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世界说明中国-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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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有学者把中国人两千年以来奉为圭臬的孔子学说称为“儒教”，有其合乎道理的地方，但中国人崇尚孔子并没有其他宗教所具有的组织和崇拜之神，因此我更以为它是一种学说，是“儒学”而非“儒教”。儒学影响中华民族之深是无疑的，以至于其他宗教，不管外来的还是内生的，都受到儒学的深刻影响。　　　　
　　　　与阿根廷人活泼好动、热情奔放的民族性格相比较——这尤其表现在探戈、足球和马球，中国人则显得内向和沉闷，这多少也与儒学有关。当然，这样的民族讲和谐，讲和平，没有外侵性。　　　　
　　　　语言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说，阿根廷人在其500年的历史中，尤其是国家新生之后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语言，为此阿根廷作家有过许多彷徨和疑惑，那么中国人则幸运得多。尽管汉语的表达方式几千年经历了不少变化，但是今人只要经过古文的训练就能读懂老祖宗的文章，可谓“两千年经典使人读白头发（皓首穷经）”。汉语铸就的不仅是中国人的语言，而且具有独特的思维方式和逻辑。　　　　
　　　　世界上有五分之一强的人口讲汉语，然而，去年我访问西班牙时，西班牙国务秘书却曾不无骄傲地对我说，讲汉语的人的确很多，但讲汉语的国家却很少。我知道，这是我们对外交流的一个障碍，为此我们建立了许多外语媒体。我们有西班牙语的电视时段（CCTV…4）、国际广播和网页，我希望贵国能够充分利用中国的这些媒体，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进展。　　　　
　　　　阿根廷文化在中国享有独特地位。我们这个年纪的人，40多年前都看过阿根廷电影《中锋在黎明前死去》，近十几年来，热爱足球的中国人知道了，“博卡”不仅是一支阿根廷足球劲旅，还是阿根廷移民在拉普拉塔河口最早的定居点。中国人还倾倒于探戈舞蹈，同时也懂得了在这扑朔迷离的情调里隐含着上个世纪移民的乡愁。　　　　
　　　　对于拉普拉塔河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背后广袤的潘帕斯草原，我们并不生疏。19世纪贵国国务活动家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的名著《法昆多》，以潘帕斯草原的历史和文化为依托，提出了“文明与野蛮”的命题，至今是世界范围内知识界、文化界争论的热点。　　　　
　　　　古典作品之外，中国还译介了贵国一些现代文学精品。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通过了解阿根廷文学和现实生活，知道了埃娃·庇隆不仅是一个传奇人物，对于阿根廷人她就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马拉多纳作为足球队员受到人们爱戴，还因为他经常向世界传播爱憎分明的声音；诞生于阿根廷的伟大人物切·格瓦拉也为中国人所熟悉，对于切·格瓦拉的象征意义，中国知识界和青年始终没有停止思索和讨论。　　　　
　　　　近年，贵国的青年足球队、探戈和芭蕾舞访华演出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文化周”促进了中国人民对阿根廷文化和艺术的了解。贵国的优秀电影《官方说法》、《旅行》也给中国电影界送来了新大陆的清新海风和深刻思想。阿根廷篮球队在奥运会前的一场热身赛中赢了中国队，中国队员和球迷都认为是我们该输，电视台一个著名的篮球评论员这样谈到阿根廷队：“我注意到阿根廷篮球队的神投手，人称‘白飞人’，他投篮时根本不认真看篮筐，抬手就出球，可见篮筐就在他心里，因此，阿根廷夺得本届奥运会男篮冠军是必然的。”　　　　
　　　　现在，阿根廷是中国在拉美第四大贸易伙伴。两国的经济联系也许不仅仅限于贸易和相互投资的层面，我们还面临经济改革中的类似困难。　　　　
　　　　中国人民亏了有邓小平先生“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哲学：既听取国外的建议，更根据本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情况作决定；他告诉我们：中国既不要单纯相信书本，也不盲目复制外国模式。中国采取的改革方式是渐进的，譬如：在本地幼稚工业成长起来、建立反倾销机制之前，慎于实行贸易自由化；在建立金融监管体制之前，免谈金融自由化；在银行、金融部门成熟之前，以及建立对“对冲基金”等金融工具的自我保护机制之前，慎于开放资本往来项目；在充分发展私营经济、建立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之前，国有企业的多元股份化改造要分步走，不泛泛提倡私有化；在建立社会劳动保障体系之前，慎于改组公共服务部门。至于这些办法最后效果如何，显然也需时间而有所调整和变化。　　　　
　　　　中国与阿根廷地处地球两端，但彼此心仪久矣，这大概是我们相距太远、差异甚大而又相互吸引之故。两国文化之间的这种“交叉优势”，决定了中间的交流将结出最美好、最强大、最持久的合作之果。地心的强大引力把我们两国人民联系在了一起。听说贵国青年中已兴起了学汉语的热潮，以至合格的老师不够，作为中国新闻部长，我本人首先愿意提供帮助。　　　　
