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黑手党的秘密生涯-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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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的允许,也无需每一步行动都得向他报告,受他的盘问。而且我还可以设想,把勒菲蒂带进其他的隐蔽行动之中,带他引见,希望他有可能闯进去,与布拿诺家族成员建立联系,组织非法的阴谋集团。
我还可以经常回到纽约,一次待两三个星期,增加我和勒菲蒂的联系,保持伙伴关系。
另一个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我的家庭。关于家庭的保护问题我先前考虑得不多。我大概每隔10天或两个星期可以回到新泽西的家里,待上一个夜晚。我始终小心谨慎,掩饰自己的行踪。但是,到了1977年的秋天,我渐渐有所考虑:如果我打入黑手党里面逐步深入下去,我的家最终还得要搬走。因为万一出了一点儿差错对我的家就会是一场灾难。我知道有警察在保护我,因为我时刻有他们在跟踪。有三四次,显然并没有什么理由,他们却把我叫住,对我进行搜查。如果我有时不能甩掉尾巴,而他们一直跟踪到我家里怎么办?要么,如果是勒菲蒂或别的党徒决定跟踪我又怎么办?
是该到搬家的时候了,搬了家就不会存在上面提到的问题。要么也可以把我调到另一个地带去工作,我们不妨把这两个问题联在一起考虑。
整个12月份及1978年的1月份,我与我的督学员在一起反复讨论。他把这个问题提交给了总部。这本来也是个很简单的事。我们决定2月1日搬家。
我的家庭对于搬家已经习以为常,因为我的工作关系,我们已经搬了四次家。不过,我的女儿们已经到了有男女朋友交往的年龄,这对她们来说还比较重要。我们在新泽西还有亲属。早先我因工作调到纽约办事处搬回来的时候,我们当时曾以为我们会一直住下来。大家都不想搬家。我妻子虽然不知道详细情况,但觉得搬家还是必要的。我们对此并没有作过多的讨论,因为我并没有说这还有选择的余地。我的工作调动频繁,她们不知道我在黑手党里究竟隐蔽到了什么程度,也不知道搬家是为了她们的安全。
联邦调查局当时在这一地区有52个办事处。他们提出了5个地方让我们挑选一个住处。至于我的工作关系那几个地方都没什么问题,因为我还隶属于纽约方面,再说我还要在这个地区的各个地方到处跑。我和妻子选择了一个地点。
圣诞节的除夕,我设法赶回到家里,虽然到家很晚。节日期间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家里。到了1月份,我和妻子出门找一幢新的住处。我们立刻就找到了一处——比我们在新泽西的房子小一些,但是左邻右舍比较和谐。到了下一个星期,我们就拍卖新泽西的房子。我有个朋友,是搞搬运工作的。我对他说,我们要搬家,这事儿请他不要对外声张。
搬家时,家里人依依不舍地流了不少眼泪。家里的人都不想在我的工作上成为障碍,但是她们谁也不知道我究竟在干些什么。如果她们对我的情况知道得更多一些,她们对我的情况可能更能够容忍。不过,如果那样做能减轻对我的压力,那她们就会付出心理惧怕的代价。
