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窗-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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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亦正无多大不同，不过头发和胡须的小小区别而已。
在真实的历史上，也有大人物老来好色，堕落到任由婢妾摆布，被拔成光头还欣欣然，直至寿终正寝仍不自知其丑的，譬如齐桓公。此教训太大，短文无法谈。这里只引申一点：想两边讨好是很不容易的，无论是对女人还是对别的事情。老诗人大写《五七干校颂》，再来讲在文革中遭罪，便不免为识者所讥。斯大林同日本订互不侵犯条约承认满洲国，又想中国把他看成“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也只能碰壁，都是很好的证明。
（2003。9。7）
第三部分：念楼杂抄县尉下乡
中央三令五申，要减轻农民负担，禁止非法摆派，据说已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其实，县以下官吏额外搜刮农民，乃是源远流长的事情，其来久矣。宋人周遵道《豹隐纪谈》云：“自来县尉下乡扰民，虽监司郡守，亦不能禁止，迩来尤甚。京口旅邸中，有戏效古风雅之体，作《鸡鸣》诗曰；鸡鸣，刺县尉下乡也。……”这仿“《鸡鸣》三章，章四句”的一十二句诗是：
鸡鸣喈喈，鸭鸣嘎嘎；县尉下乡，有献则纳。
鸡鸣于埘，鸭鸣于池；县尉下乡，靡有孓遗。
鸡既烹矣，鸭既羹矣；锣鼓鸣矣，县尉行矣。
《豹隐纪谈》在诗前所谈的是：派下乡去执行各种任务的干部，从来没有不捞百姓油水的；省里市里无论如何三令五申，也是禁止不住的，而且越来越厉害了。在镇江渡口某个招待所的墙壁上，有人仿照《诗经·鸡鸣》的格式，写了一首谐诗，共分三节，每节四句：
鸡儿喔喔啼，鸭儿嘎嘎叫；干部下了乡，甚么他都要。
鸡儿本在笼，鸭儿本在塘；干部要开餐，通通熬了汤。
鸡翅膀啃了，鸭骨头扔了；汽车一溜烟，干部回城了。
仍然译得既不信又不雅，没有法子。
当然这是落后的小农经济时干部吃排家饭的情形，若是经过计划经济进入了市场经济，乡村都有了“财政”，除了“扶贫”或者玩“农家乐”，恐怕便不会有谁再到农民家去开餐，去了也只会要一碗新鲜蔬菜好减肥吧。
（2003。9。8）
第三部分：念楼杂抄截成一样长
《涑水纪闻》是司马光作的笔记，后来秦桧以“私史害正道”为名，厉行禁令，司马光的曾孙司马伋，被迫交出了《涑水纪闻》的大部分原稿，遂遭禁毁，今所存者只是一部分，但仍有重要史料价值。其中有一条记道：
宋太祖赵匡胤开国之初，营建宫室。管理材料的官员，认为各地运来的竹木长短不齐，不便管理，建议将其裁截整齐。赵匡胤便在他的条陈上批道：“你的手指和脚指，难道没有长短的吗？为什么不截成一样长呢？还是长的让它长，短的让它短好了。”
这一条在别的宋人笔记里也有记载，不过批语还多了两句骂人的话：“截你爷的头，截你娘的头。”司马光说他有亲戚亲眼见到过这道批示，却没有记下这两句，不知是为尊者讳，还是本来就没有，是别人附会出来的。
不管赵匡胤骂了爷娘还是没骂，他批驳那位官员总是不错的。天地间一切事物，本来各不相同，千差万别，其不整齐乃是自然，整齐只能是人工裁截的结果。那位官员从便于管理的观点出发，硬想将竹木截成一样长，不仅会浪费人力，也使长的变成了短的，需要用长的时只有短的了，可谓蠢才。就是真骂了他爹娘两句，我对赵匡胤也无恶感。
