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大帝国-第1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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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卷 盛世卷
第三十九节 … 水库三日谈（三）
里的漏水水库相对照的，是另外一种低成本的水利建水库的普遍适应性相比，这种水利设备的适应性局限在黄土高原一地。不过与漏水水库相比，他的造价更加低廉，而且不需要耗费太多的人力，所以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黄土高原淤地坝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经验，是与科学研究分不开的。从西周到晚清，自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创造了坡地修梯田，沟壑筑坝淤地等水土保持措施以来，其试验研究工作也就相运而生。新中国建国初期，水利部就开始推动淤地坝建设的。
李仪址是最早提出在沟道中修筑淤地坝，防治沟壑扩展，减少入黄泥沙的技术方案，作为治黄方略的水利专家。不过在那个时候，这个符合大众利益的方案被束之高阁，那些为了各种目的的大工程收到水利部的青睐，即便是水利部长黄万里的支持也无法改变这种情况，建国初期的水利部实在是一个弱小的部门，话语权被几个强大的部门所把持。
李仪址没有灰心，而是一个人打起包袱，默默地进行找自己的实验，将淤地坝付诸实施，并确的宝贵的数据。没有官方的资助，他就变卖家产，在天水建立了水土保持实验区，开展水土保持科学研究。
1901年由陕西省投资一半，他自己在西安市郊荆沟流域上建成。通过在支沟上修建留淤土坝一座，可以控制流域面积2。6＋坝。
此坝建成后。成为研究淤地坝的重要据点，随着水土保持地良性发展，看到了美好前景的水利工作者开始云集陕西，水保科研机构也相应地得到了大发展。在此基础上，根据各个时期地工作需要，李仪址通过采取试验、示范、推广相结合，室内实验与野外试验相结合。与教学单位和业务管理部门联合攻关等不同形式，开展科学研究。
在沟道侵蚀机理、淤地坝规划布局、设计技术、施工技术、监测技术、管理技术等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以及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开发方面，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在他的不停奔走下，建设淤地坝的声音越来越大，就连皇帝都通过报纸知道了这件事情。
在否定了黄河修建系列大坝之后，皇帝曾经问过：“李仪址这人在哪里？”
当时作为水利部长的黄万里自责没有尽到任务，皇帝感慨道：
“没有把这样有才能，又肯努力做出成绩的人选到合适的位置，是宰相地过失呀！”
不过在其后的大水利建设中。水利部的话语权被皇帝陛下人为的强化了，之后拥有了自己的用人权（总理可以否决，但是提名权由水利部自己提）一票否决权的水利部更是与金融部，财政部。交通部几大步平起平坐，成为中国四大强部。
之后不久，李仪址进入水利部，在新成立的黄土高原综合治理处担任处长。在他担任领导期间，淤地坝建设有小到大，又少到多，为治理黄毒高原水土流失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地区试点，从1903年开始，在陕西。｜i。德水保站成立后，以绥德、米脂、佳县、吴堡四县为重点试办区。积极宣传推广修坝淤地，两年内筑坝214，一般坝高5—10m0。5＇
