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八十年代-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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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80年代的标语口号“小平您好”（图）
1984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的伟大日子。在北京庆祝的游行队伍中，北京大学几个学生突然扯出一条横幅，上面写着“小平您好”，邓小平在城楼上微笑着向学生挥着手。北大学生的行动十分大胆，因为游行队伍的一切行动都是经过多次彩排，整齐划一，他们的行为是违反纪律的，而且直呼“小平”也有些不敬。但邓小平笑了，学生们也笑了，这表达了游行学生对他的爱戴，对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这个偶发事件留在人们记忆之中。
第八部分：80年代的文学书评《重放的鲜花》出版一年（图）
20世纪80年代的文坛，在“双百”文艺方针的鼓舞下，亠大批老作家以新时代主人的热情重返文坛，作品选集《重放的鲜花》便是标志。“朦胧诗”的出现，如一缕清风，刷新了诗歌语言的美学原则，恢复了个人话语在诗歌领域的作用。80年代前期的文学，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到“改革文学”，文学作品以较为深邃的历史纵深感和较大的思想容量，揭露现实中的社会问题，如《乔厂长上任记》；而对传统文化追寻的“寻根文学”，对现代青年生存体验的张扬的“先锋文学”则构成了80年代后期文学的主流。三毛的游记散文、琼瑶的言情小说、金庸的武侠小说等通俗小说更使心灵彻底的释放。 《重放的鲜花》出版一年 （节选） 左泥 一九七九年年初，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推倒了两个“凡是”观点，把长期以来束缚着理论界、文艺界人们思想的紧箍咒拿掉了。为错划右派的同志平反等一系列拨乱反正工作，也在积极进行。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海文艺出版社决定将反右运动中被打成毒草或批判过的作品重新评价，编辑出版，并把它命名为《重放的鲜花》。选入这本集子的十七位作者的二十篇作品，主要是曾经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或在全国性刊物上公开批判过的有一定影响的小说、特写。当然，也可能有入选不当或可以入选而被遗漏了的。 这本集子里的作品，一大部分是所谓“干预生活”、揭露社会阴暗面的题材。“干预生活”这个口号，即使在今天来展开争鸣，也还会有各不相同的意见，但只要我们回顾一下这些作品诞生之前的文学创作方面存在的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只能歌颂，不能批判；只写光明面，不写阴暗面的极左倾向，就会觉得这些作品勇敢地冲破人为设置的创作禁区，批判横亘在社会发展道途中的形形色色的反面人物和消极现象，这样的“干预生活”，不仅无可非议，谈不上是什么毒草，实在是应该给予支持发扬的。就拿堪称代表之作的《在桥梁工地上》这篇特写来说……。这类题材作品中的其它篇章，如《本报内部消息》、《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改选》、《入党》、《爬在旗杆上的人》、《沉默》、《被包围的农庄主席》、《科长》等，虽然在揭示问题的深浅和艺术成就的高低方面各有不同，但也都具有这种揭示社会现实矛盾，引起疗救者的注意的功效。尤其是在这些作品中，作者还塑造了与这些反面人们、消极现象作斗争的先进分子形象，人们不仅从中看清了罗立正之流怎样在玷污党的荣誉，腐蚀党的肌体，同时也见到了和他作斗争的青年工程师曾刚这样的先进人物，并且可以从这样的人物身上汲取力量，勇敢战斗，奋发图强。 写爱情题材的篇章在集子里也有较大数量。这当然不是编者的偏爱，而是这类题材的作品，当年在被批判中也是首当其冲的。回顾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之前，对于写爱情题材的作品，虽然没有什么禁止的明令，但一经涉猎，往往容易被戴上“小资产阶级情调”、“歌颂知识分子”、“儿女情”、“黄色”等等帽子，事实上已成了一个创作的“危险地带”。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除了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以外，还同当时读者对这类题材已经相当生疏、产生了饥渴感不无关系。这里入选的《在悬崖上》、《小巷深处》、《红豆》、《寒夜的别离》、《西苑草》、《美丽》等篇，有的批判对待爱情的损人利己思想；有的描写在旧社会被损害被侮辱的妇女，在翻身解放后建立新的爱情生活时的曲折斗争；有的表现了知识分子走向革命道路过程中在爱情问题上的痛苦历程；有的歌颂老一辈革命者为革命牺牲了爱情的崇高精神。这些作品，艺术上有一定特色，它们借爱情拨动了人们的心弦，歌颂革命，歌颂光明，歌颂高尚情操，鞭挞黑暗的旧世界，鞭挞自私自利的丑恶灵魂。