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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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并用她一双雪白光洁的小手鼓起掌来，脑袋兴奋地摇动着，两条黑亮亮的短辫在双肩上甩来甩去。陈乃智站起来摆出一个姿势他微微抬起略显肥大的头，伸出两条稍短的胳臂，用他经常上台朗诵诗歌的嘹亮有力的声音，念出他新近写出的一句诗来：
“朋友们，为了生活更美好，和我们一起唱吧！”
于是，哥俩参加进来，年轻人继续他们炽烈的讨论。龚云认为：“官僚主义若不加制止，将会导致国家机器生锈，僵滞，失去效力，最后坏死。”他说得很冲动。说话时，由于脑袋震动，总有一绺头发滑到额前来：他一边说，一边不断地急躁地把这绺挡脸的头发推上去。
何玉霞所感兴趣的是文学艺术问题。她喋喋不休、反来复去地议论，却怎么也不能把内心一个尚未成形的结论完完整整又非常明确地表达出来。她急得直叫。
哥哥笑着说：
“你不过认为，文学艺术家要表现自己对生活的真正感受，以及自己独立思考得出的结论。不能只做当时政策的宣传喇叭，否则文学艺术就会给糟蹋得不伦不类。是这个意思吗？小何。”
何玉霞听了，感觉好象自己在爬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怎么也爬不上去，哥哥托一把，就把她轻轻举了上去似的。她叫起来：“对，对，对，你真伟大！要不你一来，我立刻欢迎你呢？！”她在沙发上高兴地往上一窜，身子在厚厚的沙发垫子上弹了两弹。她对大家说：“我就是大吴替我说的这个意思。大家说，我这个观点对不对？可是我们学院有不少人同我辩论，说我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真可气！现在不少文艺单位的领导，根本不懂文艺，甚至不喜欢文艺，却瞎指挥。我们学院的一个副书记是色盲。五彩缤纷的画在他眼里成了黑白画，他还天天指东指西，喜欢别人听他的。凡是他提过意见的画，都得按照他的意思改。这怎么成？明天，我还要和他们辩辩去！哎，大吴，你明儿到我们学院来看看好吗？”
陈乃智忽说：
“咱们可不能叫历史学家沉默。大吴不见得比小吴高明。研究历史的，看问题比咱们深透得多。”
吴仲义忙举起两条胳膊摇了摇，腼腆地笑着，不肯开口。其实他给他们的热情鼓动着，心里的话象加了热，在里边蹦蹦跳跳，按捺不住，眼看就要从唇缝里蹿出来一样。哥哥在一旁说。
“他刚刚从外边回来，学校里的鸣放一天也没参加，一时还摸不清是怎么回事呢！”
“不！”陈乃智拦住哥哥，转过头又摆出一个朗诵时的姿态，神气活现地念出几句诗大概也是他的新作吧，“你，国家的主人还是奴仆？这样羞羞答答，不敢做又不敢说？主人要拿出主人的气度，还要尽一尽主人之责；那么你就不应该沉默：该说的就要张开嘴说！说！”他念完最后一个字，固定了一个姿势，一手向前伸，身体的重心随之前倾，好象普希金的雕像。灯光把这影子投在墙上，倒很好看。
这番有趣的表演逗得大家大笑不止。何玉霞说：
“陈乃智今天算出风头了，每次上台朗诵，观众反映都没这么热烈过！”
