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外史-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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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恩浩荡！”文煜安慰他说，“地山，你不必戚戚。”
潘祖荫以刑部堂官，将要审问崇厚的身份，却不肯这样说话，只说了句：“就走吧！”
于是在家人泪眼汪汪凝视之下，崇厚被“拿”。他家华丽的后档车不能再坐，坐着刑部派来的骡车，往南而去。
一到刑部，送入“火房”，便算收监，接着是崇厚的家人送来行李、食物、杂用器具。一半是堂官的交情，一半是他家的银子，自然招呼得周到而方便。腊月十六的天气，滴水成冰，所以崇家的四个听差，第一件事就是糊窗户板壁，凡是缝隙，都用桑皮纸糊没，然后升起一个大火盆，在土炕上铺好狼皮褥子，请主人休息，那气派倒像是钦差借客栈做行馆似的。
第一部分 柳堂死谏第16节 崇厚辱国（3）
等安顿停当，提牢厅主事，陪着直隶司郎中来作照例的“讯问”，其实是奉文煜之命，特来安慰。不过公事当然也要交代，请崇厚自己写一份“亲供”，约定第二天上午来取。
费了半夜工夫，将亲供写好，另外又写了一封信，这是给沈桂芬的，自陈无状以外，少不得还要重重拜托。写完交给听差，找到看守火房的隶役，花了一百两银子，将信悄悄递了出去。
就是崇厚不写信，沈桂芬也要相救，不过他的处境也很难。保举非人，成了众矢之的，盛昱甚至在严劾崇厚的奏折上，彰明较著地指出，沈桂芬应该联带负责。
“崇地山昏愦糊涂，我也知人不明，都难辞其咎。不过，王爷，”他向恭王表明他的看法，“千万不能决裂，论将、论兵、论饷，一无可恃。无论如何要挽回天意。”
“天意”与前不同，慈禧太后本来倒还持重，自从连日单独召见NFDA3、醇两王，态度大变，口口声声“忍无可忍”，非打不可。恭王为此十分烦心，所以听了沈桂芬的话，只是摇头不语。
“五爷是说过算完，七爷倒是有点儿静极思动，不过也不难对付。”宝NFDA1说道，“难对付的是‘翰林四谏’，这一回张香涛可真是大卖气力了。我就不明白，他一天两三封信写给兰荪，哪儿有那么多话好谈呐？”
“兰荪的服制快满了。”沈桂芬冷冷地提了一句。
这句话意义深长，恭王和宝NFDA1不由得都认真地去想，想的是李鸿藻服阙以后的安排。
“枢廷满六个人是个忌讳。我看……”恭王慢吞吞地说，“如今也说不得了。”
这是主张仍旧让李鸿藻回军机，自然不是沈桂芬所愿意的。但清流都以李鸿藻的态度为转移，特别是张之洞的大卖气力，一方面可以说是对沈桂芬的示威，另一方面亦不妨说是为李鸿藻复起问政作前驱。如果不这么安排，清流群起而攻，非搞得焦头烂额不可。
沈桂芬的心思极其细密，在他与李鸿藻之间，还留着一条线，就是翁同NFDA2。这时便想到不妨仍旧利用这条线，先通个款曲，倒是转变局势的一个关键。
于是他不声不响地找到翁同NFDA2，让他到李鸿藻那里报个信，以为安抚之计。
翁同NFDA2这时已成南派的大将，与沈桂芬的往来形迹，当然不会象张之洞之于李鸿藻那样，无一日没有信，无三日不面谈，但交往虽疏，默契甚深，而在这次由崇厚的荒谬所引起的政潮中，更为沈桂芬出了大力。
翁同NFDA2也是以“正色立朝”自命的人，而在士论慷慨，纷纷言战的奋发气氛之下，他居然做了个甘冒天下大不韪的举动，主张缓索伊犁。这个说帖又非专论“俄事”，而是谈时政，建议裁天下绿营，革除各海关中饱的积弊，等于是说兵不可恃，饷亦难筹，无形中为“缓索伊犁”的主张作了个注脚。而这一套说法，谁都看得出来，是为沈桂芬声援，抵挡主战的论调。