即便是有的篇章还存在某些缺点和不足，但就总的倾向来说，都是引人向上的。 《平原的颂歌》、《杨妇道》、《太阳的家乡》和散文诗《草木篇》的选入，有些特殊原因。前两篇的作者，是当年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探求者”成员，这两篇作品被说成是“反党”“探求”的代表作。《平原的颂歌》原是歌颂一位热爱平凡工作，安于在偏僻荒凉、寂寞冷落的小站上干一辈子的铁路干部的，因为描写了小站的荒凉冷落，就被扣上了“丑化社会主义”的罪状；《杨妇道》被说成坏作品，只是因为作品中的主人公杨妇道是个自私落后的农民。尽管作者是把这个落后人物作为讽刺对象写的。 《太阳的家乡》也是作者被错划为右派后，用株连法给作品定罪状，说它的罪状是歌颂了解放前的知识分子。尽管这个知识分子是为科学献身的。 散文诗《草木篇》的入选与否，曾经是一个难题。因为据说毛主席曾经批评过这一作品。就作品本身给人的感受来说，它也不如小说、特写那么直接、明确，所以评价不很一致。而就这一作品在反右期间在全国的影响来说，不入选实际上就表明还是当它毒草，持否定态度。我们彻底从“凡是”观点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考虑它的主要倾向是好的，决定给予入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艺界的反映尤其强烈，各地报刊、广播先后推荐评介不下几十处，并且引起了国外文艺界的注意，有的报纸也发表评介文章，有的出版社准备翻译出版。全国第四次文代大会还把它的出版，载入了60年来文艺大事的史册。总之，《重放的鲜花》出版，成了文艺界拨乱反正，给作家、作品落实政策的一个标志，也成了17年里也存在过极左倾向的一个佐证。陆放翁的《咏梅》词里有过这样的名句：“零落成泥辗作尘，只有香如故”。对梅花这样倾扬，只不过是诗人的主观愿望，有谁能在落尽花瓣的梅花树下永久嗅到香味呢？但借用这一名句来比喻优秀的文学作品，也许倒是合适的。一个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作家，他站在革命人民的立场上，写出反映人民意愿，符合生活真实，对推动历史前进起积极作用的作品，不管他（它）们会受到怎么样的不公平待遇，历史终会作出公正的评判，它们的香味艳色，总是会常留人间的。 《文学报》1980年7月25日
第八部分：80年代的文学书评金庸热：一种奇异的阅读现象（图）
严家炎 若问当今华文作家中拥有读者最多的是谁，大概人们会异口同声地回答：“金庸！”金庸作品造就了千千万万个“迷”，也带来了许许多多个“谜”。 金庸小说最初发表在报纸上，就已拥有大量读者。自出版36册一套的单行本以来，到1994年止，正式印行的已达4000万套以上。如果一册书有5人读过，那么读者就达两亿。必须注意的是，金庸小说无论在台湾还是在内地都有许多盗印本。这些盗印本的总数，可能不在正式出版数以下。据《远东经济评论》“文艺和社会”栏目的资深编辑西蒙·埃利根所作的粗略估算，光是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这三大市场，历年来金庸小说的销售量，连同非法盗印的在内，累计已达一亿。所以，金庸小说的实际读者，很可能比上面的数字还要多出一倍至几倍。 1991年我曾在史坦福大学的东亚图书馆作过一点调查。他们馆藏的金庸小说，几乎都借出过几十次、上百次，“借书日期”、“还书日期”栏内盖的戳子密密麻麻。许多书都已被翻看得陈旧破烂。图书馆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已买过两种版本的金庸小说，结果都相似，因为借阅的人实在太多。 我曾经以为男性青年学生才喜欢金庸小说。谁知一调查，出入非常大，许多女学生照样爱读。而且他们的父母亲和许多上了年纪的华人也同样喜欢读。真是到了不分性别、不分年龄的地步！ “金庸热”之所以构成一种奇异的、令人注目的阅读现象，不仅由于拥有读者之多，还因为它具有下述四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持续时间长。《射雕英雄传》最初在报纸上连载时，许多人争相传告，报纸发行量一下子增加很多。从那个时候起，可以说港澳地区就出现了“金庸热”。而且随着《神雕侠侣》《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等作品出现，“金庸热”还是长盛不衰。人们可能还记得1994年10月25日金庸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称号，并作两次讲演时的盛况，听他讲演的，请他签名的，真是到了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所发入场券几乎无用的地步，当时的主持人打趣说：“今天这形势，金大侠武功再高也不好办了！”这实在就是他直到今天仍受读者热情欢迎的一个缩影。 二是覆盖地域广。金庸的读者不但在海峡两岸和东亚地区，而且延伸到了北美、欧洲、大洋洲的华人社会，可以说全世界有华人处就有金庸小说的流传。1991年我到新加坡参加国际汉学会议，坐在出租车上，听到的就是《鹿鼎记》的华语广播。我还看到过一个材料，说70年代初南越国会议员们吵架，一个骂对方“是搞阴谋诡计的左冷禅”，对方就回骂说：“你才是虚伪阴狠的岳不群”。可见连《笑傲江湖》里这些人物在当时的南越也几乎到了人所共知的地步。据韩国学生告诉我，金庸小说在韩国早有译本，并且相当风行。