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评传-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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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载文章指责韩少功的系在形式和内容上完全照搬《哈扎尔辞典》的抄袭之作，已构成了对韩少功名誉权的侵害；王干发表的《看韩少功做广告》一文，其内容不涉及对韩少功名誉权的侵害，据此判决如下：（1）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之内，张颐武、为您服务报社在《为您服务报》上，曹鹏在《服务导报》上，劳动报社在《劳动报》上刊登经本院认可的向韩少功赔礼道歉的声明，为韩少功消除影响，恢复名誉；（2）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张颐武、曹鹏、为您服务报社、劳动报社分别赔偿韩少功经济损失人民币一千七百五十元；（3）驳回韩少功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韩少功、张颐武、为您服务报社、劳动报社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经审理查明：一九九六年四月，韩少功发表其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同年十二月五日，张颐武在《为您服务报》第一百三十七期上发表《精神的匮乏》一文，文中指称：《马桥词典》“无论形式或内容都很像，而且是完全照搬《哈扎尔辞典》”。同期同版的《为您服务报》上还刊载了王干的《看韩少功做广告》一文，称：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模仿一位外国作家，虽然惟妙惟肖，但终归不入流品。但也已广告满天飞，仅一位海南作家就在全国各种不同的报纸上发表了完全一样或大同小异的文字加以热烈吹捧，此类行迹，不过是《天涯》广告的又一延伸而已。这一套路韩少功用得熟能生巧了。”韩少功“怀疑广告（称之为古代江湖骗术和现代推销术的嫁接），但他为《天涯》的发行量和知名度又‘奋不顾身’地变着戏法儿做广告”。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曹鹏在《服务导报》上发表署名文敬志的文章《文艺界频频出现剽窃外国作品的公案》，文中称：“张颐武指出……韩少功的词典全盘袭用了人家的形式和手法，甚至内容都照搬。”同年十二月二十日，《劳动报》刊发了俞果的《翻〈马桥词典〉，查抄袭条目》一文，文中述称：“张颐武教授斩钉截铁地指出：韩作抄自一九九四年第二期《外国文艺》上的《哈扎尔辞典》。”并指出：“何谓抄袭？应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不然，古人、洋人将频频与我们撞车，书架上也将出现许多《ｘｘｘ词典》之著。”上述文章发表后，《中华读书报》、《羊城晚报》等进行了转载。
本院认为，关于一部作品“完全照搬”另一部作品的判断，已不是单纯的文艺批评上的判断，而是对作品有无独创性（或原创性）所作的判断。按照著作权法的原则，“完全照搬”即抄袭、剽窃，该行为是要受到法律和道德的否定评价的。对于一个职业作家尤其是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而言，其职业生命在于独立创作作品，抄袭、剽窃无疑是对其职业道德和人格价值的自我否定，必然会导致社会公众的否定评价。