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杀手陈立夫-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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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杀手陈立夫》 残杀大批革命者帮蒋介石制造清党事件（1）（图）
1927年3月23日，陈立夫随同蒋介石前往南京途中，在安徽省安庆市一手制造了打击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的九江、安庆事件，这是陈立夫投入国民党阵营，追随蒋介石期间，最早制造的“国共斗争”和流血事件，颇值一记。 1927年3月10日到17日，国民党中央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由于此次会议决定的问题对蒋介石不利，蒋便躲在南昌拒不出席会议。随后，他以指挥北伐军作战为由，带着亲信陈立夫、杨虎、葛敬恩、温建刚等少数随员，向南京进发。 3月17日，蒋介石一行到达九江。 陈立夫一上码头，就与九江的黑恶势力青洪帮接上了头。他将青洪帮的几个头子请到饭店大吃一顿，并送他们一笔钱，要求他们组织人在街上呼喊“蒋总裁万岁”、“打倒赤化分子”等口号，以壮声势。青洪帮的头子们被收买后，纷纷向陈立夫表示一定大力效劳。 随后，陈立夫向蒋介石建议道：“凡是极力主张与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党部，就是变相的共产党组织或被共产党操纵了，应予以彻底捣毁，免留后患。” 蒋介石赞同这一主张，并下令如有反抗，坚决除之。 陈立夫马上策动随行的杨虎等人去执行蒋介石的命令。 在九江期间，蒋介石和陈立夫听说国民党九江市党部的人员坚决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与共产党合作得比较好，心里甚气，认为这样的党部与共产党组织没有区别，应予摧毁。 于是，他和陈立夫在九江又授意国民党“右”派，用金钱收买当地的一大批流氓及青洪帮分子，围攻坚决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机关，将党部和总工会的办公设施全部捣毁，并打死打伤多人。事后，陈立夫还夸奖打手们干得干净彻底。 这是蒋介石、陈立夫首次用金钱雇用流氓和黑恶势力打击异己。这一卑鄙手段，此后被他们沿用了二十余年。尽管此次打击的对象系他们自己的人，却开了一个用武力惩治党内外不同意见者的恶例。 蒋介石虽在日本呆过多年，因日本那时还未走上民主之路，满脑子封建专制意识，也不知自由民主为何物，情有可原。陈立夫在美国留学多年，受过完整的西方教育，美国的不同政见者相互依存，多党竞争并能和平相处的制度，陈立夫非常清楚，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向蒋介石灌输，反倒助纣为虐，帮蒋介石出歪点子，打击异己，杀害自己的党员和同胞？这是人们此后对陈立夫最不能原谅之处。 有趣的是，陈立夫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中，只写了他主导、策划安庆事件，没有写九江事件。不写九江事件，是因为有难言之隐，因为此次打死打伤的人员，基本上是他们国民党的党员，写出来怕党内的人骂他，故将这件丑事隐瞒不提。 3月20日，陈立夫又随蒋介石到了安徽省城安庆。 蒋介石未上岸之前，陈立夫叫杨虎先下舰去了解了一下安庆的情况，主要是看看安徽的国民党党部有无共产党员。杨虎摸清了情况后，回到楚同舰上向蒋介石报告说，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和省总工会中有共产党，不是共产党的国民党人也甚“左”倾，他们口口声声坚决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持不同看法的其他国民党人士很受压抑，感到不好为党做事。 蒋介石听了，没有做声，但心里对这样的党部和工会是很反感的。 坐在一旁的陈立夫立即问杨虎：“你觉得如何处理好？” 杨虎说：“不好处理。因为现在不好区分谁是共产党，谁不是。从外面挂的牌子看，是国民党的省党部。如果要是捣毁或捕人，人家岂不要骂我们门神打灶神——自打自？” 当时，杨虎考虑自己是安徽人，不愿在安庆搞两党对抗，打打杀杀，对此事有些犹豫。 陈立夫见杨虎思想有顾虑，不太积极，便将他叫到自己的卧室说：“共产党与我们不是一条心的，他们主张的共产主义是中国将来的大祸患，混入我党党部的共产党员搞掉一个，国家就少一份麻烦，社会就多一处安宁。你不要犹豫，利用蒋总司令在这里的机会，赶快采取行动！” “刚在九江搞了一趟，这里又搞，出了问题怎么办呢？” “有何差错由我协同你负责！” “那好，我去办。”
《政治杀手陈立夫》 残杀大批革命者帮蒋介石制造清党事件（2）（图）
