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家门外的孩子-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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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没料到，一九九一年七月叁十日孝武突然过世，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孝勇又病逝，而且都比他们母亲蒋方良女士走得还早。孝慈也在和孝勇同一年的二月十四过世。蒋家第叁代凋零之速，令人无限感慨。我面临的环境，和几年前又完全不同了。在“归宗”这条路上有直接关系和能帮上忙的人，都一一不在了；有时深夜沉思，我真不能确定上天会特别厚爱我几年？连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孝慈都猝而病逝，凡我能掌握的生命，都是上天特别的恩赐，我要自己一天当两天用，活出它的意义来。一种责任呼唤，让我在二○○○年启动“认祖”的第一步，因为我不知道这件事到底办不办得成？更不知道这条路到底要走多少年？但是我会坚守对孝武和孝勇的承诺，“归宗”的完成，一定要等到他们母亲百年之後。
这是为什麽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取得新身份证上的“父亲”栏已改正为“蒋经国”时，但我仍要求保留母姓的原因。
蒋方良女士於二○○叁年十二月病逝荣总，她出殡当日，为示尊重，我携美伦刻意离台，避免出席或不出席的尴尬，以及媒体的议论，而造成对她的不敬。在她老人家过世之後，我才再次与台北大安区户政事务所苏素珍主任联络，提出改从父姓“蒋”之申请。俟蒋方良女士过世满“七七”四十九天後，二○○四年四月十八日，我始换领真正象徵“认祖归宗”圆满落幕的那张新身份证，除本人依法改名“蒋孝严”外，配偶及子女亦均得办理姓名变更登记。
我把改从父姓“蒋”的时程刻意延缓，是对蒋夫人方良女士应有的尊重，也是遵守对同父异母兄弟孝武、孝勇生前的允诺，更是对父亲经国先生的孝心。
直到上了高中二年级，一九五八年冬天我才从外婆的口中获知，自己和一个伟大而显赫的家族有血缘关系。那时外婆年事已高且体弱多病，正是风烛残年，可能自觉来日不多，若再继续隐瞒下去，一旦或有不测而不及向我和孝慈道及“身世”之谜，她将抱憾而终。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外面下着小雨，用过稀饭後，她老人家叫我和孝慈坐到她床沿上。外婆很少吞吞吐吐说话，这次像是有好多事要讲，但总是难以启口似的。少顷，她含着泪，用手摸摸我俩的面颊，脸上虽然挂着安慰和骄傲的笑容，泪水却流了出来；她颤抖着用南昌话说：“大毛、小毛，你们总算长大了。”随後她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张早已泛黄的照片，上面是一位灵秀端庄、带着微笑的少妇。
孤儿竟是蒋家人
过去一两年里，我和孝慈有好几次在半夜，被外婆的饮泣声惊醒。睡梦里我们偷偷眯着眼，在朦朦光线中看到她坐在孤灯下，用手绢拭泪，端详着一张照片，不时发出叹息。我们没敢起身，怕吵到外婆，只有重新闭上眼，缩在被窝里假装入睡，安静得只听得到自己急促的心跳声。