大家笑声暂歇，刚一请吴仲义发表见解，吴仲义就迫不及待地说出自己对国家体制的看法。他认为国家还没有一整套科学、严谨和健全的体制；中间有许多弊病，还有不少封建色彩的东西。这样就会滋生种种不合理、不平等的现象，形成时弊，扼杀民主。那样，国家的权利分到一些人手中就会成为个人权势，阶级专政有可能变为个人独裁……。他记得，那天晚上，他引用了许许多多中外历史上的实例，把他的论点证实得精确、有说服力和无可辩驳。他还随手拈来众多的生活现象来说明他所阐述的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屋中的人包括他的哥哥都对这个年轻的大学生意想不到的思想的敏锐、深度和惊人之见折服了。吴仲义看着在灯光中和暗影里，一双双亮晶晶的眼睛，朝他闪耀着钦慕与惊羡的光彩。听着自己在激荡的声调中源源而出的成本大套、条理明晰的道理，心中真是感动极了。特别是何玉霞那美丽而专注的目光，使他还得到一种隐隐的快感。他想不到自己说得这样好。说话有时也靠灵感；往往在激情中，没有准备的话反而会说得出乎意料的好。这是日常深思熟虑而一时迸发出的火花。他边说，边兴奋地想，明天到学校的争鸣会上也要这样演说一番，好叫更多的人听到他的道理，也感受一下更多张脸上心悦诚服的反应……．第二天，他到了学校。学校里象开了锅一般热闹。小礼堂内有许多人在演讲和辩论。走廊和操场上贴满了大字报，还扯了许多根大麻绳，把一些大字报象洗衣房晾晒床单那样，挂了一串串。穿过时，要把这些大字报掀得哗哗响。这些用字和话表达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观点，在短时间里，只用一双眼和一对耳朵是应接不暇的。这情景使人激动。
这时，他班上的同学们正在教室内展开辩论。三十多张墨绿色漆面的小桌在教室中间拼成一张方形的大案子。四边围了一圈椅子，坐满了同班同学。大家在争论 “外行能不能领导内行？”的问题。吴仲义坐在同学们中间，预备把昨晚那一席精彩的话发表出来，但执着两种不同观点的同学吵着、辩着，混成一团。他一时插不进嘴，也容不得他说。他心急却找不到时机。一边又想到自己将要吐出惊人的见解，心里紧张又激动，象有个小锤敲得噔噔响。但他一直没找到机会。几次寻到一点缝隙，刚要开口，就给一声：“我说！”压了过去。还有一次，他好容易找到一个机会，站起身，未等他说出一个字儿，便被身边一个同学按了一下肩膀，把他按得坐了下来。“你忙什么？你刚回来，听听再说！”跟着这同学大声陈述自己对“外行与内行”问题的论断。这同学把领导分做三类，即：内行，外行，半内行。他认为在业务上内行的领导，具备把工作做好的一个重要条件，理所当然应该站在领导岗位上；半内行的领导应当边工作，边进修；外行领导可以调到适当的工作岗位上去，照旧可以做领导工作。因为他对这个行业不内行，不见得对于别的工作也不内行。但专业性很强的单位的领导必须是内行，否则就要人为地制造麻烦，甚至坏事。……
这个观点立即引起辩论，也遭到反对。学生会主席带头斥责他是在变相地反对党领导一切。于是会场大哗。一直吵到晚饭时间都过了，才不得不散会。
吴仲义没得机会发言，心中怅然若失。他晚间躺在床上，又反复打了几遍腹稿，下决心明天非说不可，否则就用二十张大纸写一篇洋洋大观的文章，贴在当院最醒目的地方。
但转天风云骤变，抓右派的运动突然开始。一大批昨天还是神气飞扬、头脑发热的论坛上的佼佼者，被划定为右派，推上审判台；讲理和辩论的方式被取消了，五彩缤纷的论说变成清一色讨伐者的口号。如同一场仗结束了，只有持枪的士兵和缴了械的俘虏。
