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及其身后的人们-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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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同性恋们在一楼吃饭；女同性恋者们在二楼吃饭。过一段时间后，饭店老板开始纳闷了，一楼的那些男子们各个彬彬有礼，而且只要饮料、不要酒，饭桌上也干净得一丝不苟；而二楼的女子们各个五大三粗，却不要饮料，只要酒，而且还在吃饭期间因为言语不合撕打起来，摔坏了不少酒瓶。这个故事或许说明，同性恋者的气质有点长反了。

　　当然，这只是个故事，可以不必当真。要说清楚这件事，得拿出真凭实据。其实，有关同性恋气质的问题，早有学者做过研究，不论中外。

　　贝尔的研究发现，同性恋者在童年期存在性别认同错误，比如男孩玩女孩玩具，同女孩游戏等。有42％的同性恋者和的异性恋者喜欢女性玩伴；有29％的同性恋者和的异性恋者被人认为女气。（28）

　　另外，根据国内学者张北川曾对1100名男同性恋者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男同性恋的儿童期状况，喜欢穿着有女孩特色或是较中性的衣饰，认为当女孩比当男孩好。（29）

　　根据这两位学者的调查，我们可以认为，同性恋群体中既存在着不男不女的人，也存在性别认同“正常”的人。只不过，在同性恋人群中，不男不女人群的比例要大一些。

　　因此，那种把同性恋人群直接等同于不男不女人群的观念是错误的。这里只是客观描述一种事实，没有美化或丑化哪类群体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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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有些同性恋者强调同性恋人群在性格和举止上是正常的。我觉得这完全没有必要。这反而说明了同性恋人群对不男不女人群的歧视。其实，如果人们在不再把不男不女看成是一件坏事，那么不男不女者在同性恋人群中多一些，或者在异性恋人群中多一些，那就不再是一件不得了的事了。此外，由于不男不女人群在同性恋中占的比例更大，因此，改变人们对不男不女人群的态度，有利于改善公众对同性恋的态度。

　　（10）有关“同性恋”一词

　　20世纪的80年代，那时我还很年幼。我和祖母常到一个热闹的胡同里去听快板。那里有一位说快板书的老者，他皱纹满布而又衣衫褴褛，但快板却打得出奇地好，敲的很有节奏并且言语幽默。于是，经常有很多人围观。人多了之后，那位说快板的先生就开始向人们讨钱了。他常说，有钱的请您捧个钱场，这位先生，请您看着赏两个。祖母对我说，他是个要饭的，是靠说快板来要饭，这样的人在旧社会很多，现在已经很少了。后来，我又了解到几件类似的事情。它们分别是这样的，说相声的在旧社会被叫做要饭的；唱京剧的在旧社会被叫做要饭的等等。不过，这些都是过去的事。现在，他们又有了一个新的雅号，叫做表演艺术家。在不同的时代，人们会对相同职业的人有不同的对待。要饭的与表演艺术家，这两种不同的称谓标志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地位。社会地位变了，名称也就跟着变了。同时，名称的变化，也在告诉人们，某类人的社会地位如何。

　　“同性恋”一词，从它传入中国的那一刻，就被打上了歧视的烙印。人们之所以对同性恋感到厌恶，很大程度上与这个词本身有关。现在，人们的观念有了一些变化。有些人对同性恋已经开始持认同和理解的态度；而另一些人则仍旧视同性恋为疾病、道德败坏等。那么，如果我们想要人们认同和理解同性恋，是不是应该给这类人群起个新名，来取代“同性恋”一词呢？

　　本文想要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

　　同性恋一词并不是从来就有的。1869年德国医生Benkert创造了一个新的名词，用于概括那些对异性人士不能做出性反应，却被自己同性别的人所吸引。这个词翻译成英文是homosexuality，翻译成中文就是同性恋。同性恋这个词就是这样产生的。而在此之前，西方人世界没有同性恋一词。他们把发生鸡奸行为的男人叫做鸡奸者（sodomite）。这个词汇的来源是这样的。《圣经》中记载，上帝派了两个天使去考察索多玛城（Sodom），他们受到所多玛最后一个清白的人Lot的热情款待。可在天使要睡觉的时候，索多玛城的居民却要和Lot的客人（那两个天使）发生性关系。这件事激怒了上帝，索多玛城（Sodom）被毁了。索多玛（Sodom）一词也就成了罪恶的象征。因为索多玛城的居民实施了鸡奸行为，因此一个与索多玛（Sodom）相似的词汇“sodomy”就成了鸡奸的意思。而从一开始，鸡奸（sodomy）一词就被打上了罪恶的烙印。因此，西方世界很长时间把同性恋斥责为罪恶。如果两个男子之间发生同性性行为，他们是要被抓进监狱的。

　　那位德国医生发明了同性恋一词之后，人们开始觉得同性恋是一种疾病，需要治疗，而不是罪恶。于是，西方世界不对同性恋进行惩罚了，而是改为对其加以治疗。因此，同性恋一词的产生和流传，作用有好有坏。好的是，发生鸡奸行为的人不用再蹲监狱拉，坏的是，同性恋者被人视为不正常、有病。

