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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我在黑手党的秘密生涯-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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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来,足足要有5个月时间我不能回家。 
  我没有立即拒绝这份差使,我心里想,或许我能从他们那里逐渐了解一些更多的情况。 
  勒菲蒂和弗兰克谈了几分钟以后就走了过来。弗兰克说:“好啊,下个星期二你就和史蒂夫在一起干。整个工作营业情况,他要给你作个全面介绍。” 
  我们在凌晨2点离开了那里。 
  勒菲蒂把他和弗兰克交谈的情况作了一番解释:“弗兰克对我说,‘你知道,如果多尼接下这份工作,你就要对他负责。你清楚后果。’我说,我一定会负责。他说:‘我一旦真干起来,他要是胡来,你就倒霉了,倒不是他。他们要找你算帐,而不是找他。’我就说:‘你不要想得太多,我会负完全责任。’我还对他说,你是我的亲戚,多尼,任何人都不用为你担心。” 
  弗兰克要用我,仍然还要打电话给纽约,征求我的副官迈克·沙贝拉的允许,并且记录在案:如果我出了什么差错,比如我当了告密者,或者携款逃匿,这都由勒菲蒂负完全责任。 
  “我和他握了手,”勒菲蒂说,“不过,握手也不能定论。他仍然要和纽约约定记录在案。我说:‘那好,你去打电话吧,我要拿我的性命为他担保。’托尼,我为多尼所承担的责任……如果他胡来,我就死路一条。纽约市里,他们只是老板与老板通话。这里的这个老板,他打电话给纽约,他同老板谈。如果要派我,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干。他们只说要进来。我要是因为什么事给杀了,我还不知道脑袋是怎么掉的。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俩,要想再找到这样的机会,想也别想。你们有了靠山,这儿的人都怕他。他们那些人一个个都是大笨蛋。” 
  勒菲蒂睡觉以后,我立刻抓住坎特,对他说:“托尼,这事儿我根本不能干。”他很理解,说道:“多尼,你该干什么你就干,用不着顾虑什么。” 
  我给办此案的特工迈克·鲍特肯杰克打电话,把情况告诉了他。他和密尔沃克的特工办事处助理拉尔夫·希尔取得了联系。希尔想见面就这个问题进行商量。 
  这件事要立即处理,我第二天早上就要告诉勒菲蒂,然后巴里斯特艾里就给纽约打电话,否则我的信誉就会受到损害。我不能和迪沙弗见了面、了解内部详细情况以后又拒绝接受任务,那样我倒很像是个警察或者是个告密者。 
  天亮以前,我和坎特与鲍特肯杰克以及希尔见了面,地点是在城外另一家旅馆一间房间里。 
  我们随便聊了一会以后,希尔说:“这事儿我真希望你干。你不干,那损失你是知道的。” 
  “现在到了我开始考虑我家庭问题的时候了。” 
  希尔问:“你究竟为什么改变了主意?” 
  我干这样的工作既不容易,又无安全保障。我诙谐地说:“多要些钱。” 
  他以为他能让我晋升一级。他给华盛顿的总部打了电话,说明了目前的形势,问能不能提我一级,提升为督学员,这意味着我的薪水多了2,000美元。 
  总部没有答应。他们不同意提升我为督学员,因为我干的不是督学员的工作,因为督学员要么在华盛顿总部某个办公室工作,要么带领一个小分队在外执勤。希尔请求他们不要在个别技术性问题上墨守成规,但是他们坚持不放。 
  这使我脱了钩,我无论如何也不想接受那份工作。对于我有这样的机会,每天都可以和党徒混在一起,既然总部斤斤于规章制度,那我不干也不至于有内疚了。 
  现在我要提出一个让勒菲蒂能接受的理由。他也要向巴里斯特艾里提出别的理由。 
  巴里斯特艾里也不会感到太大的不快,因为他是头天晚上刚刚提出的要求,而且还没有和纽约方面联系,我也没有了解什么内情。勒菲蒂只要向他表明这是家族方面的原因就行了。家族问题一向是微妙的问题,谁也不能询问。 
  还有一桩也对我有利,在所有党徒的眼光里,对于这样一份差使,任何警察都不会拒绝,因此,我在这方面不会引起任何怀疑。我无论说些什么,勒菲蒂一定会气急败坏,但是我认为有个理由他不能不相信:我不能在密尔沃克困守整整20个星期,特别还包括那恶劣的冬天。他尽管会气得哇哇叫,但他会相信这个事实。他不会向沙贝拉说些什么,因为那将很难堪。我和他共事一年多,从来没有使他难堪过,我们在密尔沃克仍然还有多种前景,他会理解的。 
  勒菲蒂到咖啡馆吃早饭,还在唠唠叨叨地说我们要捞多少多少钱。 
  我对他说,我已经考虑过,我改变了主意,还说明了我不接受的理由。 
  他就像个喜剧演员,说:“你他妈的屁出息,一辈子就要待在加利弗尼亚!你一天到晚想的就是妈的女朋友!你担心,怕搜捕!你把什么都当成儿戏!我们吹掉的是20万啊!” 
