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艺术_林语堂-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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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心中先具着一种稚气的、天真的自信心。但一己的内心所能依赖的，也只有这一点，所以当一个学生一旦放弃他个人判断的权利时，他便顿然易于被一切人生的诱惑所动摇了。
孔子好像已经觉得学而不思比思而不学更不好，所以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必因看见弟子之中这种学而不思的人太多了，所以他要提出这种警告。这个警告其实也是现代的学校所极为需要的。我们都知道现在一般的教育，和一般的学校制度，都偏于割舍了鉴别力以求学问。视强记事实即为教育的本身目标，好像富于学问即会使人成为一个高士。但是学校中为什么要贬视思想？为什么要歪曲学制，而将愉快的求学企图变成了机械式的、严定尺寸的、划一的和被动的强记事实？我们为什么要把智识置于思想之前？我们为什么愿意称呼一个仅是读足了心理学、中古历史、伦理学和宗教学学分的大学毕业生为学成之士？这种学分和文凭何以会取代了教育的真正目标的地位？何以会使学生们的心目中也认为是如此的？
理由很简单：我们所以用这个制度，因为我们是在将民众整批地教育，如在工厂里边一般。而一涉工厂的范围，则一切都须依着呆板的机械式的制度去行事了。为了保护学校的名誉和将产物标准化起见，所以学校要发给文凭，以为证明。为了须发文凭，便不能没有次第；为了须分次第，便不能没有记分；为了须记分，便不能没有大小考试了。这全部的程序，成为一个整个的合于逻辑的必然事件，而使人无从避免。但机械式的大小考试，为害之大，远过于我们所能想见。因为它立刻使人注重强记事实，而忽略了鉴别力的发展。我本人曾当过教师，很知道出历史题目确比一般的泛常普通智识题目较为容易，印批分数时，也较为省力。
而危险在于这种制度一经订立之后，我们即易于忘却我们已渐渐或将要脱离教育的真正理想目标，即我所说的智识上鉴别力的发展。所以孔子所说：“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这句话，仍有牢记的价值。世上实在无所谓必修科目，无必读之书，甚至莎士比亚剧本也是如此。学校好似已采用一种愚笨的概念，以为只须从历史或地理中采集若干有限的资料，便足以供一个学者所必须。我曾受过相当的教育，但我至今弄不清楚西班牙京城叫什么名字，并且有一个时期还以为哈瓦那是一个邻近古巴的海岛呢。必修课程的规定，其危险在于它义涵一个人只要读完这个课程，便已在事实上知晓了一个学者所应知晓的事情。所以一个毕业生离校之后，即不再企图更事学问，或再读一些书，因为他是已经学完了一切应该知道的学问了。这也无怪其然，因为这是一个合于逻辑的结果。
我们须放弃一个人的智识有法子可以考验或测量的概念。庄子说得好：“我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寻求学识，终不过是像去发现一个新大陆，或如爱奈托尔佛郎士（anatolefrance）所说：“一个心灵的探险行为。”我们如用一种坦白的、好奇的、富于冒险性的心胸去维持这个探索精神，则这种寻求行为便永远是一种快乐，而不是痛苦了，我们应该舍弃那种规定的、划一的、被动的强记事实方法，而将这种积极的滋长的个人快乐定为理想目标。