　　　　几百年前，麦哲伦曾把他的名字刻在阿根廷的版图上，他以环球航海而把个人业绩写进了历史。今天，在计算机和喷气飞机的时代，数以千万计的两国商人、投资者、旅游者、学者、学生、艺术家、政府官员，这些不在历史上、也不需要在历史上留下姓名的人们，却正在创造着两国新世纪交往的更加伟大的历史。


第一部分　演讲录第35节　领导人演讲的基础是“作文”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一局副局长杨扬　　　　
　　　　如今当领导的同志时不时被邀请到研讨会、国际会议或大学去作演讲，这是与国际接轨的，表明我们的国家越来越现代化。作为对外宣传的领导干部，启正同志每年都要在国外发表很多次演讲，因为这是他的任务。这几年来，他演讲的题材涉及新闻、文化、科技、信息时代、经贸关系，地域远至“地球那一端”的拉丁美洲，欧洲法、德等大国和美国，近到邻国的日本，中间还有不近不远的邻邦俄罗斯。我有幸陪他参与了一些对外交往，因此观察到他对于“涉外演讲”的构思、准备资料和写作的过程，觉得启正同志有他独特的方法学。概括地说，演讲的质量就是作文的质量，启正同志自己搜集背景材料，常常自己动手写作，并且形成了一些套路。我把这些套路作以下的概括，希望对做涉外演讲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均有一点启发。　　　　
　　　　首先是要在心里构造演讲者与听讲者之间的确切关系。听讲者是谁，在对中国的基本关系上处于什么位置，了解得很多抑或知之甚少，与演讲的内容有多大的关联度，演讲给你多少时间的限定，有没有让人家提问的机会，都是必须了然于心的。讲的内容浅了，听者觉得缺少有用的信息；过高估计听者的知识背景，就可能置对方于云里雾里。因此启正同志在构思阶段是十分仔细的，他要求为他在前方准备演讲活动的工作人员对上述问题作出清晰的界定，即与外方一起确定“合适的听众”。经确定，启正同志在阿根廷的演讲是由阿外交部组织的，听众来自社会各界，因此主题应该是较综合的和有文化意义的。在巴西的演讲由一个商会组织，听众的大部分是商会成员，对中国的经济和经贸合作有兴趣。这里我顺便说一句，完全由于偶然原因启正同志的南美之行临时取消了。他后来把发言稿改写为《“感知中国”文化周之际写给阿根廷、巴西的朋友》，比原先的讲稿缩短了三分之一。　　　　
　　　　启正同志搜集背景材料是不遗余力的，有时候甚至“一网打尽”。在准备阿根廷、巴西两场演讲稿时，他让人到书店把目录上所能找到的所有的相关书籍都买来，再请文化部、商务部、新闻出版总署、外交部为他提供有关两国与我交往的最新情况，自己用快速扫描的阅读方法全部浏览一遍。阅读时要做摘记，把将可能写进讲演稿的生动案例、说法、数据、甚至于有些段落、要引用的语言，统统储备在手边；储备的方式可以是当时就抄下来或复印，或在书中用红笔标出来，总之是用自己所习惯、管用的方式，将扫描式阅读的“成果”即筛选的结果转化成写作的依据和原料。这第二步工作就完成了。启正同志工作极忙，但我却发现他对这一阶段的准备工作很少假手于人，他开玩笑地说这样做他可以买不少书，作一次演讲准备就增加了他的藏书。启正同志是个读书人，读书人爱书，于此也可见一斑。　　　　
　　　　为最后写作列出详细的作文提纲，可以使演讲稿水到渠成。这个提纲一般包括用什么方式开头，开头的话非常重要，要试图拉近演讲者与听众之间的距离，“语不惊人誓不休”。启正同志在一本名为《阿根廷文化》的书中发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正好在北京的地球那一端的说法，觉得极为生动，立刻摘录下来，打算用作阿根廷演讲的“卷首语”。同样是在中巴交往的一本历史书中，他发现1810年曾经有一些中国茶农飘洋过海，到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也曾经试图在那里种植茶树，于是他采用于巴西演讲的开头。必须确定行文的内在逻辑，讲话逻辑是引领听众的主旋律。阿根廷演讲的逻辑是：中阿在历史上的交往——两国近期的交往——引出中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人口，民族，宗教，孔子学说）——对比中国，讲我们所理解的阿根廷（性格奔放，五百年历史，足球，探戈，阿根廷近代文学的中译本，阿根廷获得本届奥运会篮球冠军）——中阿贸易——两国经济和发展中面临的困难的相似性——介绍中国近20年在发展和改革中积累的“有中国特色的经验”。巴西演讲的逻辑是：从巴西的独特自然地理和历史条件讲起，引出中国经济腾飞的一些数据——中巴贸易、相互投资和科技领域合作的发展现状和预期——中巴自1993年确立战略伙伴关系后的进展情况——两国经济面临相类似的困难——介绍“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改革哲学——建议建立定期或不定期的论坛，讨论“发展与改革”——中巴文化交往（巴西电影，足球，中国山东淄博是国际足联宣布的“足球之乡”）——再次用茶和咖啡的话题来展望未来，与开头语相接。这个提纲就完成了。需要强调的是，“资料”与“提纲”之间是互动的，资料“催生”、丰富提纲，提纲引导为文者搜索资料，此涨彼涨。　　　　
　　　　如果说前三步的工作做得很扎实，即了解对象，搜集资料，详列提纲，并对讲演中的开头结尾，转承衔接，以及何处用何妙语都作了预先设想，那么“作文”就是一件既轻松又愉快的事情，可以一气呵成、一泻千里。启正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有时见他自己完成作文后，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对此有同感而称启正同志为性情中人的“证人”至少有五六个，不信也可以问他本人。我还常常看到启正同志在口授文章，其实手边有一个详细提纲，又有经过搜集筛选的原料素材，口授讲稿是一桩很惬意的事。口授，常会得到新的句子结构，摆脱书写时无意之中禁锢自己的文法或句型桎梏，可以使讲稿（本来就是“话”）更飘然洒脱。当然这或许需要训练，养成习惯。　　　　
