既然您这位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注定了要毁灭，”我说，“而苏联的社会主义又失败了，那么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希望呢？”
“社会主义不会在苏联失败的，也不会在其他地方失败的，”他说，“然而，社会主义的这一特殊发展，变成独裁政体了。”
“苏联肯定是犯了错误，”我说，“并且，和其他国家一样，还会继续犯错误。我认为它最大的错误是，革命后拒绝偿付外国贷款和苏联公债，说什么那些都是沙皇欠下的债。可能它有理由拒付这些债款，但我仍认为它铸成了一个大错，因为这样就招致了其他各国的反对、抵制和军事入侵。结果是，它比偿付这些债款多花了一倍的钱。”
威尔斯部分同意我的看法，说我的见解理论上是对的，但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因为拒付沙皇的欠债已经明令公布，这一件事鼓舞了革命斗志。如果再去偿清旧政权的债务，那就会激起人民的愤慨。
“可是，”我争辩，“如果苏联肯遵循惯例，不那样单凭理想，它就可以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那里借到巨额贷款，把本国的经济更快地建设起来，而由于战后资本主义迭经变革，通货膨胀，这就可以很容易地偿清了它的债务，同时保持了国际信誉。”
故乡之旅为《城市之光》作宣传（5）
威尔斯笑起来。“可现在已经太晚啦。”
我会见威尔斯的次数很多，会见的地方也不同。他在法国南部为他的苏联太太盖了一幢房子，而那位太太的脾气是很容易激动的。壁炉架上边刻了几个哥特体的字：“两个爱人，筑室于此。”“是呀，”他听我谈到这题词时说。“我们好多次把这块牌子装上去又拆下来。每次我们拌了嘴，我就吩咐泥水匠拆下它；等到我们和好了，她又吩咐泥水匠把它装上去。它被装上去又拆下来好多次，到后来，泥水匠不来理我们了，让它留在那上边了。”
一九三一年，威尔斯的《货币分析》完稿，写这部书一共花了两年时间，看来他很疲劳了。
“现在再打算做什么呢？”我问。
“写另一本书。”他懒懒地笑着说。
“我的天呀，”我说，“您就不准备休息一个时期，或者做一些别的事情吗？”
“有什么别的事情可做呢？”
威尔斯的寒微出身，给他留下了一些迹印，这不是从他的作品中或者外表上，而是像我一样，可以从他那过分敏感的反应上看出来。我记得，有一次他错发了一个“ｈ”音，直羞得头发根都红了。想不到这样一个大人物，竟然会为这样一件小事情脸红。我记得，还有一次他谈到一个在英国贵族家里当花匠的叔父。叔父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威尔斯进一个大宅门当听差。Ｈ·Ｇ·嘲笑说：“要不是老天爷保佑，我也许已经当上一位二管家了！”
威尔斯要知道，我是怎样对社会主义发生兴趣的。我告诉他，那是因为我到了美国，有一次遇见了厄普顿·辛克莱。他驱车陪我去帕萨迪纳他家里午餐，途中轻轻地问我是否相信利润制度。我半开玩笑说，这问题只有会计师能够回答。这的确是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但是我本能地感受到，他这一句话问到了点儿上，从那时候起，我就对社会主义发生了兴趣，并且不再把政治看作是历史问题，而把它看作是经济问题了。
记得威尔斯曾经问我是否具有超感觉力。于是我讲给他听一件可能并非出于巧合的事情。有一次，我和网球运动员亨利·科歇，还有另一个朋友，一起到比亚里茨的一家酒吧间里。酒吧间墙上是三个赌博的轮盘，每个轮盘上都标有“１”到“１０”的号码。我故弄玄虚，半开玩笑地说，我觉得自己受到了一种精神力量的支配，要去转动那三个轮盘，第一个轮盘将停在“９”上，第二个将停了“４”上，第三个将停在“７”上。接着，啊，瞧呀，第一个停在“９”上了，第二个停在“４”上了，第三个停在“７”上了——它的可能性是百万分之一。