文凭和学分如一旦废除，或仅仅值其所实值，学问的寻求即能趋于积极。因为那时做学生的至少要自问为什么而读书了。这句问话，在目下是无需他来答复的，因为现在每个学生都知道他为了要升入二年级，所以在一年级读书；为了要升入三年级，所以在二年级读书。这种外加的意念，其实都应该丢弃，因为寻求知识，完全是自己的事情，而和旁人不相干的。现在的学生，有许多是为了注册员的关系而读书，有许多是为了他们的父母或教师或未来的太太的关系而读书，以便取悦于耗费了许多金钱培植他们的父母，或以便取悦于看待他们很好很热心的教师，或以便将来可以多赚些钱去养他们的家口。我以为这类思想都是属于不道德的。寻求智识完全是自己的事情，而和旁人无干。只有如此，教育方能成为一种快乐，并趋于积极。
以艺术为游戏和个性
艺术是创造，也是消遣。这两个概念中，我以为以艺术为消遣，或以艺术为人类精神的一种游戏，是更为重要的。我虽然最喜欢各式不朽的创作，不论它是图书、建筑或文学，但我相信只有在许多一般的人民都喜欢以艺术为消遣，而不一定希望有不朽的成就时，真正艺术精神方能成为普遍面弥漫于社会之中。这正如学校中的学生，重在要他们多数能随便玩玩网球或足球，而不必定求他们能产生少数几个能加入全国竞赛的锦标运动员或球员。儿童或成人，也重在能创作一些物事以为消遣，而不必定求其能产生一个罗丹（rodin，十九世纪之法国大雕刻家）。我宁愿学校中教授儿童做些塑泥手工，宁愿一切银行总理和经济专家能自制圣诞贺卡，无论这个思想是如何的可笑，而以为这样实在较胜于少数几个艺术家为了职业关系而从事这些工作。换句话说：我赞成一切的业余主义。我喜欢业余哲学家、业余诗人、业余植物学家，和业余航空家。我觉得在晚间听听一个朋友随便弹奏一两种乐器，乐趣不亚于去听一次第一流的职业音乐会。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里看一个朋友随便试演几套魔术，乐趣更胜于到剧院去看一次台上所表演的职业魔术。父母看自己的子女表演业余式的戏剧，所得的乐趣，更胜于到剧场去看一次莎士比亚戏剧。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出于自动的，而真正艺术精神只有在自动中方有的。这也就是我重视中国画为高士的一种消遣，而不限是一个职业艺术家的作品的理由。只有在游戏精神能够维持时，艺术方不至于成为商业化。
游戏的特性，在于游戏都是出于无理由的，而且也绝不能有理由。游戏本身就是理由。这个见地，有天演历史为证明。美丽是一种生存竞争说所无从解释的东西；世界上甚至有对生物具着毁灭性的美丽方式：例如鹿的过于发育的美角。达尔文发觉他的自然选择说实在无从解释植物和动物中的美丽分子，所以他不能不另定一个性的选择为附加原则。我们如若不能承认艺术实只是一种体力和心力的泛滥，自由而不受羁绊，只为自己而存在，则我们即无从了解艺术和它的要素。“为艺术而从事艺术”的口号，常受旁人的贬责，但我以为这不是一个可容政治家参加议论的问题，而不过是一个关于一切艺术创作的心理起源的无可争论的事实。希特勒贬斥许多种现代艺术为不道德，但我认为那种替希特勒作画真像，放到新艺术博物院去取媚这个炙手可热的统治者的画家，乃正是不道德之中最不道德的人。这不是艺术，而简直是卖淫。商业式的艺术不过是妨碍艺术创作的精神，而政治式的艺术则竟毁灭了它。因为艺术的灵魂是自由。现代独裁者拟想产生一种政治式的艺术，实在是做一件绝不可能的企图。他们似乎还没有觉得艺术不能藉刺刀强迫而产生，正如我们不能用金钱向妓女买到真正的爱情。
