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想过浪漫生活-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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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立刻认出了她，她是母亲演歌舞剧时认识的一个老朋友。
我非常难为情，只好一径向前走去，在拐角那儿等候着母亲。那些孩子走过我身边时，都嘻嘻哈哈地笑着。这一下子可把我气坏了。我回过头去看母亲怎样行事，哎呀，瞧那个流浪女人跟她在一块儿，一起向我这面走过来了。
母亲说：“你还记得小查理吗？”
“我怎会不记得他呀！”女人伤心地说，“他还是小小孩儿的时候，我抱了他多少次啊。”
想到这，我感到一阵恶心，因为那女人是那么肮脏讨厌。我们沿路走过去时，看见一些人都转过身来朝我们三个人望，真叫人难堪呀。
母亲演歌舞剧认识这个女人时，人家都管她叫“时髦姑娘伊娃·莱丝托克”；母亲告诉我，那时候她又漂亮又活泼。据那女人说，她曾经生病进了医院，自从出院后就在拱门下面过夜，或者住救世军的收容所。
母亲首先送她到公共浴室里去洗了一个澡。然后，使我大为吃惊的是，竟把她领到了我们的小顶楼里。这女人是否单是由于生病而落到这个地步，我不知道。但是懊恼的是，她竟然睡在雪尼那张扶手椅改制的床上。母亲还把自己所能匀得出的衣服统统送给了她，又借给她两个先令。过了三天，她走了，此后我们再没看见或听到这位“时髦姑娘伊娃·莱丝托克”了！
童年艰难度日（2）
父亲去世之前，母亲和我一度搬出了波纳尔弄，在泰勒太太家租了一间屋子，这位泰勒太太是母亲教会里的朋友，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她身体矮胖，年龄在五十五岁左右，腮巴宽阔，黄黄的脸上布满了皱纹。我在礼拜堂里留心看她，发现她满口牙齿都是假的。她一唱歌，那些假牙就从上牙床脱落在舌头上——于是那歌声就具有一种催眠力。
她一举一动，都显得劲头十足，好像精力十分充沛。由于基督教的关系，她情愿照顾母亲，以很低的房钱把自己家里三层楼上的一间前房租给了母亲，她的那幢大房子旁边是一片坟地。
泰勒太太的丈夫活像狄更斯笔下的匹克威克先生，是一个制作精密度尺的技工，他的工作室就设在那间顶楼里。屋顶上开了一扇天窗，我觉得那儿很像天堂，因为有一种宁静的气氛。我常常去看泰勒先生工作，直看得出了神，他戴着一副厚玻璃眼镜，全神贯注地对着一只很大的放大镜，制造他那可以量一英寸五十分之一的钢尺。他独个儿干活，我常常给他当差跑腿。
泰勒太太一心要她丈夫皈依宗教，因为，按照基督徒的想法，她丈夫不信教就是一个罪人。她女儿长相和她一模一样，只是面色没那么黄，当然，年纪也轻得多，要不是因为态度傲慢，盛气凌人，按说她是可以讨人欢喜的。她和她父亲一样，也从来不去做礼拜。但是泰勒太太始终希望能够把父女俩一起感化过来。女儿是她母亲的一颗掌上明珠，但并不是我母亲的一颗明珠。
一天下午，我正在顶楼里看泰勒先生干活，听见下面母亲和泰勒小姐吵起来的，但是，两个人都向对方大声嚷嚷。我走到我们房门口楼梯平台上，母亲正向栏杆外探出身子说；“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人呀？臭小姐？”
