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这个人-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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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失恋:“性的信仰的转变”(3)
李敖的“大学后期日记”真实记录了他大学后期的生活境况。在日记中,他毫不隐瞒自己的生活,包括那些在许多人看来都不愿启齿的个人隐私,他都从不忌讳,比如他在青春苦恼时的手淫,他对异性的意淫以及最隐秘的思想意识,都在日记中毫无保留地记述下来,保持了日记最为真实的本色。正是这种如实的记录,使我们看到了大学时期的李敖从“幼稚、矛盾、自夸、彷徨”走向成熟的过程,看到了一个心高气傲的青年在困学阶段所走过的每一个脚印。它也记载了李敖在大学后期思想上所发生的嬗变。大到政治信仰、社会理念、“性的信仰”的转变,小到为人处世、待人接物,作者都有细致入微的记述。其中,有不少内容成为李敖“日后的思想引子和灵感伏机”,比如李敖的爱情观、淑世的改良主义、《老年人和棒子》、《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胡适评传》、《传统下的独白》等重要文章、著作的写作,都可从中找到思想的萌芽。它还记载了李敖大学阶段的交友、从师情况。李敖是个十分健谈且谈锋犀利的人,他的博学使他在思想上往往高人一筹,这在他狂傲的青年时代更成为以思想引人的绝好谈资,因此他喜爱辩论,好放厥词。与学友聊天、神侃成为他一项重要的生活内容。当然,祸从口出也给他带来过不尽的烦恼,这部分内容在李敖日记中占有相当大的篇幅。
李敖认为,“日记都是个人随手的速记和灵感引线,所以文字方面颇少修饰;又因为我的日记习惯是多记事、少论学(论学另有卡片、札记、卷册),所以我的读书心得,几乎在日记中极少看到,这也可说是我的日记的大缺陷。”①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说,已成为当代思想大师的李敖能为我们留下这两册日记是十分难得的。它是一个青年在情感挫折中的喘息,是一个学子在困学之路上的摸索,是反抗,是呐喊,是一个不羁于成规的青年叛逆者的挣扎。威尔斯曾经说“人的思想是流动的”,李敖的《大学后期日记》正是他在精神发生危机时生活、思想、交友、从师情况的真实记录,也是人们了解李敖思想演变和生平创作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料。
在李敖大学日记庞杂的内容当中,爱情观的转变当是李敖世界观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线索。
为了排解个人情感上的郁闷,李敖一方面在行为上表现得更加放浪形骸,另一方面在内心里转入日记的倾诉和反思。他每日必记,在日记里自解、自慰、自我激励、自我发泄、自我设计,以这种独特的“治疗方法”来缓解心理异常所带来的压力。正是在这种“缓解”的过程中,李敖的爱情观也逐渐发生变化。且看他当时在日记中的内心表露:
第二部分失恋:“性的信仰的转变”(4)
在爱情方面,我将是个多年冷冻的忘情者,浓厚的理智与早年的创痕已足以使我心如止水,永远不会再为可爱的少女而狂跳!曼殊的七绝该是我最喜欢的句子:
禅心一任蛾眉妒,
佛说原来怨是亲,
雨笠烟蓑归去也,
与人无爱亦无嗔。
长期过一段既有余味又不动心的生活,将是我此后的新方向。①
我现在对前途有大梦想、大憧憬、大野心,把爱情看作米米小的一部分,那该是消遣、是点缀、是有无皆无所谓、是对象为谁都无妨,我可不能像那些恶心男人一样去做贴膏药的奴才恋爱。②
我愈想道德和爱情愈要风马牛不相干,反正“真”是不完全的,甚至是没有的,我又何必信它或是要求它呢?在爱情里、性欲上,我决定完全踢掉“真”的成分。纯粹的剩下美与快乐,没有真与痛苦。情话是谎话,我是唯美主义的信仰者,唯美者是排斥真与善的地位的。在爱情和性欲上,我也永不再用真与善的标准去要求,不被它影响我的寻欢作乐,我纯粹的变成一个“黄昏之恋”式的人物。
对Lo我也毫不例外,只撷取快乐而不要痛苦,我不想那么多、那么远,也根本不跟她谈这些,随她去罢!她对我惟一的价值就是增多一点快乐的价值。我不想过去和未来,即使现在,我都只想些唯美的、肉欲的。
在爱欲上,深受胡适之毒,胡适在这方面不能跟歌德、拜伦、罗素、毕加索比。我过去在这方面太谨严了。
不要信仰理想的美人,要享受现实的美人。①
第二部分失恋:“性的信仰的转变”(5)
在李敖眼中,爱情已经不再变得那么重要,而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有时他甚至产生对柏拉图式爱情的向往,“图片、幻想、精神恋才是永恒的美、永恒的喜悦,这种态度只凭借一点点现实就够了,一笑终生不能忘,一言终生以记之,这是多么美的男女关系!”②当然,这种理想主义的爱情往往是昙花一现、稍纵即逝,在枯竭的情感世界里,得到一点心灵的滋润和补偿。
