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黑手党的秘密生涯-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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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不过已经订了货。初次订货，买了10台。平均每台2，000块钱。订的卡车两个星期以内到货。车后面有机械升降机。还找了个开车的，我过去和他一块儿干过事。”　
　　“他可靠？你了解这个人，是吗？”　
　　“非常可靠。我了解他四五年了。”　
　　他想叫坎特投资买个酒吧和烤菜餐馆，树立信誉。“你看，在纽约城里，你用7，500块钱和筹措资金，就可以买任何价值50，000块的娱乐场所；而在这儿，一爿杜松子酒店能值几个钱？一个里弄的酒吧和餐馆价值不过15，000块。因此，你拿出2，000块，其余的筹措资金就可以了。你在那儿就安上你的售货机。这样你售的售货机所得不是50％而是100％了。”　
　　“这儿做生意有奔头，那些店主并不肯卖出自己的店啊，”托尼说。　
　　“你听我说吧。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在哪里我都不在乎。有许多店主，他们在赌博、纳税以及材料等方面都有麻烦。赌博……别提了。那玩艺我懂。在拉斯维加斯，赌博有两种人：一是德克萨斯人，还有是阿拉伯人。你还能碰到日本人。现在亚特兰大就要——算了，纽约城里开了赌，亚特兰大就别提它了。犹太人很迎合老练党徒，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他宁可把赚的钱给15％给你，只要他能平平安安。因此，在这儿，你不难找到个赌徒，他负债累累，不能自拔，就想脱手杜松子酒店，你正好可以插手进去。他会卖给你的。”　
　　“你想的的确比我高明，”坎特说。　
　　“我的确考虑了很久。我还在考虑你所面临的机会。生意做得好，有人会找你，想以3万块买你的地方。你拿这3万去买值5万的场所，在那里干起来再卖8万给他人。”　
　　“嘻嘻，我可不懂，勒菲蒂。这一切买来卖去的交易我哪儿知道怎么办。”　
　　“所以我要给你作些指点，你只管注意听我说。托尼，你现在手头投资的有6万，有这6万就可以借贷10万，不费举手之劳就有了16万。你买到一个场所，或许带一个伙伴。你每个星期可以从场子里拿400块钱，而用不着在里面工作。如果你能搞到10到12个这样的娱乐场所，一个星期就能拿到5，000块，你甚至用不着干什么事就能得到这笔钱。你的售货机设在那里，得到的是100％。妈的，干它个5年，你就是百万富翁。多尼，我说的对不对？”　
　　“对。”　
　　“你首先要明白，在这个城里你能开它个40到50个酒店．我就可能搬到这边来。或者，纽约那边即使还需要我，我仍然可以在周末过来。”　
　　“他们告诉我，有些地方的买卖要进一台机器，你得付售酒的执照费，一年600块，”坎特说。　
　　“不错，别提这个人，我来给你说些行情。你一旦付了钱，你就抓到了，神鬼都挡不了你。记住这一点。多尼，我希望你怎么也得留在这儿，帮一把托尼，处理一些他不懂的事务，因为在这方面他没有什么头脑。”　
　　我对勒菲蒂说过，我要到加利弗尼亚去看望我的“受伤的女朋友”。我迫切想回家，看看家里的妻子和女儿们。每次我提到要去加利弗尼亚，勒菲蒂就很反感。现在，我只编造一些谎话，就说我的女朋友发生了一次撞车事故。他只好同意我去。我说：“星期一就回来，就三天时间。到了洛杉矶，我每天都和托尼保持联系。”　
　　“每天联系，这就没问题。你在洛杉矶那里能干些什么，会有什么问题吗？”　
　　“一旦她安然无恙，样样都……”　