“哎呀！”女儿叫喊起来，“这种话也是一个基督徒说得出口的呀！”
“你别急呀，”母亲口齿灵活地说，“我的好小姐，这话就出在《圣经》上：《申命记》第二十八章第三十七节，我只不过改用了一个字罢了。但是，‘臭’对你很配哩。”
经过这次吵架，我们又搬回到波纳尔弄去了。
肯宁顿路上那家三鹿酒馆，并不是我父亲常去光顾的地方，但是有一天晚上我走过那儿，忽然转到了一个念头，想要向里面望一望，看看父亲是不是在那儿。我把酒馆门推开了点儿，只露出几寸宽的一条缝，可不是他吗，坐在角落里哩！我已经准备走开了，可是这时他脸上露出了笑容，做手势唤我过去。我见他这样向我表示亲热，感到惊奇，因为他一向是不流露情感的。看样儿他当时已经病得很厉害，他的眼睛陷了下去，身体肿得又肥又大。他做了一个拿破仑的姿势，把一只手插在背心口袋里，好像是为了要减轻点儿呼吸困难的痛苦。那天晚上他十分殷勤，问到母亲和雪尼的近况，在我临走之前，还把我搂在怀里，第一次吻了我。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三星期后，他被送进了圣托马斯医院。人家只好先把他灌醉，然后再把他送了去。他一知道自己进了医院，就像发了疯似的大闹起来——但是，这时他已经是垂死的人了。虽然他还很年轻，只三十七岁，但却由于患水肿，一病不起。医生从他的膝部放出了十六夸脱水。
母亲去探望了父亲好几次，每次回来都很伤心。她说，父亲谈到要重新回到她身边，要再到非洲去过新的生活。我听了这个打算大为高兴，但母亲只摇了摇头，因为她心里很明白。她说：“他说这话，只不过是要讨我们欢喜罢了。”
有一天从医院里回来，她听了宣传福音的约翰·麦克尼尔牧师的话，感到非常恼火，因为牧师去探望父亲时说：“咳，查理，看了你这副样儿，我只能想起那句古老的成语：‘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
“去安慰一个要死的人，亏他怎么会说出了这样的话。”母亲说。过了不多几天，父亲去世了。
医院要知道谁给他办丧事。母亲手头不名一文，就想到要由戏院慈善团体“杂耍演员福利基金会”负担丧葬费。这个主意一出，卓别林家族里的人登时闹了起来——由慈善团体负担丧葬费，这对他们是一件十分丢脸的事。我父亲最小的弟弟，那位非洲的艾伯特叔叔，当时正在伦敦，说他情愿付丧葬费。
下葬的那一天，我们在圣托马斯医院会齐，然后和卓别林家族其他的人一起从那里去图廷公墓。雪尼因为要上班，不能够去。母亲领着我在指定的时间前两小时到了医院里，因为她要在入殓之前再看父亲一面。
棺材里垫了白缎子，缎子边儿上和父亲脸周围都是小朵的白色雏菊。母亲觉得那些花又朴素又动人，问那是谁放在那儿的。管事的告诉她，说那天一大清早，有一位太太领着一个小男孩来过。那是露易丝。
第一辆马车上坐的是母亲、艾伯特叔叔和我。在去图廷的路上大家都很拘束，因为母亲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艾伯特叔叔。艾伯特叔叔是一个相当时髦的人物，谈吐也很文雅；他虽然对我们彬彬有礼，但那态度是冷漠的。据说他很有钱，在德兰士瓦拥有大片的牧马场，英布战争期间英国政府所用的马都是由他承办的。