当时，杨虎还感到颇不好办的是不知谁是共产党，行动起来不好下手。诡计多端的陈立夫便给杨虎出主意说：“你也去组织一个总工会和农民组织，与他们对着干，斗争一展开，国民党、共产党就会阵线分明。凡支持我们的，就是国民党员，不支持或反对我们的，就是共产党，把青洪帮的人统统纳入工会和农民协会中，以组织的名义带领大家与他们干。” 杨虎觉得陈立夫的这个点子妙，决定利用一些老关系，在安庆组织“安徽省鲁班阁总工会、农民协会”，并将全市的黑恶势力青洪帮全部吸纳到这两个组织内，然后对他们进行分组、布置任务，将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安庆市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的牌子及办公室统统捣毁，人员赶走，不走或反抗的，就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 为了鼓励黑恶势力和流氓的积极性，经蒋介石同意，杨虎给每名参与者发4块大洋，并规定打成轻伤的赏大洋100元，重伤者500元，打死人的赏1500元。 这个奖赏一公布，杨虎马上在青洪帮中组织了百余人的“敢死队”，决定在23日开欢迎蒋介石的市民大会期间行动。 3月23日，安庆市“欢迎蒋总司令市民大会”在市区举行。安庆市市长致欢迎词后，便由蒋介石作演讲。演讲一完，杨虎指挥的“敢死队”就开始了行动 ，青洪帮的流氓、地痞们手举棍棒、梭镖、大刀，气势汹汹地冲到国民党安徽省、安庆市党部，省总工会和农民协会筹备处及市妇女协会等机关团体，将办公设备、门窗统统砸毁，印章、文件也被抢走，阻止、劝说的群众，均被打伤，参加全省职工代表大会的代表也被打伤多人。此次行动共计伤30多人，其中6人被打成重伤。 被打伤的人中，既有共产党员，也有正直的国民党“左”派，大多数则是无党无派的无辜群众，特别是那些参加职工代表大会的代表，挨了打还不知是什么原因。 捣毁活动结束之后，杨虎按先前的承诺给参与行凶的青洪帮分子、流氓发了奖。尽管流氓、地痞们为争奖金发生了争执，只要参与的，基本都领到了奖赏。 同一天，蒋介石拒不执行武汉国民政府关于组织安徽省政务委员会的命令，自行任命了28名省政务委员，蒋的亲信及国民党“右”派分子均在其中。 这是陈立夫跟随蒋介石后，制造的又一件颇有影响的事件。事过60多年后，陈立夫对此事还沾沾自喜，念念不忘。1994年4月，他在《成败之鉴》一书中写道： 3月23日，当蒋先生在欢迎他的一次大会上做完演讲后，我们的同志就对共产党发动攻击，这是我们第一次对共产党发生正面冲突。当时我并没有在场加入战斗，但是这却是我一手促成的，也是我第一个揭开共产党的真面目。 从陈立夫的这段自述看，他到晚年似乎还对当年的这一做法十分得意，甚至还有表功的意味在里面。他没有想到，正是他在大革命时期和抗战末期，屡屡将流氓、地痞、无赖当“我们的同志”组织起来打击革命者、爱国者，制造这类伤天害理的党派斗争，使国民党在全国失去了民心，并加速了蒋介石政权在大陆的垮台。这正像一位哲人所说，政治要走正道，不走正道就是黑暗政治，光明一旦照到黑暗处，黑暗便会消失。 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 蒋介石一到上海便抓紧进行清党活动，陈立夫在这一阶段，又积极为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出谋划策。 3月28日，蒋介石找到吴稚晖，告知他要清党反共，要吴立即召集在上海的蔡元培、张静江、古应芬、李石曾、李宗仁、陈果夫等人开一次“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并在会上通过一个反共清共的决议。吴稚晖马上行动，纠集陈果夫于3月28日将上述人员召集到上海莫利哀路孙中山的住宅召开了会议，并在会上通过了《纠察共产党谋叛党国案》。当时，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共有20人，参加此次会议的不到10人，显然不合法。插科打诨的跳梁小丑吴稚晖不管那么多，只要反共并博得蒋介石的欢心，不合法也要弄成合法。他马上将《纠察共产党谋叛党国案》送到蒋介石手里，使蒋介石清党反共合法化。 第二天，蒋介石发布命令，解散上海工人纠察队和红色工会组织，公开向社会暴露了他的反共嘴脸。 由于蒋介石的一系列反共活动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4月1日，设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免除蒋介石所担任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但军权在握的蒋介石根本不把武汉中央放在眼里，对决议也毫不理会。
《政治杀手陈立夫》 残杀大批革命者帮蒋介石制造清党事件（3）（图）
4月3日下午，蒋介石在龙华东路军总指挥部召集蔡元培、何应钦、吴稚晖、陈果夫、陈立夫、宋子文、张静江、李宗仁、李济深、古应芬、钮永键、邓泽如、黄绍开秘密会议，密谋如何开展清党反共的问题，蒋在会上说：“1924年国共合作时，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就不怀好意，共产党的组织仍然保存，却在国民党内发展组织。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之后，这种阴谋日益暴露，北伐军到了武汉，中央某些机关和某些人受了分化，受了劫持，把武汉同南昌对立起来，如果不清党，不把中央移到南京，国民党的领导权就要被共产党篡夺，国民革命军就不能继续北伐，国民革命就不能完成。” 这次会上，还通过了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炮制的一份决定，一共4条： 一、4月15日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解决“党事纠纷”； 二、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所发布的命令一概无效； 三、由各军队、国民党党部、机关的最高长官和负责人对“在内阴谋捣乱者”予以制裁； 四、工会武装纠察队，应归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指挥，否则不准存在。 