另一个寒冷的深夜，我们俩又听到外婆在抽泣，心中的疑惑愈来愈大，总想要安慰外婆几句，且担心外婆受凉。我和孝慈按捺不住地轻身起床走到外婆身边，为她披上那件旧棉袄，细声地要外婆不要难过、不要哭。我们不知道也不敢问发生了什麽事，只有劝外婆早点睡，身体要紧。我们俩只模模糊糊听到外婆低声哭着说：“……我命苦的亚若！我的乖女儿啊！”对外婆手中照片里的身影，留下了深刻印象。我鼓足勇气问外婆：“奶奶，她是谁？”外婆用泪眼望着我俩，叹了口气说：“等你们长大些，会告诉你们！你们乖，不要问太多……”在外婆眼中，我们还是小孩。转眼这已是两年前的事。
一九五八年的这个冬晨，外婆精神显得好些，但看起来心事重重，她拿着那张从枕头底下摸出、我们见过的照片。看到外婆伤心流泪，我和孝慈坐在床边，不知道说什麽才好。沉默了好一会儿，外婆终於断断续续，指着照片说：“大毛、小毛，这是你们的亲娘、我的宝贝叁女儿亚若……她好命苦，你们半岁大的时候，她就死了，死得不明不白。唉，你们也够可怜了，娘死得早，接着到处逃难，你们要懂得争气，要为娘争口气，要用功读书，一切都要靠自己。你们是跟着娘姓，本来不姓章，就是你们娘死得太早才姓章，要不……”
外婆说到这，停了下来，泪流得更多，话都说不下去了。我和孝慈听到外婆这段话，怔住了，站了起来，轻轻抚拍外婆的背，要她别伤心。看着外婆流泪，我们也陪着伤心，虽然已进了高中，但真的不知道该怎麽来安慰她老人家。
房间里的空气好重、好冷，像凝结成了冰似的。
“蒋经国是你们的亲爹！”
又过了好一会儿，外婆再望着我们，坚毅有力地说：“大毛、小毛，你们要争气、要用功，你们娘死得好可怜。你们本来姓蒋，是蒋家的人……你们的爹是蒋经国！他跟你们娘是在赣州认得的，後来，你们娘孤单单地跑到桂林把你们生下来，你们才半岁她就突然死了。是有人害了她……她的命也太薄、太苦了，怎麽会这麽短命？你们娘死後，全家好害怕，不敢对外讲，後来还是亚梅把你们从桂林接到万安，躲了一阵子，才又回到南昌……”外婆挣扎在痛苦的记忆里，抽丝剥茧地总算把几个生命中重要的环节告诉了我们。
这是外婆第一次把我们这麽曲折、近乎不可想像的身世，很吃力地向我们透露，她心中长期压抑的痛苦，应当获得了些许舒缓。
当听到“蒋经国”叁个字，我心中震撼不小，有说不出来的复杂，脑海里直呼“这怎麽可能？这怎麽可能？”那时我在省立新竹中学念书，当然知道蒋经国不仅是“救国团”的主任，更是蒋“总统”的儿子。对我而言，“蒋家”是完完全全存在另一个世界里，这种事怎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今天外婆晴天霹雳般地告诉我和孝慈：“蒋经国是你们的亲爹！”对还在念高中的孩子，心理上是何其沉重！
外婆像跌进掩埋已久的往事里，轻声地追忆：“……蒋经国在赣州，每次只要有空，大多会在吃过晚饭的时候到我住的地方来看亚若，也和我聊聊天。你娘的命真苦，她说蒋经国答应她，要抱你们回去。你娘一直担心害怕你们将来在外头会受到人家欺侮，所以一直要你们回到亲爹身边……”说到伤心处，泪水像是溃了堤似的。她老人家一再重复地说：“你们要好好读书，要争气！”最後她说：“……我也不晓得能活多久了，等过几年你们上了大学，我再把经过多跟你们说一些。只要你们上进，有了出息，人家才会来认你们，所有的事都要靠自己……这件事以後不准跟任何人提，也不要去问别人！想不到你们娘会那麽短命，你们才六个月，她就死了，她怎麽放得下心……”
我和孝慈边听边陪着淌泪，只有细声安慰外婆，告诉外婆我们一定会好好用功读书，要她放心。我们握着她的手，将头靠在她肩上，祖孙叁人便哽咽地哭成一团。刹时，记起刚读过李密的《陈情表》，其中有两句，“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馀年”，其所描绘“孤苦无助相依为命”的内心凄凉，也莫此为甚了。我顿时感到前途一片茫茫，等到外婆有天也过世了，这世界上还有谁会真心替我们设想？还有谁真的关心我们到底能不能回到蒋家？
