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想过浪漫生活-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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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长的一圈儿灰色线制成的，所以，当我学着老人弯腰驼背，出现在台上时，那样儿就像是一个甲虫在那儿爬，对此观众们抱有同感，于是都嗤嗤地笑了起来。
这一来再要叫他们安静下来可就难了。我压低了声音悄悄地说：“嘘，嘘，你们别作声，你们会吵醒了我的蕾蕾呀。”
“响点儿！响点儿！大声点说！”观众们嚷嚷。
但是我仍旧衰弱无力地悄声儿说着，完全像是在窃窃私语，于是观众们就开始跺脚，而我刻画狄更斯小说人物的尝试也就到此结束了。
童年兰开夏八童伶舞蹈班（3）
和兰开夏八童伶班的艺徒在一起，虽然生活过得很简朴，但我们是愉快的。可是偶尔我们也会惹起一些小小的纠纷。记得有两个年龄与我相仿的艺徒是走软索的小男孩，他们和我们一起串演，有一次偷偷地告诉我们，说他们的母亲一星期要拿到七先令六便士，每逢星期一早晨就要在他们盛火腿蛋的盆子底下摆一先令，给他们当零用钱花。“可是，”我们当中一个孩子说，“我们只拿到两便士呀，早餐只吃到面包和果酱。”
杰克逊的儿子约翰听我们这样埋怨时，伤心得哭了，他告诉我们，有时候，在伦敦郊区，我们只能临时演出一两个星期，他父亲每周只能为这个班子挣到七镑，甚至勉强对付开销都很困难。
由于看到这两个小艺徒过着这种富裕的生活，我们也都渴望成为走软索的演员。因此，有几个早晨，戏院一开门，我们当中就有一两个人开始练习翻筋斗，在自己腰里缚上一根绳。这样练下去，我筋斗已能翻得很好了，可是后来我摔了一跤，大拇指挫伤了。于是我的走软索生涯也就告终了。
除了舞蹈以外，我们总想方设法地要多学会一些其他的本领。我想在滑稽戏里耍杂技，于是攒了一点儿钱，买了四个皮球和四个白铁皮盆子，每天连续几小时站在床头旁边练习。
杰克逊先生真是一个好人。在我离开童伶班的前三个月，我们参加了一次为我父亲举办的义演，因为那时父亲已经病得很厉害，许多艺人都自愿献技捐助，其中包括杰克逊先生的兰开夏八童伶班。举行义演的那天晚上，我父亲走到台上，气喘吁吁，很费力地说了一席话。我站在戏台边上看着他，没想到他已经是早晚就要去世的人了。
我们回到伦敦后，每逢周末我都要去看望母亲。她觉得我面色苍白，身体很瘦，认为舞蹈对我的肺有害。她非常担心，就写信给杰克逊先生，絮叨这一件事情，杰克逊先生看了大为恼火，最后把我送回了家，说他不值得为了我跟这样一个爱找麻烦的母亲纠缠不清。
过了几个星期，我害了气喘病。病越来越厉害了，母亲以为我患了肺结核，就赶紧带我去布朗普顿医院，在那里给我作了全身检查。结果医生并不曾发现我有肺病，但我确是患了哮喘症。此后几个月里，我一直呼吸困难，感到非常痛苦。有时候我恨不得要从窗子里跳了出去。用一条毯子蒙着头去嗅那药草喷雾，也不能使我喘得好一点儿。但是，像医生预测的那样，最后我的病好了。
这一个时期里的事情，我有记得清楚的，也有已经模糊了的。给我印像深刻的，是穷苦生活中那种使人感到难堪的处境。我已经记不得雪尼当时在哪里，因为他比我大四岁，所以我只偶尔意识到他是在我身边的。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他可能是去跟外祖父一起住了。我们的住处好像常常东搬西迁，最后是搬进了波纳尔弄三号的顶楼里。