4月5日上午，蒋介石在旧上海道尹公署楼上又召集吴稚晖、白崇禧、李宗仁、宋子文等人开会。由于到会的中央委员和监察委员都不足数，无法作出任何决议，便推蔡元培为主席，由吴稚晖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一个所谓的检举中国共产党“谋叛”的呈文，然后盗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呈请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及地方军事当局作“非常紧急之处置”。 明眼人一看，这个呈文表面上好像是要求武汉国民党中央来进行处理，实际不过是替蒋介石叛变革命的阴谋作政治、舆论上的准备，并替他的清党反共活动制造借口而已。因为“呈文”中所说的4月2日举行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一说，全系作假。 尽管这个“呈文”系假的，蒋介石却按真“呈文”作了复函，并在复函中说：中正接奉4月2日贵会全体紧急处置并将首要诸人（附来名单）及经党部举发者，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机关暂为分别看管监视免于活动，致酿成不能阻止之叛乱行为，仍须和平待遇等因。事关叛乱党国，中正所辖各军防地已十万火急电令照办，静候“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共议处分矣。谨复。 对蒋介石的这一做法，曾参加当年反共清党会议的黄绍先生在《四一二事变前后我亲身经历的回忆》中说：“其实此事蒋介石、何应钦、李宗仁、李济深、黄绍、白崇禧等在龙华兵工厂东路军前敌指挥部的秘密会议早就决定了。第二次会议不过是完成所谓党内手续问题，骗骗人而已，实际上，这也完全是蒋介石一手布置的烟幕。” 蒋介石的上述阴谋活动虽然策划得十分周到，他们要付诸行动却面临两大难题：其一，没有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印章、文件，不能发号施令；其二，在其组织内一时难以发现谁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对这两个难题，蒋介石一度颇为头痛，最后却由陈立夫献计并出面解决了。 先说陈立夫是如何解决第一个问题的。 当时，国民党中央在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印章、文件纸也在武汉，蒋介石、吴稚晖要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名义行文，包括弄“呈文”，必须盖上印章，这样才有人相信并照办。 正当蒋介石、吴稚晖为这件事着急之时，陈立夫劝他们不要急，说此事他有办法解决，蒋、吴二人问他如何办，他说去另刻几枚公章。尽管自刻公章不合章法，蒋、吴觉得解决此事也没有好办法，也没有表示反对。 当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陈果夫的部下吴倚沧来找陈立夫问文件、印章问题如何办时，陈立夫对他说：“你将有关的人员找来开个会，我告诉他们怎么办。” 不一会儿，吴倚沧将几个负责清党反共宣传工作的人找来了。他们告诉陈立夫，没有印章、公文纸，呈文就不好办。他们虽想了一些办法，但觉得都行不通。 陈立夫见大家都说不好办，对他们说：“如果要‘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真印和文件纸，事情就办不成了。我的意见，把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盖过印的公文找一两份出来，自行去模仿刻印，而且要弄得一模一样。目前系非常时期，时间又紧迫，不可能一切都按规章办事，只要清党反共取得了胜利，我们做错了也是对的。这叫做‘成功就是合法，胜利就是对的’。事情办成功了，蒋总司令还要表扬我们做事足智多谋，有头脑。” 吴倚沧听陈立夫这么一说，觉得只有这样办了。 吴倚沧马上到上海一家老字号刻印社刻印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印章和这两个机关的公文纸。此后，蒋介石在上海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两个机关发出去的公文，统统是陈立夫叫吴倚沧伪造的。 尽管是假的，蒋介石的亲信、奴才们却都当成真的，并一一照办。 再看看陈立夫是如何解决第二个问题的。 要清党反共，必须找出对象是谁。当时，有些共产党员，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党员，颇不易识别，这使得蒋介石及其党羽们在清党之初颇感难办。 为了将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清除出去，并予以逮捕处决，陈立夫又动了很多脑筋，并想出一奇招——打斗。所谓打斗，就是扯个理由或借故挑起某组织内部之间的冲突，然后进行打骂，一打骂起来，党员就阵线分明，如果站在“左”派立场上的就是共产党，站在“右”派立场上的就是国民党党员，发现了共产党就予以逮捕。
《政治杀手陈立夫》 残杀大批革命者帮蒋介石制造清党事件（4）（图）
陈立夫将此办法告知吴倚沧，并对他说：“这是最好的办法，而且我们已在安庆试用过，狠狠打击了共党。” 吴倚沧觉得这个办法可行，他根据陈立夫的意见，用电报将此办法告诉广东的曾养甫、浙江的肖铮、上海的杨虎、江西的程天放、安徽的方治、江苏的叶勇峰等人，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