这一幕，距今已有四十多年，每忆及此，依旧泣然。
外婆曾因脚水肿和气喘住进省立新竹医院，但两天後就回家了。我和孝慈在下课後去医院探望过外婆，是一间摆有许多病床且相当嘈杂的普通病房。医生向舅舅提到，外婆是肾和肺有问题，需要在医院住一段时间，但舅舅只让外婆在医院住了两晚。那麽快就搬回家调养，当然是住院太贵；另一个原因，是外婆和舅舅对医院早有一种莫名的戒惧，这是先母在桂林被害，对他们造成的後遗症。
外婆病情时好时坏，始终没有稳定过。从医院回到家，就改由二舅舅 若到药店买成药回来自行医治，效果当然有限。到後来病情严重时，家里竟然连买药的钱都没有，只好向西药房赊药回来，等有钱时再一次还清。
外婆和我及孝慈，祖孙叁人同睡一房，她睡单人竹床，孝慈跟我则睡双人竹床。房间很小，除了摆两张床外，只能加上一张四方形的竹桌子，上面放着一些杂物，有时供外婆生病时单独进膳之用，空间太小，连摆椅子都不够，外婆吃东西只能坐在床边上。每天清晨起床後，由我和孝慈轮流照料病中的外婆。她醒得比较早，而我们都在一大早被她老人家的咳嗽声吵醒，一起床就会将她老人家扶起坐直，用枕头垫在背後，靠墙坐起，然後递杯热茶给她喝，轻轻拍几下她的後背，她就会觉得舒服些。
一九六二年冬天的一个早上，正奇怪怎麽没听到外婆的咳嗽声，还以为她病情好转而睡得平稳；可是，当我们朝外婆床上望去，却发现外婆身上盖着厚厚的棉被，居然没有随着呼吸而有高低的起伏。我和孝慈警觉情况不妙，趋前激动地叫着：“奶奶！奶奶！”想摇醒外婆，却一点回应都没有，摸摸外婆的额头，居然是冰凉的。顷刻间我俩哭倒在外婆身上，可不管我们怎麽哭喊，外婆都醒不过来了！她已在半夜静悄悄地离开人世，丢下她最疼爱的两个外孙。
杜鹃泣血的悲情
外婆到底生什麽病过世的，不能确知，但可以确定，外婆晚年过得十分凄凉。一生中令她最伤心的，莫过於她心爱、能干的叁女儿亚若竟然死得比她早，平日聪颖活泼、体健外向的她，年方叁十就突然猝逝，抛下 鹆中的一对孤儿；而他们的父亲，竟然是当今的“太子”！外婆从头就反对女儿卷进这麽一个深不见底的情感和政治漩涡。
她知道，她女儿为了这对蒋氏孤儿而被夺走了宝贵的生命。
她知道，她女儿曾殷切且充满喜悦地憧憬着，有一天能由自己欢欢喜喜地抱着这对稚子进到夫家。
她知道，这对双胞胎的生父曾向她女儿许诺，她会是蒋家的媳妇，也因此，亚若总是活在期待中，快快乐乐地拉拔着这对心肝儿子，孩子的父亲又常赶到桂林去陪伴她，共享为人父母的喜悦。但这段美好的日子，却没有超过半年。
她知道，平常少有病痛的女儿，只因腹 而就医，不到几小时，居然就撒手西归，其中自有隐情。
她知道，女儿死了，唯有把这对可怜的孤儿扶养成人，让女儿在天上可以安心；但自己年事已高，恐怕无法等到亲眼看见这对外孙走进蒋家，只有再叁叮咛他们要比别人认真、比别人吃苦，才会有机会靠本事站起来。
她知道，章家不过是一般百姓，和显赫蒋家情缘纠葛，吃亏的会是章家；章家只有隐忍，宁愿蒋家负我，不要负了蒋家。
她知道，这对孤儿的人生旅途，必然崎岖难行、充满荆棘，培养他们锻亵出坚毅不屈的个性比什麽都重要；从小要他们咬着牙忍受生活的风霜，将受苦受罪习以为常。
外婆因女儿的不幸而受到牵连，後半生过的是万分清苦的日子。谁晓得，谁又会相信，蒋经国的“岳母”是在贫病交迫中过世，而且留下一对孤独的双胞胎，在人生道路上孑然而行？谁说他们注定会有成就？谁敢保证他们能按图索骥且排除重重障碍地找回到亲生父亲的家？外婆临终之时，是悲观的，几乎不认为那是可能实现的，但至少她教会这两个外孙要永远坚强，她女儿的死，才有价值，她自己的泪，才没有白流。在杜鹃泣血的悲情里，她的两个小外孙不仅勇往直前，而且抬头挺胸地大步迈进！
