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5-坟墓的秘密-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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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是那群快乐的大三学生发誓在暑假来临前戒酒的时候。这并不是由于高年级协会，噢，不是因为它。而是由于，你知道，（他们说）“我不爱喝酒。”现在他们放弃了星期六晚上的散布，不再光顾教堂大街上的剧院，把自己独自一个人关在书房里，花些时间写写散文，修身养性。现在他对自己的鞠躬致意很谨慎，根据对方的影响力大小不同，他的鞠躬也有谦卑顺从和趾高气盛、居高临下之分。现在战战兢兢的大三学生在街上会绕着弯走，目的是避免碰见卷轴协会或骷髅协会的某位先生，担心自己的鞠躬不能让上述那位先生满意并且由此减少了自己本来确定当选的机会。他之所以那么有信心当选是因为他兄弟的最亲密朋友的同父异母的兄弟是骷髅会员，或者如果不是这个人当初拒绝了的话本来已经是骷髅会员了。确实如此，这就是许多三年级学生对于自己的机会很有信心的原因，在最后痛苦的结果来临前这个思想一直支撑着他，而他之前的雄心和希望又使那个结果显得更令人痛心。不过别担心，三年级的同学们，从你们的小窝里走出来，从长期的痛苦的耐心等待中走出来吧，请购买《每日新闻》，读一读那些你们曾经崇拜的神圣人物的荒唐蠢事，愉快的笑声将淹没你们悲痛的思绪。
文学批评家、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埃德蒙德威尔逊1923年在《论坛》杂志上撰文争辩说，正是这种奇特的、不友善的会员遴选办法培养了学生。其他的一些耶鲁学生非常清楚，他们牺牲自我正是为了能够有机会得到他人对自我价值的认可，这真是矛盾的逻辑。1896年，一位名叫内森史密斯的大三学生强烈抨击协会体系的这个方面，认为它是一种工具，借助这种工具“邪恶势力打着善良的旗号悄悄地渗透进来了”。他这样写道：
协会成员在我们中间已经被过度英雄化了。我们想加入协会的欲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牺牲了更高的目标和原则。言论和行为自由受到了暗箱操作和谄媚奉承的威胁。追求社会荣誉的人经常担心被人们视为“另类”，因此在做事或发言前，他必须首先考虑自己的言行是否会损害当选的机会。
第2章 耶鲁的社团制度深深的伤痕
然而，在史密斯写这些文字的同一个月晚些时候，当骷髅协会邀请他加入时，他接受了。
至少在这些协会存在的最初一个半世纪里，当着外人的面，会员是不允许讨论自己或敌对协会的，也不允许讨论人和哪怕和协会事务仅有一点点关系的问题。当骷髅和卷轴协会的成员进入、离开或仅仅是路过他们的“墓地”时，他们通常也不说话——这条纪律今天仍然有效。当一位中立者在协会成员面前提到了任何高年级协会或者仅仅是哼唱了几句协会的会歌时，那位成员会表现出受到冒犯的样子，如果这位成员属于骷髅协会，他往往会离开屋子。19世纪末的某个时候，一个歌剧团来到纽黑文演出“彭冉（冉英格兰西南部一自治城市，18世纪前常遭到海盗掳掠——译者注）的海盗”。一些狼首协会的成员观看了下午场的表演，结果他们发现海盗头子头戴的那顶拿破仑式帽子上绘有头骨和交叉腿骨图案。那天晚些时候，这些狼首协会的成员到那位演员下榻的饭店看望了他，并且告诉他如果他在骷髅图形下展示一些“322”的数字，那么他将“在本地引起轰动”。当天晚上，当这个演员扮演的角色戴着经过改造的帽子走上台时，几位学生立刻站起来退场——而观众席中其他的耶鲁成员明显地只会傻笑。