1904年后，在晋、陕、蒙得到大面。。；及。西峰水保站也重点开展了塬面治理和沟壑治理的试办与推广，创建了南小河沟十八亩台沟壑土坝。
这一阶段地试办成功，实际上是因为很多因素，包括试点地区土情较好，而且科技人员支持力度大等原因。不过这些利好的因素被无意中忽略了，人们总是喜欢看到自己想看到的，对于那些不利于自己的东西，就视而不见。
为了鼓励群众地积极性，李仪址制定了一项新政策，就是每个修淤地坝的人或者集体可以得到一定数量的补助，大约相当于淤地坝建设费用的50％。制定这项政策地初衷无疑是良好的，不过它忽略了人性。
如果不加奖励，群众看到筑坝的好处，自然会建坝。不过一旦把建坝作为一个盈利的手段，那麻烦也就随之而来了。为了更快地拿到奖励，更多的拿到奖励，人们的心思开始变化了。
在淤地坝施工中，各地大搞技术革新现和工具改革，较多地采用爆破松土、拖拉机碾压、水枪冲土、水中倒土
法筑坝技术，淤地坝有了突破性进展，建坝工效成倍成本大幅度下降，不过在申报中，这个成本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大幅度提高。造成了修建一座淤地坝，国家的经费除了支付建设费之后，还有大量地剩余，建坝变成了一个有利可图的活。
仅1904年到1906年2年，共修淤地坝2。76万座，可淤地33万平方公里。陕西省榆林、延安地区1904—1906年新增坝地17。6亩；山西省1904—年3内新增坝地占全部新增坝地的90。6％；
内蒙古自治区黄甫川流域，几年所修淤地坝占淤地坝总数的61。但这段时间，有些地方在筑坝淤地中曾出现不按自然规律办事的偏向，工程设计不合理，施工质量差。在1905年特大暴雨中，这部分工程遭不同程度的水毁损失。
对于这种情况，李仪址只是轻描淡写的淡到一些，而其它成绩则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这段时期淤地坝的发展数量、坝系布设和施工技术都比过去有较大突破，而且在拦泥、淤地、增产上卓的成效。“
这种不正常的大幅度费用增长，引起了廉政公署的注意，廉政公署开始了自己的行动。
史从文在黄土高原上从事考察工作，是从1901年开始的。前，也曾去到黄土高原上走过一些路程。其中可以略事提及的有两次：一次是1898年前往陕西榆林，一次是1900前往内蒙古杭锦后旗（当时称为陕坝，为绥远省政府所在地）。
这两处在以后的岁月中还曾再次到过，可是前后都有所不同。后来有了长途汽车，来往是方便的。可是在那时，全中国都在打仗，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中，困难重重，没路没汽车，乃是常事，长途旅行，只能骑牲口或者坐大车，就另是一种风味。
牲口和大车自然不能和汽车相提并论，只能慢腾腾地行走，是着急不得的。其实慢点也有好处，沿途可以了解更多的情况。当时所走的路程也就是和现在相同的大道。两次都是由西安出发，由西安北行，经耀县、黄陵、延安、绥德而至于榆林；由西安西北行，经彬县、泾川、平凉、固原、银川、石咀山、=》
这次来，史从文是打着研究黄河文明的名义，实际上却是廉政公署派过来的秘密调查员，他的目的是了解在淤地坝建设完成后，那些负责核算的官员是否有贪污行为。据反映，有好多水利部的人虽然财产申报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不过在生活上明显大手大脚起来。
从湿润的南方来到了干冷的西北，史从文对于黄土高原也有了一些解。陕北的人以梁并称，这个“”字以前很少见，不过再看了山西的地形之后。史从文对于中国汉字的生命力表示钦佩，也只有中国字才能把这么复杂的信息通过一个字表述出来！