威尔斯说这纯粹是出于巧合。“可是，”我说，“如果巧合的事情一再发生，那就是值得研究的，”于是又讲到一则我小时候亲身经历的故事。有一次，我走过坎伯韦尔路一家杂货铺，发现那店铺关上了百叶窗，这情形是罕见的。我由于一种什么冲动，就爬上窗台，向百叶窗的洞隙里望。屋子里阴暗无人，但是食品杂货都摆得好好的，地板当中是一口大货箱。我当时感到一阵恶心，就跳下窗台，继续朝前走去。过后不久，破获了一件谋财害命的案子。一个外表和蔼、年纪六十五岁、名叫埃德加·爱德华兹的老人，霸占了五家杂货铺，每次他都是用窗户的平衡棒（一种铁棒，用来平衡可以上下拉动的窗户）。打死了原来的店主，然后霸占了他的财产。在坎伯韦尔路那家杂货铺里，那口货箱中装的是最后三个被害者的尸体：达比先生、达比太太和他们的孩子。
但是威尔斯不相信这是由超感觉力起的作用，他说日常生活中有许多巧合的事情，这原是一些很普通的现象，它们并不能证明什么。我们当时谈到这里为止，其实我还可以告诉他一件亲身经历，那时候我年纪还小，有一次在伦敦桥路一家酒店门口停下来，去讨一杯水喝。一个态度和蔼、留着小黑胡子的男人，给了我一杯水。不知怎的，我一时不想去喝那水。我假装着要去喝，趁那人转身和另一个顾客谈话时，就放下那杯水走了。两个星期后，伦敦桥路王冠酒店老板乔治·查普曼被控用马钱子碱先后毒死了五个妻子。就在他给我水喝的那一天，最后一个被他害死的妻子正在酒店楼上一间屋子里咽气。查普曼和爱德华兹后来都被绞死了。
讲到鬼神的事，我在贝弗利山盖那幢住宅的大约前一年，收到了一封匿名信，写信的人说，他是一个千里眼，一次在梦中看到了一幢房子，房子造在一个小山顶上，前面是一片草坪，草坪的尽头有点儿像船头那样，是尖的。
那幢房子一共有四十扇窗，还有一间天花板很高的大音乐室。他说那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因为两千年前印第安人曾在那块土地上杀活人祭神。你永远不能让那幢房子里黑暗，否则那儿就要闹鬼。信里还说，如果要避免遭到凶祸，那除非是我不单独待在那幢房子里，同时还要使房子永远保持光亮。
当时我并没注意这封信，以为那是什么骗子写来的，就把它当作一件奇怪好笑的事搁在一边了。但是，过了两年，我有一次清理书桌抽屉，发现了那封信，又把它读了一遍。真奇怪，信里有关房子和草坪的描写完全是对的。以前我不知道有多少窗，这时想到了去数一数，使我十分惊愕的是，我发现那些窗子恰巧是四十扇。
我虽然不相信幽灵，但是有一回决定要做一次试验。星期三晚上用人都休假，房子里空寂无人，所以我到外面去晚餐。一吃完饭，我就回到家里，走进琴房，那是一间像教堂中部那样狭长的屋子，天花板是哥特式的。我放下窗帘，扭熄了所有的灯。然后，我一路摸索到一张扶手椅跟前，在椅子里静悄悄地坐了至少十分钟。浓密的黑暗刺激了我的感官，我恍惚觉察到一些模糊的影子在我眼前飘荡；但是，后来我明白了，那是月光照进窗帘的隙缝，在一只水晶酒瓶上折射的光影。
我把窗帘拉紧了，那些浮动的影子也消失了。我又在黑暗中等着——这一次足足等了五分钟，没有任何动静，我就小声儿说：“如果这儿有鬼，就请向我显灵吧。”我又等了一会儿，但是仍旧毫无动静。于是我又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交通神明？是否可以给我一个信号，比如，轻轻地拍一声，或者，不用这个方式，而是通过我的心灵，促使我写出一句什么话来；要不，就吹来一阵冷风，表示幽灵出现了。”
我又坐了五分钟，但是，既没有吹过来一阵风，也没有出现任何迹像。四周一片死寂，我心里空洞洞的。我认为试验终于失败，于是开亮了灯。后来我走进了起居室。窗帘不曾拉拢，月光下清楚地看出了那架钢琴。我坐下来，开始抚那些琴键。无意中我弹出了一个和弦，觉得那声音很美，于是又重复弹了几次，最后乐声在整个屋子里回荡。我为什么要这样弹琴呢？也许，这就是一种神灵的显示吧！我继续弹那个和弦。突然一道白光围在我的腰里，我蓦地从钢琴前面跳起来，站在那里，一颗心扑通扑通跳得像是在擂鼓一样。
故乡之旅为《城市之光》作宣传（6）
我镇定下来以后，开始推究原因。钢琴是摆在窗边角落里的。这时我恍然大悟，原来那是一辆从山路上驶近的汽车射出来的灯光，我把它当作心灵体的流露了。为了彻底弄清楚这件事情，我又在钢琴前面坐下，又把那和弦反复弹了几次。起居室那面尽头是一条黑暗的过道，过道那边是餐厅的门。我从眼角里看见那扇门开了，一个什么东西从餐厅里出来了，沿着黑暗的过道走过去了，那是一个矮小难看的妖怪，眼睛周围有着像小丑脸上画的那种白圈儿，一一地向琴房走了过去。我还没来得及扭转头，它已经不见了。我毛骨悚然，站起了身，要去追它，但是它已经走得没有踪影了。我以为那是由于自己神经太紧张的缘故，可能是一根闪动的睫毛构成了幻景，于是我又去弹琴。此后再不曾出现什么迹象，我决定睡觉去了。
