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19-黑暗时代的人们:彼岸人文译丛-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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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人性出现在一个政治上受到奴役、且其根基已被动摇的世界中。莱辛同样生活在“黑暗时代”，并以自己的方式被时代的黑暗所毁灭。我们已经看到，人们在这些时代里是多么强烈地渴望着彼此靠得更近，在这种私密性的温暖中寻求光与启明的替代品，而这种光与启明只能由公共领域带来。然而，这意味着他们在回避争论，试图尽可能地只和那些他们不会与之冲突的人们打交道。对一个像莱辛那样的人来说，在这种时代、这种受限的世界中，只有很少一点空间；在那里，人们挤在一起来彼此温暖，他们从他那里远离而去。但他依然对可争论之物进行论辩，他宁可忍受孤独，也不要那种抹平一切差别的兄弟般的过度亲密。他从来不想真的和与他辩论的人争吵；他只想通过连续不断地谈论世界中的事务和事情，来使这个世界变得有人性。他想成为许多人的朋友而不是兄弟。
论黑暗时代的人性：思考莱辛论黑暗时代的人性：思考莱辛（8）
在他和人们争论与对话的那个世界中，他没有获得这种友爱。事实上，当时说德语的地区所盛行的风气，使他很难成功地获得这种友爱。对于这位“有着无与伦比的才能”并且其伟大“只在于他的个体性”（施莱格尔语）的人来说，对他的同情（sympathy）从未真正在德国扩展开来，因为这样一种同情只能产生于政治中——在“政治”这个词最深的意义上。正因为莱辛是一个完全的政治人，他才坚持认为：真理只能存在于那些因谈话而获得人性的地方，只能存在于人们不谈论身边当下碰巧发生的事，而谈论他们“持以为真”的事情之处。而这样一种谈话在孤独中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它属于这样一片场域：在其中有许多声音，每一种“持以为真”的宣告都既联结了人们，又把他们分开，从而在那些组成世界的人之间建立起一些真实的距离。任何超出这种场域之外的真理，无论它是给人们带来利益或灾祸，从严格意义上说都是“非人性的”。但这并非因为它会使人们彼此不和或将他们分离开来，恰恰相反，是因为它会导致所有的人立刻就统一到一个单一的意见之下，以至于从许多意见变成一个意见，就好像居住在地球上的不再是无限多数的人们，而只有一个单数的人，一个唯一的种类及其样本。如果这种情形发生的话，由于世界只形成于多样化的人们之间的中介空间中，因而世界就会彻底消失。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从莱辛的一句话中发现，对真理与人性之关系中最深刻之物的谈论，似乎是对他所有著作中包含的智慧的总结陈词。这句话是：
让每个人说出他所认为的真理；
并让真理自己被引向上帝！
本文英译者：Clara 和Richard Winston
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1）
（1871—1919）
一
一部用英语风格写成的完整（definitive）传记，乃是最佳类型的历史文献。详尽的行文、彻底的考证、繁复的注释，以及满篇可见的引文，常常汇成两大卷书，它可以更多和更生动地向我们讲述我们想要知道的历史时期，几乎可以比得上最杰出的历史著作。这是因为与其他传记文献不同，在完整传记里，历史不是被视为一位著名人物生平的必不可少的背景；相反，它就好像历史时代的白光从一位伟大人物的棱镜中穿越并被他折射，以至于在随之而来的光谱中，就能获得一个完整的生命个体和世界。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它适用于记载杰出政治家的生平，却仍然不适合被那些主要兴趣在于生平故事的传记所效法的原因。出于同一原因，它也不适合作为艺术家、作家，以及一般来说其天才使他们与世界保持某种距离的人的生平传记的范本，因为这些人的意义主要存在于他们给世界增添的作品和制作物之中，而不在于他们在世界中扮演的角色。另一个限制在近些年来变得更加明显可见了：尽管希特勒对于当代历史很重要，但仍不配要有为其作完整传记这一荣誉。无论阿兰·布洛克（Alan Bullock）在其论希特勒和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的书中以及斯大林传记中，多么小心翼翼地遵循完整传记所要求的方法的专业性，在这种非人格的光照下看待历史，就只会导致一种对崇拜的煽动，并因而带来对历史事件的微妙歪曲。当我们想要以恰当的比例同时看到事件和人物时，我们仍然必须去读少一些考据、确实不太完整的希特勒和斯大林传记，它们令人尊敬的作者是科拉德·海登（Konrad Heiden）和波瑞斯·苏瓦琳娜（Boris Souvarine）。