  在咖啡馆里,他就当着那么多人大声叫嚷。等到气消了以后,他对坎特说:“托尼,你去和弗兰克联系一下,今天就去,对他说:赌博登记业务工作,多尼不能接受,因为迈克今天早上刚刚打电话来,他要多尼随时进出纽约,有别的任务。” 
  他不肯看我,接着说:“到加利弗尼亚去吧,别烦我了。我现在一肚子的火,不想跟你说话。跟那些娘的女人到海滨上去吧,等一两天以后我心里火气消了你再打电话给我。托尼,送我到飞机场。” 
  勒菲蒂要坎特为他租一辆车,以贝斯特自动售货机公司的名义租用,作为业务报销支出费用。这是一个老练的党徒典型的方式:尽可能挤进一个营业部门,捞一个星期的报酬,榨取任何能捞到的特殊好处。 
  坎特对此一直在拖延。我们在反复考虑。我们搞调查研究,勒菲蒂对我们很有用。和他培养感情,让他心情愉快,我们的工作要省许多事。他带我们见到了巴里斯特艾里,带我们入了伙。如果他没有到密尔沃克这边来,坎特说不定已成了刀下鬼。 
  我们琢磨着:管他呢,就给他租一辆车,让他用几个月。坎特租了一辆褐紫红色雷鸟牌汽车,并且驾车送他到了纽约,把车子交给了他。 
  迈克·沙贝拉想同我谈话,因为勒菲蒂已经向他说过,我没有接受赌博登记的营业工作。勒菲蒂说:“千万别说什么让他不高兴的话,他思想包袱已经很重了。他开的那爿旅馆花掉了他60万块钱。昨天,他揍了合作的那个家伙,差点送了他的命。在圣·亚努阿里乌斯节上,那块场地有新的伙计在管,可是他不准在那里搞轮盘赌场。这一来,迈克的收入就大大地吹掉了。” 
  轮盘赌是圣·亚努阿里乌斯节上的主要收入来源。 
  我们来到沙沙贝拉那里。迈克对我说:“我们在密尔沃克的一切情况只字别提,因为我们不想让纽约方面的人都知道这个事。‘气垫’和尼基也同意,我们只想把这事控制在老板与老板之间。弗兰克垄断了福特·劳得戴尔酒店,我们还想通过弗兰克打进那里面。我们不想让他妈的任何人介入我们的事。” 
  他想把这件事只控制在几个人范围之内,其中包括勒菲蒂、作为副官的他自己、卡明·甘兰特老板以及尼基·马伦格罗二老板。 
  没想到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巴里斯特艾里那一伙人开始回避坎特,不给他有日常的营业渠道。对于坎特的电话,他们置之不理,也不作任何解释。我和坎特去见弗兰克的儿子、那个律师约翰·巴里斯特艾里,以设法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 
  我们在约翰的办公室里见到了他。坎特作了说明,因为这牵涉到他的营业。他没有把问题直接提出来,只是说明了情况。他着重提到了:他们的人在圣·亚努阿里乌斯节日里受到了勒菲蒂的款待,受到了纽约那方面人的款待。约翰很有礼貌,说:他父亲最近因为一个大型审判团的原因脱不开身。不过,他相信:他父亲一旦有空就会过来,他们会来和我们联系。 
  约翰似乎很友好,可是他没有提到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那就是:他们为什么取消了和坎特的营业往来。他们并没有和我们取得联系。 
  勒菲蒂的反应是:“可能是弗兰克给那个大型审判团弄得不可开交,他那一伙人要抛弃他。然后,他们23个党徒到审判团那里去,采取宪法修正案第五条的立场;也可能是:弗兰克目前正在考虑这些问题,不想分神。可是你呢,你千不该、万不该放弃和他工作的赌博登记业务。无论怎么说,那毕竟有了个开端,他就可以派你到拉斯维加斯、佛罗里达、堪萨斯一带去收钱。你把事情弄得这么糟,偏偏不听我的话。我们本来可以顺顺当当地做买卖嘛。” 
