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死亡哲学　-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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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这样，人的个体生命也就获得了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特征。而且，正是它同原始群成员个体化渐露端倪的结合才使死亡对人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才使死亡的终极性对人突出出来了。
　　诚然，依照法国文化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的说法，原始人也有“历史性”与“时间的不可逆性”的意识，但在他们那里，从根本上讲，“历史性”是屈从于“同时性”，“时间的不可逆性”是屈从于“时间的可逆性”的。而他们的生命的“永恒性”和“周期性”观念也正是基于这种时间观念的。这些也正是图腾文化的一般特征。然而，这种原始时间观念和以它为重要特征的图腾文化，是生产力发展极其缓慢、社会长期基本上停滞不前这样一种历史状况的产物，随着生产力发展步伐的加大，氏族社会制度不可逆转的崩解以及社会前进节奏的加快，“历史性”观念不可改变地压倒了“同时性”观念，时间的“不可逆性”观念不可改变地压倒了时间的“可逆性”观念。于是，原始进化观念产生了，线性时间概念出现了，原始人对生命“永恒性”和“周期性”的迷信逐渐消除了〔法〕列维斯特劳斯著，李幼蒸译。野性的思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247；278，新的死亡观念也便应运而生了。
　　抽象思维能力的提高
　　原始死亡观崩解和人的死亡的发现的第四个必要条件是抽象思维能力的提高。
　　所谓抽象思维能力的提高，包括因果必然性观念和从个别到一般、再由一般到个别的逻辑思维能力的初步生成等内容。其所以能够成为原始死亡观崩解和人的死亡的发现的必要条件，是因为只有这样，人类才有可能从无数的观察事件中得出一条普遍规则，得出“凡人皆有死”这条规律，个体的人也才有可能通过经验而知道他自己也必有一死。
　　伏尔泰曾经断言：一个小孩如果对他单独培养，并把他置放到一个荒芜的孤岛上，他将会和一株植物或一只小猫一样地怀疑死亡的必然性。不管伏尔泰的哲学推测的科学价值究竟如何，他把基于社会实践的抽象思维能力的提高看做人类死亡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意念产生的重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的初衷是正当的，没有问题的。
　　具备了以上四个条件，人类就获得了达到认识死亡终极性和死亡不可避免性的可能，也就是说，获得了扬弃原始死亡观，完整地、本真地发现人的死亡的可能。原始死亡观的崩解和人的死亡的发现是在所难免的。