　　“多尼，我们可别那么孩子气。她既然能挨了这么多日子，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愿她别受到什么伤害。我倒好像喜欢那女孩子。（当然，他从来也没见过她）对了，她一两个星期内怕是上不了班，对吧？你把她带到这儿来，帮帮托尼搞点营业不是很好吗？要动动脑子，多尼。她乘一趟飞机，会很高兴的。你这儿有美丽的风景，好地方。你在这儿待上一两个星期。”　
　　“那我就这么办吧。”　
　　“问题是，多尼，我不能眼看你就搁在那一边，因为她住在医院里呀。你可别误解我，这仅仅是开个玩笑而已。”　
　　勒菲蒂每讲到一件事，分析一种形势，他浑身都是劲。坎特对他的周旋可以说是天衣无缝，装得一无所知，很有分寸，把他慢慢拉进来。　
　　“一旦这里的事都办得妥当了，”勒菲蒂说，“我们就可以在别的地方搞分店，因为迈克干事可是一丝不苟。你们可知道他打我的什么主意？我他妈的真是活见鬼，要把我的汽艇卖给他。我可能要卖，他知道我要卖。”　
　　“他喜欢汽艇？”我问。　
　　“别提了。汽艇时速72海里，想想看，在海面上每小时72海里，呼——！我想乘那艘汽艇从这儿到纽约。”　
　　“那怎么行，勒菲蒂？”　
　　“沿着海岸边驶嘛。有一件事得告诉我，我们开车走过许多陆地，这儿的海洋在哪儿？”　
　　“这儿没有海洋，只有湖泊，”托尼说。　
　　“密尔沃克这城，没有海洋？”　
　　“一个湖泊。”　
　　“我不喜欢湖，喜欢大海。”　
　　“这个湖很大，勒菲蒂。”　
　　“我们就看看湖去吧。”　
　　我们驾车到了密歇根湖岸边。　
　　“这是一个湖？”勒菲蒂不胜惊讶。“这简直就是一片大海洋。看那儿的小船！大船！这么多船能在水面上行来驶去，这怎么会是一个湖呢？”　
　　“这是一个大湖，”托尼说，“欧洲的船只可以通过圣劳伦斯航道开到这儿来。”　
　　“真难以令人相信。多尼，这样的湖你见过吗？这个湖叫什么名字？”　
　　“密歇根湖。湖的那一边就是密歇根州，大约相隔50海里。”　
　　“你肯定这不是大洋？他们就不会说是别的什么？实在叫人不信！妈的，弄一条便装短裤来吧，我们坐到那边水池边，把我们的事谈个彻底。”　
　　勒菲蒂要的是一套海滨服，要别人给他买。他对坎特说：“我的腰围33英寸，脚穿9。5D码鞋。”坎特到桑斯里奇商店里买了他要的东西。我们坐在旅馆前的池边。勒菲蒂像往常一样，喝的是常喝的白葡萄酒汽水，像在汽车里一样，整天一根接一根地抽英国的奥佛牌香烟。　
　　“这城很美，”勒菲蒂说，“我很喜欢。回去以后我要对他们说。我完全赞同这项计划，要让计划一路开绿灯。托尼，这城很干净，住起来很舒服，这儿能呼吸新鲜的空气，在这里干营业会成功，你会赚钱的，会感到非常满意。”　
　　“你对我还不了解，”坎特说，“一旦你了解了我，你就知道，我要是计划干什么事，一定会拼命干，不达到目的不会罢休。总有一天你会了解我。”　
　　“我说的和你的意思没有什么两样啊，”勒菲蒂说。“现在我一回去，可能还要赶回来。这里有人要为我安排招待那边人的事，招待的地方就在他的旅馆，我还得和这些人见一见。”　
　　第二天早上，托尼和勒菲蒂送我到了密尔沃克机场，因为我要去“加利弗尼亚”看望我的“受伤的女朋友”。托尼还要把勒菲蒂送到奥海尔机场，送他返回纽约。　
　　“你看，多尼会不会和那女孩子终究要结婚？”托尼问。　
　　“我知道，他爱她爱得都发疯了，”勒菲蒂说，“不过，多尼不是那种安家度日一类的人。”　
　　我已经有三个星期没有回家了。我打电话回家说要回家，我妻子对我说，我们家街对面的房子烧成了平地。刮了一场大风，火星飞得到处都是。她出去帮着灭火，用水往屋顶上浇，余火落到了地下，连我们家也遭了难。大家都吓得要死。　
　　这天是6月23日，星期五。她本来要像以往一样去机场接我。我乘的飞机应在下午3点45分到达。她根本就没有去接我。　

　　
　　