张颐武在《为您服务报》上撰文断言《马桥词典》无论形式和内容都很像，而且是完全照搬《哈扎尔辞典》，肯定《马桥词典》是一部抄袭、剽窃之作，但诉讼期间未能举证证明，因此，张颐武的“评论”缺乏事实根据，《为您服务报》、《劳动报》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刊登张颐武的不实“评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侵害了韩少功的名誉权。原审判决定性正确，应予维持。《劳动报》上诉无理，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王干在《看韩少功做广告》一文中明显地表达了韩少功有授意他人对《马桥词典》加以热烈吹捧之意，且已广告满天飞，该文的标题也直截了当地称“韩少功做广告”，客观上把韩少功置于一种搞“友情评论”的不道德境地，却无证据支持，亦构成对韩少功名誉权的侵害，王干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原审判决认定王干的行为不涉及对韩少功名誉权的侵害错误，应予以纠正。
闹闹哄哄的“马桥风波”终于尘埃落定，胜诉的韩少功心里并没有感到高兴。一种缺乏根据的肆意诽谤，竟然得到那么多媒体不负责任的喝彩和热炒，闹得真假不辨是非颠倒沸沸扬扬，无端耗费许多人大量的时间和心思。让他感到欣慰的是，自己在这段时间里翻译的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的名著《惶然录》已经交付出版，装帧设计相当精美，下一本书也已经在写作当中。他没有要求法院去执行最终的判决。
马桥事件是新时期文学史上争议最激烈的公案之一，有众多著名的作家、评论家卷入这场旷日持久的争端之中，然而，他们最终要闹明白的，不是作品在艺术和思想上的成败得失，而是作品是不是抄袭这样至为简单的问题。严格来说，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文学问题，而是一个法律和道德问题，但却被许多人当成正常的、健康的文学批评来对待，如今回想起来不能不让人感到悲哀。马桥事件真是中国文学的耻辱。只要读过《马桥词典》和《哈扎尔辞典》的人，都会对“抄袭”、“照搬”一说感到莫名的疑惑。虽然同样冠以“词典”的书名，但它们之间的差别实在悬殊，以至于要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还得花费许多心思。
马桥风波之后，韩少功后来又写出了《暗示》、《山南水北》等与《马桥词典》同样有分量的作品。回顾马桥事件，我们不禁庆幸，如果关于《马桥词典》抄袭、剽窃的指控作为“正常的文艺批评”得以成立，酿成一起冤假错案，我们会不会因此封杀了一个优秀作家？经过马桥事件，人们应该更加清楚合理批评与恶意诬陷和人身攻击的界线，中国文人应该比其他阶层更有涵养，懂得尊重他人的劳动和人格，不能因为观念的分歧就肆意糟践它们，以图出一口恶气。在维护事实真相和人格完整的伦理前提下，批评家仍然有巨大的空间可以自由驰骋。
进步的回退（1）
作为一个行动者，韩少功的心志少有旁骛。心志专精者往往失之迂直，但他却善于在生活的流变中迂回地把握自己。不是每一条偏僻的小路都通向辉煌的殿堂，但是每一条康庄大道都有走到尽头的时候，任何聚宴都指向一个离散的结局，这是人人都听说过的道理。韩少功的机敏在于能够弃舍，在康庄大道熙熙攘攘时悄然拐出，另辟一条羊肠小道；在觥筹交错的时刻抽身离席，“一次次回到一无所有和从零开始”，避免收拾残局的狼藉。用蒋子丹的话说，“韩少功的明智，恰在于他正值春风得意还想灯火阑珊”（《〈韩少功印象〉及其延时的注解》，《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6期）。在一条黑暗的道路上走到光明，比在一条光明的道路上走到黑暗是要好些。