我们如要了解艺术的要素，我们必须从艺术是力的泛滥的物体基础去研究。这就是所谓艺术的或创作的冲动。艺术家每喜欢用“烟士比里纯”这个名词，即表示本人也不知道这行动是从哪里来的。这其实不过是一种内心鼓动关系，如科学家去做一种发现真理时的行动，或探险家去做一次发现一个新海岛时的冲动。这里边并无理由可说。我们在今日有了生物学知识的协助，渐能知道我们的思想生活的整个组织，是受着血液中“荷尔蒙”（hormones）增减的支配，对各项器官和控制这种器官的神经系所起的作用的调节。动怒和惧怕，也不过某种液汁的分泌关系。天才本身，在我看来，也不过是腺分泌过量供给的结果。中国某无名小说作家虽然并没有“荷尔蒙”的知识，居然能臆测到一切活动的起源，以为是由于我们体内的虫的缘故。通奸是由于虫在那里咬大肠，因而鼓动一个人生泄欲。志愿、挑衅心，和爱名位，也是由于某一种虫在那里作怪，使一个人片刻不得安逸，直到他的志愿达到了目的才罢休。著作一本书，例如一本小说，也是由于某一种虫在那里鼓动和迫促那作者无理由地去创作。“荷尔蒙”和虫这两个名词中，我宁取虫，因为它好像更为生动。
虫的供给过量，或只是常量，一个人便将被迫去做一些创作。因为这时他是自己也做不了主的。当一个小孩的体力供给过量时，他便会将寻常的跨步改做跳跃。当一个人的体力供给过量时，他即将跨步改为跳舞，不过是一种低效能的跨步；所谓低效能者，是从实用主义者耗费力量的见解而言，而并不从美术的见地而言。跳舞者并不取径直接走向目的地，而迂回地兜着大圈子走过去。一个人在跳舞时绝不会顾到爱国的，所以命令一个人遵照着资本家或法西斯主义或普罗主义的预定方式跳舞，简直就是毁灭游戏的精神，以及使跳舞的神圣效能减低。如若一个共产主义者企图去达到一种政治目的，或企图去做一个忠实的同志，则他只可跨步而不当跳舞。共产主义者似乎已明了劳工的神圣，但没有明了游戏的神圣。难道人类在和一切别种动物比较之下，还嫌他们的工作不够量，所以连这些些的空闲去从事游戏和艺术的空闲，也须受那个怪物（即国家的权力）的干涉吗？
这种对于艺术只为游戏的真性质的了解，或许可以有助于澄清艺术和道德的关系。所谓美者不过是合式而已。世上有合式的行为，如同有合式的画或桥一般。艺术的范围并不仅限于图画、音乐和跳舞，因为无论什么东西，都有合式的。赛跑中有运动员的合式；一个自幼至长，更自长至老的人，在每个时代中都有相配的行为而具着行为上的合式；一次布置周密，指导有方，因而获得最后胜利的总统竞选活动，也自具着其进行上的合式；即小如一个人的笑和咳嗽，也有合式和不合式之别。如中国旧官僚习气即属于合式。凡属人类的活动，都各有它的表显方式，所以要想将艺术的表显限制于音乐跳舞和图画这几个小范围内，是不可能的。
所以艺术有了这样较广泛的解释之后，行为上的合式和艺术上的优美个性便有了密切关系，并成为同样的重要。我们的身体动作上可以具有一种逾常的美点，如一首音韵和谐的诗的节调上逾常的美点一般。一个人一有那种过量的力量供给，他便会在一切行动中显出飘逸和潇洒，并顾到合式。飘逸和潇洒是从体力充足的感觉而产生，他感觉到能把一个行动做到超过仅仅看得过的地位而做得非常地合式。在较为抽象的范围中，我们能在一切做得好的动作中看到这种美点。做一次优美动作或简洁动作的冲动，本来就是一个美术的冲动；甚至如一件谋杀行为，或一件阴谋行为，只要在动作上做得简洁，则看去也是美的。就是在人生的一切小节上，也有可能有飘逸潇洒和胜任的姿势。凡是我们所谓的礼貌，都属于这一类。一次行得适宜恰当的问候，我们称之为优美惬人意的问候；反过来说，一次行得不好的问候，便谓之拙劣讨人嫌的问候了。
