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14-她从上海来-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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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叛了她:“我失眠!我的眼睛又开始流血!元宵节前一晚,我独自爬到屋顶阳台,望着夜空那一轮又红又大的月亮,在这里我没有一个朋友了!幸好船公司的退票钱有着落,我可以付清我的回程机票钱。亲爱的!当我在失眠的夜晚,一个人独自站在屋顶上,想到这整个世界竟没有人能让我倾诉,不知道你是否能感觉到我在这里孤立无援的心情!我爱你,爱玲!”
霏丝陪瑞荷到机场,接铩羽而归的张爱玲。瑞荷痴痴地望着出关口,手里还拿着花,霏丝则是一脸不耐烦的模样。终于张爱玲出来,瑞荷上前拥抱她,两人停在那儿许久,仿佛世界停转,只剩下他们两个。半晌瑞荷才想到女儿,为她们做介绍。张爱玲客气地感谢霏丝帮忙照顾瑞荷,霏丝的语气却显得僵硬:“他是我父亲!”
张爱玲下面的话似乎被噎了一下,从见面起她们之间说话就总有些不顺畅的地方,只能靠瑞荷打圆场。
瑞荷带张爱玲回他们的新公寓,张爱玲扫视着房间时,瑞荷就看她脸上的表情,毕竟多了些新家具。他有点心虚地说:“我没有买什么东西!只有一张床,我们需要一张床!霏丝说这是一张好床!柜子是我父亲的!我还给你买了一张松木的书桌!后来又看到这个松木的书架,都不贵,而且很耐用!你可以在这里完成你的《少帅》!”
瑞荷尽心的布置,费力的解释,让张爱玲感动,最后她看了他一眼,笑着点头说:“我喜欢!如果你看见我在香港住的地方,你就知道这儿是天堂!”
瑞荷禁不住要再一次拥抱他善解人意的小妻子,笑着说:“不!在你没回来之前不是!你在这里,才是天堂!”这仿佛是张爱玲在她孤独的道路上惟一能得到的温暖拥抱,不再想香港老板的轻蔑,继女霏丝的冷眼。经过香港这一段煎熬,张爱玲对瑞荷的爱感受更深,她愿以全身心的奉献作为回报。
回家的生活安稳又甜蜜。去图书馆成为两个人每天生活的重心,他们一人一张桌子,各自埋首写作。工作结束后,买简单的食物,抱着书一起回家。偶尔会碰到有人在自家庭院前出售旧物,瑞荷总喜欢在摊前驻足。他喜欢买东西,通常不考虑是不是用得到,这时候张爱玲就要使劲把他拖走,他们的生活不允许有额外的浪费,但这样的拉锯也是生活中的趣味。但往往走到半路,张爱玲会停下来,站在原地看着自己的脚尖,那表示她的思想正在剧烈斗争,而后她会让瑞荷回头去买那件小东西,她对她所爱的人从来没有吝惜。
瑞荷的病症越来越严重,他开始大小便失禁,张爱玲每天数次地更换床单,跪在浴缸边用手逐件清洗。半夜在书桌前打字,她也会忽然停下来,屏住息,直到听见瑞荷沉沉的鼾声,这才放心继续打字。她为这一趟亚洲之行写了篇旅行报告,杂志寄来三百块美金的稿费,是她几个月辛劳的总值。
瑞荷努力不要成为她生活中的负担,他拖着脚在厨房里煎香肠,打蛋的时候手抖个不停,却俨然一派厨师的架式。一九六四年冬,一个下雪的晚上,瑞荷买了东西,蹒跚地走回家,他在路上被雪滑倒了,再也没有站起来。张爱玲睡在卧室床边的一张行军床上照顾他。她听见瑞荷在暗夜里哭泣,喃喃咒骂,她只能抱着他的头,轻声地安慰。瑞荷的眼泪流个不停地问:“我们的好运在哪里?”张爱玲没有回答,她心里也在问。两年前在香港期待的未来,始终没有来。
第四部分她所厌恶憎恨的虱子
这样的日子整整持续了两年,张爱玲终于得着了一个挣钱的机会,她向霏丝求助时,她木着一张脸,不肯在她暂离时替她照顾瑞荷,霏丝有些生气地说:“你不能这样把他留给我就走人!我已经做了一切我能做的,我有舞蹈课要教,我还有两个孩子!况且,他需要你!”