西方死亡哲学的问世


　　西方哲学的出现与西方死亡哲学的问世
　　人的死亡的发现与哲学基本问题的提出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人的死亡的发现内蕴着两个层面：一是死亡的必然性或不可避免性，一是死亡的终极性。西方有些死亡哲学研究者把这两个层面从时间维度上做出区分，把死亡不可避免性的发现看做人的死亡的发现的第一个阶段，把死亡终极性的发现看做人的死亡的发现的第二个阶段。其实，这两个层面的发现是相互渗透、相互贯通的，是很难从时间先后上做出划分的。但是，无论如何，一旦人类既发现了死亡的不可避免性，又发现了死亡的终极性，人类就最终摆脱了原始死亡观的束缚，初步实现了对自己的死亡的发现。
　　人类究竟是在什么时间最终摆脱了原始死亡观的束缚，初步实现了对自己的死亡的发现呢？我们可以笼统地说，这个事件是在原始社会后期发生的，因为只有到了人类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人类才具备了发现自己死亡的诸多必要条件。
　　但是如果有人要向我们提出精确决定人的死亡的发现的具体时间这样一个任务，我们显然就无能为力了。就我们所知，关于人的死亡的发现的最早文献是《吉尔伽美什史诗》。这首史诗已经表明当时人类已经发现了死亡的不可避免性，并开始对原始死亡观对死亡终极性的否定表示怀疑。其中吉尔伽美什痛哭并厚葬亡友以及所得返老还童神药为蛇所夺这些情节可以为之佐证。《吉尔伽美什史诗》这部文学作品约成文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如果我们把《吉尔伽美什史诗》作为一个路标，并且允许这个故事本身比这个笔录早上一两千年这样一种可能性，则与人在世界上的整个生存相比较，对人的死亡的发现仍然是一个相对晚近的事件。
　　人对死亡的发现是一个同哲学的出现紧密相关的事件。因为正是人对死亡问题的思考、人对死亡的发现把哲学的基本问题或最高问题向人类提了出来。
　　人类对死亡不可避免性和死亡终极性的思考，实质上是一个对灵肉关系或身心关系问题的思考。这就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精神能力和精神活动）究竟是依赖于我们的肉体器官呢，还是独立于我们的肉体器官呢？凡是相信我们的灵魂独立于或超越于我们肉体器官的，就必定相信灵魂不死，相信人的转生或死亡的可逆转性；如果认为我们的灵魂一刻也离不开肉体，则就有可能发现人的死亡的终极性和不可避免性。因而，在这里，灵肉关系或身心关系问题，从本质上讲已经接近于精神同物质的关系问题（即何者第一性的问题），亦即哲学的基本问题了。
　　不仅如此，人类对死亡问题的思考，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类对死亡的发现，还把人同自然界、灵魂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尖锐并且痛苦地提了出来。
　　如前所述，原始死亡观认为人的死亡是由“非自然的原因”造成的，且具有“可逆转性”。既然如此，人就既无须对自己的死亡承担责任，也不必对自己的死亡感到恐惧。但是，随着原始死亡观的崩解和人的死亡的发现，死亡给人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感受：死亡的可怖性和生命的无益感。
　　在人类发现死亡终极性和不可避免性的最初阶段，人类就敏锐地意识到了死亡的可怖性。在《荷马》史诗中，英雄阿基里斯的幽灵对奥德赛苦苦劝道：“不要津津乐道地谈死，我哀求你，啊，著名的奥德赛，依然呆在世上吧！即使为奴为仆也比到脱离形体的幽灵王国里称王好得多！”Odyssey；XI，488—491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中，主人公吉尔伽美什在挚友恩奇杜死后深沉地哀叹道：“现在控制着你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睡眠呀？你已经无知无觉，再也听不到我的话了。当我死的时候，我不就要到恩奇杜那里去了吗？我悲痛万分，心如火焚，我害怕死。”AlexanderHeidel。TheGilgameshEpicandtheOldTestament。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46。pp。63；64与此同时，人类也产生了强烈的生命无益感。正如《圣经》中所说，如果人永远死灭，如果来世根本无望，则“一个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们的全部智慧的用处究竟何在呢？……世人命里遭遇的，兽的命里也遭遇。它们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因为两者都是虚空，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传道书；3：9，2：16，3：19—20。
　　然而，“人出于尘土，又归于尘土”，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不正是人的死亡的可怖性与生命无益感的症结所在吗？当人最终发现了自己的死亡的不可避免性和终极性，当他终于发现了自己生存的极其有限性，他就同时在默思他所从出又将要回归的“尘土”（自然界），他就同时意识到了自然界的无限和永恒。也就是说，他事实上就已经在很深的层次上思考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了。
　　关于人对死亡问题的思考同哲学产生的关联，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曾经给出了一个比较精彩的说明。他指出，在远古时代，人们“不得不思考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既然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而“到处引起这种个人不死的无聊臆想的，并不是宗教上的安慰的需要，而是由普遍的局限性所产生的困境：不知道已经被认为存在的灵魂在肉体死后究竟怎么样了。……因此，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像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20。
　　也正因为如此，随着原始死亡观的崩解和人的死亡的发现，人类认识史上出现了一次巨大的飞跃，一种全新的思维形式——哲学产生了。