胡因梦在自传中对此有独到的分析:
他坦言自己有三四年之久,未能成功地靠新情人取代旧的来转化最大的困境。我认为李敖在初恋所受的创伤,严重地影响了他日后对待女人的态度。其实他和我一样,在初恋之后,都陷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上瘾症:‘唐璜情结’就是最典型的上瘾范例。”③
李敖对爱情的古典方式的确有了很大的变化。他认为,自己过去把爱情的份量看得太重了,太高了。要做一个忘情者,过一种既有余味又不动心的生活,要保持一颗禅心,无情又无争,像柳宗元那样超凡脱俗归隐人间。但也不能没有爱情,只是在爱情上要做一个唯美主义者,不能像胡适那样自我约束,那样“谨严”,要像歌德、拜伦、罗素、毕加索那样。他很欣赏王尔德。王尔德20岁时进入牛津大学,随之形成了享乐主义和感官主义的生活观,即所谓唯美主义。但他不像王尔德那样追求豪华生活,只生活在阳光与鲜花之中,而只是对其放浪不羁、才华横溢、妙语连珠特别倾心。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既有西方所谓性解放的思想因素,又有中国传统思想中对女性的歧视,这些东西与他自己的所谓“唯美主义”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他的“现代化的爱情”。
第二部分失恋:“性的信仰的转变”(6)
这些观念后来结晶为李敖的爱情理论,在他的《张飞的眼睛》、《关于“三情之书”》等文章中有了更加系统的表述。什么“爱情是不盲目的”、爱情是“纯快乐”、“爱情是灵肉一致的”、“爱情是会变的”、“爱情是要技巧的”、“爱情是唯美的”等等。其中不乏大胆的立论,但与当时台湾社会的文化氛围实在是难以合谐相融。
在大学毕业时,李敖的情爱观念已基本定型,他在日记中写道:
看到莫宜春的照片,使我起了一个很大的感想,我发现我毕竟是文人!一个太理想主义的文人!感情在游移之间,又趋向“一片冷香唯有梦”的境界。我知道我是永远不满足于现状的,我实在是百分之百的一个博爱主义者,我不知道爱谁是好,但我知道我绝不能满足一个,绝不能从一而终的。还有,我已深知“爱情的超时间主义”,并且深信它,或一瞬,或永恒,或十天,或半月,我又拈出“爱情的超现实主义”,何必深识或厮守呢?我永远是一个落拓而不自怜的人,永远是电影与萍踪般的超现实。①
可以看出,他原有的那种“古典”的真爱已化作不可复得的美好的鸿泥,他不再去认真地对待了。不仅玩世,而且玩情。爱情只是为了轻松,只是为了愉快,其他不再考虑。正如他在1958年10月20日所写的一首诗:“三月换一把,爱情如牙刷,但寻风头草,不觅解语花。”“解语花”系知心用典,乃美女之喻。当年,唐明皇携嫔妃贵戚于金秋至太液池畔赏莲,但见池中白莲盛开,其艳无比,左右赞羡不已。唐明皇手指杨贵妃对左右说:“此花怎及我的解语花!”李敖引用此典意在表明,他不再去寻找那种红颜知己了,男女情爱不过逢场作戏而已。这种观念与常人所遵崇的永恒爱情自然相去千万里了。他在毕业后给同学的信中写道:“我对顺手牵羊逢场作戏的扯扯还感兴趣,可是要论及婚姻,我就怕了。”①这种爱情观具体表现在行动上便是:只重过程,不重结果。为了减少“麻烦与营扰”,当分手时就分手,决不藕断丝连。就像他后来诗中所写的:“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海深,我的爱情浅。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眉来又眼去,我只偷看你一眼。”
第二部分失恋:“性的信仰的转变”(7)
李敖产生爱情危机,正值读大学二年级,那种本来就放任自流的生活更变得没有节制了,生活中的行为一度处于错乱之中。种种劣迹纷纷滋长,用他的话说叫“鬼混”:睡懒觉、逛大街、下象棋、打桥牌、看电影、抽烟、喝酒、侃大山、搞恶作剧、逛动物园……情感上的失意,陈旧而浅陋的大学教育使他对课堂也完全失去了兴趣,要么在课堂上专门捕捉老师的失误,用假史料捉弄老师,要么就逃课。有时仅仅是为了意气和情绪,为了逃课而逃课,心高气傲,故意作出并向人们露出一副放荡不羁和玩世不恭的样子,放浪形骸、以此来舒解对大学教育的不满和精神上的苦闷。在他的日记中,有一段“小弟昨夜骂我之文”,剖析可谓切中要害:
李敖先生,——刁猾尖刻,玩世不恭,学识渊博,天生傲骨的狂士,这是头一眼的结果。现在我要戴上眼镜了,眼镜背后的眼光,常使人难受,但它正在上下打量您,阁下的刁猾尖刻,玩世不恭,我认为不过是为了掩蔽阁下未成熟的感情与感情上的创痕而已!①
情绪的波折,环境的压抑,使他渴求解脱,但只要依然是这样的环境,依然是爱无着落,也许他永无解脱之日,他的同学胡家伦把他的玩世不恭比作等待阳光照射的一层“霉”,那消除“霉”的阳光何时才能出现?他不知道。