J。P。内特尔选择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这位最难把握的人物作为正式主角，写一部看来只适合于杰出政治家及其他世界性人物生平的完整传记《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两卷本，牛津大学出版社，1966。，显然需要一定的天才。卢森堡肯定不属于那一类政治家。即使是在她所身处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世界中，她也更多地是一位边缘性的人物。她在相对短暂的时间里出场，虽然光彩夺目，但在实际上和理论上的影响却无法与她的同代人——诸如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列宁、倍倍尔、考茨基、饶勒斯（Jaurès）和米勒兰（Millerand）相比。如果在世界取得成功是获得进入这种完整传记的资格所必需的话，那么内特尔又如何去成功地书写这位女士呢？她年纪轻轻就离开自己的祖国波兰，被卷入德国社会民主党之中；然后又在不为人知的波兰社会主义革命中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随后，过了二十年时间，尽管从未被正式承认，她却仍然成为了德国左派运动中最有争议的、最少被人理解的人物。因此，“成功”（即使是在她自己的革命世界中获得成功）恰好是罗莎·卢森堡在生活中、死亡时和死后都受到抑制的事情。那么，事情是否是这样：她所有的努力之所以没能得到正式承认，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因为我们20世纪发生的革命悲惨地失败了？如果我们透过她的生活和工作的棱镜去观看的话，历史是否将呈现出不同的面目？
无论如何，我从未读过一部比这本传记更能照亮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那一关键时期的著作。这一时期从19世纪最后十年开始，直到1919年1月那个命定的日子。那一天，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这两位“斯巴达克斯同盟”（Spartakusbund）的领袖和德国共产党的先驱，在柏林被人谋杀——就在当时掌权的社会民主党政权的旁观，甚至很可能是默许之下。凶手是极端民族主义分子、非法组织“自由军团”的成员们，这是一个准军国主义的组织，后来希特勒很快从他们当中征募到了最以死效命的杀手。当时的政府实际上是支持“自由军团”的，因为这些人有“诺斯克（Noske）的全力支持”，诺斯克是社会民主党中的国防专家，掌管着军队事务。这一点只是到最近才被上尉军官巴布斯特（Pabst）承认，他是当时杀人者中唯一一个现在还活着的人。波恩政府在这件事上和其他时候一样，只是想着让魏玛共和国在险恶局势下再次复活，于是它就告诉人们：正是由于“自由军团”，俄国人才没有能够把整个德国都并入到一战后建立的红色阵营中；而且，杀死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人是完全合法的，“他们是在执行军事法”Bulletin des Presseund Informationsamtes der Bundesregierung； of February 8； 1962； p。 224。。这甚至比魏玛共和国曾经假装做的许多事情还要过分得多，因为魏玛共和国从未公开承认过“自由军团”是一支政府军队，并在事后还“惩罚”了杀人者，以“杀人未遂”的罪名判处士兵荣格两年又两个星期的徒刑（这位士兵曾在伊顿旅馆［Hotel Eden］的走廊里击中卢森堡的头部），以“未汇报且非法处置尸体”的罪名判处沃格尔中尉四个月徒刑（卢森堡在一辆车中被枪击中头部，并被扔进兰德威尔运河［Landwehr Canal］时，他是指挥军官）。在审判中，有一张表明荣格及其同伴第二天在同一座旅馆中庆祝杀人的照片，被作为证据提出来，却引起了被告的大笑。“被告荣格，请保持恰当的举止。这并不是在开玩笑。”主审法官说道。四十五年后，在法兰克福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案的审判中，相似的情形又发生了，同样的话被再次说出。
由于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被杀，欧洲左翼分裂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就不可避免了，“共产主义者在理论中描绘的深渊，已经成为……死亡的深渊”。既然这起早先的犯罪得到了政府的帮助和支持，死亡之舞就开始在一战后的德国上演：从清除极端左翼的著名领袖胡果·哈斯和古斯塔夫·兰道尔、列奥·约吉谢斯和尤根·列文开始，极端左翼组织的刺杀行动迅速地转到中间派和中间偏右派，例如瓦尔特·拉森瑙和马赛斯·俄兹博格，这两位都是当时的政府要员。因此卢森堡的死成为德国两个时代间的分水岭，也成为德国左翼丧失力量的关节点。所有那些出于对社会民主党的失望而转向共产党的人，现在对党内的某些急剧的精神衰落和政治瓦解更加失望；然而，他们更不愿回到社会民主党阵营，宽赦罗莎的谋杀者。这样一些很少被公开承认的个人反应，变成一些小的、马赛克般的碎片，嵌入历史的巨大之谜的空间里。在罗莎·卢森堡这件事中，它们也构成迅速环绕罗莎之名而形成的传奇的一部分。所有的传奇都有它们自身的真理，但是内特尔先生对“罗莎神话”毫不关注却完全正确。对他来说，（最困难的）任务是把她还原到历史性的生活中去。
