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窗-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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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问题，可以用《南京旧闻》编者薛冰前言中的一节话来回答：“对于即将发生的戊戌变法，对于史书中强调的变法前夕的社会危机，大约在南京很少感觉得到。其时大多数南京人的生活，至少看起来是安定而温饱无忧的，这好像也很难指斥为作者在粉饰太平。因为民众从来就不生活在政治中。在相对平稳的社会和时代，政治更只是极少数精英人物的事情。影响或制约绝大多数人的，首先还是物质的生活，在精神上则仍然是传统道德和宗教”。
“从来就不生活在政治中”，这是我最衷心的祈愿。那么，就让我把这两本介绍旧闻的新书放在床头枕畔，且从旧时风物来梦忆昔日的江南罢。
（2004。3。27）
第二部分：长沙的春卷小说家言
中国的纯文学，成绩最好的当然是诗。我能背诵“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和“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却不记得也不愿去记《临洞庭上张丞相》、《近试上张水部》这样的题目。想起前人所说，在西欧诗国英、德的文学史上，却决无《呈歌德相国》、《上培根比部》之类诗题，于此即可觇中西文化之差异。盖人家的文学只是文学，我们则即使是纯文学亦坚持“官本位”，总不忘“政治挂帅”者也。
从诗又想到了小说。《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颜师古注：“稗官，小官。”如今的作协主席之为副局级是矣。既出于官，当然得恪遵官方的功令，最要紧的便是承担起“教化”小民的任务。而民智未开，抽象艺术、象征主义、意识流……看不懂，只有神道设教；而最通俗也最有效的设教方式，便是将人物塑造为神，以发挥“榜样的力量”。接受了这样的“教化”，小民们便渐渐地成为信众，“榜样”则成为偶像了。
拿古典小说来说，《三国演义》号称“讲史”，真的历史人物诸葛亮借东风拜北斗，却完全神化了。《水浒传》的高太尉蔡太师和三十六天罡也是真人，后者被写成“洪太尉误走妖魔”放出的魔头，才演出前七十回后五十回的许多故事。连《西游记》和《封神榜》一类神话小说，亦必从唐太宗和唐三藏、商纣王和姜太公等真人说起；无论如何离奇变幻，在信众心目中，他们仍然是值得效法的好人，必须敬畏的能人，或应该谴责的坏人。
小说如此，戏剧更是如此。包公关公，都具有超人的神力，能够“探阴山”，还能“月下斩韶蝉”；但他们又是“真实”存在的包拯和关羽，一个吃嫂娘的奶水长大，一个走麦城被割下了头颅。如此有鼻子有眼有姓名籍贯档案可查的“真人真事”，其“高、大、全”的形象，就具有比泥塑木雕更大的亲和力，也就有更大的教化作用了。
长期潜移默化的结果，信众便习惯将小说戏剧中的人视为神，但造出来的神同时又被当作真人。戏台上演多了《平贵回窑》《大登殿》，西安便“保存”下来了王宝钏的“寒窑”。“打虎上山”的杨子荣，“原籍”何处？不也有苏北和东北之争么？
最近看到一篇小说《沙家浜》，它也写阿庆嫂救护了郭建光，两人却发生了性关系。胡司令虽想夺郭建光的枪，倒也在抗日，去攻日军炮楼，想救出郭部下的伤员。最要不得的是，这个胡司令居然上了阿庆嫂的床，还逼阿庆去舍身炸碉堡……于是，“《沙家浜战士足迹》编辑委员会”和“常熟市百万沙家浜人民”纷纷抗议了。沙家浜镇的镇长（中文系毕业的）说：阿庆嫂和郭建光的形象，已经成为一种民族的记忆，一种英雄形象。这个小说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很大。我们原来出去招商引资，一提沙家浜，别人都是肃然起敬的。现在我们出去，别人却要跟我们调侃。很多新四军老战士提出，要通过法律手段对其进行制裁。我们则向上级汇报，因为我们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有这个渠道。…… （小说的作者和编者）他们觉得自己写的是，一个人在现实世界中可能的存在，进行的是一种纯文学的探索。但我们国家有这么多年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它还是—个主流的意识形态。一个主编不会连官方媒体杂志的办刊方向都不知道，这个应该是基本常识。
于是，发表小说的刊物作检讨，主编辞职了。