我换了睡衣，走进浴室。刚开亮灯，我就看见了那个妖怪，它正在浴缸里瞪着我！我一下子跳出浴室，差点儿摔倒。原来那是一只臭鼬呀！我从眼角里看见的就是那个小东西，只是它在楼下显得更大了一些。
第二天早晨，男仆把这个惊惶失措的小畜生关在笼子里，后来我们都很钟爱它。但是有一天它逃走了，此后我们再不曾看到它。
我离开伦敦之前，有一天约克公爵和公爵夫人邀我去午餐。那是一次便宴，席上只有公爵、公爵夫人、夫人的双亲，此外再有她的兄弟——一个大约十三岁的小家伙。稍停，菲利普·沙逊爵士也来了，餐后公爵夫人托我们俩送她兄弟回伊登中学。这个小家伙挺安静，他紧跟着菲利普爵士和我；我们由两位班长陪同着在学校附近走了一圈，后来班长和其他几个学生请我们去喝茶。
我们走进了那个卖糖果和便宜茶的普通的小卖部，公爵夫人的兄弟和其他百来个伊登中学学生留在外边。我们四个人走进楼上一间很挤的小屋子，围着一张小桌子坐下。他们招待得很周到，可是后来问我要不要再来一杯茶时，我随便答应了一句，而这就害得他们发生了经济恐慌，因为我们的主人钱不够了，不得不和其他几个学生商量办法去了。
菲利普悄声说：“恐怕是，他们为了请咱们客，缺了两便士，这可怎么办呢。”
但是他们终于凑齐了钱，又叫了一壶茶，我们不得不赶快给喝了，因为上课铃已经响了，他们只有一分钟时间，就要赶进校门，所以当时那一阵是够乱的。我们进了校舍，由校长出来接待，他领着我们去参观了雪莱和其他许多名人在里面刻了姓名的那间大厅。最后校长仍将我们交给了那两位班长，由他们领着进入全校中最神圣的地方，也就是雪莱住过的那间屋子。但是我们的朋友小鲍斯－莱昂仍留在外边。
只听见我们年轻的东道主口气十分专横地对他说：“你来干什么？”
“哦，他是和我们一起的，”菲利普出去打圆场，说明他是我们从伦敦带来的。
“好吧，”我们的年轻东道主不耐烦地说，“进来吧。”
菲利普爵士悄声说：“他们这样准许他进来，已经是作了很大的让步；如果是另一个孩子撞进了这个圣地，那是会影响他的前途的。”
直到后来有一次陪阿斯托夫人去伊登中学，我才注意到该校的斯巴达式纪律。那是一个严寒的日子，天色已经十分黑暗，我们沿着灯光朦胧的棕色过道摸索着前进，看见每个房门口旁边墙上都挂着洗脚盆。最后我们找到了那间屋子，敲了敲门。
阿斯托夫人说：“我想要知道，这个周末是不是可以让你回家去。”
我们谈了一会儿，忽然听见叩门的声音，我们还没来得及说“请进”，只见门把手已经转动，舍监走进来了，那是个四十岁左右的人，身材魁梧，仪容漂亮，留着金色头发。他简单地向阿斯托夫人说了一句“晚上好”，向我点了点头。接着他就把臂肘撑在小壁炉架上，开始吸他的烟斗。显然阿斯托夫人来得不是时候，所以她解释道：“我这次来，是想要知道，可不可以领这孩子回去度周末。”
“很抱歉，不可以，”他很不客气地回答。
“哦，就照顾一下吧，”阿斯托夫人仍旧和颜悦色地说，“别这么固执啦。”
“我不是固执，我只是说明事实。”
“可是，瞧他的脸色这么苍白。”
“哪里的话，他人很好嘛。”
我们原来坐在孩子的床上，这时她站了起来，走到舍监跟前。“哦，就照顾一下吧！”她连哄带骗地说，一面轻轻地推了推他，我常常看到，每逢要说服劳合·乔治或其他人时，她总是喜欢这样推推他们。
“阿斯托夫人，”舍监说，“你这种习惯很不好，你会把人推倒的。我请你别这样。”
这一来阿斯托夫人技穷了。
后来不知怎的，我们把话题扯到了政治问题上，可是舍监立刻用一句简短的批评打断了我们的话：“英国的政治之所以搞不好，就是因为女人太爱多管事，话说到这儿为止，晚安，阿斯托夫人。”接着他很随便地向我们两人点了点头，就走开了。
“瞧这个人脾气多么坏，”阿斯托夫人说。
可是她的儿子却为舍监辩护。“哦，他不坏，妈妈，实际上他人非常好。”
尽管舍监那样反对妇女，但是我仍十分喜欢他的为人，因为他具有那么一种诚实和坦率的性格，他毫无幽默感，但是很诚挚。
我已多年不曾见到我哥哥雪尼，所以从英国到尼斯，去他那儿盘桓几天。雪尼以前老是说，等到有一天攒满了二十五万美元，他就要退休。这里我可以补充一句，他攒的钱已经大大超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