　　以上说的是西方文化中同性恋一词的渊源。这个词汇后来直接影响了中国社会。所以，这里不得不提。

　　中国的历史很长，也曾有过高度发达的文明。在古代中国，并没有同性恋这个词。不过，同性恋现象却是的的确确存在的。那个时候，人们管男人喜好男人叫做“好男风”。这个叫法比较有意思。它管这个叫做一种爱好。比如现在有人爱好玩电脑、有人爱好下象棋、有人爱好打麻将等等，这些都是一种爱好。没人会去歧视。在古代中国，人们就把同性恋当作一种爱好，所以也没什么歧视。或许，古代中国的业余爱好比较少吧，所以那时侯“男风”特别盛行。在清代，很多达官贵人的家里都养着男宠，以供享用。总之，古代中国对同性恋行为是相当宽容的。这一点和古希腊的情况比较相似。在古希腊，人们更重视的性行为给人带来的快乐，而对于性欲的对象问题则不是非常关注。不过，古代中国虽然宽容同性恋行为，却不宽容同性恋的生活方式。因为两个同性恋者生活在一起不能导致生育。这样家族的香火就不能延续或旺盛了。如果一个人这样做，他会受到来家族的巨大压力。不过，只要同性恋者履行了结婚的义务，他再到外面找同性朋友就完全自由拉。因此，相比之下，古代中国对待同性恋的态度要古代西方宽容得多。

　　下面笔者想谈谈同性恋一词是如何走入中国，并对中国社会发生影响的。到了近代，中国在国力上，已经比不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年，英国率兵攻打中国的时候，中国败得一塌糊涂。于是，国内的一些仁人志士开始反思我们落后的原因了。后来，五四运动就兴起了。它的大意是，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由于民族自尊心的挫伤，当时的人们有一种倾向，认为西洋文化就是先进文化。于是，中国学者开始系统地译介西方文化了。那个时候，同性恋一词在西方世界就已经出现了，只是出现的时间还不长。而这个词实际上是一个病名，是由上文所说的那位德国医生起的。在观念上，它认为同性恋是疾病，这非但不先进，甚至落后于中国传统文化。不过，那时的学者还是把它当成先进文化译介到中国。（29）而从同性恋一词传入中国的那一刻起，它就被打上了歧视和偏见的烙印。

　　“同性恋”一词的传入中国后，人们开始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疾病，变态，不正常，不自然等等。因此，人们对这类群体大都持歧视和排斥的态度。

　　有人已经意识到，导致同性恋被歧视的一个原因是，同性恋一词带有贬义。于是，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兴起了两场造词运动。一次是把同性恋叫成同性爱；另一次是把同性恋叫做同志。笔者将分别做述评。

　　先说说同性爱一词。创造这一词汇的是著名国内同性恋问题专家张北川。他觉得同性恋一词不好，有些贬义。所以，他就发明了一个新词，叫同性爱。他认为，这个词不带贬义。不过，反对意见随即就出现了。比如著名同性恋者周丹就反驳说，“恋”和“爱”不都是一个意思吗？那同性恋与同性爱又有什么区别呢？另外，周先生还举出了更有说服力的理由。他说，日语中，同性恋与同性爱都是一个词，是没有区别的。而据周丹考证，最初是日本人先把西洋文化中的同性恋一词翻译成日文，后来中国学者才根据日文的翻译才创造了中文同性恋一词。而且，五四运动时期，一些上海的报纸和杂志用的就是同性爱一词。因此，同性恋与同性爱没有任何区别。（30）笔者认为，周丹的观点更有道理。笔者也找不出，同性爱与同性恋之间有什么区别。而事实上，张先生的造词运动也没有获得很大的影响。不论是同性恋者，还是异性恋者，使用这一词的人并不多。因此，通过把同性恋一词转变为同性爱来消除人们的歧视，是走不通的。

　　再说说同志一词。它在同性恋人群中的确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前文中也曾使用到同志一词，它就是同性恋的意思。把同性恋说成是同志，是香港戏剧家林奕华在1990年发明的。因为同志一词有点志同道合的意思，而且并不含有贬义，所以在同性恋群体中广泛流传。因此，如果你在香港看到了同志酒吧，它的意思是同性恋酒吧，弄错了可不好。大陆在20世纪末的时候出现了同性恋网站。它们也大都取名为“某某同志”网（如广州同志等）。不过，这个词也有它的缺陷，那就是难以被异性恋者认同。至少在现在，人们还习惯于称这类人是同性恋，而不是同志。另外，同志一词有其本身的含义，比如党员之间互称同志等等。因此，如果作为同性恋含义的同志一词发展起来，必定会与原来同志一词的含义发生冲突。这势必会造成混乱。因此，笔者推测同志一词恐怕走不了多远，也就只能在同性恋人群中使用，不能得到公众的认同。因此，想用“同志”一词取代“同性恋”，也是不现实的。