哥哥、陈乃智、龚云、何玉霞，由于昨天都把前天晚上那些激情与话语带到了各自的单位，公开发表，一律被定为右派。哥哥被开除党籍，陈乃智和何玉霞被剥夺了共青团员的光荣称号。昨天，陈乃智在单位当众阐述了吴仲义关于国家体制的那些观点。可能由于他多年来写的诗很少赢得别人的赞赏，他太想震惊和感动他的听众了，他声明这些见解是自己独立思考的果实。虚荣心害了他，使他的罪证无法推脱。他却挺义气，重压之下，没有暴露出这些思想的出论。哥哥、龚云、何玉霞他们，谁与谁也没再见面，但谁也没提到他们之间的“读书会”和那晚在真挚的情感和思想的篝火前的聚会。因此吴仲义幸免了。
此后，这些人都给放逐到天南地北，看不见了。哥哥被送到挨近北部边疆的一座劳改厂，伐木采石。年老的妈妈在沉重而意外的打击下，积郁成疾，病死了。此后两年，哥哥由于为了老婆孩子的前途，在劳动时付出惊人的辛劳，并在一次扑救森林大火时，烧坏了半张脸，才被摘去了右派帽子，由劳改厂留用，成为囚犯中间的一名有公民权的人。嫂嫂便带着两个孩子去找哥哥，宽慰那被抛到寒冷的边陲的一颗孤独的心……
吴仲义还清楚地记得，他送嫂嫂和侄儿们上车那天的情景。嫂嫂穿一件挺旧的蓝布制服外衣，头发挽在后边，用一条带白点儿的蓝手绢扎起来，表情阴郁。自从哥哥出事以来，她受到株连，不再做演员，被调到化妆室去给一些演技上远远低于她的演员勾眉画脸，受尽歧视和冷淡，很快就失去了美丽动人的容颜；额头与眼角添了许多浅细的皱痕。一度，丈夫没收入、婆婆有病、孩子还小，吴家的生活担子全落在她的肩头。一切苦处她都隐忍在心。婆婆死后，她还得照顾生活能力很差的小叔子吴仲义。吴仲义从这个年纪稍长几岁的嫂嫂的身上，常常感受到一种类似于母爱的温厚的感情，但他从没见嫂嫂脸颊上滴过一滴软弱的泪珠。
月台上。嫂嫂站在他面前，一句话没有，脸色很难看。而且一直咬着嘴唇，下巴微微地抖个不停。吴仲义想安慰她两句，她却打个手势不叫他说，似乎心里的话一说，就象打破盛满苦水的坛子，一发而不可收拾。这样，直站到开车的铃声响了，火车鸣笛了，嫂嫂才扭身上了车。这时，吴仲义听到一个轻微而颤抖的声音：
“别忘了，新拆洗好的棉背心在五斗柜里。”
车轮启动了。两个侄儿在车窗口露出因离别而痛哭的小脸，那小脸儿弄得人心酸，但不见嫂嫂探出头来和他告别。他追着火车，赶上几步，从两个侄儿泪水斑斑的娇嫩的小脸中间，看见嫂嫂坐在后边，背朝窗外，双手捂着脸，听不见哭声，只见那块带白点的蓝手绢剧烈地抖颤着。这是吴仲义唯一见到的嫂嫂表露出痛苦的形象，却把她多年来不肯表现在外的内心深处的东西都告诉吴仲义了……
一失足会有怎样的结果？
他害怕曾经那些事。距离灭顶之灾，仅仅差半步。大灾难之中总有幸存者，那就是他。那天在班里的辩论会上，他多么想说话，不知谁帮了他的忙，不给他一点说话的空隙。那些话一旦说出来会招致什么后果，他已经从陈乃智身上看到了。如果他当时说出其中的一句哪怕是一句，今天也就和哥哥的处境没有两样了。他记得，那天他急急巴巴地从座位站起来，口中的话眼看要变做声音时，一个同学按住他，讲了关于把领导的业务情况分为三种类型的话。这个同学成了他的替死鬼。在一次斗争会上被宣布逮捕，铐走了，不知去处。
生活的重锤没有把他击得粉碎，却叫他变了形。一下子，他变成另一个人：怕事，拘谨，不爱说话，不轻信于人，难得对人说两句知己话，很少发表对人和对生活的看法，不出风头……久而久之，有意识的会变成无意识的，就如同一个人长期不说话便会变成半个哑巴。他渐渐成了一个缺少主见、过干脆弱的人，没有风趣，甚至缺乏生气。好比一个青青的果子，未待成熟却遇到一阵肃杀而猛烈的狂飙，过早的衰退了。连外貌也是如此。瘦瘦的身子，皱皱巴巴，象一个干面团那样不舒展。细细的脖子支撑一个小脑袋，有点谢顶；一副白光眼镜则是他身上唯一的闪光之物。好象一只拔了毛的麻雀，带点可怜巴巴的样子，尤其当他坐在本组同事大块头的赵昌身旁，更是这样。