第十章　意外事故



　　我到达了机场，这是新的家乡的机场。我妻子没有到机场门口接我。迎接我的是另外一名特工，我对他只是稍微有点熟悉。他说：“你妻子出了事故。”他说是两辆车子迎面相撞，驾车的两个人都是女人，两人外貌很相像，只是一个年纪轻些。年轻的那一位已经死了。他不清楚死去的是哪一位。他还说了其他一些情况，但我所记得的只有这些。　
　　我们赶到了医院。我妻子还没有遇难，正受到紧急护理，情况很严重，身边安放着医疗器械，身上挂着橡皮管。她的眼睛扎了绷带，两只眼角边都有了裂伤，脸上满是伤口。一边的肺萎陷，一只手腕折断，还断了一根锁骨。她装上了呼吸器，眼睛看不见东西，几乎不能说话。她紧紧捏住我的手。　
　　我几个女儿都在那里。最小的才9岁，看到母亲那副样子心里不好受，到浴室里呕吐。我拥抱了另外两个女儿，一个13岁，一个15岁。我强装笑容，好像一切都很正常。　
　　妻子对我说：她在去机场的途中，一辆朝她方向开来的汽车，为了越过另外一辆车而开出了车线，突然停在路上，迎面撞了她的车。我妻子到底还爬下了车，朝路边跑，心里害怕两辆车会爆炸。她听到胸口噗噗地响。作为一个护士，她知道自己的肺穿了孔。在场的有两个女人目睹了这一事故。她向其中一个女人要求，能不能把头放在她膝上靠一会，这样好使自己能喘喘气。她戴的隐形镜片碎裂在眼睛里。她对那两个女人说，车子里的笔记本上记下了她丈夫的班机号码，请她们给联邦调查局打个电话，要他们派个特工去机场接我，另外给一位朋友家打个电话，我们的女儿就住在那位朋友家里。接着开来了救护车，把她送进了医院。　
　　她感到非常疼痛，心里也十分惊惧。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并不知道另一位开车的女人已经死亡，我也无心同她说这种事。她的朋友吉尼也在那里。我出去到了厅里。后来我妻子说，吉尼对她说我在哭。妻子说：“我对吉尼说，我没有看到他哭，这真是遗憾的事，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乔哭。”　
　　我在医院里守在她身旁。我最小的女儿不能来看她，因为看她那种伤残的样子，她受不了，就写了些慰问的话。　
　　第二天，两个大女儿要开车回家。我15岁的女儿刚刚获得了驾驶执照。开出医院不远，另一辆汽车从侧面开来，越过了停车标志。救护车把两个女儿又送回到医院。　
　　急诊室的护士们从她们母亲的事故中已经认识了她们俩。护士到楼上叫了我。我对妻子说，我要去买瓶可乐，顺便走一走。她处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不能把孩子出事的消息马上就告诉她。但是，她知道出了什么事，问道：“她们今天晚上怎么不来看我？”我说：“她们有许多家庭作业要做。我叫她们待在家里。”　
　　两个女儿伤势并不严重，只是伤了几道口子，缝了几针。她们受到疗理就出了院。在我妻子出事的当天晚上，她的父母也乘飞机赶来，这样随时也可以照料他们的外孙女。　
　　我不禁思索起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干了什么坏事？从1976年夏天我就着手隐蔽工作，现在已经到了1978年的夏天。两年里，我在家待的时间还不到两个月。可是这两天里发生的事，把两年的一切都可以一笔勾销。　
　　我希望目前的境况允许我把我的家庭说得更完全一些：我的家庭是什么样的家庭，有哪些亲戚和朋友，我们住在什么地方。至少我可以说说各人的名字。　
　　其实，家中的人都改了姓。在称姓名的时候，大家都不用原来的姓“皮斯托尼”，而换了另一个姓。无论怎么说，我们出门时从来不用皮斯托尼这个姓。我每干一件事就换一个姓，不过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女儿们换了叶娄罗克、维特斯通等一类的姓，她们总要受到一番戏笑，她们不姓皮斯托尼心情还是很高兴的。我的感觉是：她们最终总要嫁出去，姓反正是要改变的①。　