我很清楚地体会到，我们家由于穷苦而在社会上受到了种种耻辱。即使是那些最穷苦的儿童，他们每逢星期日总要吃一顿自己家里烧的菜。在家里吃烤肉是一件体面的事情，同时也是以此区分穷人各阶层的一种仪式。凡是无力在家中吃一顿星期日饭菜的，都属于乞儿阶层，而当时我们就是属于那个阶层的。母亲总是叫我到最近的那家小餐馆去，买一客六便士客饭（包括一点儿肉和两样蔬菜）。这是多么寒碜啊——尤其是在星期天！我老是缠着她，怪她为什么不在家里烧一些菜，尽管她再三向我解释，说在家里做菜要多花一倍的钱。
童年兰开夏八童伶舞蹈班（4）
但是，我们鸿运高照，一个星期五母亲去赛马，赢了五先令，于是，为了使我高兴，决定星期天自己烧一顿饭菜。除了其他一些可口的食物以外，她还买了一块预备烤了吃的肉，但看上去它又像是牛肉又像是板油。肉大约有五磅重，上面还贴了一张标签：“最宜烧烤”。
母亲没有炉灶，只得借用房东太太的，但又不好意思老是在厨房里跑出跑进，就随便地估计了一下需要烤多少时间。结果是，真叫人扫兴，我们的那块肉缩得像只棒球一般大小了。尽管母亲埋怨，说我们吃六便士一客的饭菜既省事又可口，但是我却吃得挺高兴，因为想到自己已经能和那些左右高邻过着同样的生活，而感到心满意足。
我们的生活中突然出现了一次变化。母亲遇见了她的一个老朋友，这朋友衣饰华丽，气派十足，看来很是得意，原来她已经放弃了舞台生涯，做了一位阔绰的老上校的外室。如今她住在斯托克韦尔街一个上等住宅区里，一天和母亲久别重逢，非常高兴，就约我们去她家里度夏天。因为当时雪尼正下乡去采蛇麻，所以，也用不着多方邀请，母亲就答应了。母亲反正做得一手好针线，于是把自己打扮得很大方，而我则穿上了兰开夏八童伶班留下的那套漂亮衣服，所以这次出门看上去总算相当体面。
再说，第二天我们住进了兰斯多恩广场拐角上一个极其幽静的寓所，到了一个极其富丽的环境里，那个宅门里雇有许多仆人，粉红色和蓝色的卧室里，挂的是印花棉布窗帘，铺的是白色熊皮地毯，而我们在那儿过的生活也是十分奢侈的。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些温室中培育出来的碧绿的大葡萄把饭厅里的餐柜上点缀得多么美丽，而每当我看到那枝葡萄神秘地逐渐减少，一天天变得更像一个光杆儿时，我又感到多么内疚。
那家人一共用了四个女仆：一个厨娘，三个老妈子。除了母亲和我以外，另有一位男客，那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年轻人，他留着剪短了的红色小胡子，老是显得十分紧张。平时他对人和蔼可亲，态度大方，在那位留着灰色络腮胡子的上校出现之前，他好像永远是组成这个人家的一员——但每次上校一回来，这位漂亮的年轻人就不见了。
上校每星期只偶尔回来一两次。他在家的时候，整个住宅里都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气氛，母亲总是关照我躲开点儿，别叫他给撞见了。有一天，我跑进门厅，上校正从楼上走下来。他是一个身材高大、态度端庄的绅士，穿了一件大礼服，戴了一顶大礼帽，一张红润的脸，长长的花白络腮胡子，一个秃脑袋瓜儿。他向我温和地微笑，一面继续向前走去。
我始终不大明白，为什么大伙儿要那样大惊小怪的，为什么上校一回到家里就会产生这种影响。但是上校从来不在家里多待，他一走后，那个留着小短胡子的年轻人就来了，而一家人也恢复正常了。
