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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天窗-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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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钟叔河于长沙城北之念楼。    
    【附录】 《学其短》后记    
    《念楼学短》出版以后,大庆市交通银行龙南支行押运支队韩路民先生、湘潭市政协王集先生、浙江文艺出版社前总编辑夏钦瀚先生,都帮我认真通读,仔细检查,共发现了错字十二处,人名错误四处,数字错误二处,标点错误二处,衍字一处,倒文一处,共计二十二处。《念楼学短》重印时,这些错误均将一一改正。在此谨对三位先生的热心相助表示深深的感谢。    
    本书同样希望能得到广大读者和新老朋友的关心和帮助。书中有错,如灰尘入目,不除干净是受不了,也是不行的。    
    萧沛苍、蔡皋贤夫妇忙中为设计封面,绘制插图,友情温煦,志此以示不忘。    
    零四年一月十日,钟叔河。    
    


第一部分:天窗小集望过年

    “细人子望过年”,是一句湖南话。回想儿时,觉得这句话说得真不错。    
    儿时望过年,先是渴望年节的吃食。平江人家过年炸“发肉”,用鸡蛋将灰面调成糊,酌加胡椒、香葱和盐,搅匀后用调羹舀起,再放肉丝一二根,下油锅炸熟(须用茶油),成为金黄色不规则形的块子,趁热吃比九如斋的点心还香。    
    “发肉”制作不难,材料也易得,不知怎的家里却一年只炸这一回。好在过年解除了细人子不得入厨房的禁令,允许我站在油锅旁看,哪一块色最老(我喜欢吃炸得老的)或者样子最有趣,起锅后便吃哪一块。这样的吃法,比从桌上盘中夹起来吃,更加有味得多。这时母亲对我也特别宽大,顶多喊应一下不要烫了手和嘴巴,不要吃得太多等下吃不进饭,再不像平时斥责我贪吃那样疾言厉色。    
    和母亲在厨房里的态度一样,整个家庭对我的督责和拘管,从腊月二十四过“小年”以后,也都大大放宽甚至暂时取消了,因为要过年啊。这才是我最大的快乐,真正的快乐。    
    因此,望过年的我,最渴望的恐怕还不只是吃食,不只是玩具,不只是儿童图画书,而是家庭中这种平时没有的气氛。这种气氛充满了一切空间,笼罩着一切事物,上街买年货呀,收拾房子迎客呀,试穿新衣新鞋准备去亲戚家拜年呀。它给这些添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在我幼稚的心中引起了深深的好奇和无穷的想象。    
    平凡的屋顶下平凡的日常生活是单调的。如果寒来暑往一十二个月三百六十五天不过一个年,童年的我真不知会如何的寂寞,如何的不知道快乐。我的心智也会因此不健全,甚至会成为一个对社会更加无用的人了罢。    
    所以,我望过年。做“细人子”时望过年。尝过成人的甘苦做了爸爸以后,还是望过年,——为了自己的孩子。如今须发都己颁白,成了退休老人,也还是望过年,——为了孩子的孩子。    
    从前年到去年,在美国女儿家闲住。美国人很礼貌地保持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他们很爱儿童,孩子们在自己家里玩得天翻地覆,却绝不会踏入别人家(包括没有遮拦的草地空坪)半步。可是到了过“鬼节”(万圣节)的晚上,每家的孩子都化装成“鬼怪”,一面喊着“呸!呸!”一面来叫开别人家的门,索要糖果。前后两三个小时,女儿家的门铃响了好几十次,当然每次都得立刻去开并“打发”。我看见不少小孩都是父母开车送来的。太幼小的孩子,父母还得陪着他下车,甚至抱起他来按门铃。孩子们的鬼怪服和鬼怪帽也各出心裁,看得出父母付出的心力。    
    现代最发达的国家为什么还要过“鬼节”,还不是出于自己的风俗习惯,为了使孩子们快乐吗?美国的孩子们望过圣诞节、万圣节,还不是和咱们中国的孩子们望过年(现在该叫春节了)一样的迫切吗?    