外婆後半生，和先母与经国先生之间的情缘完全纠葛在一起，一开始就被拖累，注定要以悲剧收场。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母亲在桂林亡故，丢下我和孝慈，经国先生当时还在赣州专员公署，第二天就派王升告诉外婆，要她尽快从赣州赶到江西万安县，去接应由四姑亚梅与桂昌德、王制刚等从桂林护送到万安的我和孝慈。两年後，外婆又从万安县搬到贵州的铜仁，去投靠做县长的长子浩若，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才迁回南昌老家，过了叁年太平日子。一九四九年又东渡来台。在此之前，外婆的生活原本平静而单纯，虽非优渥，至少称得上小康，不仅子女有成，且孙辈绕膝，正可悠 地安度晚年。
军舰护送到台湾
母亲的猝逝，对外婆来说，是永远的痛，让她突然沉默寡欢，一直熬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得以 返乡和战後分散各处的家人陆续团聚，才让外婆脸上重新露出笑容。尤其亲手抚养的一对双胞胎外孙，正天真无邪地一天天长大，天下再也没有其他任何事物，能比这对双胞胎带给她更大的满足和安慰了。可是，这样的安逸岁月，又被一九四九年的巨变击得粉碎，外婆对未来的憧憬也瞬间破灭。
外婆在来台之前就有预感，往後的日子一定会完全走样，但她并不怕苦，她对“逃难”也习惯了，令她唯一忐忑不安的是这对小外孙，要远渡重洋到一座陌生的海岛，面对全然不确定的未来，他们安全吗？要怎样保护他们，才不会受到伤害？她自己年龄一大把了，也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归乡？最初她对举家迁台是有保留的，她不想离开南昌，但经国先生几次派王升来劝说後，她拗不过，才勉强同意和家人再次分手、远离家园。一九四九年七月，王升弄来两部汽车，章、王两家便在酷暑大热天，从南昌一路开到厦门。章家住进一家普通的旅社，稍歇近月，才挤上军舰横渡台湾海峡，在海上过了一整天後抵达基隆港。
五月二十六日，经国先生刻意安排我们搭乘的“忠字号一○五”登陆舰，因为装有故宫文物和中央银行的黄金，有特别的戒护，他比较放心。起锚前，他还赶到厦门上船，以巡视古物及黄金是否装载妥当为由，来向外婆道别，并看我们这对双生儿子最後一眼。外婆绝没想到，到台湾後，衣食不缺的日子只有短短几年，没多久就发生变化，不仅无法维持起码的水平，连生病都住不起医院，吃跺鸡蛋成了难得的补品。相隔不到五、六年光景，原本身为县长太夫人的尊荣，转眼成空，一下子成了好遥远好遥远的往事。现在要自己洗衣、煮饭、缝衣服、做布鞋、看店面。外婆没有因为日子艰辛而怨天尤人，只在寂寞无助时刻，特别思念在大陆的儿女，尤其一想到那最善体人意的女儿亚若时，便会独自躲进房里轻声叹息和偷偷饮泣。
我依稀记得在五、六岁时，曾和外婆在南昌一起住过的那幢两层楼房的模样，前面有个小天井，座落在南昌市章江门井头巷六号，离我念过的宏道小学很近。记忆中，整幢建 还有些气派。
落脚新竹
外婆一到台湾，便跌进一个全然不同的环境，生活品质与以往相较，有天壤之别。加上二舅舅 若经商失败，还会与外婆偶生龃龉，精神上难免苦闷，益发使得她怀念没来台湾的子女。
她晓得大儿子浩若相当干练，深受经国先生器重。大舅浩若曾和王永树将军同在东北共事，除了能力受到赏识外，也由於有层“妻舅”关系，经国先生指派他先後出任贵州铜仁县、辽宁法库县和江西浮梁县（又名景德镇）的县长。在南昌章江门井头巷的那幢二层楼房，就是一九四七年大舅在法库县长任内，寄钱给外婆买的。根据先母生前好友，也是在南昌葆灵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