中国人说话和一切人生动作上的礼貌的发展，在晋代的末叶（第三、第四世纪）达到的最高点。这就是“清谈”最流行的时代。这时女子的服装尤其讲究，男子中则有许多个以美貌出名。这时并盛行留“美髯”和穿着宽大的长袍。这种长袍纳裁制很特别，能使一个人缩手到衣里去搔身体上任何部分的痒处。当时一切举动都是出之以潇洒的。拂帚，即拿几绺马鬃扎在一根柄上以供驱除蝇蚋之用的，成为谈天时一种重要的道具。这种闲谈在文学中至今尚称之为“帚谈”。这帚的用处，是在随谈随拂，以助谈思。扇子也是谈天时一种优美的道具，可以在谈时忽开忽摺，或微微地摇动着，正如一个美国老妇在谈天时，将她的眼镜忽而除下忽而又戴上的神情一般，都是悦目。在实用上讲起来，拂帚和扇子与英国人的单面眼镜差不多，但它们都是谈天时的道具，如手杖之为闲步时的道具。我所亲见的各种西方礼貌中，最悦目的，当为普鲁士绅士在室内向女客并足行鞠躬礼时和德国少女叉腿向人行礼时的姿势。我觉得这两种姿势都美丽无比，可惜现在都已经被淘汰了。
中国人所行的礼貌，种类很多，一举手一投足中的姿势，都经过研究教导。从前满洲人的“打千”，姿势是极为悦目的：她走进房中时，把一只手垂直在身体的前面，然后用优美的姿势，把一只膝屈一下子，如若房中的人不止一个，她可以在屈膝的当儿，将身体向四周旋转一下，对在座的众人，打一个总千。下棋的高手在落子时，姿势也极好看：他用两指拈起一粒棋子，用很优美的姿势，轻轻地推上棋盘。富于礼貌的满洲人，他们发怒时的姿势，也极美丽：他穿着装有“马蹄袖”的袍子，这马蹄袖平时都是翻转着里子向外的，他在表示极不高兴时，就将两手一垂，将翻起的袖子往下一甩，走出房去，这就是所谓“拂袖而去”。
文雅的满洲官员，说话时的音调极为悦耳。有着美妙的节奏，和有高有低的音韵。他说话时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来。说话中，并夹着许多诗文中的成语，以表示学问的渊博。做官人的笑和痰嗽，姿势确实悦人耳目的：他们在痰嗽时，大都出之以三个音节；第一第二是往里一吸，打扫喉咙，到第三节，方把痰从一声咳嗽之中吐将出来。只要他的姿势做得极美化，我倒并不以他把痰吐在地上为嫌，因为我从小即生长于这种微菌之中，而并没有觉得受到什么影响。他的笑，也是极富有音韵而美化的；起首时略带一些矜持，轻笑两声，然后纵声一笑。他如已有白须的话，那就更为好看。
笑术更是中国优伶所必须苦练，为演剧中重要动作之一。观众看见剧中人笑得美妙时，大都报以彩声。笑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笑的种类甚多：如快乐时的笑，看见别人中圈套时的笑，蔑视的笑。其中最难于模拟的，则是一个人受到挫败时的苦笑。中国的剧场观众，最注意伶人的各种小动作，称之为“台步”或“做工”。伶人的举手、投足、扭颈、转身、拂抽、掀髯，都有一定的尺寸，须经过严格的训练。所以中国人将各种戏文分为两类：一类是唱工戏，另一类就是做工戏。所谓做工者，即指一切手足的动作和表情。中国伶人在表示不赞同的摇头，表示疑忌的掀眉，和表示满意的掀髯中，都有一定的姿势。
现在我们可以讨论德性和艺术的关系这个问惠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将艺术和宣传混为一谈，而民主国家中的知识分子又竟毫不研究地默认它是固然的，因此每个明理的人，都实在有对这个问题明白了解的必要。法西斯派和共产主义派抹掉了个人，而改以国家或社会阶级中较有势力的主张为创作的主动力和创作的目标，这个出发点就是错误的。文学和艺术都是以个人情绪为基础的，但法西斯派和共产主义派则只晓得注重团体或阶级情绪，而不晓得个人情绪实在是必要的。个性一旦被逐于本境之外，我们便无从去合乎情理的讨论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