无论是我还是我局里的同事,都没有想到这个工作要持续这么长的时间。究竟还要持续多久,谁也说不清楚。开始时,我们有打击盗匪上层头头的想法,后来就打进了小意大利区的黑手党,现在我已经成了其他地方的党徒代表。本来我们的思想可能犹豫不决,只是因为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所处的位置,以及在我们所处位置上还没有一个理想的视角。只有一点是肯定的:继续打入下去,我就全力以赴地干。多尼·布拉斯柯有的是劲头。
联邦调查局在圣地亚哥和洛杉矶那里有几件麻烦事,想叫我去了解一下。我对勒菲蒂说,我要到加利弗尼亚去待一会儿,因为我曾说过,我在那里干过偷珠宝的事,而且还干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说:“勒菲蒂,你看,我眼下将在这个地方弄不到那么多钱。为什么不可以去那儿捞点钱,来回跑跑,不是很好吗?甚至就连你也可以去那儿,待上几个星期,看看我们能不能干点事。”
他觉得我这个主意很好。就这样我去了加利弗尼亚。
我们在洛杉矶有个特工,干隐蔽工作的姓名是拉里·基顿。拉里是我多年的朋友。他正在紧紧追踪一伙盗贼。这伙盗贼犯下了盗窃各种财产的罪行:干偷股票、债券、支票及汽车等一系列活动。他们并不一定都是黑手党,但其中一部分是前纽约人,自然尊重老练党徒以及联络党徒。
他们喜欢聚在某一个旅馆里,拉里也和他们混在一起,想深入进去。正巧,纽约一家旅馆的酒吧招待到这儿来度假,也就住在洛杉矶这家旅馆里,和这伙盗贼中的有些人还很友好。拉里对这个酒吧招待一无所知,以为他可能也是盗贼的一伙。因为这个酒吧招待来自纽约,拉里就想到我有可能认识他。
说来真巧,我果然认识他。这是一个巧合。有一次,我和勒菲蒂到第三大道五十五街道上的马卡耐特旅馆。那儿并不是布拿诺家族党徒的活动场所,是个一般的旅馆,我和勒菲蒂以及其他几个人到那里喝喝饮料和吃点东西。就这样我们渐渐认识了那个酒吧招待约尼。约尼本人并不是盗贼的同伙,也没有干什么非法的事。不过,如同许多酒吧招待一样,他了解谁是谁,知道谁是勒菲蒂,知道我是勒菲蒂的伙伴,是个联络党徒。因此这是个好机会,我可以帮助拉里与这一伙盗贼建立一些信任关系。
我来到洛杉矶这家旅馆,拉里正在那儿溜达,我看到了约尼。我说:“嘿,约尼,你忙什么啦?”
“是多尼呀,一向还好吧?你来这儿干什么?”
“遛遛,看看,”拉里正在那一伙人当中,显然已经看到了约尼。“我看,你知道,拉里在这儿。他是我的朋友。我们也许在一起干点买卖。”
我们聊了一会儿,目的也达到了。我以为,约尼会对那一伙盗贼说,我是纽约那边的一个联络党徒,拉里是我的朋友,因此,他工作会顺利的。
我经常带着拉里进进出出,就以这种方式帮助他建立信任基础。有时候,我们还和那一些人去舞厅,也是以那样方式帮他。我只是起个介绍人的作用,从来不介入他的案子。他在那儿开始了工作,着手办理一批案子。这是政府部门工作的一种方式,就在那儿不断地逮捕由拉里提供罪证的一些犯罪份子。他最终要在法庭上多次作证,给许多人判了罪。
在这期间,拉里也到纽约,追查别的盗窃股票的案子。我也以正常往返的方式回到纽约。拉里打电话给酒吧招待约尼,对他说他要来纽约。他们在第三大道的P.J.克拉克饭店相会,因为那儿是约尼在下午喜欢常常去的地方。
我和拉里混在一起,一道去克拉克饭店。约尼已经和一些人待在房间后面的餐桌旁,我们也加入到里面。
约尼把我们俩向大家一一介绍,我们就坐在那里待上一个小时左右。
拉里原本是黑人,这就是说,在某些盗贼看来他很可疑。但是拉里糊得很圆,照样同他们混。