此刻又接受了沈桂芬的委托，虽只是传一句话的事，关系极大，翁同NFDA2的做法很聪明，借谈论对俄国的交涉为名，隐约表示李鸿藻将重入军机，与闻大政，所以来说明作缓索伊犁这个主张的理由，希望取得支援。
李鸿藻当然明白，这是沈桂芬的暗送秋波，但是他觉得无须见情，服阙复起，重入枢廷，在他是深有信心的。退一步而言，倘或圣眷已衰，恭王亦不念旧情，那么，沈桂芬亦是无能为力的。
由于反应不如理想，沈桂芬便又下了一着棋。十二月二十六日王公大臣在总理衙门会商对俄交涉，请旨特派张之洞到场，以备咨商。这样做法，既是笼络张之洞，又是尊重李鸿藻，而且将局外人拉入局中来同尝甘苦，便不能再放言高论，尽出难题，所以这是一着以守为攻的绝妙好棋。
十二月二十六下午王公大臣在总理衙门会议，未议之前，先看“上头”交下来的折件。言路广开，又是这种人人可以发抒忧时爱国伟论的大题目，所以京官中凡是关心时局而又拿得出见解的，以上折“言俄事”为时髦。官小的照例由本衙门堂官代奏，慈禧太后也看不了那许多，一概发交军机处，由总理衙门并议具奏。
因此，这天三五成群，一面并头看折，一面议论纷纷，乱了好一阵，才得静下来。主持会议的恭王便说：“今日之会，不谈和战大计，只谈改议俄约。总署拟了个稿子在这里，请各位看看！”
总理衙门的建议是，另派使臣，改议条约。这也是正办，大家都无话说。只是奉旨参与会议的张之洞是例外，他说另派使臣，有辱国体，不妨叫驻俄参赞，署理公使的邵友濂，先探一探俄国的意向，再作道理。
“电信往来，大费周折，也怕电信中说不清楚。”恭王从容说道，“事不宜缓，就是另派使臣，到俄国京城，也得两三个月的工夫，不知开议何日。我看，就这样办吧！”
张之洞虽有许多议论要发，无奈孤掌难鸣，而且也不愿过于跟恭王抗争，终于在奏稿上署了名。无形中等于代表清流，赞成和平了结。
总理衙门的会议一散，随即在恭王府又有另一个会议，商量另派使臣的人选。这又是一个难题，要将崇厚已画了押的条约推翻，改立新约，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清议如此愤慨激烈，谁也不肯担此辱国的罪过。而况俄国在万里以外，苦寒之地，又值隆冬，这趟辛苦，也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因而在现在够资格持节奉使的官员中，一个一个地数。怎么样也找不出适当的人选。
本想起用郭嵩焘，以他对洋务的熟悉，应是惟一够格的人，但郭嵩焘奉命出使英国，由于副使刘锡鸿的事事掣肘，不得不告病辞官。回到湖南家乡，又饱受讥辱，骂他媚外，骂他忘本，因而异常灰心，决不肯再来NFDDD这遭浑水，还是趁早不作此想，免得白白耽误工夫的好。
第一部分 柳堂死谏第17节 曾侯使俄
最后还是沈桂芬想到一个人，就是郭嵩焘的后任，光绪四年出使英国的曾纪泽。
“到底找对了！”宝NFDA1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口气，“这是独一无二的人！才具、年纪、身份，还有他老太爷的余荫，足可勾当此事。”
曾纪泽对洋务的了解，不下于郭嵩焘，年纪也还轻，万里奔波，力所胜任，本人是袭封的一等毅勇侯，足以见重于俄国君臣，交涉比较容易着手。最好的就是所谓“他老太爷的余荫”，曾国藩勋业彪炳，门生故吏满天下，看这份上，将来交涉即令有不如人意之处，大家也不好意思苛责。曾纪泽能够不挨骂，那么总理衙门十大臣，连带也就可以少受责备了。