90年代后期，文学题材的类同已经成为一种新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个性充分伸展的时代，奇怪的是，个性化的追求最终指向一些不约而同的共性。尽管社会的阶层和角色的分化越来越悬殊，但人们内心的愿望却趋于一说，从君子到庶民皆以物欲为本，皆以身体为尺度。一个时期，在《天涯》的小说来稿中，竟然有近半是写红杏出墙和多角恋爱的，小说中的人物玩世不恭、嬉皮笑脸的做派也如出一辙，人物活动的场所也在从商场、酒吧到宾馆床笫之间的一条线上。在作家同行之间的交流中，除了插科打诨的玩笑话和有色段子，剩下的就是耳熟能详的事情。城市生活就像它的建筑面貌一样，在复制中迅速同质化，人们在精神上也迅速向右看齐，就像操场上的士兵。多年的城市生活没有养成韩少功情感上的认同归宿，反而还有了愈来愈强的疏离感。他的心似乎始终漫游在城市之外的野地里，彷徨于古老纯净的月光之下：“我被城市接纳和滋养了三十年，如果不故作矫情，当心怀感激和长存思念。我的很多亲人和朋友都在城市。我的工作也离不开轰轰城市。但城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已越来越陌生，在我的急匆匆上下班的线路两旁与我越来越没有关系，很难被我细看一眼；在媒体的罪案新闻和八卦新闻中与我也格格不入，哪怕看一眼也会心生厌倦。我一直不愿被城市的高楼所挤压，不愿被城市的噪声所烧灼，不愿被城市的电梯和沙发一次次拘押。大街上汽车交织如梭的钢铁鼠流，还有楼墙上布满空调机盒子的钢铁肉斑，如同现代的鼠疫和麻风，更让我一次次惊悚，差点以为古代灾疫又一次入城。侏罗纪也出现了，水泥的巨蜥和水泥的恐龙已经以立交桥的名义，张牙舞爪扑向了我的窗口。”（《山南水北？扑进画框》）
韩少功不是一个凭天才写作的人，虽然他不缺少想象力的禀赋，但他的作品更多是来自经验和对经验的研磨与读解。在这一点上，他与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许多先锋作家很不相同。先锋作家更多是凭想象力，凭天赋的才华写作，天马行空，妙笔生花，富有浪漫的诗意和梦幻色彩。这种写作方式在小件作品的创作上显示出艺术的魅力，但在大部头的创作中却变得捉襟见肘，因为缺乏经验的支持，想象力难以为继，虚浮、玄诞和重沓不可避免。因此，先锋创作往往只是作家文学活动的一个暂时的阶段，他们笔下飞出去的鸟群终将降落于经验真实的湿地，成为立地行走的物种。韩少功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学习者，广泛涉猎多种学科的知识，但他更是一个务实的人。他的知识准备都是为了更好地阅读生活的经验，对现实有新的发现。在生活中，他特别重视扩大自己的经验范围，避免自己的生活圈子化，避免经验重复导致的麻木和熟视无睹。在写作中，他警惕作品对经验的过度逾越，从而丧失文字的可信度。对于一些经验的盲区，一些找不到真实感觉的事物，他都尽量避免去触及。虽然他在城市的街巷里活动了很多年月，但他还是很少写到现代城市的生活，而且他也很少描写女性的生活。他写得最多也最为得心应手的还是上山下乡那七年的乡村经验。在城市生活中，他缺少全身心的融入，缺少人与环境打成一片的如鱼在水的感觉。因此，他说：“我喜爱远方，喜欢天空和土地，只是一些个人的偏好。我讨厌太多所谓上等人的没心没肺或多愁善感，受不了频繁交往中越来越常见的无话可说，也只是一些个人的怪癖。我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人，连自己有时也不喜欢。我还知道，如果我斗胆说出心中的一切，我更会被你们讨厌甚至仇视——我愿意心疼、尊敬以及热爱的你们。这样，我现在只能闭嘴，只能去一个人们都已经走光了的地方，在一个演员已经散尽的空空剧场，当一个布景和道具的守护人。我愿意在那里行走如一个影子，把一个石块踢出空落落的声音。”（《山南水北？回到从前》）
进步的回退（2）
重返乡村，和农民一起面朝土地，过一种晴耕雨读的生活，换一种方式来经验人生，是韩少功蓄谋已久的行动，也是他和妻子守候多年的秘密。他喜欢清静，喜欢在水光山色之中与自然合二为一的适意感。早在1986年，他的妻子梁预立在《诱惑》一书的跋里就曾说到，他们最大的希望是有朝一日回到农村去，回到鸡鸣狗吠中去。多年的城市生活非但没有让他在水泥地板上扎下根来，反而平添了“田园将芜胡不归”的慨叹。其实，文人墨客中，像陶渊明那样怀有这种桃源梦想的人不会少，但许多人只是梦想而已。韩少功是一个不让愿望胎死腹中的人，想好的事情他就必然坚决去做。