从李敖当时所遭受的情感挫折来讲,李敖的放浪形骸,消沉颓废,未尝不是一种心理危机的自我解脱,但从他古典而又炽热的真情来讲却又是一种痛苦的情感挥霍。他所认为的“爱是纯快乐”及“泛爱主义”的思想,严格地讲,追求的只是表层的快感而已。任何常态中人对这种观念恐怕都会认为具有不道德的因素,是难以接受的。难怪后来聂华苓在给李敖的信中说:“你的那套想法,年轻的少女受不了的……记着:理论是一回事,可不要伤害女孩子。”但这种观念的转移,却是李敖在极端痛苦思索中完成的。它就像一柄双刃剑,一方面,这种爱情观势必会对不苟同此观点的对方造成伤害,另一方面,这种情感上的无牵无挂,却也在事业上酿就了他的成功,成全了“笑傲江湖五十年”、“没有青春只有斗”的人生。是耶非耶,功耶罪耶,就看从哪个角度去评价了,也许这正是李敖人生中的一个悖论。
李敖在回忆到这一段生活时,曾说自己的“鬼混”完全是肇因于腐败教育对自己的压迫,他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来进行反抗的。其实这只是其一,爱情的失落和不稳定亦应是李敖走向“鬼混”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说:“这种精神,使我常常采取一种虚无气质去‘鬼混’,如果没有‘鬼混’,而只是规规矩矩地做个‘好学生’,我想我早已变成了精神病患者。我庆幸我在大学五年,还没有被巫师们感染上精神病,我庆幸我抓到了‘鬼混’做武器——我感谢‘鬼混’!”“我的反抗方法,表面上是消极的,骨子里却是积极的。”①也许正是这种对异性交往与爱情方式的奇特处理,对自己所不满的环境的变态的反抗方式,李敖摆脱了一场在青春时代难以解脱的情感危机,成为一个“钻破蚕茧的变形虫”,最终从情感的“盘丝洞”里走了出来。
第二部分自省:痛苦中的嬗变(1)
三、自省:痛苦中的嬗变
在台大,李敖的朋友庄因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李敖做大坏蛋极够资格。”李敖姆峭寻常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坏而不肯坏,有能力坏而一心去好?
就他所接受的教育和他的志向而言,他不应该属于那种自暴自弃自甘沉沦的角色。他的可贵之处也正在于此。在那放荡不羁的生活表层之下,在那具备变坏的所有条件的情况下,他的灵魂从未得到过安宁,他在孤独中走向自省,每日“三省吾身”,寻找着实现自己志向的方法和出路。
他不断地设计着自己的性格,认为“坚强出自温和中,正经出自滑稽中,是高人”②。
他有过彷徨:“下午五时睡醒看图,想到除了欢乐外人生还该追求什么呢?别‘白首太玄经’啊!”①
他走过极端:“名誉坏时,使它更坏,那你名誉就好了。”②
他有过对自己形象的自恋,他在《大学札记》中写道:“我该经常设想我在人们(尤其是朋友们)眼中的观感,我要使人觉得我是伟大的、庄严的、可敬佩的。假如有虚荣心的话,这该是我最大的虚荣了,但我自信它是无害于我,也无害于人的。”③这种被同学称之为“领袖欲和独断气质”的虚荣、自满、自豪和自我陶醉心理,在李敖的大学后期表现得尤其强烈和突出。
他在侃大山中炫耀知识,哗众取宠,用奇装异服来突出自己。他十分关注自己的一言一行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希望能用自己的行为去影响别人,这种心理的突出表现便是十分看重周围人们对自己的评价。在他的日记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表述:
胡兆述说我风度翩翩。(1958年6月29日)
晨少杰言我往事,说我“满腹经纶”。(1958年8月5日)
宿舍教官李新中言我学者派头。(1958年9月29日)
“凝”说我“博学多才”。(1958年9月30日)
第二部分自省:痛苦中的嬗变(2)
光复节放假,黄国茂言昨晚在车上闻二女生谈及我,说我像徐志摩,昨日英善之元莲亦言她们说我有北京大学的学生风度。(1958年10月25日)
英善盛言吾之穷硬骨头,其极为心折。(1958年11月18日)
中午上校教官徐行呼我为文学博士。(1958年11月24日)
魏钻松言我像个教授。(1959年6月7日)
他崇尚那种“风度翩翩”的“学者派头”,他认为这才是“博学多才”、“满腹经纶”的表现,胡适、徐志摩、林语堂等都成为他刻意模仿的对象。他对别人评价的关注,一方面反映出他对自身行为的信心多少有点不足,另一方面反映出他多么希望自己的行为能得到他人的认可,他要以此来获得安慰,获得鼓舞,以保持和强化他特立独行的风格。当然,在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中,不可能是众口一辞的褒扬,称他为“流氓”、“色狼”、“色情专家”的亦大有人在,而他的个人主义思想又使他对此产生几乎是本能的抵制和心理逆反,甚至不屑一顾,对其丝毫产生不了警示作用。李敖的个人主义亦因此得到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