下葬时落着倾盆大雨，掘墓人把铲起的泥块抛在棺材上，发出了凄厉的沉重响声。那情景是阴森可怖的，于是我哭了。后来亲属们都把他们的花圈和花朵扔进墓穴。母亲没东西可扔，就取出了我那块珍爱的黑边手绢。“喏，孩子，”她悄声儿说，“这就算是咱们俩的一点儿心意吧。”后来，卓别林家人到他们的一家酒馆里去吃午饭；临走之前，他们很客气地问我们要上哪儿。于是我们搭车回到了家里。
我们回到了家里，菜橱里除了一碟烤牛肉上滴下的油汁外，什么吃的都没有，母亲囊空如洗，因为她已经把最后的两便士给了雪尼当饭钱。自从父亲生病以来，母亲就很少工作，现在又是将近周末，雪尼当报差挣的七便士早已花光了。送殡回来，我们都饿了。幸亏那个收破烂的在门口走过，我们剩下了一个旧煤油炉子，于是母亲怪心痛地把它卖了半便士，买了半便士面包，搭着那点儿油汁给吃了。
母亲是我父亲的法定遗孀，第二天被唤到医院里，去领父亲遗留下来的东西，那是一套黑色的衣服，上面斑斑点点都是些血迹，一件内衣，一件衬衫，一条黑领带，一件旧睡衣，几双家常穿的软鞋，鞋子里塞满了橘子。她掏出了橘子，一个半镑金币从鞋子里落在床上。这可是上天赐给我们的啊！
此后几个星期里，我臂上老是缚着一块黑纱。一个星期六下午，我出去做卖花生意，这种哀伤的标志就成了赚钱的工具。原来，经过好说歹说，我终于向母亲借了一先令，去花市买了两束水仙花，放学后就忙着把它们分扎成许多小束。如果所有的花都卖了，我就可以赚一倍的钱。
童年艰难度日（3）
我总是走进酒馆，满面愁容，悄声说：“买水仙花呀，小姐！”“买水仙花呀，太太！”那些小姐太太总是问：“你带谁的孝呀，孩子？”于是我就把声音放低了，悄悄地说：“我父亲，”这时她们就赏给我钱。母亲见我晚上回到家里，一个下午就卖了五个多先令，觉得很奇怪。一天，我走出一家酒馆，和母亲撞了个满怀，从此结束了我的卖花生涯；她看到自己的孩子在酒馆里卖花，认为对她这个基督徒是一种侮辱。她说：“喝酒已经害死了你父亲，在这种地方赚来的钱只会给咱来带来灾难。”虽然她留下了那些钱，但是从此再不许我去卖花了。
我这个人是天性非常爱做商人的。我老是在转念头，想要做个什么买卖。我常常向那些空的铺面里望，考虑怎样利用它们去做一些赚钱的生意，从卖鱼卖炸土豆片儿起，一直到开杂货店。想到的都是一些与吃食有关的行业。我只不过是缺少本钱罢了——可是，那本钱你从哪儿去张罗呢？最后，我说服了母亲，让我离开学校去找工作。
我成了一个干过许多行当的老油子。首先，我在一家杂货店里当了一名跑腿的小伙计。一有空，我就在地下室里玩得挺有趣，那儿四面堆满了肥皂、淀粉、蜡烛、糖果和饼干，我尝那些糖食，到后来都吃腻了。
此后，我在思罗摩尔顿大街保险业医生胡尔和金西－泰勒开的那家诊所里当了一个小用人，这原是雪尼的差事，经他临走时推荐，就由我接了下来。待遇很优厚，我每星期领十二先令，做的是侍应生的工作，可是医生们走了以后，我还得打扫诊所。侍应生的工作我做得挺不错，很能赢得那些候诊病人的欢心，但是一到了打扫诊所时，我就心灰意懒——在这方面雪尼可要比我强得多。倒那些尿瓶子我不在乎，但是擦那些丈把高的诊所窗子确是一件艰巨无比的工作，于是，诊所里光线越来越晦暗，灰尘扑扑，到后来人家很客气地告诉我，说我干那种活不称，年龄太小了。
一听人家这样说，我伤心得哭起来了。金西－泰勒医生娶的是一位很有钱的太太，在兰开斯特门有一所很大的住宅，他看我可怜，说愿意把我留在他家里当一名小用人。我立刻心花怒放。在一个宅门里当小用人，再说，又是一家非常高贵的人家。