高年级协会的成员被认为应该始终佩戴着雕刻着协会标记的别针。会员们白天将别针戴在领带上，晚上睡觉时把别针牢牢地别在睡衣上。在正式场合，教师中的那些协会分子通常避免公开佩戴别针，但是年轻的辅导教师由于离开大学时在协会那段辉煌时期的时间还不长，因此有时过于骄傲而不愿意把别针藏起来。大四学生中的体操运动员或划船选手在训练和比赛中无论穿的衣服多么单薄也会保证把别针别牢。为了遵守协会的制度，四年级的游泳选手在比赛时会把别针握在手中或含在口里。（也许正是为此，19世纪80年代据说有一位游泳选手不小心吞下了骷髅别针，以至于不得不在附近的桥港医院接受手术。）
此类别针代表着某种矛盾的心理：协会成员佩戴闪闪发光别针的高度几乎和他人的视线一样，以此炫耀自己的会员身份，然而如果有任何人哪怕是轻描淡写地提到了某个协会，这位会员都会显得很愤怒，似乎受到了侮辱。1934年，一位狼首协会的会员这样描写道：
如果我们承认被选入高年级协会和加入全盛时期的菲贝塔卡帕协会一样，已经成了“学校里最高的荣誉之一”；如果我们承认没能被选入协会是最大的失望之一；如果我们承认当着协会成员的面以直接间接的方式提到协会制度或任何协会的象征物都是触犯了禁忌；如果我们承认所有这一切——而事实证明我们必须承认，那么当条件非常有利（条件不利时几乎是无法忍受的）时，下述种种情况是极其令人恼火的：当你和某个人面对面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在校园里遇到他，在学院书房的火炉前和他交谈，假期时和他一起旅行，所有这些时候，你会始终注意到他脖子上的那根领带上有一个协会的徽章在盯着你。
后来狼首协会的会员决定采取拒绝潮流的措施，具体办法是不再将别针佩戴在领带上，而是汗衫这样更不显眼的部位。（很明显，19世纪的耶鲁学生都很趾高气扬，目光平视，而且实际上目光是不会投向鼻子以下部位的……）最终，骷髅协会也效仿了狼首的榜样，协会内部将此次改革称为协会最近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
选员日起源于19世纪70年代，作为一种痛苦的公众仪式流传了近一个世纪。这个活动是选举会员程序的高潮。在那一天之前，三年级学生只能猜测或希望某某能被选中，并就谁当选和当选的理由打赌。（那些为协会成员和渴望加入协会者量身定做西服的出色的纽黑文的裁缝们也要为此下注博彩。）在接近五月底的一个星期四下午，无论天气如何，三年级学生都会聚集到现在称为老学院的地方，朋友之间挤作一团以寻求支持和慰籍。而其他的学生、教师、学校行政人员、校友，甚至是纽黑文的当地居民会在围在周围，从窗户里、台阶上、屋顶上和大街旁观看此次活动。当学院的大钟敲响了五下，每一个高年级协会都会派出一名代表，这个人往往身穿黑色西服，安静严肃地从墓地中出来，然后独自一人朝老学院的方向走去，一路上不与任何人打招呼。当他挤进那群脸色苍白的大三学生中时，他往往会假装接近某个人，然后突然又朝相反方向走了。他会挪到人群最密集的地方，那儿也是最优秀的候选人集中的地方，然后他用力地拍一拍被选中的某个人，高声喊道，“回自己的房间去。”那位大三学生会回过头来看看这位代表佩戴的别针以判断哪个协会选中了自己。接下来这位大三学生会一言不发地走回自己的房间，那位协会代表跟在他后面。一旦到了那儿，没有旁人在场的时候，这位代表会向大三学生发出入会的邀请。然后，那位代表会操远路绕弯回到墓地并在那儿一直待到晚上。这个程序大约每五分钟重复一次，直到每个协会15个人的名额都满了。如果协会挑选的人是大伙公认的合适人选，大学生们会爆发出欢呼和喝彩声。如果选出的人的品行值得怀疑，人们对此会报以冷淡的沉默态度。