张爱玲急切地解释说:“我们需要钱!我们现在搬的公寓连暖气都没有,有我也付不起!我不知道这个冬天要怎么度过!我现在申请到迈阿密大学的驻校作家,这是我惟一的机会可以去赚点钱!”
霏丝明白继母说的有道理,但潜意识里认为张爱玲是为了要摆脱责任,所以也不肯轻易松口:“我有我自己的工作和家庭!我只能做到这样!你在当初和他结婚的时候应该晓得他的健康情况!但他比我预期的要坏得更快!”
张爱玲知道霏丝始终怀疑她嫁给瑞荷的动机只是为了居留的身分,这让她气愤又难过,霏丝也仿佛在暗示张爱玲不会照顾瑞荷,太过纵容他导致他的健康越来越坏。张爱玲没有再说一句话,她不再向任何人求援,她用顽强倔强来承担她所选择的一切。这一年她四十六岁。
等到霏丝再来公寓时,张爱玲已经带着瑞荷搬走了。公寓里只剩下几个纸箱,还有张爱玲留的一张字条:“我带不走所有的东西,这几箱垃圾麻烦你帮忙处理——最后一件事!”霏丝很难过她这样把父亲带走,但也无能为力。她蹲下来翻翻纸箱,里面竟然都是父亲的手稿和日记,她心疼地抱怨说:“她把它丢在这里当垃圾!”她把箱子拿起来,保存了很多年,包括记载着张爱玲的部分。
一九六七年秋天,瑞荷最终撒手人寰,他被盖上白单子,由医院的护理人员推走。一位护士过来同情地拍拍张爱玲的肩问:“瑞荷太太,你还好吧?”
张爱玲相当冷静,她的眼是干涩的,摇头说:“我没事!”
直到她坐在医院门口等计程车,才恍然有了点感觉。她身旁放了一个纸箱,是医院里搬出来的东西。她手里挽着一件瑞荷常穿的灯心绒衬衫,那领口已经磨破,上面沾满他的烟味。张爱玲深深地嗅那气味,,这气味触到她心的最深处,瑞荷走了!她把脸埋进衣服里,她虽然卸下这不胜负荷的重担,但当下她在这世界便再也没有一个可以依靠或倾诉的亲人了。偌大的世界,绝对的孤独,尽管她早已经预备这一刻的到来,但是同样的,她一生中无论多早为生命的残破忧患预做准备,当那一刻来临,她还是要痛哭一场。
在这种心情下,她完成了小说《半生缘》。她用清醒的眼睛看自己:一个走完了大半生,孤单地流落异乡的女人。就像小说的女主人公曼桢那句痛彻心肺的话:“世钧!我们回不去了!”回不去了,仿佛也正是张爱玲凝视自己命运时心中的喟叹。
张爱玲独个儿住在加州的Kingsley公寓,几乎与外面的世界没有任何交往。她的老朋友庄,拜托住在洛杉矶的建筑商人林式同照拂她。林式同第一次去见她时刚刚下班,只拿着一张地址,还有一牛皮纸袋的资料文件。他找到张爱玲住的305室,敲了敲门。里面仿佛有动静,却没有人应门,他再敲一次,并且自我介绍,以免她独居不敢随意开门:“张女士!我是庄先生的朋友,我姓林!他托我拿东西给您!我跟您通过电话!”
林式同听见屋里有的动静,又过了半天,听见一个缓慢轻柔的声音带着一点抱歉的口吻应答:“我衣服还没换好!请你把东西摆在门口就回去吧!谢谢!”