就在马桥诉讼还在进行之中的时候，韩少功就和妻子开始寻找适合他们落户的乡村。当初他曾经考虑过海南乡下，只是因为不懂海南方言，与当地农民沟通不便，最终放弃了。于是回到湖南，在长沙方圆二百公里的农村看了很多地方，终于他还是选择了汨罗的八景乡。这地方是一个水库区，有山有水，民风也淳朴，而且交往起来没有语言障碍。他曾经下放这一带生活了七年，对此地的历史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当地政府对这位老知青再次前来“插队”十分欢迎，他们表示要免费赠送土地，但韩少功还是坚持出钱购买。他以两千元一亩的价格，把八景峒小学旁边一片凸进水库湖区的荒地买了下来。设计好图样，他就委托当年下乡时的农友监工，开始了房屋的建设。虽然只是一幢二层的小楼，还是断断续续花了一年多时间才竣工。他原想要建的是沉静古朴的青砖房子，实际上建起来的却是性质热烈的红砖房，因为那一带烧制青砖的老窑都废了，工艺也已经失传，烧出来的青砖色彩驳杂，质地粗劣，不成材料，只能用来围外墙。
在基建工程推进的同时，韩少功也在为自己的退隐做一些准备。他陆续辞去了海南省政协常委、省政协文史委主任等职务。2000年海南省作家协会换届，他原想乘机解除行政上的工作职务，利用自己三十二年工龄的合法条件办理退休手续。然而，有关方面非但没有批准他的请求，反而要求他出任省文艺界联合会主席一职。在坚辞不准的情况下，他提出了一个请求，每年给予他半年的创作假。这个请求最终得以接受。他唯一没有推辞的职务，是《天涯》杂志的特邀编审。在其位则谋其职，海南省文联的制度摸索和建设、人力培训和选拔、活动策划和组织以及机关物质硬件的改善仍耗去韩少功很多精力，机关面貌变化与他的用心与努力密不可分。但他每年有半年时间退出都市，体验乡村生活并从事写作。
2000年5月，他和办好内退手续的妻子迁入了汨罗市八景乡，成为这里的一个兼职新农户。与他们一同前往的，还有一条名叫三毛的长毛狗。这家伙是几年前蒋子丹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捡来送给韩家的，它是一只丧家之犬，情状相当凄惨。并不喜欢养宠物的韩少功经蒋子丹的游说，勉强接受下来，没想到他们后来成为莫逆之交，演绎了一段超出人道主义的亲情。它的进入还改变了韩少功的一些观念和行为，为了黄昏时给它放风，韩少功养成了每天散步的好习惯。它和韩家的人灵犀相通，家里来往的客人都得到它殷勤的迎送，有时热烈得让人受不了。虽然户口本没有记录，但它已经是韩家的一名正式成员。它成为韩少功小说《老狼阿毛》的主人公，也是蒋子丹小说《老狗三毛的遗言》一书的重要角色。《山南水北》一书有它身世的完整介绍。
当地的农民和学校里的老师，对这家从大城市里迁来的邻居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当听说他还是一个著名作家的时候。陆陆续续，有一些人走进院子里来参观访问，他们很快就发现里面的情况与他们的想象并不相符。这家人出入穿的是他们早已遗弃的布鞋，甚至还有旧式的军用胶鞋；菜地里施的不是化肥，而是猪粪和人粪；揭开锅盖，里面盛的竟然是稀粥和咸菜，生活水平相当一般。最让他们想不清楚的，是客厅里的木头沙发和饭厅里的桌椅，全是用当地最寻常的梓木做成的，除了需要对接的部位，其他连树皮都没有刨去，人坐在沙发上就跟猴子蹲在树丫上一样。在许多地方，他们觉得这家人甚至比农民还要农民一些。当地农民不仅劳动也要穿上皮鞋，很多就连菜也不怎么种了，以至于后来韩少功还成了自种瓜菜的倡导者。看到韩家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亦乐乎的，八景峒学校的有些老师和家属这才好意思跟着挑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