在人类文明史上，不承认不允许多样化，强制推行一体化、一律化、标准化的情形，其实很多。中世纪欧洲审判异教徒，雍正乾隆时大兴文字狱，都是容不得“不一样”的例子。我们还曾有过大力提倡“螺丝钉精神”的时候。螺丝钉的特点就是个个一样长，一样粗细，可以互换，绝无不一样的地方。人如果都成了螺丝钉，管理和使用起来当然简单得多。司马光笔下的那位官员如果生逢其时，一定不会再挨骂的，说不一定还会成为什么模范呢。
（2003。9。9）
第三部分：念楼杂抄乐天侍儿
《容斋随笔》在宋人笔记中，是很有名的一部。刘叶秋将它和《梦溪笔谈》、《困学纪闻》列为“考据辨证类”价值高、作用大的三部之一，而特别许可其“于当代故事，详加辨析，确切有据”。据说毛泽东晚年常将此书置于床头枕畔，不时翻阅，并作了不少批注。影印出版，大字本不知道是不是特制的“主席书”，价格太昂，未能购藏。我书架上的一部，不过是极普通的排印本罢了。
在《容斋随笔》卷一里，有一条《乐天侍儿》，专讲白居易的女人，大意是：
侍奉白居易的女奴，樊素和小蛮二人，因为有“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两句诗，是人所共知的了。但白氏《小庭亦有月》诗中，还有四句是：“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自注云：“菱、谷、紫、红，皆小臧获名。”可见这红绡和紫绡，也是为白氏服务的女奴。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忆妓与忆民》，也是讲这件事的。前人评白氏诗，谓其“忆妓多于忆民”，我查过白氏全部诗作二千八百一十二首，证明所言不虚，才写了这一篇。文中说：
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男人狎妓纳妾，既不触犯法律，也不触犯道德。作古正经如贾政，于王夫人之外，也还有一个周姨娘，一个赵姨娘……赠校书、悼亡姬都是中国爱情诗的正宗，杜十娘、李香君、小凤仙则是中国爱情戏的主角，香山居士又岂足深责。……白居易自不妨其为伟大诗人，但也要看到伟大的亦有不伟大的一面。硬要把七八十岁老人御女说成是工作需要，说樊素、小蛮什么人等，因为跟伟大人物睡过觉，就沾上了伟大的光，硬要请她们来担当什么戏的主角，什么公司的董事长，就更可以不必了。
文章引起了几位只愿读《卖炭翁》，不愿白居易头上“人民诗人”的桂冠染上哪怕一星半点灰尘的人的忿怒，写文批我。我对于一切批评向来是听之任之的，今读《乐天侍儿》，才忍不住想补充一点：其实白氏家蓄的女人还不止樊、小、红、紫四个，外面狎过的妓，包括女道士、女沙弥等则更多。他还有一首《失婢》诗，后四句云：“笼鸟无常主，风花不恋枝。今宵在何处，唯有月明知。”一望而知此婢和他的关系决不同于一般的服务员和秘书。即樊素小蛮，从诗中亦可知她们的口和腰是白居易特别赏识的。唯不知毛泽东读《容斋随笔》时，对《乐天侍儿》一条作过批注没有，又是怎样批注的呢？
（2003。10。17）
第三部分：念楼杂抄沐浴佩玉
卫国的贵族石骀仲死了，没有正室夫人生的嫡子，只有姬妾们生的六个庶子。由谁来继承爵位呢？只能拿乌龟壳来占卜，看谁占得“兆头”最好。