而近年，日本最大的出版社德间书店也向作者买了版权，要将金庸作品全部译成日文，其中《书剑恩仇录》日译本四册已全部出版，其余的正在紧张翻译之中。英文翻译可能相当困难，但《鹿鼎记》的英文节译本亦已出版。由此看来，今天“金庸热”或许又可能超出华人世界的范围。 三是读者文化跨度很大。金庸小说不但广大市民、青年学生和有点文化的农民喜欢读，而且连许多文化程度很高的专业人员、政府官员、大学教授、科学院士都爱读。像中国已故的数学大师华罗庚，美国的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以及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我熟识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甘子钊、王选等，都是“金庸迷”。如果说上述读者还可能只是业余阅读用以消遣的话，那么，一些专门研究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教授、专家们就不一样了，他们应该说有很高的文学鉴赏眼光和专业知识水准，而恰恰是他们，也同样很有兴趣去读金庸小说。据我所知，像美国著名学者陈世骧、夏济安、夏志清、余英时、李欧梵、刘绍铭，像中国著名文学研究家程千帆、冯其庸、章培恒、钱理群、陈平原等，也都给予金庸小说很高评价。记得1994年底，遇到女作家宗璞，她抓住我就问：“你们开金庸的会，怎么不找我呀？”我说：“听说您前一段身体不太好？”她说：“我前一段时间住在医院，就看了好多金庸的书，《笑傲江湖》啦，《天龙八部》啦，我觉得他写得真好，我们一些作家写不出来。”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生前曾表示很愿意像对待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一样，来参加金庸小说的点评。作家李陀则用他特有的语言说：“中国人如果不喜欢金庸，就是神经有毛病”。这就不但是雅俗共赏，而且是科学家、文学家齐声同赞了。 四是超越政治思想的分野。金庸迷中有各种政治观点的人物，甚至海峡两岸政治上对立得很厉害的人，国共两党人士，平时谈不拢，对金庸小说的看法却很一致，都爱读。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可能是内地最早接触金庸作品的读者之一，他在70年代后期自江西返回北京，就托人从境外买到一套金庸小说，很喜欢读。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接见金庸时，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小说我是读了的。”而据台湾新闻界人士透露：海峡对岸的领导人——国民党中央前主席蒋经国先生，生前也很爱读金庸作品，他的床头也经常放着一套金庸小说。这样一种完全超越了政治分歧的阅读现象，难道不值得人们思考和研究？ 除读者阅读状况非常值得注意之外，金庸小说本身还包含着一系列难以索解的有趣现象。举例说，金庸小说虽然产生在香港商业化环境中，却没有旧式武侠小说那种低级趣味和粗俗气息。又例如，金庸自己完全不会武功，却能把武林人物的打斗写得那么吸引人；金庸小说明明是武侠小说，却又有着浓重的文化气息，简直可以当作文化小说来读。再例如，武侠小说一般都以神奇、曲折来吸引人，可是金庸小说同时却又相当贴近生活、贴近人生，相当生活化。诸如此类，金庸小说似乎充满了许多不易诠释之谜。 20世纪本是科学昌盛的世纪；中国新文学经过“五四”之后80年的发展，也早已取得了绝对的优势。恰恰在这个世纪的后半期，金庸以传统形式写成的武侠小说出现了，并且如此长久地风靡不衰，这本身又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更大的谜。 上述种种现象，每一项都可能潜藏着有待发掘的丰厚内涵，足以发人深省，启迪人们去思考和研究。科学地揭示现象背后的诸多原因，深入地探讨金庸作品魅力之所在，解开谜底，把金庸小说放到中国文学发展的背景上加以考察，从而衡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正是金庸研究者们共同面对的课题和任务。 《中华读书报》
第九部分：80年代流行歌坛内地流行歌坛（1）…（图）
80年代的流行歌坛有着永不褪色的优美旋律，一首首经典，一次次回忆。打动着年轻人们的心，唇边的吟唱，揭开埋藏心底的渴望与冲动，聆听着熟悉的声音，把岁月留住。 内地流行歌坛 提及内地流行音乐最先想到的就是张行的那首《迟到》，随后崔健《一无所有》被认为是中国摇滚乐的先人和先曲，并被记载于各种“史册”。崔健推出首张个人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也成为中国摇滚史上第一张专辑。1987年黑豹乐队再度将摇滚乐推向高潮。 抒情歌曲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流行歌坛的主流，旋律的优美流畅，抒发了大众的真实情感。“东方歌舞团”曾是80年代大陆流行音乐的代名词，由之推出的一批歌手和一批歌曲代表了一个时代。背着吉他的成方圆，因《牧羊曲》一举成名的郑绪岚，背着“娃娃”《回娘家》的朱明瑛，男女组合牟玄甫与索宝丽，师生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