  和巴里斯特艾里的关系没有进展。勒菲蒂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也置之不理。到后来,迈克也介入了这事,通过各种渠道询问原委。就是他打的电话,对方同样也不给回答。 
  两个星期以后,到了9月初,坎特收到了巴里斯特艾里当律师的儿子的信,信中提到了解除与坎特的伙伴关系。 
  勒菲蒂叫我回到纽约。我们在东七十一街道上的伦尼旅馆碰了头。 
  勒菲蒂说:“这事儿与我没什么关系。他们可能以为坎特是个不好的家伙,他们不敢把钱交给他,因为他是个骗子。他们那里连电话都不肯接,明白吗?我是通过你把他介绍过去的。这位先生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我无法同别人解释清楚。你要把事情对我说个明白。” 
  “勒菲蒂,我不知道你要我说些什么。我是10年前认识他的,那时他一切都很正常。” 
  “也许他是个玩女人的东西。注意,多尼,上一次他在纽约,开的是那辆车,我带他到了酒店,就见他给3个女人买了饮料。为这件事我还训了他一顿。现在我听说,他在那边同弗兰克的一个女朋友勾搭上了,就在他的一个店里。有没有这回事啊,多尼?” 
  “勒菲蒂,我哪儿知道?我又不是白天黑夜看着他。我从来也没见过他干些什么事。” 
  “对于有人侮辱一个老练党徒的妻子或女朋友,这事儿迈克是怎么看法你是知道的。这种事比当叛徒、当告密者还要严重。是我和迈克把他介绍给了弗兰克,现在我们也弄得很难堪。我在那边也搞得不好下台。是你把他带进来的,你得设法做些工作,多尼。” 
  “你要我怎么办?” 
  “你说过,你在巴尔的摩认识了他。你到巴尔的摩去摸摸他的底。找一找认识他的人。他可能是个暗探。我们对他根本不了解。如果你发现他并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能还能挽救那边的局面。” 
  因此,我去了巴尔的摩。我当然什么事也没干,只是在那儿混几天,然后又回到纽约。 
  我对勒菲蒂说,我在那边找到几个过去认识坎特的伙计。据他们所知,他们从来没有发现坎特有什么不是。他不是什么“线”上的人,即不是什么暗探或知情告密的人,没有什么和女人的不正当行为,也没有侮辱过什么人。 
  “那好,”勒菲蒂说。“现在把他叫到这儿来,同他谈谈。你到密尔沃克去,把他叫来。” 
  我去了密尔沃克。我和坎特仔细分析了整个形势,尽量像老练党徒那样去思考问题。 
  两个家族通过会谈在一起干一桩营业。现在,巴里斯特艾里没有任何解释就取消了协议,对于布拿诺家族的最高副官打去的电话一个多月都不回话,这是极大的失礼,表明有重要原因。巴里斯特艾里受到了什么威胁。坎特随时会遭到不测。 
  我们认为,不管是什么原因,伙伴关系已经结束,巴里斯特艾里不会走回头路。售货机业务无需再搞下去。 
  但是,我和坎特还不能马上就关门大吉。一个像坎特那样的市民与党徒在一起搞买卖不能一下子就脱手不干。一旦像勒菲蒂那样的党徒把你拉上了钩,他非得把你榨干不可。你经营业务,他是你的伙伴,分利对半。或者说,你不管卖什么货,他都要得一半的利。有人打电话告诉我,像是勒菲蒂的一个当事人对我说,你要是不同意那么做,你就要向那个家伙做些疏通工作,给他一大笔钱。你要想脱手一定得付出代价。 