当时普遍认为，占卜要得好兆头，参加的人一定得“沐浴佩玉”，就是得梳头洗澡，佩戴上玉制的饰物，以示对神的尊重。于是六个庶子中有五个都忙着沐浴佩玉。只有石祁子不干，他说：“哪有父亲刚死、在服丧期间沐浴佩玉的呀！”便不沐浴佩玉去参加占卜，却偏偏占得了最好的兆头。
卫国的人，都说这次占卜占得准，乌龟壳真有灵验。
——以上是《礼记·檀弓》中的一节，为有名的好文章，我转述出来当然逊色多了。
众庶夺嫡，通俗的说法就是抢着接班。在不准老百姓选择领导人的时代，此乃常有之事。用“沐浴佩玉”即梳妆打扮的方法来竞争，在几千年的专制政治史上，算是顶顶文明的了。
电视剧中大肆吹捧的雍正爷（四阿哥）也是庶子（康熙的三十五个儿子中，只有一个阿哥是嫡子，即曾立为太子的二阿哥胤#）。他将主要竞争对手八阿哥九阿哥改名猪狗（阿其那、塞思黑），圈禁高墙，随即用毒药毒死。唐朝的李世民则更不耐烦，干脆伏兵玄武门，把已立为太子的哥哥，和自己一样封了王的弟弟，一刀一个。现代的斯大林将列宁遗嘱里提到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也以“帝国主义间谍”的罪名，统统枪毙了。比起“沐浴佩玉”来，这些手段都野蛮得多。
在阿哥、主子们争着接班的时候，被统治的臣民们，只有安分守己，随他哪一个来坐龙廷，都跪地磕头，高呼万岁，才是苟全之道，万万不可听了某一人某一房的吆喝，就去替他当打手打冲锋。因为只有主子才是主子，打手终究也还是奴才。即使高级奴才如雅各达、叶绍夫、周兴、来俊臣，最终也逃不出兽尽狗烹的结局。何如冷眼旁观，将自己想像为古罗马斗兽场边的看客，享受一点感官刺激。万一主子们玩腻了血腥游戏，又学起卫国的古文明来，改用沐浴佩玉梳妆打扮的方式来竞争，那就等于看男儿选美，更加有眼福了。
（2003。10。11）
第三部分：念楼杂抄伟大的戏子
南宋嘉泰末年，韩侂胄自恃拥立宁宗皇帝有功，专权擅政，封了平原郡王以后，更是独断专行，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
这时的宋宁宗赵扩住在临安（杭州）皇宫里，国家大事却一点也不由宫里作主。满朝文武以及关心时政的人，无不觉得这样很不正常，却都敢怒而不敢言。
某次宫中举行宴会，有各种表演。一个演丑角的戏子王公瑾，见文武百官都到齐了，便利用拿出一把雨伞来表演的机会，故意面向台下，大声插科打诨道：
“今天这把伞，是不油（由）里面的啊！”大家听了，都会心地笑了起来。
——中国古代行人治，执政者是好人大家便是福，是恶人大家便是祸。大家既然无权选择执政者，所以如果是宰相执政而宰相又是恶人的话，大家就会盼望皇帝出来干预一下。所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往往便是这种情形，这且放下不表。
我所感兴趣的倒是这个叫王公瑾的戏子，鼻子上搽了一块白粉，便敢当着皇帝和权臣的面，把“（国政）不由（油）里面”的政治弊病揭露出来，也不怕犯错误。砍脑袋倒一般还不至于，因为他是丑角，是戏子，在戏台上是可以“放快”的。被打屁股则往往难免，甚至也有被打死的，如嘲笑“李二先生”的杨三，那就确确实实付出代价了。
戏子在做戏时，以滑稽的方式对朝政或时事进行嘲谑，无论其用意是取悦观众还是讽谏君王，都是很有意思也很有价值的事情，也是尽心演艺的表现。中国古时似有此传统，暗黑而沉重的气氛中偶尔爆发出一两声尖锐的笑声，可以使人们不致窒息，正是绝大的好事。若太史公《滑稽列传》所写的优孟、优旃，居然敢在楚庄王、秦始皇面前开玩笑，而且绝对不是取宠，而是相当厉害的讽刺，此则难乎其难，几千年来也只有这两位，即称之为伟大的戏子亦无不可，王公瑾庶几近之。