他在大学毕业后，由于哥哥问题的牵累，给分配到一所中学做历史教师。后来，历史研究所缺乏一名对近代地方农民起义问题有水平的研究员，哥哥又摘了帽子，他才被调到所里来，很快就成了所里人所共知的一名老实怕事的人。
多年来，他一直过着独身生活。一些好事的同事给他介绍女友。姑娘们喜欢老实的男人，却不喜欢没有主见和朝气、过于软弱的男性。他与一个个姑娘见过面，很快就被对方推辞掉。前不久，经人介绍才算交上一个朋友，在市图书馆做管理员，是个三十五、六岁的老姑娘，模样平平常常，但爱看书，为人老实得近乎有些古板。他头一遭和一个姑娘见过十几次面儿居然没告吹！而且那姑娘竟对他有些好感。同事们给他出主意，想办法，想促成他的好事。劝他改改性格，他只是吃吃的笑。他改不了，也不想改。因为他顺从生活逻辑而得出的生活哲学，确实保证了他相安无事。在近几年大革命的狂潮中，所里不少人出来闹事，揪领导，成立战斗队，互相角逐、抄家、武斗，没有一个落得好的终结。揪人的自己被掀，抄家的自己反被抄了家，个个自食其果。他呢？在空前混乱时期，他在所里找一间空屋子，天天躲在那里，从唯一未被查封的经典著作里摘录有关近代史各种问题论述的名言。他做对了！人们之间整来整去，谁也整不到他头上。一些人挨了整，冷静下来，才后悔当初不象这个没勇气、没出息的人去做。
但哥哥今天来信告诉他，他并非一个幸运的人。
各地都开始搞运动了，不知哥哥从哪里听说，陈乃智因为一句什么话被人揭发，成为重点审查对象。问题要重新折腾一番。哥哥怕陈乃智经受不住高压，把当初给他定罪的那些话的来由招认出来。那样祸事就要飞到吴仲义头上！
哥哥在信中说，当年陈乃智凭一股义气和对友情的信念，没有供出吴仲义。但事过十多年了，大家都不相见，友情淡薄了，人也变了，谁知他会怎么做？据说龚云划定右派后，他爱人一直跟着他，不曾动摇。然而去年，却在平静而难熬的日子里，在永无出头之日的绝望中，在无止无休的泥泞的道路上，走不下去了，对龚云提出离婚，两人分开了……陈乃智心中还有当年那团火吗？吴仲义心里的火早被扑灭，他不相信遭遇悲惨得难以想象的陈乃智仍象当年一样。……
五十年代飞去的祸事，好似澳洲土著人扔出的打水鸟用的“飞去来器”，转了大大的十多年的一圈，如今又闪闪夺目地朝他的面门飞回来了。
六
初晓微许的淡白的天光，把封闭在窗前的漆黑的夜幕驱走。屋中的家具物件从模模糊糊的影子中渐渐显现出形象。早春的夜分外寒冷，透入肌骨。炉火在头半夜就灭掉了，余温只在炉膛内；楼板下传上来的杨大妈的鼾声，好象鼓风机，给他做了一夜的伴。这鼾声在天亮前的甜睡中，正是最响的时候。
他整整一夜坐在桌前，给哥哥写信。一边写，一边把将要临头的祸事想得千奇百怪。一个个不断地冒出来的估计、揣测、念头，使他否定掉一封封刚刚写好的信。一会儿，他觉得非把心里的话给哥哥写得明明白白不可；一会儿，又担心这封信落到别人手中惹祸，便改换成隐语。一会儿，他告诉哥哥，如果陈乃智真的把他供出来，他就不承认，他要求哥哥替他证明那些话他没说过；一会儿，他又认为这个办法不牢靠，因为那天在场的还有龚云和何玉霞，这两人之间如有一个人做了旁证，他也推辞不掉。
这样，他弄了满桌废掉了的信纸团儿。
他找不到一个大一些的网眼儿可以钻出去。一时只恨自己十多年前多了那几句嘴！他灰心丧气地告诉哥哥：“我只有听天由命了！”然后，他给嫂子写了这样几句话：“嫂嫂！听哥哥说，你为我已经急得两天没睡好觉。我和哥哥都对不起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