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评传-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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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作家,缺乏思想能力是很丢人的。一味的情调兮兮神经兮兮小资兮兮,满嘴文艺腔,有点扮嫩和扮软。中国文学经过了政治挂帅的那一段,大家对思想啊理论啊较为排斥。那意思好像说,人一思考,上帝就会发笑。其实,人不思考,上帝更会发笑吧?试想想,不思考的人会变成什么呢?在历史上,因热心理论而失败的作家不在少数,因思想贫乏而失败的作家同样不在少数。极“左”时代那些失败的作家,并不是思想多了,恰恰是思想太少了,白长了一个脑袋,把当局的宣传口径当做思想,就像现在很多人把一个脑袋完全交给媒体和市场。
孔见:纯思想没感觉的思想是一种观念、成见。话又说回来,尽管你的作品追求理与情的融会,但也许是当代文学中具有思想能力的作家太少的缘故,你的作品受人关注的还是思想的方面。你的读者可能从你的文字中获得某种启示,达成某种共识,或改变某种看法,但很少会出现泪流满面、无法安慰的情况。你在表达某种情感时,也相对比较克制,没有过度地渲染。是这样的吗?
韩少功:是有这种情况。我在伏尔泰、维吉尔、尼采、鲁迅等思想巨人面前是小矮人,但在矮人圈里可能误戴一顶“思想者”的帽子。我一直强调文学必须有感情和感动,但常常力不从心,不能把自己写得作呕、痛哭或者癫狂。这就是你说的最佳状态吧?当然,我对催泪弹式的煽情不以为然,对语言轻浮泛滥也很怀疑。你连一个人物都没法写得鲜活和扎实,你的感觉在哪里?一个好作家应该有所不为,不能依靠穷煽情、穷刺激、露阴癖这一类低级手段。就像下象棋,废了一半车马炮还能取胜。
附 录(4)
孔见:城市生活和女性生活(包括两性关系)是你写作的两个盲区,是你废掉的两个棋子,这是为什么?是你缺少这方面的经验吗?还是有什么道德上的忌讳?
韩少功:我对这两方面确实写得较少,因为我找不到太多的感觉,商界、官场、酒吧、时装等尤其让我觉得乏味。作家是多种多样的。你不能要求一个泥匠硬去做木匠,不能强求四川人绝不吃辣椒。应该允许作家有偏好甚至偏见。至于道德顾忌,倒谈不上。我在一篇随笔里谈性问题,曾吓住了很多人。他们说你怎么说得这样大胆?
孔见:《性而上的迷失》是把性当成吃饭穿衣一般的问题来谈,显示你非道学的一面。另外,说到人物,从你笔下刻画出来的,多是猥琐、丑陋和变态,甚至是存在人格和精神障碍的人物,这与你的人生取向恰恰相左。为什么你不塑造一些健康、伟岸、强大的理想人物,以寄托自己对人性和人格的期待?
韩少功:我的理解是这样:鲁迅写阿Q、祥林嫂、孔乙己,等等,并不违背他的人生取向,与他的《一件小事》也不矛盾。作者传达价值观,不在于他写什么题材,在于他如何处理这些题材,因此雅事可以俗说,俗事可以雅说,英雄题材可以写得很恶俗,流氓题材也可以写得很高洁。塑造高纯度的理想人物,能够经得起现代人严格怀疑和解构的英雄,当然是很重要的,也是我的梦想之一。但我在没有能力圆梦之前,写出低纯度、有杂质的英雄,也不失为因地制宜,而且这后一种是我们更常见、更接近、更容易学习的英雄。是不是?我更感兴趣的是一只鸽子、一条狗、一头牛、一个哑巴、一个罪犯、一个莽夫、一个酒鬼、一个家庭妇女、一个有过失的少年,如何突然爆发出英雄的闪光,让我们心生感动。我也许是一个更喜欢在夜里而不是在白天寻找光明的人。
有个外国的批评家倒是说我的作品很温暖,没有现代作品中他常见的阴冷灰暗。这个感觉与你的不大一样。到底谁说得对,我也没把握。
孔见:他所说的温暖,也许是指你叙述中透露的情怀,特别是对低阶层人群境遇的关注。与某些自由主义者的冷漠和傲慢不同,你一直被人看成是具有“左”派倾向的作家,这种理解有问题吗?
韩少功:我从来都是认人不认派,主张因病立方,因事立言,不要轻信划派站队那一套。在80年代,权势者很僵化,因此我特别关心“自由”,被人们理所当然划入“右派”、“自由化”一列。到90年代,权势者突然变得很腐化,我就觉得中国更需要“平等”和“公正”,而这些被视为“新左派”的口号。这些帽子和标签都没什么吧?大约在十年前,一位新锐批评家理直气壮地说:谈平等和公正太矫情啦,社会等级化是人性的必然,是历史的进步。在这位朋友面前,在当时贫富分化很厉害的情况下,我肯定要当“左派”了。让高等华人或自我预期高等的华人们有点不高兴,对强势潮流保持批评性距离,应该是我的光荣,是我一生中为数不多的正确选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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