近几十年唱戏的都成了艺术家，有的居然还戴上了“伟大”的冠冕，却只见他们在歌颂，歌颂，无穷无尽没完没了地歌颂，歌颂“伟大”，歌颂“伟大的”，歌颂“白帝托孤”，歌颂“大登殿”，即欲求一小小角色如王公瑾者，亦绝不可得矣。
（2003。10。28）
第三部分：念楼杂抄鹅鸭谏议
宋人董弅《闲燕常谈》有一则《鹅鸭谏议》，说的是：南宋绍兴五年夏天大旱，高宗皇帝下诏求雨，照例要做祈祷，并在若干天内禁止屠宰。谏议大夫赵霈便向皇上陈奏道：“从来禁屠，都只禁宰猪羊，不禁杀鹅鸭；为了更加显示陛下好生之德，建议一并予以禁止。”
消息传开，人们既好笑，又愤慨。中书舍人胡寅说：“谏院的职责是谏规政治的得失，大臣的贤否；谏议大夫身为谏院长官，难道只注意杀不杀鹅鸭这类无关宏旨的事情？”他还幽默地说：“据说金人又在大举南侵，他们带兵的统帅叫做什么‘龙虎大王’；如今咱们大宋朝有了这位‘鹅鸭谏议’，两个称号倒是一副好对子，不知能不能前去抵当一阵。”
“龙虎大王”是正史上头有过记载的，清太祖努尔哈赤在早期也曾被明朝封为“龙虎将军”（那时还不够格称大王）。“鹅鸭谏议”却看得出是调侃人的绰号，但这顶帽子戴在赵霈一类官僚头上，却也相当合式。
专制政权也设谏院，设御史台，设监察院，开参议会……仿佛很严明纪纲，很尊重民意的样子。而实际上，如果哪个谏官，哪个民意代表，敢于触及专制政权的根本制度，敢于披逆鳞，就会“自绝于人民”，不仅代表当不成，弄不好还会走到“朝歌老比干”那条路上去。于是这些人便只能一味歌功颂德，复述背诵，而在万不得已要“提意见”时，也就只能讲一些鹅鸭该不该宰杀、道路应由谁打扫之类的话了。
（2003。9。9）
第四部分：艺人的待遇九里松题字
谈起叶绍翁，大家都记得的恐怕只有“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其实他的《四朝闻见录》，乃是研究南宋史的重要著作，《四库提要》也称其“所论颇属持平”。甲集中有《九里松用金字》一条。说到西湖北山路九里松处的匾额为吴说（字傅朋）所书。宋高宗有次去天竺，路过九里松，见到这块匾，命令取下来，想换题“黼黻湖山”四字。结果写了几十遍，终于叹息道：“还是代替不了吴说的字啊！”便叫人将原来的匾填上金，仍旧挂回原处。
绍翁后来阅《挥麈后录》卷六，其中亦记述了此事，却说高宗已经将自己题的代替吴说所书挂了一些时候，才对吴说道：“卿书九里松牌甚佳，向来朕亦尝书之，终不逮卿，当复以卿书揭之。”于是在天竺佛寺中找到原匾，重新挂上，并没有提到以金填字。绍翁在丙集中全引了《后录》的记述，诘问道：至今九里松字尚填以金，过者皆见，则绍翁甲集所载似是，而傅朋不以语挥麈，何也？（《宋人小说类编》录《行都纪事》，亦从《挥麈后录》之说。）
在我看来，吴说的字填了金还是没填金，好像无须特加考证。要紧的是宋高宗敢于公开承认自己写的字“终不逮”吴说，“无以易说所书”，终于能够把西湖上的“九里松牌”让给吴说了。后世像乾隆这样的皇帝，书法不怎么样，却要把一切重要题字全包下来，相形之下，岂不显得“半瓶子醋”“小家子气”，连偏安江左的小朝廷皇帝也不如么？
吴说的字写得好当然没有问题（虽然他的官做得并不大，先为尚书郎，后出知信州），董其昌称其“真书为宋朝第一”。宋高宗的字其实也写得很好，陆游说他“妙悟八法，留神古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