  与此同时,勒菲蒂也在为一桩赃货加紧催钱。那里有一批贝塔马克斯牌录像机,他可以以15,000美元得手,10天之内倒卖可得18,000美元。但是他手头没有钱。迈克同意借给他5,000美元,借期10天,要价2,000美元。勒菲蒂要坎特投资其余的10,000美元。 
  我们需要时间,一方面设法安全撤退,另一方面让坎特避免掏10,000美元腰包。他就假装心脏病发作。 
  他进了圣路克医院检查,说胸疼。医院用各种仪器对他检查,给以药物治疗。医院里没有任何人收到什么情况说明,因为你如果没有必要,你也就不用向别人提供什么线索。谁是合法、谁不合法,你根本不知道。另外,我们知道勒菲蒂会打电话来检查的。 
  我打电话给勒菲蒂,对他说了心脏病发作的情况。他就向医院打电话说,他是坎特的表兄弟,想核实一下,坎特是不是生了病。 
  经过几天的检查,坎特出了院。坎特住院时,勒菲蒂像疯了一样;坎特出院以后,他也像疯了一样,催他拿10,000块钱。坎特说,他已经破了财,因为看病花掉了6,000块。 
  “他简直在满口放屁,”勒菲蒂对我抱怨说,“我们受攻击,在街上跌了一跤——什么看病费?在医院就待那么几天,用掉6,000块?他以为他是在同谁说话,别人是笨蛋?” 
  “勒菲蒂,他说他拿不出钱来。现在他有的钱只是他妻子的钱。” 
  “什么,突然又是他妻子的钱?他能编出一百二十回故事。他对我说:‘我们出了这个问题,你又不来帮个忙,帮我处理一下与那些伙计的关系。’我说:‘我并没有叫你跟各种各样人的老婆去睡觉。’迈克现在是丢了老本。他说,首先,那家伙瞎扯淡,说他心脏病复发;另外,他什么也没有给你。这家伙他是认输了,你不妨到那儿去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它卖掉。” 
  “我看,他仍然还想搞营业买卖。” 
  “搞买卖?把我排在外?我要打电话,他们会把他的一切都拿走。然后他就投奔警察,他也就到了末日。多尼,我们要在10天以内把贝塔马克斯录像机交易结束掉。我们3个人,冬天不能没有钱花。这家伙的病是在脑袋瓜子里,朋友。” 
  为了使坎特摆脱困境,结束售货机这一行动,我们起初的想法是:他就一走了之。我说,啊呀,我们还不能那么干,因为那样就真的让我陷入困境。我把他带了进来,已经惹了足够的麻烦。他要走,我们还得设法找个理由。他应当慢慢撤出,不至于给我的信誉造成损害,因为我作为多尼·布拉斯柯仍然要工作下去。因此,在和鲍特肯杰克商量以后,我们的想法是;坎特要干一桩大的抢劫,赃物所得的钱全归他自己,不分给我和勒菲蒂。我能维护他这么干的理由。 
  这将是一种双重舞台的消匿办法。我们编造一个谎言,说坎特12月份将有一桩重大的抢劫活动,和他一起干的是他在芝加哥的一些老朋友。抢劫的都是一些艺术品,因为那需要特殊的联络,特殊的脱手方式,很难查到他。东西抢到手以后,他要消匿一段时间,等候货物出手。然后他再露面,就说发了大财,很快又要分利,并且要与我和勒菲蒂分享。到那时候,他要退出舞台就很得体。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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