我是懂得这个“基本常识”的，因为它和我在前头所作的分析完全一致。阿庆嫂虽是戏台上小说中人，但她在沙家浜这片真实的土地上，确实“已经成为民族的记忆，一种英雄的形象”；“春来茶馆”也成了真正的“纪念地”，成了人们心目中一方“净土”。真的，小说《沙家浜》的作者，又何必再来作“纯文学的探索”，何不让阿庆嫂仍旧照样板戏写的那样，在没有阿庆的“春来茶馆”里，冰清玉洁地将“胡司令”“参谋长”们玩弄于股掌之上，一心来延续革命的“芦荡火种”呢？
（2004。3。18）
第二部分：长沙的春卷《川上集》
读新出版的于晓明《川上集》，看照片作者比我大约要小四十多岁，其文可抄者却并不比古人的笔记少，因小抄数则如次：
此文丛缺十二种，不全亦无妨，盖属于我的第三类读物也。我读书，部分古典文学、外国文学属第一类，当精读。近现代作品影响较大者为第二类，如《鲁迅全集》，部分精读可也；当代有些作品属第三类，可选读，其中虽无名但不乏情趣者，更是爱读；其馀书刊为第四类，可读可不读；至于署怪名故作高深，编故事哗众取宠，靠眼泪博取同情，写性交寻求刺激者，则一概不读。
除了《鲁迅全集》，这不也就是我自己读书的标准么。
某些人谈“人文”，有如太监谈性，自已谈得高兴，别人看了好笑。那档子事情当然不是你的错，但不要装作有鸟的样子好不好？一前辈竟然说，“书可不读，《读书》不可不读。”真真岂有此理，害得我偏偏不读《读书》了。
这里对《读书》颇有些不敬，但这些年《读书》拿腔拿调谈“人文”，的确使我也对它敬而远之了。
黄集伟有这样一段话，“我们能容忍很糟糕的事，我们也能容忍很糟心的事，但我们不能容忍既糟糕又糟心的事。你是老板，你可以命令我们背诵岳飞的《满江红》，你也可以公然去嫖娼；但你不能够命令我们背诵着《满江红》送你去嫖娼，更不能命令我们站在《满江红》的高度来理解你嫖娼的战略意义。”读罢令人捧腹，而又有一丝苦涩。
此一则算是转抄，但因为我读罢也不禁捧腹，而且不止一丝苦涩，所以还是抄了。
《川上集》为“日记体”，其记事亦有可观者。如记南京凤凰台饭店办《开卷》事云：第二年饭店就评上了四星级。董宁文算了一笔账，《开卷》一年全部开销五、六万元，做广告也就是报纸上一个版的价格。现在看来，两者的影响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又如记北京“民刊”《芳草地》云：朝阳区的《芳草地》、东城区的《钟鼓楼》……原是为业余作者办的内部小报，七十年代创办，九十年代初无疾而终。今年初《芳草地》重刊，请黄苗子题名，设计成黑白的异型开本，有袁鹰、姜德明、李辉、孙郁等人撰文，高品位，让人喜爱，有保存价值，很快就鹤立鸡群了。
岂不都是孤陋如我者原来知而不详的么。
（2004。4。13）
第二部分：长沙的春卷果戈里的人物
中外书籍插图，都是古已有之。中国的“精神文明”据说优于外国，在这方面却难称先进。鲁迅小时候“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书”，“图像几乎全用直线凑合，连动物的眼睛也都是长方形的”（《朝花夕拾·阿长与（山海经）》）。周作人谈到旧小说绣像时，也“还记得貂蝉的眼睛大而且方，深觉得吕布之入迷殊不可解”（《书房一角·画谱》）。这些长方形的眼睛，比起《十日谈》中人物和《列那狐》中动物有表情的面目来，给人的感觉真是相差太远。即使同在东方，“明刻精品”《金瓶梅》的“大闹萄萄架”、“兰汤邀午战”诸图，持与日本大略同时的春情小说插画相较，也精粗立判。因为西门庆的两支细胳膊断然支不起硕大无比的身躯，西川助、矢野诸人的春画中，则除了对人体某一点作夸张外，整体仍能合乎解剖学的常识。
“五四”以后的文学书籍，尤其是翻译作品，渐渐才有了像样的插图，鲁迅于此功莫大焉。他自译的小说《表》和《坏孩子和别的奇闻》，都分别用上了Bruno Fuk和Maiutin的著名插图。他介绍出版并为之作序的《小彼得》、《夏娃日记》等译作，也收入了George、Ralph等人的插画，这些比译文更为有名。《夏娃日记·小引》将Ralph的插图和清季任渭长画的瘦削怪诞的人物相比，说这对于中国“看惯了斜眼削肩的美女图的眼睛”，也很有澄清的益处，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引进”对“提高”的意义。这些再加上他译介的插图专辑《〈士敏土〉之图》、《一个人的受难》、《〈母亲〉木刻十四幅》和《〈铁流〉插图》等等，对于现代文学插图的确起了开山和指路的作用。而我特别喜欢的，尤其是果戈理《死魂灵》的插图。