我看见有个家伙在朝我们餐桌这边走。拉里突然对我轻声说:“快走,从后门走,快。”他站起来对约尼说:“我倒给忘了,我们还有个约会。”
我急忙跟着拉里从边门跑了出去。
“好险,”拉里说,“你没看见朝我们桌子旁边走过来的那个家伙,是诉讼案的那家伙?他是洛杉矶的辩护律师。他曾在法庭上见过我作证。”
我说:“为了以防万一,我对勒菲蒂那里要想个保护我们的办法。”
“好,”他说,“无论如何,我明天要离开这儿。”
像这种情况——可能被人认出来,或者有人背后汇报你——随便哪一天、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发生。你不能等情况发生以后才想办法保护自己,你要提前打好保护自己的基础,随时都得提前防范。我估计,勒菲蒂会得到这个情况的报告。
自从我开始待在加利弗尼亚以后,我实际上每天都和勒菲蒂保持接触。他并不知道怎么样和我取得直接联系。我说我总是在不停地变换地方。勒菲蒂在控制我的同时,我也在控制他对我的控制。我想让他知道,我实际上是难测的。我干些什么、在什么地方都模糊不定。当我需要掩饰自己的时候,他已经习惯了我的行动方式。
我有两架“查询”电话,他可以留言,然后我再给他打电话。这一次,在那儿遇见拉里和约尼以后,我就给勒菲蒂打了电话,把在加利弗尼亚遇见拉里和约尼的事告诉了他。我这么说:“猜到我在洛杉矶碰到了谁?是约尼。他在那儿度假,看到了一些伙计。他和一个叫拉里的伙计在一起,那人在干某种股票和债券的交易。其实,我考虑也想插一手。我认为,我们能从这里面赚到钱。”
我对勒菲蒂就是这么说的。因为即使没有在P.J.克拉克饭店那次意外情况,我知道当我和勒菲蒂什么时候到了马卡耐特旅馆时,酒吧招待约尼也会就那次意外情况会这么问:“洛杉矶的拉里那伙计怎么样啦?”然后勒菲蒂就会问:“拉里是谁?”
因此,我以这种方式事先已把拉里这个名字告诉了勒菲蒂。我还说出了这样一种含意;拉里宁可和约尼在一起溜达而不肯和我在一起。这种拐弯抹角的方式完全可以保护拉里,也保护了我自己。
果然,第二天勒菲蒂在俱乐部里抓住了我。
“喂,多尼,你认识的洛杉矶那个伙计,他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呀?”
“你是说拉里?那伙计我曾对你讲过,我是通过酒吧招待约尼认识了他。我还对你说过,他是个独断专行的家伙,我正要跟他一起搞点股票和债券方面的交易。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吗?”
“我正要对你说说我不放心的地方。约尼给我打了个电话。我想知道前前后后的全部情况。在P.J.克拉克饭店里,你和那个家伙在干什么?”
“噢,勒菲蒂,我知道的情况是这样:我在洛杉矶碰到了拉里这个家伙。他对我说,他正在搞一桩有关所盗的股票的交易。他要去纽约,我们计划在一起干。就这样我们到了P.J.克拉克饭店。他3点钟在谢拉顿饭店有个约会,我们要去和那人相会谈股票交易的事。我们就离开了克拉克饭店去了谢拉顿饭店。可是那家伙没有到场。我就说:‘唉,真扫兴。’我就走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出什么事了吗?”
“我对你说,出了什么事。你惹祸了。那混蛋是个联邦特工!约尼说,有个人,是个什么律师走过来,到你们那儿,他看到你们就离开了桌子。那人对约尼说:‘我见过那家伙在法庭上作证,他是个混帐特工。’这是约尼亲口对我说的。约尼还说,你和他妈的混帐特工混在了一起!”
