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杀手陈立夫-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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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终为英烈瞿秋白说了公道话。
秘密处决罗登贤 1932年，由于中共中央负责人兼特别行动组组长顾顺章叛变投敌，导致中共中央的一批领导人被陈立夫的特务机关捕杀。这批人中，有中共早期重要负责人罗登贤。
罗登贤，又名罗光，化名达生、光生、何永生，1905年生于广东省顺德县，因幼时父母双亡，便由其姐姐抚养。罗少年时代在家乡读了几年书，后因姐姐家太困难而辍学，到英国资本家办的太古船厂当学徒。在工厂期间，罗受尽凌辱。
1922年，罗参加了香港海员大罢工，并成为罢工中的骨干，因表现突出，于1925年春加入共产党，后任中共香港地方委员会委员、市委常委。1927年，罗登贤与张太雷等人组织、领导了广州起义，1928年2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被营救出狱，并任江苏省委书记，1928年7月在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30年后，罗历任广东省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中共南方局书记等职，1931年1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后又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
九一八事变后，他被党中央派往东北，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领导东北人民开展抗日运动，并创建了东北人民抗日武装。1932年12月，罗登贤被调回上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成功领导了上海日本纱厂的工人罢工斗争。
《政治杀手陈立夫》 残杀大批革命者残杀大批革命者（7）
1933年3月，因原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王其良被捕叛变，供出了罗登贤、廖承志、陈赓、陈藻英等5人。陈立夫统领的特务机关勾结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的英国巡捕，迅即将罗登贤、廖承志、陈赓等5人予以逮捕。
罗登贤等人在审讯期间，受尽各种酷刑，但他们意志坚强，临死不屈，拒不透露党的秘密。他们几个都是才子，对于不学无术的国民党法官审讯他们的一些问题感到可笑，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大笑，时而高唱《国际歌》，将那些审判官弄得极其狼狈。
1933年4月，国民党特务机关又用铁甲车将罗登贤、廖承志、陈赓等人押到南京关押，并动员高官们轮番到狱中劝降，遭到他们的严词拒绝。
后来，由于宋庆龄不惜撕破脸面与蒋介石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再加上廖承志系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之子，陈赓也救过蒋介石的命，廖承志、陈赓被蒋释放，罗登贤等人则于1933年8月17日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秘密枪杀于南京雨花台。
罗登贤系中共早期一位极其出色的革命家和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组织、领导能力甚强，也很有魄力，是十分难得的领袖人才。蒋介石、陈立夫已知道他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及其作用，故宋庆龄无论怎样努力援救，均不起作用，非要将他置于死地。罗登贤的牺牲，是党的一大损失，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重大损失。
制造震惊国际的牛兰夫妇案 陈立夫及其特务机关在制造一系列国内恐怖案的同时，还制造了震惊国际的牛兰夫妇案。
牛兰，真名为亚可夫·马特耶维奇·鲁尼克，1894年出生在前苏联乌克兰一个普通工人家庭。1914年，牛兰考入基辅一所商业专科学校。在商校读书期间，牛兰受到该校一些进步师生的影响，积极参加反对沙皇的斗争，故1917年毕业后，他立即投入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加入布尔什维克，一度还担任过“芬兰团”的政委，十月革命爆发时，他率团参加了攻打冬宫的战斗。
1918年，他被选入捷尔任斯基领导的非常委员会，并被派往德、意、法等国执行特殊任务。1922年秋，他在法国执行任务时，被法国当局逮捕，并判处有期徒刑两年。1924年10月，牛兰出狱回到莫斯科，进入共产国际联络部，担任意大利、德国、奥地利的地下交通员，出色地完成了联络部交给他的各项任务。
1927年夏，共产国际鉴于牛兰在欧洲的出色表现，决定将他派往中国，并指示他以经商的名义在上海落脚，建立秘密据点，在中国工作期间，不与前苏联发生任何关系，只与共产国际单独联系。
同年11月，牛兰到达上海并很快建立了据点。此后，他多次返回欧洲，也到过中国的北京、广州、武汉等城市。尽管牛兰只与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进行单线联系，中共高层的几位领导人大多了解他的情况。
