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运动杂谈-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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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新文人既那么潇洒自由，令青年人神往倾心，也不是无理由了。
　　至于我们这个社会真正所希望的文学家呢，无论如何应当与新文人是两种人。第一，他们先得承认现代文学不能同现代社会分离，文学家也是个〃人〃，文学决不能抛开人的问题反而来谈天说鬼。第二，他们既得注意社会，当前社会组织不合理处，需重造的，需修改的，必极力在作品中表示他的意见同目的，爱憎毫不含糊。第三，他们既觉得文学作家也不过是一个人，就并无什么比别人了不起的地方，凡作人消极与积极的两种责任皆不逃避。他们从事文学，也与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一样，贡献于社会的应当是一些作品，一点成绩，不能用其他东西代替。
　　这种人也许是个乡巴佬，凡属新文人的风雅皆与他无缘。
　　生活也许平平常常，并无轶闻佳话足供广播流传。思想信仰也许同现社会制度习惯皆显得十分冲突，不能相合，但却有一种更合理更谨严的伦理道德标准控制他，支配他，而且在他那些作品中，便表示出他对于旧制度习惯的反抗，向未来社会伦理道德的努力。这种人缺少新文人的风度，缺少新文人的生活，算不得他的耻辱。他不一定会喝酒打牌，不一定常常参加什么会，不一定是个什么专家，不一定有〃学位〃和讲座。他观察社会，认识社会，虽无〃专门知识〃却有丰富无比的〃常识〃。他从书本学得了文学上各种技巧，学会安排文字，铺叙故事，再从那个活生生的社会里去注意一切问题——他的作品便是综合这两方面所得的成果。他决不如某种有〃学位〃的文人，仅仅以能够模仿某某名作写得出一首诗一篇小说就沾沾自喜。他不善模仿，必得创造。（创造需要胆量同气魄，他就不缺少胆量同气魄。）工作失败了，他换个方式再干；成功了，也仍然换个方式企图更大的成功。
　　这种人相信人类应当向光明处去，向高处走。正义永远在他们胸中燃烧，他们的工作目的就是向生存与进步努力。假若每个文学作品，还许可作者保留一种希望，或希望他作品成为一根杠杆，一个炸雷，一种符咒，可以因它影响到社会组织上的变动，恶习气的扫除，以及人生观的再造。或希望他的作品能令读者理性更深湛一些，情感更丰富一些，作人更合理一些。他们的希望容或有大有小，然而却有相同的信仰，就是承认人的个体原是社会一部分，文学作品是给人看的，把文学从轻浮猥亵习气里救出，给它一种新的限制，使它向健康方面走去，实为必需的情形。一个不自私的现代人，假若他还有眼睛，还能够用眼睛看看书本以外的一切，就不至于觉得把文学赋予这种限制有何种可嘲笑处。他们不怕嘲笑！
　　社会的流行风气，常常奖励到一些装模作样的新文人，常常奖励到一些懒惰与狡猾的人，这不稀奇，因为无限制的容许新文人轻浮与猥亵，读者也就可以满足个人轻浮与猥亵的嗜好。因此一来，另外那些想把文学加上一种崇高的责任的文学者，自然就见得俗气逼人，见得荒谬绝伦了。这种人一面将受一般社会的奚落，一面还不免为痛苦、贫穷以及各样恶势力所迫害，不是很悲惨的死去，就只得在逃亡沉默中勉强挣扎。这种人不特缺少新文人的潇洒与风雅，有些人甚至于想勉强活下去也办不到。若将这种人同新文人去比较看看，相形之下，也就可以明白这所谓〃从事文学〃的工作，真是一种如何枯燥无味困苦艰难的工作！