    春节是我们自己的节日。《七月》诗中写农夫一年劳作,最后“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三千年前的风俗即己如此。两千多年前的杨恽写道:“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炮羔,斗酒自劳。”描写更加生动具体(炮原字包下四点,就是油炸,想必和炸“发肉”差不多)。可见春节本是农业社会的产物,为“田家”劳逸结合调剂生活所必需。美国的感恩节、万圣节,也是从早期移民新英格兰的农民中兴起来的,和我们的春节正是一样,无所谓哪一个土哪一个洋。    
                                                                                     (2004。1。9)    
    


第一部分:天窗小集To Philomather 的人

    上面这行甲骨文为一书名,即《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是武汉大学杨逢彬的著作。    
    甲骨文我认识得少,限于三千多年来字形变化比较小的那些。杨逢彬我却是认识的,当花城出版社印行的这部精装大书摆在面前时,便想来谈一谈我对他的一点印象。这一点印象就是:他是一个有理想家气质的做学问(To philomathes)的人。    
    根据古希腊人的解释,To philomathes的根本要求是要超越利害,纯粹求知而不只为了实用。像甲骨文这种东西,除了专门的研究者(全国和全世界总共也只百十个吧),恐怕没有多少人要看,肯定不会“畅销”,用作求名求利求职的敲门砖,即所谓“实用性”,实在很小。但逢彬偏偏对它有兴趣,决心研究它,而且一钻进去好多年,这便是To philomathes了。    
    初识逢彬时,他刚刚大学毕业。恢复高考后他进的是医学院,可这并不是他自已的选择。他的理想是研究古文字,现在有了点选择的自由,于是便在医学院毕业后决定弃医习文,宁愿牺牲这五年学医的时间,作为To philomathes入门的代价。    
    这个决定,正可以说明逢彬的理想家的气质。其时正值逢彬祖父杨树达遇夫先生的友朋书札准备出版,标点和注释工作原由出版社组织人员在做。逢彬发现了点注中的一些问题,曾拿来征询我的看法。于是我知道了,他在学医的同时,便一直在自修古汉语,他的理想是有切实的行动支撑着的。    
    经过努力,逢彬终于通过严格的考试,成了武汉大学夏渌教授的古文字学硕士研究生。此时他年过三十,已经结婚生子,负担不轻。我了解他的古汉语水平已经超过学中文的研究生,便请他标点、今译过几种古籍,使他有一点收入,他都胜任愉快。    
    修完硕士之后,逢彬可以来出版社工作。这样收入比留校高,职称晋升也容易些,又能够照顾在长沙上班的妻子和幼儿。和他谈到此事时,他诚恳地对我说:“出版社的工作,对我是有吸引力的。我的家也在长沙,去武汉并不容易。但我还是想到大学里去,那才有可能继续深造,争取专门研究甲骨文。”    
    于是,他留在了武大,开始教书。一个新教师的任务是繁重的,后来“开门办学”,还得提着书囊行李到处跑。他的妻子在长沙邮电部门工作,忙得很难兼顾小孩。他甚至不得不将小孩带到武大去,照料其生活,辅导其学习。为了搞好教学同时坚持研究,逢彬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艰辛,终于得到了在职攻读北京大学郭锡良教授汉语史博士学位的机会。    
    在攻读博士学位以前,逢彬到北大进修了一年,系统补习了汉语史、语言理论和现代汉语。攻读学位期间,又到北大一年,完成了学位课程的学习。一九九八年,他以三年之力写成的《殷墟甲骨刻辞动词研究》的论文,取得了博士学位。全体答辩委员给这篇论文以很高的评价,一致认为其研究方法得当,占有材料丰富,尤其在克服用后代语法体系去上探甲骨语法的模式这一点上,具有独到的创获和颇高的学术价值。有关方面认为,这篇论文已经达到了正式出版的水平。    
    此时逢彬已执教好几年,职称还没有上去,等着要看他的“专著”。逢彬却并不急于出版自己的论文。他听取了郭锡良教授的意见,决心在动词研究之后,继续研究甲骨刻辞的形容词、名词、代词、副词和介词。又用了整整五年时间,才正式完成这部书,交付出版。    
    花城出版社副社长秦颖告诉我,逢彬交稿以后,多次检阅校样,反复推敲,尤其是对于“绪论”,终校至再至三。“讲老实话,我们社出版学术著作,绝大部分作者最关心的都是出书的日期,也有的是稿酬的标准。只有杨逢彬,才自始至终一直将学术质量放在第一位。就凭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向别的出版社争来这部书稿,就是完全值得的。”秦颖说:“还有一件事也使我感动,我到武大去拿书稿,见到逢彬生活清贫。他告诉我,他妻子放弃长沙的工作去武汉,家庭收入大大减少。我问他何不多讲点课创点收。他说,想做学问就赚不了钱,这点我早就有思想准备。”秦颖说的,不也是逢彬To philomathes的精神吗?    