他当下有些纳闷,也只能应一声好,便把东西放在门口,自己往电梯走。他听到有开门关门的声音,回头一看,刚才留在房门口的黄色信封袋已经不见了。这给林式同留下极其神秘难解的印象。
门里的张爱玲正忙着拿杀虫剂喷洒房间每一个死角,也不放过门边的鞋子,想了一会儿,她把用完的杀虫剂丢进厨房的垃圾袋,鞋子也丢了。
垃圾袋子里已经有用完的两瓶杀虫剂。厨房冰箱敞着,里面亮着灯,架上的食物已经被清空了。张爱玲打开凌乱的衣柜,先把衣服都从衣架上拿下来,要彻底清洁衣柜,但是又疑心,可能连衣服里都藏有跳蚤,于是把衣服丢进浴缸,打开热水转到最烫,企图杀死跳蚤。随即她想到有些质料不能遇热水,赶紧伸手去捞,但水太烫,最后这些衣服如同刚才鞋子的命运一样,湿漉漉地被丢进一个大垃圾袋里。她十分懊恼。
她穿着浴袍待在浴室里,对着镜子把可能藏跳蚤的头发拉起来,忍着痛,一缕一缕地剪掉。然而这也不能完全驱散她的疑心,索性离开了似乎处处潜伏着危机的公寓,在好莱坞街道上重新寻觅安身之所。。
她的邮箱地址未变,但因为离得远了,只能一两个月才去拿一次信。狭小的邮箱里塞满了书报杂志文件,卡得紧紧的动弹不得。小邮局老板相当不满意,看着张爱玲怎么都抽不出来信,也只袖手旁观,还要抱怨:“我们不可能老是这样为你个别服务!你该换一家离你近一点的邮局!”张爱玲的理由是她没有时间写信通知别人她的新地址。生命被这样无休无止的琐事填充,像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她所厌恶憎恨的虱子。
第四部分保持身分隐密的顾虑
好莱坞金色的太阳,黄秃的山脉,干燥的空气,使人感觉每一样东西的水分都在快速地蒸发。张爱玲干瘦的身躯却充沛着意想不到的精力。她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大多是手提袋和纸袋,在汽车旅馆柜台前驻步,要了一个房间。她的眼睛迅速打量着这旅馆的办公室,广告上说是新开的,但是看起来很陈旧。经理解释说是刚买下的旅馆,不过房间都重新整修过。
张爱玲说话声音很轻很客气,但是态度很坚持,眼睛也尽量避免接触对方问:“我可以看一下你们的营业登记吗?”经理听了愣住,有点不耐烦,但还是把营业登记从后面墙上摘下来给她看。她迅速看着,点一点头,表示认可。
她去到附近的购物中心买东西,提着两个大纸袋,手里另外还抱一个回到汽车旅馆。最初接待她的经理眼睛一直盯着她看,因为她这次回来头上是一头乌黑的假发,一眼就能看出来。她回到房间,把新买的毛巾拖鞋套到脚上,觉得很满意,于是把脚上惟一剩下的一双宽条凉鞋也丢进垃圾桶。
她打开电视,让房间里充满声音,接着处理稿件,还有邮局领回来的信件。好几个手提纸袋堆在房间的墙角,那就是她所有的行李。她把凡是手写的信封(朋友与她联络的信)都丢进一个大纸袋。把打字的信封(账单或通知单之类)堆成一堆先拆来看。街上和旅馆里拿回来的广告纸散满床头小桌和床上,拿来打草稿用或计算用。因为隔壁一对男女没完没了地亲热,她又找经理换了房间,满脸不耐烦的经理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古怪的中国老太太。
她常吃中国餐馆送的外卖,但送餐的墨西哥人从来见不到她。门带着链钩,钱从里面递出来,他拿了钱,把食物挂在门把上。张爱玲直到确定陌生人走了,才开门拿进来。公路边的快餐店成了张爱玲的办公室,《惘然记》就是从那里一笔一划编出来的,她写道:“这些小故事都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些年,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与改写的历程,一点都不觉得这期间三十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这也就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了。因此结集时题名《惘然记》。最近有人从图书馆里的旧期刊上,影印旧作,擅自出书,称为‘古物出土’,作为他自己的发现,就拿我当北宋时代的人一样,著作权也可以据为己有。口气中还对我有本书里收编了这几篇旧作表示不满,好像我侵犯他的权力,身为事主的我反而犯了窃盗罪似的!不得不乱坏憬淮,不然读者看到双胞案,不知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我在盗印我自己的作品!”