　　那么，在当代，是不是需要发明一个新词来称谓同性恋者呢？

　　笔者认为，不需要这样。同样一个称谓，在不同的时代，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评价。比如说自由恋爱吧。在古代时就是不好的。人们觉得儿女的婚姻大事应该由父母做主，这是父母的权力。而现在人们则普遍认为自由恋爱是好事。父母和其他人最好不要干涉。如果强行干涉的话，还可能成为违法行为。当然，古代时大概没有“自由恋爱”这个词，不过，那时也应该存在类似的短语，能够描述这一现象。而笔者觉得，同性恋一词还算比较中性。人们可以从把它当成“坏事”变成当成“好事”。因此，人们不必改变同性恋这个词，只要把它的内涵加以改变，比如它不是病，而是一种自然现象等，就能改变人们的观念了。而且，与其他称谓相比，同性恋一词还好很多。比如有人称同性恋为屁精、玻璃等；港台一带则称基佬。因此，人们不如把创造或传播新语词的精力放在改变“同性恋”的内涵上。那样，“同性恋”一词的内涵就可能由负面价值转变为正面价值，也就没有改变的必要了。另外，在笔者看来，就现有的语词来看，还是同性恋一词更有生命力。

　　从全世界范围看，同性恋者还是很受歧视的。不过，也有一大批人在为他们说话。当然，也有很多勇敢的同性恋者在为自己说话。前一种是有良知的人；后一种是勇敢的人。福柯就是这个阵营里的一员，他更新了人们对同性恋的观念。福柯鼓励人们追求快乐，而不是墨守陈规。他说：“我们更应该关注快乐，而不是性对象。如果一个男子能够让我快乐，那为什么要拒绝？”福柯继续说到，我们生活在一个人际关系的可能性极其稀少、极其简单、极其可怜的法律的、社会的和制度的世界中。当然，存在着一些基本的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但是还有多少关系应当存在啊！福柯指出，同性恋的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就是一种创造，同性恋的性活动具有改变文明面貌的作用。简言之，在福柯眼里，同性恋绝不是一种可怜的、躲在角落里的生活方式，它不仅具有正面的价值，而且对这种生活方式的模仿，可以拓展人际关系的空间，使它变得丰富多采，健康快乐。福柯因此呐喊说，只要男人与男人的婚姻不被承认，就谈不上有文明存在。

　　中国也有一批人在为同性恋说话，比如李银河等人。李银河把福柯的观点系统地传入中国社会。此外，她和王小波多次表示，同性恋是人类一种自然而正常的情感。张北川也呼吁人们对同性恋宽容以待。这些人的声音已经发出，非常宝贵但还是比较微弱。当这类声音强大起来并被人认可之后，同性恋也就不会再被视为病态或罪恶。而这些声音强大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它成为一个社会公共话题，而不仅仅是个别专家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当全社会都来关注同性恋问题的时候，它才有望最终解决，而不是说靠改变同性恋的称谓就能完成的。

　　应当承认的是，相对于女同性恋来说，男同性恋都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关注的重点。因此，本文所讨论的“同性恋”语词也就局限在了男同性恋。不过，本文所做的理论分析也是同样适用于女同性恋的。

　　
　　
　　
　　
　　
　　
　　（11）同志文学影视

　　网络出现以前，你想看看同性恋者的生活故事，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虽说《红楼梦》里有那么几章涉及到同性恋，不过还是给人蜻蜓点水、意由未尽的感觉。再说，《红楼梦》写的明朝的事，离我们远着呢，因此里面的故事也就缺乏一种亲切感。网络出现之后，你想看同性恋的故事，那可就简单多了。很多网站上收录着同志文学。这些文学作品的数量像爆炸了一样瞬间涌入网络。有句哲言叫物极必反。这句话非常适用于同志文学的迅速扩张。以前，由于主流社会对同性恋文化受排斥，所以同志文学也就很罕见。而网络能够给现实社会提供一个缺口。因此，在现实社会受排斥的同性恋文化，就一下子涌入到网络中。

　　文学有一个最基本的功能，那就是宣泄情绪。而同性恋是最需要宣泄的一群人。这就能解释为什么网络一出现，同志文学会大规模爆发。数量虽然上去了，可质量并没有跟着往上涨。很多同志文学有点像日记。作者们把自己经历的那些事说出来，就能算一篇文章了。他们的经历比较雷同，因此文章也比较雷同。笔者上文所述的同性恋故事稍加润色，也就可以成为同志文学作品了。

　　他们的作品大都是这样的。首先是发现自己与众不同，是位同性恋者，却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心爱的恋人，然后他们的婚姻遭到了来自家庭、社会的拒绝和压力，最后演出了一场不可避免的悲剧。比如有的同性恋者最后选择了出家；有的同性恋最后选择了与异性结婚；还有的最后选择了自杀等等。拢共就是这么几种套路。

　　不过，同志文学中也不乏一些精品。其中应该可以包括这样两部，一是《北京故事》，后来被它拍成电影《蓝宇》；二是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霸王别姬》。这两部作品的影响力很大。笔者准备对它们做些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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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故事》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