我变得十分喜欢那个留着小短胡子的年轻人。我们总是带着女主人的两条美丽的猎狗，一起到克拉彭公地去散步，一直要走到很远的地方。那些年头里，克拉彭公地的环境很是优雅。在我们偶尔去那儿买东西的药房内，连那些香水、肥皂和香粉散发出的熟悉的香味，也给人一种优雅的感觉——打那时候起，我一闻到了那些药房里的气味，就会有一种愉快的怀旧情绪。那位年轻人劝母亲让我每天早晨洗冷水浴治哮喘，这种冷水浴可能是有益的，因为浴后我感到精神爽适，所以后来我就喜欢洗冷水浴了。
童年兰开夏八童伶舞蹈班（5）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人是非常容易适应那种上层社会的生活排场的。他会变得多么文雅，多么习惯于生活上的享乐啊！过了还不到一个星期，我已经认为享受这一切是理所当然的了。做完了每天早晨的那套仪式，牵着崭新的棕色皮带出去溜那两条狗，然后回到那所漂亮的住宅里，由仆人派头十足地用银盘子端上菜，侍候着你用午餐，这一切使你感到多么幸福啊。
我们花园墙后面那边有一户人家，那家雇了和我们住的这家一样多的仆人。他们一家三口，年轻夫妇俩带着一个儿子，那儿子和我年龄差不多大小，他那间儿童室里摆满了精致的玩具。我常常被邀去和他一起玩耍，留在那儿吃晚饭，这样我们俩就成了极要好的朋友。他父亲在市中心一家银行里担任很高的职位，母亲长得年轻貌美。
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我们住的这家的女用人和这个孩子的女仆谈体己话儿，那女仆说她们家少爷需要请一位家庭女教师。“这一个也要请一位呀，”我们这家的女用人说，她指的是我。我听到自己被人家当作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感到很兴奋，但是当时不大明白，为什么她要这样抬高我的地位，也许她是在暗示，她所侍候的人家和隔壁那一家是同样地有钱有势，这样就可以抬高她自己的身价吧。从此以后，每逢和隔壁人家的小孩一起吃饭时，我就感觉到自己是在冒充一个富家子弟。
最后我们离开了那个体面的人家，回到了波纳尔弄三号，虽然那是一个令人伤心的日子，但是，一想到自己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又感到一种安慰，无论怎样说吧，做客人时我们总感到有些紧张，并且，正如母亲所说，客人好像是糕点，留得时间久了，就会变味，不中吃了。就这样，一度使我们和短暂的奢侈生活发生联系的那条丝带断裂了，我们又恢复了自己习惯的穷苦的生活方式。
童年艰难度日（1）
一八九九年是留络腮胡子之风盛行的一年：留络腮胡子的有皇帝、政治家、士兵和水手，有模仿克鲁格、索尔兹伯里、吉钦纳和德皇的，也有模仿那些板球运动员的——在那个年代里，我们看到的是浮夸与荒谬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举动，是豪富与赤贫极端的差别，是漫画与报刊上所表现的愚蠢的政治偏见。至于英国人，他们必须一再忍受打击，并且感到气愤。因为有几个布尔农民在非洲德兰士瓦作战时不肯正大光明地交锋，于是我们那些穿红色军服的士兵就成了他们躲在大石头后面射击的最好的靶子。后来，多亏陆军部窥破了这一点，立即把我们的红色军装改成了卡其制服。以后，如果布尔人再要打的话，就让他们试试咱们的厉害吧。
我只是从那些爱国歌曲和独幕剧里，从那些绘有将军绣像的香烟画片儿上，约略地知道了一些有关战争的事情。不用说，那些敌人都是道地的流氓。听到了布尔人包围莱迪史密斯的消息，人们都很伤心；听到了马弗京解围的捷报，举国又欣喜若狂。后来我们获得胜利——那是屡经挫败后获得的胜利。这一切我都不是从母亲口中听到的，而是从别人那儿听来的。母亲从来不去提到战争。她要进行她自己的战斗。