“好！”恭王也点头，而且有更进一步的看法，“曾家受恩深重，曾NFDD5刚勋臣之后，与国同休戚，想来他明知艰巨，也说不出推诿的话。就照此回奏，上头没有不准的道理。”
“崇地山的罪名如何？”宝NFDA1又说，“各国公使一起抗议，这情形也得让上头知道才好！”
“不好！”恭王很率直地驳他，“‘西边’最讨厌听这些活，以为洋人处处挟制，如果不问到，不必多说。”
“是！”沈桂芬看了宝NFDA1一眼，“崇地山少不得先受点委屈，他不受委屈，大事不能了，大事一了，他也不会有什么大祸。”
宝NFDA1细想一想果然。倘或大局决裂，崇厚当然要掉脑袋，不然就有点师出无名了。若是曾纪泽到了俄国，能把交涉办了下来，则依万国公法，没有杀崇厚的道理。而且将来转圜的办法多得很，譬如授意曾纪泽，假托俄国人的要求，开释崇厚，表示议和的诚意，就是很好的一种做法。
“我已经托徐颂阁跟潘伯寅致意了，”沈桂芬说，“刑部预备复奏，请王大臣会议定罪，这又可以缓一口气。”
徐颂阁就是徐NFDD2，江苏嘉定人，同治元年的状元，现在当詹事府正詹，在南书房行走。沈桂芬用翁同NFDA2疏通李鸿藻，以徐NFDD2联络同在南书房的潘祖荫，是南派“连衡”、“合纵”的妙用。
这个年当然过得不轻松，但同样沉重的心境中，毕竟还有区别。一种是沉重得几乎承担不住，只想卸除负荷，好好喘息一会；一种是沉重得精神抖擞，整顿全神要把一副千斤担子挑起来，这就是沈桂芬与李鸿藻，也是南派与北派大概的区别。
年初三，慈禧太后就跟军机见面。清朝以勤政为家法，大年初一办理政务，不足为奇，但总是虚应故事、不甚费心的事居多。这一天不然，从辰初见面，足足谈了两个钟头方始结束。
接着，便连发了好几道上谕，最重要的是派曾纪泽充任出使俄国钦差大臣。这一次崇厚奉命使俄，所议的条约章程，不合朝廷的原意，由曾纪泽将“应办事件再行商办”，宗旨是“期妥协、重邦交”。
另一道重要的谕旨，当然是关于崇厚的。他的罪名经过再三斟酌，定了四个字：“违训越权”。违训则可以作为拒绝批准的理由，越权则表示崇厚所“画押”的条约，只是他个人的私意。定这样四个字的罪名，一方面是便于应付国际交涉，另一方面也是救崇厚。因为他的罪名本来应该是“丧权辱国”，如果是“乾隆爷”的年代，不待崇厚到京，半路上就会遇到钦差。出诏旨立斩。
然而“西佛爷”的权威，也很可观了。正月初三奉明发上谕，根据刑部的奏请，将崇厚的罪名交由亲王、大臣会议，就没有一个人敢为崇厚申辩。复奏说他“违训越权，情节重大”，于是，慈禧太后进一步降旨，交由九卿以上的大臣，直到亲郡王一起会议定罪。
正月初八，李鸿藻朝珠补褂，天不亮进宫递丧服已满，请安报到的奏折。当时召见，慈禧太后面许：“李鸿藻仍在军机大臣上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朝旨一降，贺客盈门。张之洞是早已就有“先知”的，一早赶到李鸿藻家，等到了好消息，义不容辞地为李鸿藻分劳，兴高采烈地替他家接待宾客。
宾客中最为人注目的，自然是沈桂芬。他的气量虽狭，然而城府极深，到李家致贺时，神态极其从容，并且不是道个贺，做到了应酬的礼节，随即告辞，而是闲逸地坐下来，与熟人闲聊，做足了与李鸿藻交情很厚，而且熟不拘礼的样子。
他本籍吴江，寄籍宛平，亦算是顺天和直隶的同乡，所以张之洞与李鸿藻商议，利用山西赈灾的余款，建立“畿辅先贤祠”，他亦是赞助人之一，这时候便正好谈这件事。
“先贤祠去年七月落成，今年是第一个年，”沈桂芬看着张之洞说，“香涛，该有一番举动吧？”
“春秋二季致祭是常礼。今年第一个年，自当别论。”
于是彼此商定，正月里举行一次祭典。