1929年底，牛兰的夫人带着只有两岁的儿子吉米来到中国。为了安全，他们在上海英租界内租了多处住房，利用各种合法身份，将共产国际及其赤色职工国际组织的指示、信件、邮包比较顺利地转给了中国共产党及亚洲其他国家的政党。他还在租界内搞了一个秘密印刷点和小型会场，为到前苏联去学习、开会的亚洲各国共产党人提供学习资料，办理各种手续和短期培训。
那时，牛兰持有瑞士、比利时、卢森堡的护照。为了安全，牛兰的办公、联络地点不断地更换，住地也不停地搬迁，没有特殊情况，尽量不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接触。
1931年6月1日，共产国际的秘密交通员（也称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抓时，英国特工在其随身携带的邮件中发现有上海寄去的邮件，立即电告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请他们协助调查。工部局警务处的特工立即着手侦查，并很快发现了牛兰的两处可疑地点，其一是上海南京路49号30室，另一处是四川路235号4室。南京路上的这处挂的牌子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驻上海办事处”，实际是牛兰的一个秘密活动场所，后一处则是牛兰夫妇的一处住地。
警务处初步弄清了这两处的情况后，当即下令租界巡捕房将牛兰夫妇关押起来，然后进行审讯。
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怀疑牛兰系前苏联共产党派到中国从事破坏活动的特工或共产党员。故英国巡捕在审讯过程中，一再追问牛兰夫妇是不是前苏联人，牛兰拒不承认，只说自己是比利时人，到上海来是为了做生意。英国巡捕审不出什么名堂，又决定用俄语审讯牛兰夫妇的儿子吉米，想从小孩身上打开缺口。不料，小吉米不会讲俄语，只懂德语，这才使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的特工们相信牛兰夫妇不是前苏联人，更不会是前苏联特工或共产党人，并决定将他们释放。
哪知，英租界工部局正准备释放牛兰一家时，陈立夫掌控的特工总部插进来了，他们阻止释放牛兰夫妇，并要求将牛兰一家交给他们处理。
国民党特工总部之所以要抓捕牛兰夫妇，是因为中共大叛徒顾顺章供出了共产国际在上海有一个“中国联络站”，又称“洋人俱乐部”，由一对外国夫妇负责与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联络工作。陈立夫得到这一情报，异常兴奋，立即下令徐恩曾等人抓紧与英租界当局联系，将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联络人抓捕，并顺势将中共的头面人物一网打尽。
徐恩曾马上电令驻上海特派员游定一派人到租界工部局警务处联系，工部局警务处告诉他们，此两人已被抓获，并已审过多次，没有共产党嫌疑，正准备释放。
游定一对他们说，这两人案情重大，要求将牛兰夫妇交给他们特工总部处理。
8月14日，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根据国民党特工总部的要求，将牛兰夫妇转交给游定一等人。随后，国民党派一队宪兵将牛兰夫妇从上海押送到南京。
牛兰一家被陈立夫控制的特工总部关押后，国民党特务们使用各种手段对他们进行审讯，逼迫他们交代共产国际及前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联系的情况，牛兰夫妇极其坚强，拒绝了特务们的所有要求。
牛兰夫妇被关押期间，受尽折磨，并几次昏倒在狱中。陈立夫、徐恩曾等人一无所获，异常愤怒，决定秘密处决牛兰夫妇。
正当陈立夫之流要枪杀牛兰夫妇时，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成立了一个“牛兰夫妇营救委员会”，对牛兰夫妇进行大力营救。她除到监狱探望牛兰夫妇外，还亲自找国民党行政院长汪精卫、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交涉，强烈要求当局释放牛兰夫妇。宋庆龄的举动，激起全世界许许多多正义团体及进步人士的同情，法新社、路透社等各大新闻媒体还对此案进行了跟踪报道，爱因斯坦、罗素、萧伯纳、罗曼·罗兰、杜威等国际知名人士纷纷发表谈话或打电报给国民党当局，强烈抗议国民党特务机关非法关押、审讯牛兰夫妇，要求尽快释放他们。
这样，牛兰夫妇案演变成一场国际事件，这是国民党当局和陈立夫没有料到的。
陈立夫等人感到，此案搞复杂了，秘密处决不行。经与徐恩曾等特务头子反复研判，并报蒋介石批准，1932年9月19日，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刑事庭以“扰乱治安，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判处牛兰夫妇死刑，并援引大赦条例，减判无期徒刑。
《政治杀手陈立夫》 残杀大批革命者残杀大批革命者（8）
江苏高等法院刑事庭的判决一公布，引起全世界的愤怒和抗议。1933年初，国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特地发函国民党政府，抗议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法西斯暴行，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无罪的牛兰及其夫人。宋庆龄等爱国民主人士，也多次与国民党当局交涉，国民党当局不顾国际舆论，只稍稍改善了一下牛兰夫妇的狱中生活条件，坚决不放人。
直到1939年11月，日寇进攻南京，国民党官僚及其军警纷纷逃命，牛兰夫妇才得以乘机越狱逃出魔窟。随后，在宋庆龄的资助与帮助下，牛兰夫妇返回前苏联。
牛兰夫妇被国民党关押，给党的事业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