    逢彬的书,属于专门,印数很少。秦颖不怕赔钱,争着来出版,也颇有一些理想家的气质。对于他在这件事情上的表现,我也是十分欣赏的。    
    如今“做学问的人”中,出书的人中,理想主义者是越来越少了。大家都变得越来越“现实”,一切只从实际利益考虑。七十多年前有人礼赞古希腊人Tophilomathes的精神,举欧几里得教几何的事为例。有个弟子做习题时问道:“我学了这些能得到什么好处?”欧氏便叫奴隶:“去拿两角钱来给这家伙,因为他来求学是为了要得到好处的。”礼赞者然后申论道:    
    我喜欢礼赞希腊人的好学。好学亦不甚难,难在那样的超越利害,纯粹求知而非为实用。——其实,实用也何尝不是即在其中。中国人专讲实用,结果却是无知亦无得,不能如欧几里得的弟子赚得两角钱而又学了几何。    
    最后这一句听起来似乎是轻松的调侃,其实是相当沉重的。    
    我在这里介绍逢彬和他的书,心情当然很高兴;但想到真正To philomathes精神的式微,亦不禁沉重之感。为了不破坏读者的情绪,也学着来轻松一下吧:写杨逢彬不是为了提倡大家都做书呆子,谁有欧几里得弟子的本事,学了几何又赚得到钱,我也是乐观其成的。    
    遇夫先生与先父一八九八年在时务学堂同学,一九五三年起又同挂名湖南文史研究馆直至逝世。先父一生侘傺,曾教我曰:“人不可不立志。我碌碌无为,比同学少年,武如蔡艮寅(锷),文如范源濂,做学问如杨树达,搞政法的章士钊,都不啻云泥。此固由于资质有差别,境遇有不同,最重要的还是自己不发愤。汝当以我为戒,立志做一门学问。即使只做出点点成绩,也比耍嘴皮子、扎花架子有意义,庶不致庸庸碌碌虚度一生。”    
    当时我正狂热地参加学生运动反对国民党,将七十岁老父的话当成耳边风。逢彬的父亲德嘉同志比我小一岁,当时的情况恐怕也和我差不多。四九年八月长沙一解放,德嘉和我不约而同成了革命干部。虽然因此五十年后得以光荣离休,不必进文史馆,工资也照加;但父亲的期望“做一门学问”却如泥牛入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在读书人家出身的人如德嘉和我者,狂热过后清醒过来时,自然不能不感到一种愧疚,一种遗憾。    
    现在逢彬学问有成,德嘉同志可以无憾了。回想起自己五十年未能用心于学,辜负了先父的教导,不胜唏嘘。    
                                                                           (2004。2。14)    
    


第一部分:天窗小集润泉纪念 上

    一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    
    ——大沼枕山    
    润泉走了半年多了。一位可与谈艺论文的老友的逝世,像一本翻熟了的旧书突然被从手中夺走投入焚炉,转眼化作青烟,再也无法摩挲重读了。时间过去得越久,书中一部分美好的、能吸引人的篇页,在记忆中便越是鲜明。    
    这一部分,便是润泉的才情。    
    我企羡润泉的才情,是五十年一贯的,即使在我们生气吵架的时候(亲兄弟也有生气吵架的时候哩),亦是如此。我的企羡,可以用一个日本人写的两句汉诗来形容:“一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真是说得恰好,质之润泉,想必也会点头含笑的吧。    