年过六十的张爱玲,对于自己的作品像当年一样地在意,对于捍卫自己的文字她从来没有放松过。这样的毅力,是从她的性格灌注到她对写作的终生投入,不管她写多写少,成功失败,她永远把自己摆在第一线上。
张爱玲提着大袋小袋的“行李”,在各个汽车旅馆之间流浪。她穿长风衣,戴假发,两手提纸袋,肩背皮包,脚上穿着毛巾拖鞋,这已经成为她在日落大道搬家的基本装备。这是她能负荷的行李,也是现下惟一拥有的东西。然而她看起来并不狼狈,倒是从容中带一点匆忙,和城中一般要赶着上班工作的人脸上的神情没有两样。
她乐于“享受”不断搬迁的生活,直到在某家汽车旅馆遭窃,小偷拿走了整个袋子,里面有她的美国公民身分证以及收入证明,还有她对前来调查的警察所报告的,她“这几年做的工作”!
警察想问得具体些:“什么样的工作?”
张爱玲心头刀剜一样,真是有无从说起的痛苦:“一部小说的翻译稿!一部中国小说!”
“有多少?我是说遗失的文件有多少页?”
张爱玲又痛苦地看警察一眼,他绝对不会明白的,但她不得不尽量数字化地回答:“我不确定!我是从一九六七年开始做的!差不多十八年!”警察果然听得一头雾水,也只能照着把它记录下来。
很久很久,张爱玲坐在警察问案的地方,一动也没动,怔怔望着这奇怪又陌生的房间。她怎么会在这里,她在做什么?这十八年她在做什么?弄丢了《海上花》的英译稿她就仿佛像是心被摘去了一样,又像是时间再一次跟她开一个大玩笑,所有她的努力,多半都注定了白忙的命运。
一九八五年四月,林式同第二次去见张爱玲,距离送文件那次已经一年半了。这回是在一家汽车旅馆简陋的会客区。林式同早到,他对于要见张爱玲,心里感到强烈的好奇。刚到约定好的时间,张爱玲就出现了,头上包着灰色的方巾,身上穿着一件同样接近灰色的灯笼式的罩袍,她行动很敏捷,身体又轻盈,仿佛是飘着出来的。一来就朝一张能避过旅馆经理的椅子坐下,朝林式同点头笑一笑。林式同直觉上懂得,张爱玲有保持身分隐密的顾虑,所以他在谈话中就不再直接称呼她张女士。
第四部分时间真是可怕
张爱玲问他住得有多远,随即为上次的事情道歉:“时间真是可怕!我每天都在跟时间做战!所以我也特别不愿意浪费人家的时间!”
林式同连忙让她放心,说道:“你不用这么客气,庄跟我是老朋友!他托我要照顾你,结果你一件事也没有交代我,庄打电话来问我都不好意思!”
张爱玲直接切入正题:“现在要麻烦你了!我申请房子的收入证明还有证件都丢了,现在要找房子很困难,目前暂时还住汽车旅馆,如果哪天有需要,恐怕要请你帮忙。”
林式同表示没有问题。他很好奇张爱玲的通讯地址,便问:“你一直都住在汽车旅馆?”
张爱玲回答得一本正经,绝对不像是在开玩笑:“是为了方便!不干净可以马上搬!我在躲跳蚤!那是一种南美洲跳蚤!生命力特别强,杀虫剂都没有用!”
林式同听得发愣,但他已经学会面对张爱玲不多发问。张爱玲站起来说:“耽误你太多时间!下次我有需要,就不客气,直接给你打电话了!”
林式同也赶紧站起来,原来会谈已经结束,墙上的钟只走了一格,五分钟。张爱玲叫他开大概四十分钟的车来这儿,只是想见见他这个人。林式同出门上车,张爱玲在旅馆门口送他,和他挥挥手。他倒车,从后视镜看见她还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