据史料记载，牛兰夫妇逮捕不久，国民党特务又破获了中共中央设在上海的一个组织和一个秘密电台，从而截断了上海中共中央和江西苏区的联系，逮捕了一部分中共人员，搜去了一些中央文件。特务头子游定一将这些文件带回南京，交给国民党特工总部内勤特务郑大纶登记时，又被大特务丁默村弄去，丁用这些文件编写了一本《中国共产党透视》的书，以“绝密”的形式，发给特工总部中层以上的特务骨干参考，郑大纶也领到一本。郑后来到新疆去打击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时，又把《中国共产党透视》带了几本到新疆，送给新疆督办盛世才，使盛了解、认清共产党的“内幕”。
对极力维护人权，大力营救罗登贤、廖承志、牛兰夫妇的宋庆龄，陈立夫及其特务极其愤怒，大肆攻击谩骂，甚至造谣诽谤这位一身正气的国母、革命者，说她与鲍罗廷如何如何，而且将这些谣言一直造到台湾。
此事过去70多年，再回头看陈立夫、徐恩曾一手制造的这起政治大案，使人感到，牛兰夫妇的关押、重处，并未给国民党政府带来任何好处，相反，还受到全世界的舆论指责，并称国民党政府为“法西斯政权”。事实说明，靠特务制造恐怖统治，其政权一定不会长久。遗憾的是，陈立夫晚年写的《成败之鉴》，对此大事却一句未提，这样的《成败之鉴》，有何价值？
在这前后，陈立夫掌控的特工总部，还指使其下属逮捕杀害了著名革命家李硕勋、著名女革命家向警予等人，至于其他革命者，包括国民党“左”派人士，则不计其数。
国民党特务的罪恶，罄竹难书。
陈立夫及其特务二三十年代对献身救国事业的优秀中华儿女的大屠杀，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和怨恨，他们的所作所为，除使国家元气大伤外，使数万家庭家破人亡，还给无数人造成难以述说的巨大痛苦，就连国民党内稍有良知的人，如蔡元培、邵力子、冯玉祥等，都认为他们捕杀得太多、太过分了。
烈士们牺牲一二十年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法西斯政权就被人民推翻了，一些屠杀革命者的刽子手也受到相应的处罚。
《政治杀手陈立夫》 阴谋杀害杨虎城谋刺政敌杨永泰（1）
陈立夫对共产党心狠手毒，对国民党内的政敌同样毒辣，其中最毒的是指使下属谋刺了政学系头目、原湖北省政府主席杨永泰。
陈立夫可能觉得这件事做得有点不道德，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了这件事。遗憾的是，他没有讲真话，说杨永泰被谋刺，不是他指使人干的，而是别人做的。他说，胡汉民病逝于广州后，政府决定举行国葬，蒋介石派他作代表，于1936年10月29日去参加葬礼。因他是代表蒋介石的，参加葬礼时一直走在前面。进入灵堂之前，他应往右前走，因发现致祭的人极多，而且程序甚乱，便再未往右前走，而改由向左进入灵堂，礼毕返回时，也未照规定的路线走，故未出问题。他一回到家里时，便接到一报告，说杨永泰在武昌渡江赴汉口参加外国人约会时，被人行刺，当场死亡，凶手逃走了。此案后经政府查缉，才知道是胡汉民的同党刘芦隐买通职业凶手王亚樵的部下干的，以报胡汉民当年被蒋囚禁之仇。据军法处后来审讯犯人的口供称，他们计划在胡汉民国葬之日，在广州、汉口同时下手，广州刺他，汉口刺杨永泰。不料，他有预感，在赴胡汉民的灵堂时改了道，离开枪距离太远，刺客无法下手，他才免于被杀。应说，当年胡汉民被蒋介石禁闭时，他系胡的惟一求情者，而杨永泰是主张囚胡的人，他毫无理由陪杨永泰一同牺牲。他当时临时改道入灵堂，系天保佑。刘芦隐后来关在狱中时，刘峙向蒋呈书保释，并想请他签名，他也答应了，但蒋介石未批准。刘芦隐得知此事，还深感惭愧，后悔不已。
陈立夫写的这段回忆想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杨永泰之死与他无关，二是他与杨永泰同为被谋刺者，而且此案与胡汉民当年被蒋介石囚禁有关。实际上，陈立夫的上述回忆，向读者撒了一个天大的谎言，他才是杨永泰被刺案的幕后黑手。
杨永泰，字畅卿，广东省茂名市人，生于1880年，1901年考入广东高等学堂念书，后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毕业后在广州《广南报》任编辑，1913年出任国会议员，不久加入国民党，同年6月出任国会参众两院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这年10月，杨与友人张耀曾等人发起并组织了民宪党，1914年又在上海创办《正谊》杂志。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杨永泰与黄兴等人组织欧事研究会，专门研究此次大战。1915年，杨出任上海《新中华报》主笔，1917年参加广东护法国会，与岑春煊、陆荣廷一道反对孙中山，1918年后任广州军政府财政厅长、广东省省长等职，1922年又任善后会议财政善后委员会副委员长，1926年任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委员。北伐战争期间，杨永泰投奔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1933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秘书长，为蒋介石发动的对中央苏区的历次大围剿出谋划策，大力推行保甲制度，制定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反共政治纲领，还与黄郛、张群等人在国民党内形成了另一派系——新政学系。1934年4月，杨永泰被蒋介石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共”司令部秘书长，1935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秘书长，四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