通常，卷轴和钥匙协会会挑选那些全面发展、性格温和的学生，狼首协会则选择热爱社交的预科学生，骷髅协会选择的标准是成功。特别是运动，良好的运动能力永远受到重视——1905年，在挑选加入高年级协会的45人中，有32人是运动员。选举时，一些朋友会坚持说要么全体都被吸收入会，要么就一个人也不参加。把这些群体全部吸收入会的行为叫做“打包”，而骷髅协会是唯一一个不接受“打包”行为的组织，
选员日总是会有一些遗憾。这场痛苦的公众仪式让许多人感到伤心，因为合格的候选人总是比协会的会员名额多。欧内斯特在其1953年的《学术队伍》一书中曾提到，偶尔某位候选人会因为当天下午的紧张气氛而昏过去。1899年，莱维韦尔奇这样解释道：
这个下午在我们中间许多人的心中留下了尖锐、痛苦和深深的伤痕，也许一个人生活中的所有战斗所能照成的伤害也莫过于此。这些人失去了他们最渴望得到的东西，那就是同伴们能够给与自己的荣誉，而为什么如此他们通常也说不出理由。他们的朋友以及整个学院已经认为他们明显地失败了。决定是无法改变的。神秘世界的大门在他们面前关闭了，奇妙的经历与他们无缘，某种机会和有益的交往被禁止了。这一切都是无法改变的。最终的决定已经做出了。
第2章 耶鲁的社团制度如果我很优秀
但是校园里普遍的观点是一个耶鲁人应该能够体面地接受这种失败的羞辱。
然而，一想到将要在公众面前接受这种最终的裁决，一些学生对于到耶鲁读书就有些打退堂鼓。此外，许多父亲怀疑自己儿子的坚忍能力，这使他们拒绝把儿子送到这么一所可能造成如此伤害的学校去。甚至一些耶鲁的毕业生也会夸耀说自己曾经成功地劝阻了一些学生到耶鲁读书，还说他们自己是不会向耶鲁捐一分钱的，原因就是因为协会制度的存在。
1933年，《每日新闻》的主席鼓励大三学生发起反协会的运动，同年，协会选员最优秀的候选人在选员日都没有出现在集会的院子里。相反，各个协会不得不到寝室里找到这些大三学生以发出入会的邀请。但是尽管一些一、二年级的学生告诫说，“选员日已经不存在了！”第二年这个活动又恢复了，这一次举行地点改在了布兰佛学院的院子里（在以后的几乎20年里，这个地点一直没变），贝尔塞柳斯以及“书本和蛇”协会首次参加。谢氏学院的协会的一些做法遵循更古老协会的榜样，从而很快就适应了环境。例如，从图书馆出发步行到墓地聚会时，贝尔塞柳斯（成员称之为BZ或贝塔…祖鲁协会）协会的队伍也遵照从低到高的顺序排列，会员们身穿黑西服，打着黑领带。
在耶鲁和全美国，上个世纪5、60年代是一个充满变革的时代，各种变革促使协会之间形成了新的界限。住宿学院制度得到了促进。1963年，每个学院都有了自己的院长，分班的要求被废除了，数字评分制度也暂时被成绩分级制度所取代，也就是成绩分为优秀、及格和不及格。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耶鲁的招生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目的是可以吸收少数民族学生，放在预科教育和传统联系上的精力也可以减少一些。1969年，耶鲁开始招收女生。耶鲁教授，历史学家加迪史密斯对我说，“耶鲁历史上很少发生过如此迅速的变革。在60年代的环境里，等级划分、精英理论和特权现象都是遭到蔑视的。各个协会开始减少自我庆祝式的宣传活动，因为这会引起人们的嘲笑。一些人认为协会已经快要消亡了，因为它们是如此地和新的文化社会氛围相脱离。抗议现有权威的心理已开始和民权运动连接在一起，后来和越战有关。随着战争的进行，人们开始思考为什么自己要在乎是否加入某个协会。”