“啊,勒菲蒂,真是不可思议的事。不过,凭他怎的,我不在乎他,他根本就不了解我的情况。我们的情况或别的什么,我一个字儿也没有同他讲。他所知道的只有一点:就是我对买卖感兴趣。他甚至连怎么找我都不知道。没什么可担心的,勒菲蒂。”
“也许是约尼在满口喷粪,多尼。我也搞不清。不过,多尼,跟拉里那家伙别来往了,明白吗?以防万一。别跟他有任何来往。多尼,我看,你有时候并不那么谨慎。”
“别担心,勒菲蒂。”
因此,在洛杉矶一带,我不能再和拉里取得联系了。不过,他的行动进展得很好。他办理的案子,最终逮出了约有200个盗贼,政府收回的被盗财产价值4,200万美元。
在P.J.克拉克饭店里,如果拉里没有当场识别了那位律师,我的黑手党工程计划也可能就在那时候宣告结束。
我每到一个地方,总要在这个地方找到我熟悉的党徒,要么去他们的活动地点,要么和他们取得联系,无论是布拿诺家族的成员,或我所认识的别的家族的成员都这么办。这么做表明我有联络,能在这一带善于自由来往,说明我手里有活儿可忙。我露面的地方越多,就越会有更多的党徒认识我,我的信誉也就越高。
在加利弗尼亚,联邦调查局正注视着圣地亚哥和拉·约拉地区的一些旅馆和夜总会,想了解那些地方是不是有聚众骚扰的事。我到这一带来,首先就想抓到这些人,然后和他们在一起巧妙地周旋。
我接着给勒菲蒂打了电话。我对他说,我正在和一些活动场所搭上了,想把这儿的情况理一理。我发现,有几个地方有党徒出没,他们在这些地方有点瓜葛。
“勒菲蒂,你到这儿来不好么?或许我们在一起还能搞出点名堂。如果这一带还没有我们的成员集中的场所,我们或许还可以有点作为打进某一处。再说,这儿环境优美,气候宜人,还有大洋。”
“我从来没到过圣地亚哥。那儿像不像迈阿密?”
我在谢拉顿饭店给他订了一间房间,正好面临海面。我到机场去接他,为他提包——对他的照护如同一个组织里任何人对上级的照护一样。我对他说,我最近分得一些红利,把他的一份给了他。
白天我们游玩圣地亚哥,就我们两个人,因为我们在这儿都不认识人。勒菲蒂对这儿很有印象,他说:“漂亮的海洋,漂亮的城市,与纽约不一样。这儿的人打扮也不一样。”
我带他到了圣地亚哥动物园。“这个动物园真了不起,”他说。“想想布鲁克斯那个动物园是什么样子。这里的真的管理得好。多尼,圣地亚哥真是个好地方,你在这儿可以到处溜达,用不着担心遭到抢劫。”
他每见到什么,总要与纽约相比,总要说到在这儿可以搞到多少钱。每遇到某个店铺或是买卖或是住处,他总要说:“这和纽约一样吗?我们要捞一把。”什么都想干,都想骗。
晚上,我们常常到调查局注意的那些活动场所。我注意勒菲蒂的行动。
他总要同经理或店老板谈些无伤大雅的话。这是个好地方。你们这儿开业有多久?怎么样有可靠的供给?看样子你们一切都料理得井井有条。市里面,单位里或别的什么人对这样好的地方还能找什么麻烦吗?
他对这个地方在掂量,连细小的事都密切关注。每看到什么他总要对我说一番。可能有个家伙在溜达;那个现金出纳机停止了运转;谁跟他说话;有没有人坐在餐桌旁,桌上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就那么一直坐着,像是在等着和谁说话;有人不一会儿走了过来,坐下和他聊几句又走了;注意别人是怎么看待他;女招待怎么接待人;等等。一个普通老百姓也会看到这些,但看过就没有了。而一个党徒观察事物就有党徒的特色:一个人的举止、行为、谈话方式、对他是否敬重等等都要注意。
我们确认了:调查局的怀疑有道理。在有一处地方,勒菲蒂认识几个有牵连的人。他说,他们个个看样子要么就是干抢劫活动,要么与抢劫歹徒有联系。
“多尼,这些地方他妈的我们不能介入,”勒菲蒂说,“因为他们已经一窝蜂地乱糟糟。”
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为了使自己能发挥作用,我在这些事里面寻找线索。我正在调整我的行动方式,调整我看问题的方法。这样我就能提出恰当的问题,正确地看待事物。我不仅在学习如何以党徒的身份行事,而且以党徒的思想方法来考虑问题。每当我和勒菲带到各个地方,我就注意他对待相同事情的处理方法。如同许多党徒一样,我渐渐懂得了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