张之洞跟沈桂芬谈“畿辅先贤祠”，谈得十分投机，可是议论时向，就格格不入了。当时，崇厚失职，荐主不能无咎，这些追究责任上的话，张之洞是不会提到的，他所谈的是边防，如何起用宿将、如何购置新式枪械，如何择要防守，口讲指画，旁若无人。而在举座侧目之中，独有沈桂芬不断摇头，间或夹以无声的冷笑，那种轻视的神态，对兴高采烈的张之洞来说，仿佛兜头一盆冷水。
“事非经过不知难。”等张之洞的话告一段落时，沈桂芬接口说道，“局外人的高论，可以拣有理的说，自然动听，局中人不尚空谈，要讲实际。香涛，有一天你执了政，记着我今天的话。”说着，随即起身，神色不动地拱拱手：“失陪了。”
这个软钉子，碰得张之洞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心里好不是滋味。过后思量，越想越不服气，沈桂芬总当清流论政，无非书生之见，纸上谈兵，倒偏要做个样子他看看。
于是他想到了一个人：吴大NFDA7。
吴大NFDA7从陕甘学政任满回京，不久因为山西、河南、陕西太旱，奉旨会办赈务，躬历灾区，不避辛劳，救的人很不少。陕甘总督左宗棠、直隶总督李鸿章、山西巡抚曾国荃，都在奏折中说他的好话。慈禧太后决定将他外放，翰林出任地方官，不是知府，就是道员，吴大NFDA7放的是河南河北道，驻河南武陟，照例兼管河务水利。
这个缺分很苦，但东有开封、西有洛阳，南岸就是荥阳、汜水，正是中原古战场之地。吴大NFDA7虽是苏州人，却深慕他的乡先贤、明朝的韩雍。他平时喜欢谈兵，经常与亲兵在一起练洋枪打靶，颇有“准头”，沾沾自喜，所以到了这个地方，斜阳影里凭吊古迹，策马高岗，揽辔便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他又跟潘祖荫同好，而河南出土的周秦古器甚多，打靶之暇，摩抄碑版金石，颇得意于他自己的那副儒将派头，因而一时也不想求什么升迁。
对俄的纠纷一起，像他这样的人，自然不会沉默，他跟张之洞意气相投，平时常有书信往来，这时候自是洋洋洒洒，大谈筹边之计。其时由于左侯在西陲的武功所激发，做学问正流行研究西北地理，吴大NFDA7的同乡，也是他同治七年戊辰这一科的状元洪钧，就是专门搞这一套的。吴大NFDA7亦颇有所知，因而论到西北、东北的山川形势，头头是道。张之洞灵机一动，认为吴大NFDA7应可以有一番作为。
他是想到就做的脾气，当时便捡出吴大NFDA7最近写来的两通长函，送给李鸿藻去看，要求李鸿藻保荐吴大NFDA7带兵筹边。
慈禧太后此时已经打定主意，跟俄国能善罢甘休，还则罢了，不然就得开仗。所以每天催恭王筹划边防，整顿战备，一等有了成议，下诏求贤，自是当务之急，宿将鲍超，决定起用，连充了军的陈国瑞亦打算赦他回来效力，见此情形，李鸿藻觉得保荐吴大NFDA7，正是人臣事君应有之义，因而一口答应了张之洞的要求。
话虽如此，也不能贸然举荐。李鸿藻虽然名心稍重，但为人诚恳，他觉得保举人才，虽是大臣的报国之道，但亦须为被保举的人，谋一个能够发挥所长，将帅和协的善地，才算尽了提携的责任。
经过与张之洞的一番筹议，李鸿藻为吴大NFDA7找到了一个人地相宜的差使，只待正月十七的会议过后，就可进行。
正月十七在内阁的会议，要议的是两件大事。一件是崇厚的罪名，刑部司官已经过细心推求，拟了一个奏稿作为会议的根据。说他“违训越权”是句笼统的话，到底如何“越权”，如何“违训”？不能不在大清律例上求得一个适当的比附。看来看去有一条“增减制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