　　一个大学校的文学教授，一个文学杂志的编辑，或是一个薄负时誉的文学作家，必皆常常被青年人用书信或当面提出一个问题：〃先生，我对文学极有兴味，我有志于文学，怎么样我就可以做个文学家？〃这些青年人虽说有志于〃文学〃，大多数或者还只是有志作一〃新文人〃。因为一群新文人的好处，最容易引起他们的注意。至于一群有远见的文学家，十年来所遭遇的忧患，照例是很少为人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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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目前新文人真不少了，最缺少的也最需要的，倒是能将文学当成一种宗教，自己存心作殉教者，不逃避当前社会作人的责任，把他的工作，搁在那个俗气荒唐对未来世界有所憧憬，不怕一切很顽固单纯努力下去的人。这种人才算得是有志于〃文学〃，不是预备作〃候补新文人〃的。
　　一月三日北平
　　
　　
　　第06篇介绍《中国新文学大系》
　　从民国六年的文学革命起始，中国有了个新文化运动，这运动因民八的〃五四运动〃而增加了它的意义和价值。到现在，算算时间，已有了十八年！十八年来这个新文化运动，经过了多少变迁，有了些什么成绩，它的得失何在，皆很值得国人留心。我们很希望有人肯费些精力用一种公正谨严态度编辑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发展史，给这个新文化运动结一次帐。
　　年来虽看到几本书在市场上流行，可惜还没有一部较好的书。
　　如今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聘请了十个代表作家，就这个运动初期十年中的一切活动，分别整理编辑了十本书，名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它的内容——关于文学革命建设理论的，由胡适之先生编选；关于文学团体论争的，由郑振铎先生编选；关于小说，由茅盾、鲁迅、郑伯奇三先生编选；关于散文，由周作人、郁达夫二先生编选；关于新诗，由朱自清先生编选；关于戏剧，由洪深先生编选；关于史料索引，由阿英先生编选。每一种专集约五十万言，并各附编选者引论约两万言，叙述本书各作品自五四以来发展的经过，以及其重要影响。十个编选人或为这个运动发端的领袖，如胡适之、周作人先生，或为重要刊物的主持人，如茅盾、郑振铎先生，或为当时重要作家，如鲁迅、郁达夫、郑伯奇先生，或为专家，如朱自清、洪深先生，或为史料收藏家，如阿英先生。如今十个人能通力合作来编选这样一部五百万言的总集，可谓近年来出版界一种值得称道的大贡献。编者能在五四运动的十六年的纪念日，将这部书介绍给本刊八万读者，是件很值得快乐事情。
　　一九三五年五月四日
　　
　　
　　第07篇谈谈上海的刊物
　　许多人谈到近年来文艺杂志，都觉得太多了点，笔者意见却以为近年来杂志多，文艺杂志并不多。够得上称为文艺杂志，且愿意好好的办下去的，依然寥寥无几。
　　杂志多有两个原因：一是杂志范围性质宽，内容杂，能广泛的吸收作家，也能广泛的吸收读者，容易办。二是上海方面要作生意的书店多，要写文章的作者多，不新起炉灶不成。三是作官的个人或机关团体为了某种原因，也办杂志。但许多刊物皆随起随灭，有些被查禁，停了；有些支持不下去，三二月又自行歇手了。因此杂志虽然多，能继续生命到一年以上的却仍然不多。尤其是文艺杂志，有些出创刊号时就先作声明，刊物是凑成的。这自然有个理由。把它办得如理想那么好，名作家全部上台，不可能。照理想那么去办，要某一类作家出场，常有阻碍，不能存在。尽某一类无名作家出场，对读者不能发生信仰，也难存在。