我喜欢果戈理，首先是由于耿济之译的《巡按》和《狄康卡近乡夜话》。他那“带泪的微笑”，很打动我的心。《死魂灵》鲁迅的“硬译”比较难读，但有了Agnon精彩的插图，阅读的兴趣依然未减。第七章写梭巴开维支，当大家分头走向笼席时，他却一径跑向早已看准的一尾大鲟鱼，在别人先用小吃下酒谈天之间，很快就把它吃得干干净净。待到主人请列位来“尝尝这天然产物”时，“却看见这天然产物只剩下一个尾巴了”。画中的梭巴开维支，便是迅疾坐到鲟鱼面前正准备埋头大嚼的样子。在杨里昂、彭国梁主编的《跟鲁迅评图品画·外国卷》中，这副尊容占了整整的一页。
鲁迅译的《死魂灵》也许不大好销了，浙江文艺出版社新出了郑海凌的译本，可以为证。鲁迅在一九三五年写过一段话；听说果戈理的那些所谓“含泪的微笑”，在他本土，现在是已经无用了，来代替它的有健康的笑。
光赁“听说”，便以为在斯大林统治下，人们都不再“含泪”，脸上都浮着“健康的笑”了，这未免过于乐观。现在斯大林早不在了，果戈理的“含泪的微笑”却似乎还有生命力，也许永远不会完全为“健康的笑”所“代替”。Agnon所画的果戈理笔下的人物也好像还活着，而且不仅活在梭巴开维支们的国度里，虽然他们的口味是可能变了。
（2004。4。17）
第二部分：长沙的春卷天窗
从前住砖墙瓦屋，除了有天井内院的大户人家，内室往往得靠开天窗采光。儿时所见的天窗，是在人字形屋架两面坡屋顶的背风坡上开一豁口，另支小屋顶以遮雨，对外的口子以平板遮蔽；板可活动，上系一绳，需要采光时拉开，冬天或暴雨时则可关上。
后来到了长沙，有两年住在开天窗的屋子里。这天窗却已简化为两排玻璃瓦，只能采光，不能打开出气了。少年多绮思，梦中乍醒，望着天窗洒下来的光越来越明亮，总有好梦难留的一种怅惘塞在心中，苦于无法排遣。假日遇大雨不能出门，又常常仰卧着看雨水从明瓦上迅速地流过，联想到韶华易逝，人生无常，不禁生发出少年人常有的感伤。
有一个冬夜，一觉醒来，满屋漆黑，连屋顶上原来总有的一点微光也消失了，真是伸手不见五指，本来熟悉的上下四周忽然变成遥远而不可知，不由得害怕起来，有点觉得窒息，钻进被窝再也睡不着。好不容易捱到外屋的人起床，一开门觉得特别明亮，原来夜里下了几寸深的雪，看来晶莹洁白的雪其实并不透光，竟将天窗完全遮死。
我想，人类学会开天窗，给闭塞黑暗的洞穴引进光明和生气，实在是一种技术的创造和文明的进步，是猴子变人重要的一步。而历史变迁，“开天窗”到后世却有了另外的意义。明郎瑛《七修类稿》：今之敛人财而为首者克减其物，谚谓开天窗。
清末夏仁虎《旧京琐记》：朝殿试卷忌错落，应试者多习打补子，以极薄之刀将错处轻轻刮去，复于本卷闲处刮取纸绒匀铺于上，以水润湿，使之粘连，殊有天衣无缝之妙。但艺稍生疏，或下手微重，穿纸成洞，又谓之开天窗，虽有佳卷，势难前列。
黑吃黑吞财和弥缝考试卷，这就不好说是文明进步不是了。
“民国”时期言论不自由，有所谓新闻检查，报纸和刊物常常整篇整段被删掉。普通的做法是“删掉的地方还不许留下空隙，要接起来，使作者自已来负吞吞吐吐不知所云的责任”（鲁迅《花边文学·序言》）。但也有检查者疏忽、被检查者躲懒或有意消极抵抗的情形。于是版面上便会出现成片的空白，这也叫做“开天窗”。关于这种“开天窗”，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大约在蒋介石四九年元旦引退前不久，某报曾辟一专栏，评论每日时事，读者颇为欢迎，每天都争着看报上固定地方花边围着的这一块。某日出报前检查官严令：专栏本期太不像话，必须撤掉。当时正值白色恐怖高潮，谁都不愿意碰在枪口上，当然得撤。报纸印出来后，花边围着的一块果然成了“天窗”，只在原该是标题的地方仍有一行不大不小的字：
“今日无话可说”。
（2004。4。24）
第二部分：长沙的春卷为陈寅恪胡适说话
与程巢父先生相识之初，只读过他几篇谈武昌鱼和洪湖藕的散文。对名物的博识和考证工夫，散见于看似平淡却颇含趣味的记叙之中，且不乏婉而多讽之致，正是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境界。后来才知道，写写这类文章，不过是他的精神散步，不过是他作为调剂的一种消遣。
近年来他做的正经工作，如沈曾植研究等，都属于专门，非我这样不学之人所能置喙。但他发表在《东方文化》、《书屋》和《文汇读书周报》上，如今又辑印成这一册的论陈寅恪、胡适的一系列文章，面向大众为前贤说话，我却还看得懂。
陈寅恪和胡适的文化价值，半个世纪前早就有了共识。几十年之后，却还需要人来为他们说话，岂非笑话。不幸的是，笑话却成了事实。如果再倒回去二十多年，则为陈寅恪、胡适（尤其是胡适）说话亦不可能。光有这一条“罪名”，戴上“帽子”就有足够的条件了。
既要为前贤说话，便免不了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免不了有所争辩。我不是好辩的人，不想在程君和别人之间来当评判。我以为，只要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