梁是由原切割后形成的。地形高起而上面平整的为原。原经过侵蚀成为梁，梁再经过侵蚀才成为。原本来都相当广大，由于侵蚀，原上出现了宽窄互异的沟。许多沟把原分成许多梁。梁是呈长条并不很宽的地形。梁上再经侵蚀又有了沟。这些沟把梁切割成了若干段落，每个段落四周都为沟所围绕，仅剩下一个高土堆孤独矗立，因而就成了。
还有一个就是“嶮”两字，也是到陕北之后才认识并领会其作用的。陕北多陡峻的深沟或两相对立而又陡峻的山崖，两侧的坡道又皆笔直而少弯曲，因以嶮相称。这一次史从文石和几个外地人共乘一辆小汽车出行。同车的人皆能高谈阔论，了无已时，那司机有些不耐烦，连照说了几次也没有效果，索性不说了。
途中经过一个嶮，坡度不仅陡峻，又复相当绵长。陡峻的坡底仅有能容一车通过的小桥，桥下又复深邃，仿佛不易见底。如此陡峻的坡度，车子又不能减速，减速就很难冲上对面的陡坡。这时车上再无高谈阔论，仿佛万籁俱寂，仅闻车轮滑动的声音。过了嶮，登上对岸的坡顶，司机回头向大家说：现在可能明白，诸位的性命就在我这手指之间！
一路上连着过了三个嶮，另外三个人都已经脸色惨白，下车的时候脚都软了，史从文虽然也有些惊吓，不过毕竟不是第一次来陕西，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下车之后来到了乌兰。
第九卷 盛世卷
第四十节 … 水库三日谈（四）
兰，史从文稍事休息，乘坐马车去往函谷关。作为的暗线，他在廉政战线的名气远远不如他在考古界的名气。一提到史从文，考古界都知道这是黄河文明的专家，这次黄土高原之行，他是一份考古报之托做一份陕西古城的调查。这件事，对史从文来说既容易办，有乐意办，在轻松办完之后还能得到不少奖励，何乐而不为呢。
与以往调查不同的是，这次史从文不光要调查记录黄河文明遗址，还要同时将流域内的水土治理情况记录在案。黄土高原目前的样子与黄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黄河流经黄土高原，与黄土高原的侵蚀具有密切的关系。
在史从文的眼里，即便是黄河的干流也不是没有侵蚀的。化胡村以西三十里就是河曲县城，有些现象还是耐人寻味。河曲县旧城由黄河中取水的坡道，一再向下延伸，引起史从文的注意。
河曲县城位于高原，城中缺水，须由黄河汲引。当河曲县城初建时，取水的坡道不长，还感受不到困难。取水坡道一再向下伸延，取水成了艰巨的任务。后来河曲县县城的迁徙，不能与此无关。寒风中的取水道，并不因为历史的不同有太大差异，都是一色的土黄，不过分成了很多段，每一段都代表找一个漫长的岁月，看上去像是一个极长的蜈蚣，在寒风中颤抖。
为什么能有这样的现象？显然是黄河地下切使河谷更为深邃。河对岸的汾阴县没有由河中取水地问题。汾阴县的问题，不是黄河的下切。而是黄河的侧蚀。
明代汾阴县的长城是由其东北偏关县伸延过来的，并不是筑到黄河岸上即告终止。而是顺着黄河向下游筑去，直筑到其南的巡镇。就是这一段长城，到现在已多残毁不全，相当多地部分都是被河水冲毁的。当时筑长城于黄河岸边，是为了易于防守，当然筑于近水的地方。既近于河水，因而就被河水侧蚀掉了。
这样的下切和侧蚀在晋陕间黄河峡谷是相当多的。道元在《水经；汾水注》中曾经说过：“（汾）水南有长阜，背汾带河，阜长四五里，广二里余，高十丈，汾水历其阴，西入河”。
从汉武帝时起，就在这里祭祀后土。汉武帝还作了一首《秋风辞》，叙述他在汾水中乘船的经历。以后许多王朝都踵行故事。相继在这里祭祀后土。这么大的汾阴县，竟然陆续为黄河侧蚀掉了。
汾阴县的南侧黄河岸边建筑一座楼台，取义汉武帝的《秋风辞》，称为秋风楼。秋风楼经过改建，楼址也有移动。风景仿佛依旧，河岸已远非旧迹。近年在河水中淘出北宋时祭后土地诏书刻石。刻石很高大，为一代制。其没水处距现在河边很远。可以略知宋代河岸的所在，再往前溯，那时的河岸可能已在现在黄河的中间了。
