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想过浪漫生活-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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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多年不曾见到我哥哥雪尼，所以从英国到尼斯，去他那儿盘桓几天。雪尼以前老是说，等到有一天攒满了二十五万美元，他就要退休。这里我可以补充一句，他攒的钱已经大大超过了这个数目。他不但是一个精明的商人，而且是一个杰出的喜剧演员，他拍了许多很能卖座的影片，其中包括《潜艇领航》、《鸿运高照》、《箱中人》、《查理的姑母》，等等，他从这些影片中赚了不少钱。现在，像他所说的那样，他已退休，和他妻子在尼斯安了家。
当时弗兰克·Ｊ·古尔德也住在尼斯，他听说我要去那儿看我哥哥，就邀我去朱安莱潘他家里作客，我当即答应了。
我到尼斯之前，在巴黎停留了两天，到女神剧场去了一趟，因为兰开夏八童伶班的艾尔弗雷德·杰克逊正在那里领班，他是从前剧团中的童伶之一。我见到了艾尔弗雷德，他告诉我，杰克逊家已经相当富裕，现在拥有八个舞蹈班，他父亲仍旧健在。我如果去女神剧场，就可以看到他，因为几个戏班都在那儿排练。老人虽然已经八旬开外，但仍然精神矍铄。我们谈到往事，都感慨地说：“真没想到啊！”
故乡之旅为《城市之光》作宣传（7）
“你瞧，查理，”他说，“你小时候给我的印象最深：你的性情是那么柔顺啊。”
社会的赞扬，不能使你长期地陶醉，就像蛋白牛奶酥一样，时间一久，它就会塌了下去。这一次我受欢迎，那情形也是如此：往后气氛突然冷下来了。第一阵风是从报刊上吹来的。经过一番天花乱坠的吹捧，报刊改变了它们的调门。我想，那是为了读起来可以更有趣一些吧。
伦敦和巴黎的激情已经消逝。我感到倦怠了，需要休息了。我在朱安莱潘休息时，接到通知，要我到伦敦守护神戏院作一次钦命演出。但是我不曾去，只汇去了二百英镑。这一来我就触怒了当局。他们说我冒犯皇上，藐视圣旨。我没想到，守护神戏院经理的一纸通知竟有如皇上的诏书一样。再说，我是临时接到通知，也来不及为此作好准备。
几个星期以后，又受到了第二次抨击。一天，我正在网球场上等候我的搭档，来了一个年轻人向我介绍他自己，说他是我的一个朋友的朋友。我们彼此寒暄了几句，就谈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个年轻人挺讨人欢喜，会对人表示同情。我这人有一个弱点，就是会对新认识的人突然发生爱好，尤其是遇到那位新交善于聆听别人的话，于是，我就在许多问题上发表了意见。谈到世界大事时，我表示悲观，说欧洲局势将导致另一场战争。
“哼，下一次再打仗，可别指望我参加，”我的朋友说。
“我认为你这样并没错，”我回答，“我就是瞧不起那些专给我们带来苦难的人；我就是不爱听人家吩咐，要我们去把什么人杀死，去为什么事情送命——还要说这一切都是为了爱国。”
我们很亲切地道了别。记得我还约他第二天吃晚饭，但是后来他没来。真没料到呀！和我谈话的这个人并不是什么朋友，原来他是一位新闻记者。第二天报纸就在显著地位刊出：“查理·卓别林不是爱国主义者！”
报道的是实话，但当时我并没要把私人的看法公诸报端。事实是：我之所以不是爱国主义者，那不但是由于道德或理智上的原因，而且由于我缺乏这种爱国主义者的感情。有人在爱国主义的幌子下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这时候你怎么能容忍爱国主义？也许有人说，那是在德国发生的事情；可是，每一个国家里都潜伏有那种杀人的组织啊。