    润泉的才情,在他印成的《堇葵词》和别的书中,看不大出;倒是在他写给我和别个朋友的书信中,却多有流露。为了纪念他,现在便来摘抄一点,也好作上面两句汉诗的注脚。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九日信云:    
    购得新居一所,已经迁入。记得九二年由十二中迁河西,作《祝英台近》有句云:“谷深沉,迁乔木,不慕高鹜。长年只是低飞,浅水平平处。”蒙兄称好,评为性情中人。其实性早没了,情亦随去矣。……新干班文集,以刘音致兄书最为压卷。以前我略有所知,睡在狱中乒乓球桌上你也说过,居然见到实物,倘写儿女英雄传,可入新编矣。    
    此时润泉因切去声带失语已近二十年,“长年只是低飞”,但心境还是高旷的。信的文字简洁,仍不忘调侃,此即“南朝人物”之风格。二千年三月二十九日信云:    
    近日春笋不贵,十分好吃。李渔列笋为食品之冠,但要及时。现在是阴历二月末,是吃春笋的最佳季节。择其一公斤以下一匹者,尚未分节,鲜嫩无比。到了三月就开始分节,五月始硬,六月就变卦了。我现在已为无齿之徒,只能取其尖端烧肉啖之。朱正的母亲很会制春笋,与雪菜同炒,这又是四十多前的事了。笋子旧称“刮油”,与今之减肥正合。但所含草酸钙,易为泌尿系统结石之患。我于九六年体检发现肾结石,尚无症状。现仍“拼死吃河豚”,图一快耳。    
    叙谈名物,娓娓道来,不避琐屑,而委婉有致,这实在是一则绝妙的短文。同年十一月二十日信云:    
    胡坚学长来我家,要我为他的咏物诗集写读后,说你给他写了一首诗,写得真好。但他不能背诵,请你抄给我作参考。胡与我在一中同班。当时班上写诗的只有熊兆飞,我偶尔也写一点情诗,全班五十人再无第三者。不料到了晚年,健在者无人不成诗人了。……一中二十三日开校友会,我决定出席,因行动困难,估计很难前来看你,比邻如隔天涯也。    
    淡淡的幽默,不细心便体会不出来,也是很高明的手法。润尔大学毕业于广西,高中则毕业一中,现校舍就在我隔壁,润泉住教育学院,相距二十公里,只能同院中校友集体乘车来去,故所言如此。    
    二千零一年一月二十四日(辛巳春节)寄来《庚辰除夕九歌(录八)》,其五云:    
    避席文章本不多,老妻常怨太蹉跎。    
    江山何必庸人说,梦里生涯梦里波。    
    云注:“朱、钟两兄为余好友,著作累累。某某常曰:你只抵得朱、钟一小脚趾吧,给他们提夜壶也不配的。按:新式便壶不须提携,只好下岗待业。”又有注云:“九歌略一,是纪念故去女友的,不录。”是用红笔添写到复印件上的。    
    信中仿佛在自嘲,其实是自尊。从诗中可以看出,润泉从来没有看轻他自己,真正的老朋友也从来没有看轻过他。生而不能尽其才者,时也,命也,蹉跎云乎哉!二月十七日信云:    
    小诗蒙赞许,感谢。……我自己也认为,在才能上我与两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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