西方文化中心论


　　西方哲学的出现与西方死亡哲学的问世
　　与“西方文化中心论”者的主张相反，西方哲学发祥于“东方”，发祥于小亚细亚的希腊殖民地——米利都城邦。公元前7至前6世纪，西方第一个哲学派别——米利都学派在这儿诞生了。
　　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是泰勒斯（Thales，约公元前624—前547年）。他出身名门望族，曾到埃及、巴比伦等地学习东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西方史书上称他为希腊“七贤”之一，是希腊第一个天文学家、几何学家和物理学家。
　　泰勒斯并没有留下什么著作。我们根据古代文献资料，知道他的哲学的基本命题是“水是万物的始基”。他认为，水是万物的本原，万物从水而来，是水的变形，万物又都复归于水。泰勒斯还认为世界万物都是有生命的，万物都充满着神灵，磁石也是有灵魂的。值得注意的是，他这里所说的神灵和灵魂并不是某种超自然的精神实体，而是万物自身所具有的一种活动原则或生命原则。
　　米利都学派的第二个代表人物是泰勒斯的学生和朋友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ros，约公元前610—前546年）。相传他对天文学和地理学很感兴趣，曾写过一部《论自然》的著作，被认为是古希腊哲学家中第一个用文字记下自己思想的人。
　　阿那克西曼德和泰勒斯一样，也认为世界万物是从物质的始基中产生出来的。不过，在他看来，这种始基不是水，而是一种不固定的本身没有特定性质的混沌未分的物质，他称之为“阿派朗”，意即“无限者”、“无规定者”。这种“无限者”本身不生不灭、无穷无尽、无边无际，万物从它产生，消灭时又复归于它。
　　阿那克西曼德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提出万物的生灭变化都受必然性支配、都具有一定规律的哲学家。他把这种必然性和规律称为“命运”，说：“万物由之产生的东西，万物又消灭而复归于它，这是命运规定了的。因为万物在时间的秩序中不公正，所以受到惩罚，并且彼此互相补足。”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7此外，在他那里还有生物进化观念的萌芽。
　　米利都学派的第三个代表人物是阿那克西曼德的学生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约公元前585—前525年）。他对天文学和气象颇有研究。他同泰勒斯和阿那克西曼德一样，在物质的东西中寻找世界万物统一性的基础，明确提出气是万物的始基，认为万物都由气产生，消灭时又都复归于气。
　　阿那克西米尼并没有否认神和灵魂的存在，但他明确指出神和灵魂也同世界上其他事物一样，由气产生且具有“气的性质”。这显然是一种“物活论”形式下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诚然，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说在米利都学派哲学家这里已经有了死亡哲学，因为在我们所知的全部有关历史文献中，他们甚至连人的死亡也没有提到。但是我们却有充分的根据说，米利都学派的出现对人的死亡的最终发现、对西方死亡哲学的产生具有决定性的历史意义。
　　米利都学派出现的伟大历史意义，首先就在于它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个哲学派别，就在于它最早提出了“始基”这个哲学概念，提出了“万物皆一”这个伟大洞见。由于这些概念和洞见，人类对死亡的思考才有可能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才有可能成为死亡哲学。
　　米利都学派的另一个重大功绩，在于它破除了传统的神创始万物的原始宗教观念，试图用自然界本身、用自然界自身中的某种物质形态来说明世界万物的多样性和统一性，说明它们的产生和变化。它标志着古代神话宇宙观向自然宇宙观的过渡，宣告了西方哲学史上唯物主义思想（“自然哲学”）的诞生，为彻底清算以“非自然的原因”和“超自然的原因”解说人的死亡的原始死亡观提供了思想武器。
　　米利都学派的第三个重大功绩，在于它鲜明地提出了世界统一于物质这样一个原则，把神灵或灵魂看做物质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属性，这就粉碎了原始死亡观所宣扬的灵魂超然于肉体、灵魂不死、死亡的可逆转性等一套虚幻观念，为死亡终极性观念的问世作了铺垫。
　　米利都学派的第四个重大功绩，在于它素朴地提出了万物皆流转死灭的辩证原则。特别是阿那克西曼德，还明确提出了万物生灭变化都受必然性即“命运”支配的观点，这就为人们破除原始死亡观、树立死亡必然性或不可避免性观念提供了精神武器。
　　米利都学派的出现是西方死亡思想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它宣告了以神话宇宙观为基础的原始死亡观的终结，标志着人对自己死亡的最终发现，揭橥了死亡哲学的即将问世。一旦有了哲学，人类也就敲响了死亡哲学的大门。
　　“跳出童年时代吧，朋友，觉醒呵！”（卢梭语）现在，西方人在度过漫长的野蛮时代之后，终于觉醒了，他就要借助哲学这根拐杖跳出自己的“童年时代”，开始对自己的死亡作哲学思考了！


对死亡本性的哲学思考


　　2早期古希腊死亡哲学：对死亡本性的哲学思考
　　米利都学派之后，人们开始了对死亡的哲学思考，西方死亡认识史上出现了一个空前的大飞跃：死亡哲学诞生了！它的最初形态便是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死亡哲学。
　　古希腊罗马时代是欧洲社会的奴隶制时代，作为这一时代产物的古希腊罗马死亡哲学，其发展一方面同这个时代奴隶制社会的历史演进保持着大致的同步性，另一方面又同这一时代哲学的发展保持着大致的同步性，因而也可以粗略地划分早期古希腊、古典时期和希腊化与古罗马时期这样三个历史阶段。这些历史阶段的死亡哲学虽然内容不尽相同，但也有一个共同特征。这就是：它们都围绕着死亡哲学的基本问题，即肉灵（即身心）关系或精神与自然界的关系，集中探讨死亡本性问题，诸如什么是死亡？死亡有终极性吗？死亡同人生有何关系？死亡真的像常人所想的那样可怕吗？等等。诚然，这个时代的哲学家们由于其哲学立场、哲学视界和哲学趣向的差异，对上述诸问题做出了迥然不同、甚至正相反对的回答，他们中有些乍一看甚至似乎是在为原始死亡观辩护，但是，他们却都以其对死亡的艰苦深入的哲学思考，丰富了西方死亡哲学的内容，推动了西方死亡哲学的发展，同样是西方死亡哲学史上的伟大英雄。
　　赫拉克利特和毕达哥拉斯是西方哲学史上最早对死亡进行哲学思考的哲学家。他们分别从唯物主义的自然哲学和唯心主义的宗教哲学这两个很不相同的角度对死亡本性问题作了积极的探讨，尽管他们的死亡哲学思想还很零碎，尚不具系统，但他们作为西方死亡哲学始祖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