我是不能大力鼓吹国家自豪感的。如果你是深受了这些影响，如家庭的传统，住宅和庭园，快乐的童年，家人和朋友，等等，那我是能够理解你这种感情的，然而，我却是缺乏这一切背景的。对我来说，爱国主义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些地方习惯所形成的思想感情罢了；如赛马，打猎，吃约克郡布丁、美国牛肉饼和可口可乐，然而，如今这些土产都已成为全世界普及的东西了。当然，如果我所在的国家遭到侵略，我想，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也会作出最大的牺牲。但是我不能对祖国抱那样狂热的爱，因为那样只会使一个人成为纳粹，所以，我尽可以毫不在乎地放弃了它——根据我的观察，纳粹组织虽然暂时是潜伏着的，但是它们可以很快地在每一个国家里活跃起来。因此，除非是我本人相信某一政治目标，否则我就不愿意为它作出任何牺牲。我不能为国家主义牺牲——我更不愿为一位总统、首相或独裁者去送死。
过了一两天，菲利普·沙逊爵士陪我去孔苏埃洛·范德比尔特·鲍尔桑家午餐。他家住在法国南部一个很美丽的地方。座上有一位客人显得很特殊，他身体瘦长，头发乌黑，留着小短胡子，样子和蔼可亲，午饭时我和他攀谈起来。当时我谈到梅杰·道格拉斯写的《经济民主》一书，说他的信贷理论可以解决目前各国的经济危机——这时我不妨援引孔苏埃洛·鲍尔桑那天午后所说的话：“我发现和卓别林谈话挺有趣，我注意到他那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
首先我肯定说了一些话，特别使那位身体瘦长的绅士感兴趣，因为他脸上闪出了光，眼睛张得很大，我可以看出了他的眼白。他好像赞同我说的每一句话，可是后来我谈到了我的主题，而那些话肯定又是和他的意思相左的，因为他露出了失望的神气。原来那天我是在和奥斯瓦德·莫斯利爵士谈话，我根本没想到这个人后来会当上了英国黑衫党头子——但是，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的瞳仁上边露出眼白，咧开着的大嘴里露出牙齿，给人的印象即使不是有点儿可怕，至少是十分异样的。
在法国南部，我还会见了埃米尔·路德维希这位曾经为拿破仑、俾斯麦、巴尔扎克等人写了巨帙传记的作家。他把拿破仑描写得很有趣，但是，由于过分注意心理分析，反而使一些叙述为之减色。
他拍给我一份电报，说他十分欣赏我的《城市之光》，很想要见我一面。他那副样子和我所想像的完全不同。他像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奥斯卡·王尔德，头发留得很长，丰满的嘴唇旁边有着女性的曲线美。我们两人在我的旅馆里会见，初见时他显得相当客套，有些做作，他递给我一片月桂树叶，说：“从前罗马人成了名，人家就赠给他一顶月桂树叶编的王冠。所以，我送您一片月桂树叶。”
过了一会儿，我对这种热情的赞扬逐渐适应，这才开始觉察到，路德维希是在掩盖他的羞涩情绪。等到他恢复正常后，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聪明有趣的人。我问他写传记时什么是最基本的条件。他说最基本的是态度。“这样说来，传记是具有偏见和经过删节的记录了，”我说。
“有百分之六十五的事情是不会被提到的，”他回答，“因为那些事情牵涉到了其他的人。”