　　办杂志出版人必有个目的，就是要有销路（官办的除外）。这是很自然的事，无可非议。不过单从销路着眼，说来还有个区别。譬如开明书店出的《中学生》，与另外一个书店出的一种书报，同样有五万份销路，谋出路的态度或方式是显然不同的。《中学生》杂志许多大学生还应当看看，因为它上面有许多文章，值得全中国学生注意。好些书报却不宜多花钱购买，因为除了杂乱刊载一些相片，别的毫无所有。办杂志编辑者自然也有个目的，就是使刊物在社会上发生一点意义，产生一些价值。但作同样打算的编者，各人所持的态度同所用方法，也就不大相同。譬如说生活书店的《译文》，同论语社的《论语》，就代表两方面的例子。《译文》销路据说并不多，然而是个值得注意的刊物。它的内容纯载译文，每期总有几篇文章，读后留下一个印象。至于《论语》，编者的努力，似乎只在给读者以幽默，作者随事打趣，读者却用游戏心情去看它。它目的在给人幽默，相去一间就是恶趣。虽在同一书店，办得杂志也常常不同。即以生活书店而言，所出的《国际知识》它告给我们读者的知识并不多，但确是国民很需要的知识，至于《太白》，就不同了。《太白》是注重小品文的，比《论语》健全一些，却同样琐碎芜杂。
　　上海最多的是书报，定价从二毛到五毛，据说这些书报主顾皆在广东南洋。办书报的大致皆注意〃销行〃，不过问书报在销行以外的〃影响〃，所以皆能够办得〃热闹〃，却不容易办〃好〃。这种刊物在物质上即或成功，在精神上却失败了。
　　因为它的存在，除了给人趣味以外别无所有。读者多，若无一个健全目的，便等于出版人与读者合作，在那里消耗外国纸张铜版那么一件事了。
　　书报中有漫画刊物，正同杂志中有幽默杂志一样。近年来漫画杂志很多，它代表一个倾向，就是普遍的讥讽这个社会人与事。它同幽默杂志有类似处，本身原为一根小刺，常常向社会各方面那么一戳，内容有时过于轻浮，效率有时只能打趣。其中较好的为《生活漫画》。
　　杂志载时事消息，载论文，政治经济艺术文学合冶一炉，态度是庄严的，内容是无限制的，刊物中《东方杂志》、《申报月刊》皆还不坏。《新中华》比较差一点，惟文艺部分稿却多些。改组以后的《现代》也那么杂，要办好恐怕不容易见好。这种杂志能不能办好只在编者地位与拉稿逼稿能力。纵好也不易见好，就因为它是真的〃杂〃志。这种杂志也有用周刊形式出版的，《华年》是比较好的一种。
　　刊物中有新创一格式的，为《科学书报》这种刊物，小学生中学生读它很好。（其实艺术杂志也应当有人肯试那么来办一个。）它好处在〃通俗化〃，在〃浅〃。它坏处在定价高（应当定价一毛钱或六分钱左右，不能再多），因之内容通俗销路却难通俗。
　　杂志中我最先提到却在最后方来谈它的，是纯文学刊物。
　　说起文学刊物，有四种刊物已不存在，我们还记得它。这四种刊物名称是：《小说月报》、《创造》、《新月》、《现代》。我们记得它们名称，是因为它们给了我们一些成绩（它们的寿命长短自然也有关系）。它们能吸收许多作家，支配许多读者。
　　这种刊物现在还多，却只有《文学杂志》比较引人注意。我们很希望多几个这种刊物。虽有种种原因，这种刊物不容易出现，不容易支持，这种刊物多有一个，它的好处至少可以补救三个诙谐小品刊物所产生的坏处。这种刊物目前在希望中生长的，有一个《创作》，熏风出版部出版，编辑人李辉英；《文饭小品》，脉望出版部出版，编辑人施蛰存；有个《新小说》，良友公司出版，编辑人郑召平；有个《星火月刊》，星火艺社出版，编辑人杜衡、侍桁、杨*——人。（又听说《现代》也将恢复，且仍由《现代》前编辑施蛰存负责。）《创作》方出第一期。《文饭小品》编者能努力，且知所以努力，刊物有希望。惟编者若放弃与《人间世》抢生意，不走小品一路，使刊物保持昔日《现代》杂志性质，也许更容易办好。《新小说》应改良，尤其是应把不三不四历史故事去掉。《星火》有生气。这刊物有两点与一般刊物不同，一是短评，注重在指摘与揭发文坛当前的形势，有些什么可笑的人正在作些什么可笑的事；二是登载新人创作（这些人名字比较生疏，文字却还好）。不过这刊物引起读者注意若果只是前面一件事，即短评与文坛偶语，这些文章皆针对着一个目的，即是向异己者用一种琐碎方法，加以无怜悯不节制的嘲讽与辱骂（一个术语，便是〃争斗〃），刊物若净靠这种争斗支持，他的命运就不会好。