　　　
　　①　美国女孩子嫁出去以后，就不再与父母同姓，而与丈夫同姓。　

　　但是，我用了各种各样的姓。这样做只是要给那些想跟踪我的人增加一点难度。可这么做，除了我以外，别的人都感到麻烦。我妻子有时在机票服务台时就弄糊涂了，因为她不记得我这天要用的姓。要么到洗衣店为我取衣时，往往找了好几件以后才找到我换了姓的衣服。　
　　我长期不在家，给家里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麻烦。“一个丈夫从来都不在家，这叫什么结婚啦？”我妻子常常在电话中抱怨。如果我们婚姻的基础不牢靠，恐怕维持不了这么多年。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她渐渐养成自己的生活习惯，甚至更多的独立于我——几乎是这个状况。她常常说，她就把自己看成是没有丈夫。她的秉性本不是那种瞻前顾后、自怜自叹的人。我们现在的这个家搬来才几个月，一切都很不容易。搬家前不久，我妻子刚刚从一次外科大手术中恢复过来。搬家以后的头几个星期，孩子们很难适应，连学校也不肯上。我给她们劝导、鼓励等，大多是通过电话进行的，而妻子是面临现实在处理这些问题。无论我在家或不在家，朋友们事事都考虑到她。她劝女儿们带小朋友到家里来玩，时时为一大群十来岁的孩子烧吃的东西。她和最大的女儿一道出门——那完全是女人进城玩玩而已。　
　　为了回避对我的担心，她采取的方法是把家里安排得跟平常一样。她常常对我说，最使她头疼的是，在我干隐蔽工作期间，她要料理一切开支。这种事她以前从来没有干过，是她最不肯干的事。　
　　她说，她整天让自己有事干，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没有工夫想到自己的孤单。只是在我打电话时，她变得怒气冲冲。说一堆灰心丧气的话，说话的方式有时也很怪。她一门心事都集中在料理家务上，往往在谈话中总要谈到。割草机开不动了；洗衣机坏了。因为我的谈话只有5分钟时间，我就说，我不想谈这些事。她就说：“对我来说，在目前这个家里，这才是真正的事。我实在不想让家里这些事再烦下去了。”有时候，我们相互在大声斥责。　
　　电话是我们的联系手段，是我们的生命线。每次打电话时，我总想轮流和每个人说几句。我妻子总要把孩子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讲给我听。这是大事。孩子常常出点问题——上学问题，纪律问题，个人问题等等——妻子都要在电话里说，我得设法解决。可是在电话里，我常常解决不了。常常出现哭声、大吵大叫声，什么都有，大家都弄得意乱心烦，我只好往话机箱里再投两枚硬币。我老在外面，孩子们不高兴，我又不能很好地为自己解释，只能说我有工作要做。孩子的母亲要设法让她们理解我为事业所作出的贡献。我怎么作出贡献，她们能懂得什么？她们还是孩子。她们要爸爸待在家里。　
　　有时候情绪非常不好，我妻子就要吵吵嚷嚷，说出这样的话：“要么你放弃工作，要么我就离婚。”她决不是这个意思，我心里清楚。可是孩子们不懂，她们有时候也在偷听。　
　　我最小的女儿有时装得我们像离了婚的样子。她有些朋友父母是离了婚的，她在思想上也把自己当成是分散家庭的孩子。在艰难的日子里，尤其是她们搬到了新的地方，她这么做倒反而使她过得自在一些。　
　　等到我真的回了家，她们厌恨我。妻子对我说：“听到你说要回家，我真的很激动，恨不得你一下子就到家。可是你到了家里，我就一肚子的火。你离开了家，在外一待就是很长时间，这已经够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