晚餐席上，他问：在所看到过的东西当中，我认为什么是最美的。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海伦·威尔斯打网球的动作最美：不是姿势优美，动作简练，而且对于男性有一种健康的吸引力。再有，就是停战后不久我看到的一个新闻片镜头，拍的是一个农民在佛兰德犁一片上面曾经死了成千上万人的土地。路德维希描绘了一幅佛罗里达海滩日落的景色，那时，一辆敞篷汽车懒洋洋地驶过，车上挤满了穿游泳衣的漂亮姑娘，其中有一个坐在后挡泥板上，一条腿荡在空中，汽车在前进，她的脚趾触到了沙土，划出了一条连绵不断的迹印。
此后，我又想起其他美丽的景色：那是佛罗伦萨贵族广场上本文努托·切尔利尼的“珀修斯”。那时是夜晚，广场上已经点上了灯，我原来是打算去看米开朗琪罗的“大卫”，但是一看到“珀修斯”，我觉得其他一切艺术品都黯然失色。我被它那风格与形式的无法形容的美所陶醉。珀修斯手里高举着墨杜萨的头，那女怪在他脚底下惨痛地蜷曲着身体，珀修斯成为一切悲哀的像征，他使我想起了奥斯卡·王尔德神秘的句子：“因为，每个人都会杀死他心爱的东西。”在善与恶永恒的神秘的斗争中，他完成了自己应做的事情。
故乡之旅为《城市之光》作宣传（8）
我接到阿尔巴公爵的电报，邀我去西班牙。但是第二天报纸上都以大字标题刊出：“西班牙爆发革命”。于是我终止去西班牙，改赴维也纳——忧郁的，美丽的维也纳。那个地方给我留下的最清晰的记忆是：我和一个美丽的姑娘有过一段罗曼史。那件事的经过，有点儿像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最后一章：两人海誓山盟，最后吻别，知道以后再不会有相逢的日子了。
离开维也纳，我到了威尼斯。那是秋天，当地已经没有游客。但是我却更喜欢那里有一些游客，因为有些地方需要游客点缀，才会显得温暖有生气，否则就很容易变得像一片墓地一样。实际上我是喜欢那些游山玩水的人，因为，去度假日的人，看来总要比匆匆忙忙挤进旋转门上写字间的人更可爱一些。
威尼斯虽然景色秀丽，但使人感到忧郁，所以我只在那里待了两夜，每天没什么可以消遣的，只有听听留声机唱片——连唱片也只能偷着听，因为星期日跳舞和听唱片都是墨索里尼所禁止的。
我原来想要回到维也纳，去那儿重寻旧欢。但是因为已约好了去巴黎，赴创议欧洲合众国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的午宴，我不愿错过这一机会。那次我会见白里安先生时，他好像身体欠佳，带有一副失望和愤懑的神气。午宴是在巴黎《不妥协者》报发行人巴尔比先生的寓所里举行的，虽然我不懂法语，但是觉得那次宴会十分有趣。诺阿耶女伯爵是一个活泼得像只鸟儿似的娇小的女人，她说得一口英语，非常机敏可爱。白里安先生一看见她就说：“近来我极少见到你；你这样难得来，就好像是一个被人遗弃了的情妇啊。”
餐后，他们陪我去爱丽舍宫，我在那里受了荣誉军团勋位。
我不打算描绘我第二次访问柏林时受到热烈的、盛大的欢迎——虽然，有时候我几乎又是心痒痒地想要去提到那件事。
讲到这里我想起了，有一次玛丽和道格拉斯把他们出国时拍的旅行记录片放映给我看。我总以为，他们会给我看一些有趣的旅行记录片的。那影片一开始，映的是玛丽和道格拉斯抵达伦敦的情景，火车站上欢迎的群众人山人海，旅馆外边欢迎的群众也是人山人海，然后是他们抵达巴黎的情景，那儿欢迎的人更多了。我看完了伦敦、巴黎、莫斯科、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各地火车站上和旅馆外面的盛况，就天真地问：“咱们什么时候可以看一点儿镇市上和乡村里的风光呀？”他们都笑了。应当承认，我描绘那些欢迎我的群众时，也是不够谦虚的。
再说，到了柏林，民主政府招待我，并派约克女伯爵——一位非常漂亮的德国姑娘——陪着我，可以说是由她充当了我的随员。那是一九三一年，是纳粹党人刚在德国国会中得势的时候，我竟然不曾觉察到有半数的报刊都在攻击我，说我是一个外国人，说德国人这样狂热地欢迎我实在可笑。当然，这些都是纳粹报纸。当时我很天真，玩得很高兴，对这一切都毫不注意。