　　说到这种争斗，使我们记起《太白》、《文学》、《论语》、《人间世》几年来的争斗成绩。把读者养成欢喜看戏不欢喜看书的习气，文坛消息的多少，成为刊物销路多少的主要原因。
　　争斗的延长，无结果的延长，实在可说是中国读者的大不幸。
　　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对骂〃占篇幅少一些？
　　一个时代的代表作，结起账来若只是这些精巧的对骂，这文坛，未免太可怜了。
　　也可以说是文学杂志，但限制在小品一方面发展的，《人间世》是好些这类刊物值得说说的一个。它的好处是把文章发展出一条新路，在体制方面放宽了一点，坏处是编者个人的兴味同态度，要人迷信〃性灵〃，尊重〃袁中郎〃，且承认小品文比任何东西还重要。真是一个幽默的打算！编者的兴味〃窄〃，因此所登载的文章，慢慢的便会转入〃游戏〃方面去。作者〃性灵〃虽存在，试想想，二十来岁的读者，活到目前这个国家里，哪里还能有这种潇洒情趣，哪里还宜于培养这种情趣？这类刊物似乎是为作者而办，不是为读者而办的。读者多，那是读者不长进处，读者不明白自己处。
　　
　　
　　第08篇新诗的旧账
　　——并介绍《诗刊》
　　诗的用处照古义说是〃言志〃，照如今解释是〃抒情〃。诗可以分成许多类，单说中国诗，就内容言有风雅颂，就形式言有律绝五七言诗等等，它的存在却有个共通的意义，不外乎用文字从一种限制里描写一件人事，或表示一个意见，一点感想。〃诗〃这个字在古今中外含义尽管不同，然而把它同散文比较，也易明白。它似乎极重〃经济〃。它的成立是多少有点限制的。它必须以约见着，用少数文字起多量效果。它与散文分别就在此。诗要效果，词藻与形式能帮助它完成效果。惟一切事物皆在时间洗练下失去光色、词藻与形式。在一段长长的时间下也会失去它的意义。因此在变动中有〃新诗〃，同旧诗对立的新诗。
　　新文学运动的初期，大多数作者受一个流行观念所控制，就是〃人道主义〃的观念，新诗作者自然不能例外。不过新诗当时侧重推翻旧诗，打倒旧诗，富有〃革命〃意味，因此在形式上无所谓，在内容上无所谓，只独具一种倾向，否认旧诗是诗。受词、受曲、受小调同歌谣影响，用简明文字写出，它名字叫〃自由诗〃。那些诗，名副其实，当真可以说是很自由的。
　　新诗在革命意味下发展，便仿佛特别容易作。凡有勇气执笔的人几乎都可以写诗。一切刊物必有诗。当时被称为文化先驱的新人，在新风气下不能不写诗。周作人，鲁迅，钱玄同，朱经农，李大钊，陈独秀，朱执信，任鸿隽，沈玄庐，沈尹默，傅斯年，罗家伦，把这些人的名字，同新诗并举，如今看来似乎有点幽默了。然在五四前后，这些人是常常写新诗的，正因为大家都肯天真烂漫写新诗，所以新诗能引起特别注意，这一点我们应该明白。正因为张三李四都可以写新诗，所以初期新诗就数量言，成绩真不差。就质言，说苛刻一点，多数诗都太杂乱，太随便，太天真。胡适之是第一个写新诗出新诗集子的作家。冰心会写短诗，俞平伯、康白情会写长诗，那些诗当时多被中学校选作国文课文，为青年人所熟习。这几个作者，同上述一群新人，可算做是奠定中国新诗基础的功臣，值得我们记忆。
　　新诗既毫无拘束，十分自由，一切散文分行写出几乎全可以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