　　　　以上我的“观察与概括”，不免有猜测和猜想的成分，吾“此”他“彼”，此不及彼，是否精当以及水平高下，则是文责自负，也期盼启正同志指正的。


第二部分　谈话录第36节　我们有信心实现自己的理想（1）

　　　　（1998年4月15日在北京会见非洲高级外交官代表团的谈话）　　　　
　　　　我们有信心一步一步地实现自己的理想　　　　
　　　　赵启正（以下简称赵）：去年我会见过非洲外交官代表团的16位来宾，这次是17位。按照你们提出的要求，我首先简单地介绍中国的进展，而后由大家提问题。中国现在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期，这个时期的标志就是我们执行了邓小平先生的主张，实行了对外开放和改革的政策。在这个时期之前，我们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后来我们发现在中国继续实行计划经济，经济不能迅速发展，因此实行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个改革是由农业开始的。我们首先把土地承包给农民个人负责，改变了原来人民公社那种集体式的生产，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这样的改革几乎不需要国家投入资金。农民自己有了钱，发展了农村的工业，生产了许多工业产品提供给市场，一部分钱又投入到农业。这样，农村得到了继续发展。以后，我们大量吸收了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提高中国的工业。到目前为止，我们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大约2000亿美元。外国人投资的企业，既包括独资的也包括和中国人合资的，他们的产品质量比较好，很容易获得世界市场。中国连续多年ＧＤＰ的增长值在10％以上，因此税收也大量增加，这样国家有钱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现在我们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是原有的国营企业中的一部分由于生产设施老化，产品落后，竞争力削弱，它们面临着如何改革的问题。我们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东欧、前苏联不同，我们没有简单地采取私有化的办法。针对不同的国有企业，我们采用了不同的办法进行改造。如鼓励经营好的国营企业和经营弱的国营企业进行组合，成为集团。而对于过分弱的国营企业，我们允许破产，而将工人经过培训转移到好的企业中去。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不允许国营企业破产，这一点我们也改变了。对于小的国营企业，可以由职工来购买，使职工成为股东；也可以由国家和职工共同所有，成为一种混合的所有制。我们后边的任务还有很多，我们很有信心一步一步地实现我们的理想。欢迎大家提问题。　　　　
　　　　穆凯亚·基昂万比：主任先生，我们非常感谢您今天能接待我们这个非洲外交官访华团。正是因为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良好愿望，我们才能够来到中国。所以我们要对你们表示感谢，感谢你们为了让我们能够来到中国所作出的所有努力。我们刚才非常认真地听取了您介绍的情况。我们听到您讲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中国领导人意识到采取的某些措施有一些失误。我们想借此机会向中国领导人表示祝贺，祝贺他们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能够发现这些失误，并且表示为改变这些失误愿意采取一些新的做法的良好愿望。中国人民在建设中取得的经验是值得我们这些非洲国家借鉴的。因为中国在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失误在我们非洲国家也是会出现的。我们在经济建设过程中作出了一些决策，创建了一些企业，但这些企业的运作情况并不是特别好。今天我们到中国来访问是为了亲眼看看、亲身体会中国领导人在经济建设方面所作出的决策以及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我想借这个机会再次向您表示感谢。　　　　
　　　　比卡·比索：中国长期对非洲国家进行援助和投资。从您的介绍中我了解到中国现在工业生产中许多企业机器老化，这就直接影响了生产力的提高。我想问的是，中国在援助非洲、帮助我们修建工厂的时候，将向我们出口什么样的机器？会不会也出现同样的问题？　　　　
　　　　赵：处置旧机器以前我们采取由大的城市向小的城市转移的办法，后来我们发现这个办法不好，应该采取彻底淘汰的办法。现在作为一种规定，许多旧的机器，包括旧到一定程度的汽车，不能重新出售，以免遗害他人，当然更不能出口。我们使用新的机器每年都要扣留折旧费，计入成本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