德皇的一位堂弟，很热情地陪我去参观波茨坦的无愁宫。在我看来，所有的宫殿都是一些荒谬的建筑，是一些无谓的炫耀。想到凡尔赛宫、克里姆林宫、波茨坦宫和白金汉宫时，我一般并不重视它们的历史意义，而只是意识到它们是由夸大自负的心理构成的。德皇的堂弟告诉我，无愁宫具有更美的建筑风格，它虽然小巧，却更富有人情味。但是我看了它，就想起了妇女的梳妆盒，感到很扫兴。
我参观了柏林罪犯作案展览馆，只感觉到恐怖和烦闷——看到那些照片上拍的尽是被害的、自杀的以及形形色色腐化堕落和人类的变态行为。最后我总算离开了那幢大厦，又呼吸到新鲜空气。
《奇迹》的作者冯·富尔默博士请我去他家吃饭，我在那里会见了德国的一些艺术和戏剧代表人物。我还和爱因斯坦夫妇在他们那套小小的公寓房间里消磨了一个晚上。当时曾经作好安排，让我和冯·兴登堡将军一起吃晚饭，但由于将军临时生病而作罢，后来我又去法国南部。
前面已经说过，我在这本书里将谈到性的问题，但不拟加以渲染，因为我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新颖的东西可以谈的，然而，人类的繁殖原属自然界的重要活动，因此每一个男人，不论年轻或者年老，每遇见一个女人，总会估量一下他与对方之间的性的可能。而我也是一向如此的。
从事工作的时候，我是从来不去想到女人的；只是在拍完了电影，无事可做的时候，我才会在这方面把持不住。正如Ｈ·Ｇ·威尔斯所说：“一天当中有那么一个时刻：你已经写完了早晨应写的稿子，复完了下午应复的信件，再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了。这时候你就会感到沉闷，也就会涉及到性的问题了。”
因此，在天蓝海岸无事可做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极其美丽的姑娘，很运道，这姑娘能够消除我的寂寞。她和我同样是散漫不羁的，于是我们一见之下，互认知己。她毫不隐讳地告诉我，说她新近刚忘情于一个曾经与之恋爱，但后来彼此不欢而散的埃及青年。我们之间的关系虽然未经谈明，但双方都心照不宣；她也知道我最后是要回美国去的。我每星期补贴她一笔费用，于是两人一同去俱乐部、酒馆和其他娱乐场所。我们吃饭，跳舞，从事一般游乐。但是，由于经常接近，我终于对她有了感情，于是，想到要回美国时，就不大舍得抛下了她。一念及要和她分手，我就觉得她可怜；她是那么愉快、美丽、知情识趣。但是，有时候她也会引起我的猜疑。
一天下午，我们在一个俱乐部里参加茶舞，她突然紧拉住了我的手，原来她多次对我提到的那个埃及情人“Ｓ—”来了。我很不高兴；后来，过了一会儿，我们就离开了那里。快要走到旅馆时，她忽然发现手套留在俱乐部了，要回去取，叫我先去旅馆。她的托辞分明是假的。但是我既不加以阻拦，也不多说什么，就一径回旅馆去了。两小时后，她仍没来，我肯定她这次去不仅仅是为了一副手套。我已约了几个朋友那天晚上出去吃饭，时间快到了，仍旧不见她来。我刚要独个儿去，她回来了，面色苍白，头发蓬乱着。
“你现在去吃晚饭，已经太迟了，”我说，“被窝里舒服暖和，你还是回到那儿去吧。”
她不承认有这种事，又是辩解又是央求，但是怎么也没法为耽搁了这么多时间自圆其说。我肯定她是和她那个埃及情人在一起的，经过一阵吵骂，我没带她去，就独个儿走了。
一个人突然感到孤寂无聊，谈话时竭力要使声音高过那如泣如诉的萨克斯管，高过那夜总会里的一片喧哗吵闹：我们这些人当中，谁不曾有过这样的经验啊？你和另几个人坐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