雪尼那年十四岁，已经从学校里出来，在河滨马路邮局里找到工作，当了一名报差。靠了雪尼的工资和母亲缝衣服挣的钱，在经济上我们几乎可以过得去了——虽然，母亲对家用的那点儿贴补是为数甚微的。她那时候替一家血汗工厂做计件工，缝一打罩衫挣一先令六便士。尽管送来的是已经裁剪好了的罩衫裁片，但要缝好一打罩衫，仍需工作十二小时。母亲的记录是一星期缝五十四件罩衫，报酬总共只有六先令九便士。
夜里，我躺在我们那间顶楼里，常常醒来，看着她俯身凑近缝纫机，脑袋周围映出一圈油灯光，脸上覆着一片暗淡的阴影，她全神贯注地看着那线缝迅速地在缝纫机针底下移过去，她的嘴唇由于紧张用力而微微张开着点儿；听着那单调的机器声，到后来我又睡着了。她这样工作到深夜，往往是因为有一笔账已经到了付款的最后限期。分期付款，它老是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后来，一个难关到了。必须为雪尼做一套新衣服了。他整个星期，包括星期日，都穿着他那套报差的制服，到后来他的朋友都取笑他了。所以，有两个周末，他老是躲在家里，最后母亲才给他买了一套蓝哔叽衣服。她好不容易地凑齐了十八先令。但是，这样一来，就给我们造成了亏空，因此每逢星期一，雪尼穿了他那身报差的制服回去上班时，母亲就不得不把那一套哗叽衣服送去当了。她把衣服当七先令，到了星期六再给赎出来，好让雪尼穿了度周末。这件每周习惯做的事情，一年多来已经成为例行仪式，直到后来那套衣服磨得都要破了。这时候她受到一次打击了。
那是星期一的早晨，母亲仍和往常一样到当铺里去。那个伙计感到为难了。“对不起，卓别林夫人，我们不能当给你七先令了。”
母亲吃了一惊。“可是为什么呀？”她问。
“因为那太担风险了；这条裤子已经磨损了。你瞧呀，”他边说边把一只手衬在裤裆底里，“你可以看得见那一面了。”
“可是，这个星期六就给它赎出来呀，”母亲说。
当铺伙计摇摇头。“连上衣带裤子，最多我只能出三先令。”母亲是不大容易哭的，但这一次她受的打击太大了，她眼泪汪汪地回到了家里。她还指望那七先令维持我们一个星期的生活呀！
同时，我的衣服也是破烂不堪，补不胜补。我在兰开夏八童伶班的那套衣服已经变成了小丑穿的戏装。胳膊肘上，裤子上，鞋上，袜子上，到处都是补丁。就是这样一身打扮，有一天我迎面碰见了斯托克韦尔街那位漂亮的小朋友。他来到肯宁顿干什么，我不知道，再说，我也窘得不好意思再去问他。他倒是很亲切地招呼我，但是我看得出，他是在打量我那副可怜样儿。为了冲淡局促的神气，我装作毫不在意，用最文雅大方的口气对他说，因为刚上完了那一堂该死的木工课回来，所以穿着这样一套旧衣服。
但是，听了我的解释他并不感兴趣。他露出了一副懊丧的神情，把眼光闪到一边，怕人看出了他那副尴尬的样子。他问到了我母亲。
我满面春风地说，她到乡下去了，接着又关心地问他：“你还是住在老地方吗？”
“是呀，”他回答时那样仔细地观察我，就好像我犯了什么弥天大罪似的。
“那么，我去了，”我突然说。
他淡淡地一笑。“再见，”他说，于是我们分了手，他从容不迫地向那一面走去，我又气又羞，慌慌张张地朝另一个方向跑了。
母亲常常说：“你可以老是低头哈腰，但是什么东西也拾不着。”可是她自己并不遵守这句格言，于是我常常为此失了面子而感到气愤。有一天，从布朗普顿医院回来，母亲在路上停下来责备几个孩子，怪他们不该欺侮一个衣衫褴褛的街头流浪女人。那女人把头发剪短了，而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所以那些孩子都大声儿笑着，彼此拉拉扯扯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