公开的选员日最终于1953年被废止了，当时公众的谴责声压倒了传统的情绪。协会制度的变革是一件大事，引起了全国媒体的注意。此外，高年级协会吸收会员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通过一种不公开的立誓入会程序，一些协会早在第二个学期就开始争取候选人的支持。1966年，院长办公室说服了各个协会同意在选员日一个星期前不接触大三学生。此前，因为向协会透露大三学生的成绩和课外活动纪录以供参考，院长办公室已经收到了人们的批评。今天这种做法已经被人们放弃了。现在的协会通过一种奇怪、肤浅的方式熟悉潜在的会员，通过这种方式寻访者和被寻访者必须假装自己的会面是纯粹的社交活动。在大部分情况下，协会成员和候选人也许会通过一个双方都认识的人安排一个非正式的社交场合。然后双方假装很快就发展了深厚的友谊，这位协会成员会邀请候选人参加许多团体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人员主要由协会成员组成，尽管他们仍然不承认自己的会员身份），通过这种办法，他可以把这位候选人介绍给尽可能多的协会成员。这样一来，这位协会成员就可以为实际的投票过程及时地获得支持并发展熟悉程度。
随着耶鲁招生规模的扩大，其他的一些协会也陆续成立。成立于1903年的非秘密协会伊莱休俱乐部就是其中之一。伊莱休俱乐部在1905年左右试图通过效仿原有那些协会的做法来赢得更多的尊重。1962年，后来出任《华盛顿邮报》编辑主任的罗伯特凯泽尔和后来成为副总统候选人的约瑟夫利伯曼担任了伊莱休俱乐部的官员，不过担任协会定期公报编辑工作的不是凯泽尔，而是利伯曼。然而，到了20世纪末，伊莱休俱乐部在更大程度上已经成了人们的笑料——它是唯一一个接受正式入会申请的协会。20世纪50年代，一个叫做“手稿”的组织开始以地下协会的面目出现了，后来该组织搬到了“墓地”里（其成员包括现任耶鲁院长理查德布罗德和电影《骷髅》的编剧约翰波格）。1962年，原来曾是谢氏学院一员的圣埃尔莫协会转变为一个高年级协会，此外，一个成立了三年的协会——圣安东尼哈尔协会（后来出任副国务卿的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和华盛顿特区市长的安东尼威廉姆斯经常参与该组织的活动），也从谢氏学院搬到了耶鲁。20世纪末还有两个名誉协会转变为高年级协会，一个是1910年成立的奥雷利安协会，另一个是成立于1916年的火炬协会。
1968年（那一年乔治布什是耶鲁的大四学生），耶鲁有八个“地上”的协会，或者说有自己的“墓地”的协会，还有大约十所地下协会，后者在全城租房子活动。代斯摩、加马塔乌（非正式的名称叫“杜松子酒”）、“戒指和摇篮”、“权杖和锁链”、以及“剑与门”都属于地下协会。这些地下协会知道，相对于那些更出名的秘密协会，自己必须更加努力才能说服大三学生加入自己的行列，因此它们会在选员日一个星期前就早早地接触候选人，而按照规定在这个时间以前协会是不允许向大三学生展开宣传攻势的。地下协会的活动一般来说比地上协会要松懈的多。各种活动包括整个晚上听录制的音乐和讲黄色笑话。20世纪90年代，这些精英团体经常在晚上打保龄球。但是一些活动至少和那些更具雄心的地上协会的安排一样有情趣。一个地下协会有一项叫做“枪”的活动，在20世纪60年代该活动流行一时。活动的具体细节是：屋子的中央有一个玩具武器，协会投票选出一个人，这个人必须用武器“射杀”任何其他一个成员，被射杀者就被排除在下一轮投票之外。在投票之间的“战斗时期”，游戏参加者要努力组成团体并拉选票。狂热的竞选活动和不可避免的背后供给行为据说可以教给学生人际交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