那是一件美差，因为那一家所有的女仆都喜欢我。她们把我当作一个小孩儿，我临睡前她们都要吻我，向我道晚安，要不是造化捉弄人，我也许会成为大宅门里的管家。一天，太太吩咐我去清理地下室里的一块地方，那儿高高地堆着许多粗板箱和破烂货，必须把它们一起理好，打扫干净，排列整齐。后来，我无心干活，却对一个八尺来长的铁管子发生了兴趣，把它当个喇叭吹着玩儿。正当我玩得高兴的时候，太太走进来了——于是我被辞退，三天后离开了那里。
我挺爱干经售书报的Ｗ·Ｈ·史密斯父子商店里的那种活儿，但是后来老板一发现我年龄太小，立刻把我解雇了。此后我又当了一天吹玻璃的工人。以前我在学校里读到描写吹玻璃的文章，觉得这工作新奇有趣，可是，热气熏倒了我，我在昏迷中被抬了出去，放在一堆沙土上。单是这情形已经够我受的了；我甚至没回去过领那一天的工资。后来我又到斯特雷克尔文具印刷所里去工作。我向那儿的人吹牛，说我会操作沃菲代尔印刷机——那是一个二十多尺长硕大无朋的家伙。原来，我从外面向地下室里瞧时，看见那机器正在转动，以为干这活儿倒简单容易。同时我看见一张招贴上写着：“招雇沃菲代尔印刷机码纸男童工。”后来工头把我领到了那台机器跟前，它大得像个怪兽似的。操作这部机器时，我必须站在一个五尺高的平台上。这一来我就像到了埃菲尔铁塔顶上一样。
“揍她呀！”工头说。
“揍她？”
看见我张皇失措，他大笑起来。“你从来没管过沃菲代尔嘛。”
“只要给我一个机会，我学会起来挺容易，”我说。
所谓“揍她”，就是去拉那根杠杆，让那畜生动起来。他指给我看那根杠杆，然后让那野兽以半速度动作。于是怪兽开始转动身体，咬牙切齿，发出尖厉刺耳的吼声；我以为它要把我吞下了。那些纸大得惊人，用一张纸就可以把我整个身体包裹在里面。我拿着一只像牙刮刀，拨开了那些纸张，捏着纸角儿把它们揭起来，然后，小心翼翼，抓紧时间，把它们凑齐在牙齿跟前，让那怪兽咬住了它们，把它们吞进又吐出，直到纸张在后边尽头卷了出来。头一天，那头饥饿的畜生老是要抢在我前头，我神经紧张得人都要倒了下来。但是，我终于接下了这个每星期十二先令的工作。
在那些凛冽的清晨，天还没吐亮，就出去上工，你会觉出一种传奇的气氛和探险的情调，那时候街上荒凉静寂，只看见一两个模糊阴影，向洛克哈特茶室的灯光那面移近，那是去吃早点的人。一天工作开始之前，和几个同事一起喝着热茶，浑身暖烘烘的，在那休息的片刻中你自然会有一种幸福之感。再说，印刷所的工作并不讨厌，要不是每逢周末必须洗干净那些胶质滚筒上的油墨，高大沉重的滚筒每个足有一百多磅重，洗时非常吃力，其余的工作还是可以对付的。但是，在那儿工作了三个星期，我患了流行性感冒，于是母亲又逼着我去上学了。
雪尼那年十六岁，一天很激动地回到了家里，原来他找到了工作，是在多诺万－卡斯尔轮船公司一艘驶往非洲的客轮上当一名号手。他的差使是饭前吹喇叭，此外再干一些其他的活儿。他从前在“埃克斯默思”号训练船上学会了吹喇叭，现在得到了报偿。工资是每月二镑十先令；侍候二等舱里三桌客人吃饭，还可以领到赏钱。出航前公司可以预支给他三十五先令，他当然要把这笔钱交给母亲。想到将来的日子好过了，我们就搬到切斯特街那家理发店楼上的两间屋子里。
雪尼第一次航行归来，我们可以庆祝一下了，因为他带回来了三镑多赏钱，并且那些都是银币。我记得，他把钱从几个口袋里掏出来放在床上。我好像生平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