在罗莎死后不久，左翼的所有派系都判定说她以前整个儿“错了”（正如乔治·利希海姆这位最后还坚守战线的人在《遭遇》一书中所说的，这“真是一件让人绝望的事”），但这时她的声誉却发生了一种令人惊奇的转变。她的两小册书信集出版了，而这些完全个人化的信件具有一种单纯、敏感而富于人性的笔调，经常还带着诗意的美，它们足以摧毁关于嗜血的“红色罗莎”的宣传形象，除了最顽固的反犹主义和反动分子的圈子以外。然而，接下来产生的是另一个传奇：她具有了赏鸟者和爱花者的感伤形象。于是在她离开监狱时，连看守都要流着泪与她道别——就仿佛离开了这位奇特的、坚持把他们当成人类来对待的囚犯，他们就活不下去。当我还小时就有人告诉我这个故事，并在后来得到了柯特·罗森费尔德（Kurt Rosenfeld，卢森堡的朋友和律师）的证实，他声称亲眼目睹了那一场景。而内特尔对这件事只字不提。这件事很可能是真的，它的略为夸张的特征在某种意义上被另一则流传下来的逸事所弥补，而内特尔提到了这一逸事。在1907年，罗莎和她的朋友克拉尔·蔡特金（Clara Zetkin，后来成为德国共产主义的“元老”）在散步时忘记了时间，因此在赴倍倍尔的约定时迟到了。倍倍尔开始还担心她们牺牲了，于是罗莎就提议这样来写她们的墓志铭：“这里安息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最后两个男人（men）。”七年之后，也就是1914年2月，她有了机会去证实这一残酷的玩笑，当时她是在对刑事法庭的法官们发表一篇壮丽的演说，因为这些人指控她“煽动”民众在战争问题上实施公民不服从的策略。（顺便指出，对这位据说“一直在犯错”的女人来说，站在法庭上面对这种指控并不算坏事，因为五个月后一战就爆发了，而当时很少有“严肃人士”想到这种可能性。）内特尔先生极好地重现了这篇演说的全貌：它的“男子气概”（manliness）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中是空前绝后的。
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2）
又过了一些年，在经历了更多的灾祸之后，这一传奇变成了一种对革命运动的大好往昔的怀旧象征：在那些过去的日子里，希望依然青绿，革命尚在前进，最重要的是，对群众力量和党的领袖的道德正直的信任还完整地保持着。这一传奇不只是在诉说罗莎·卢森堡的人格，而且也是对上一代左翼分子的品质的怀旧；在这一传奇的几乎所有细节中，都有着含混、模糊和不准确的成分，而它却在世界上到处流传，并在所有出现了“新左派”的地方再次复活。但与这一带光环的形象并存的，却依然有“爱争论的女人”、“浪漫主义者”这些说法，这些陈词滥调认为她既不是“现实主义者”也不相信科学（她总是和别人不合拍倒是真的）。她的作品，特别是她论帝国主义的杰出著作《资本的积累》（1913），被“新左派运动”完全忽略，而当这一运动的成员开始转变成老左派（这经常发生在其成员过了四十岁时），它又迅速地抛弃了早期对罗莎·卢森堡的热情和青春期的梦想。由于他们通常并不花费心力来阅读卢森堡，更不用说理解她了，于是他们身上那种由新近获得的身份而带来的庸人主义，使他们认为可以轻易扔掉她不管。“卢森堡主义”这一名称，是在她死后由党内写手出于论战需要而发明的，但它甚至连被称为“叛徒”的荣誉也从未获得过。“卢森堡主义”只是被当成一种无害的幼稚病而已。卢森堡生前所写和所说的一切，都没有保留下来，除了她在俄国革命早期阶段时对布尔什维克政治的惊人准确的批判之外，而这还只是因为“革命失败论”者可以利用这些批判，来作为反对斯大林的方便的、虽然很不充分的武器。（正如一位对内特尔此书的评论者在《时代文学增刊》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中所言：“有某些卑劣的人，利用罗莎的名义和作品来作为冷战武器。”）她的新崇拜者与其说与她、不如说与她的诽谤者很相像。她对理论差别的高度敏感，她对民众的准确无误的判断，她的个人化的爱憎，这些都曾使她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和别人同流合污；更不用说下述事实，亦即她从来不是一位布尔什维克的“信徒”，从未用政治作为宗教的替代品，而且（正如内特尔先生注意到的）她在反对教会时很小心地避免去攻击宗教。简而言之，当“革命对她像对列宁那样迫近和真实时”，她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就再没有什么别的信仰条款了。列宁首先是一个行动者，他可以在任何事件中都参与政治；而罗莎，用她半开玩笑的自我评语来说，天生就是个“书呆子”，假如不是世界的状况冒犯了她的正义和自由感的话，她完全可以埋头于植物学、动物学、历史学、经济学和数学之中。
我们当然要承认，她并不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她是如此异端，以至于可以怀疑她究竟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内特尔先生正确地指出，对卢森堡来说，马克思只是一位“对我们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