汾阴县以下地黄河岸边，断断续续还有这样的现象，不过不像汾阴县那样的严重。蒲州城在今永济县西南黄河岸边。蒲州城以前为蒲州治所。蒲州的得名始于北周之时，州名虽然有过改变，州城却没有迁移过。
永济县本来就是蒲州郭下地首县。可是这个首县竟然也得迁徙。永济县在当时由于黄河的冲刷，是不能不迁徙的，一旦黄河的水势稍大，就可以漫到蒲州城的大门。蒲州城外的黄河河身，不时东西摇摆，摇摆的幅度动辄数十里。
蒲州城西曾设过一个平民县，是属于陕西管辖地。这是因为黄河向西摆动，深入到陕西境内，所以平民县竟然改到河东。这虽然是黄河河身在摆动，同时也是在侧蚀。蒲州城南北一些原都是这样被部分侧蚀掉的。黄河水来时，原面被侧蚀了。黄河水去后，原来原上的土地竟然都成了原下的土地了。
在这个黄土大地上生活的人们，过着多么艰辛的生活！史从文深深的同情这些苦难的人，离黄河远了，缺水，离黄河近了，说不定哪一天就被黄河一口吞掉。只有在冬季的时候，黄河才是安全的。
车是马拉的大车，车辕下是白花花的冰面，史从文十分喜欢这种乐趣，这是黄河独特的风格。这不是横越黄河，而是在黄河中间大溜的冰上向下游行走的。为了防备马在冰上滑倒，马蹄上都钉上带剌的铁掌，行走很快，仿佛像飞的一样。这样连续行走，至少也有百儿八十里的路程。
大车的车轮上都钉有铁钉，行
在冰上磕碰，声音清脆悦耳。史从文所行走的河道，北。听到在冰上行走的清脆声音，固然是难得的，冰上的流沙竟然像流水一样，由冰上向东岸流去，有一种仿佛波涛的声音，也是从来没有想像得到的奇迹。
这里黄河西侧为乌兰布和沙漠，当时西北风大起，沙漠被风吹动，由冰上成片成股地流向东岸的鄂尔多斯高原。鄂尔多斯高原也是有沙漠的，乌兰布和沙漠东流，鄂尔多斯高原积沙当然更多。好在冰封黄河每年只有几个月，不然这里的黄河东西两侧，都成了乌兰布和沙漠了。不过史从文感觉到，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的沙子少了一些，看来三北防护林已经有了一些效果。史从文掏出纸笔，将这个现象记录下来。
经过一日冰上疾驰史从文到了函谷关，函谷关曾经是有名的关隘。函谷关有旧新两关：旧关在今河南灵宝县东北，新关在今河南新安县城东，是汉武帝时迁徙的。我这次考察的是旧函谷关。旧关已无关城，其地今为化胡村，就是取老子过函谷化胡的典故。
化胡村濒弘农河西岸，村西一面漫坡，坡上是光秃秃的一片。坡上高差并非过大，因而漫坡也非甚陡，显得平夷无阻。这样的形势，如何能称为雄关？这样的差异，乃是后来人为作用的演变，当年并非如此。
“函谷关城，路在谷中，深险如函，故以为名。其中劣通，东西十五里，绝岸壁立，崖上柏林荫谷中，殆不见天日”。据此可以想见，函谷关不仅道路两旁有森林，整个弘农河畔的漫坡上都应是森林。所谓“崖上柏林荫谷中，殆不见天日”，正是这样的意思。森林如此荫密，只能由谷中道路行进。
这正是险要的去处。其实所谓函谷，是东自崤山，西至潼津这条大道的通称。这条大道“邃岸天高，空谷幽深，涧道之峡，车不方轨，号为天险”。可是现在化胡村所在的漫坡，了无林木，就是西到潼津的大道上也很少树木，既非“空谷幽深”，也难得都是“车不方轨”，因而也就说不上“天险”。这不能说自然形势就没有变化，主要应是人为作用有所促成的。
黄河峡谷之东和其西一样，不仅有原，而且还多是大原，峨嵋原就是其中之一。峨嵋原位于汾水之南，黄河之东，涉及万荣、临、闻喜诸县的土地。稷王山就在峨嵋原上。稷王山西南还有一座孤山。峨嵋原相当平整，可是四面沟壑的沟头都在向上伸延，就是稷王山南北向上伸延的沟头甚至都能连系起来，原面虽未残破，可是残破的趋势是难于避免的。
和峨嵋原相关的几个县中，临县是原来临晋和氏两县合起来的，万荣县也是万泉县和荣河两县合起来的。其中万泉县的名称就曾经引人注意过。河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