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黑手党的秘密生涯-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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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隐藏在迈阿密的那辆集装箱货运列车,贝克终于找到了买主。这帮家伙都是吸毒者。他们往返于佛罗里达和加利弗尼亚之间,把可卡因和大麻埋藏在带有冰柜的卡车上,放在蔬菜和水果箱子里。
我和马歇尔还呆在老地方,即莱克兰的荷里得旅馆。贝克说,他的顾客要来访问我们。
他们来了,并且要我们离开旅馆,挪动到另一处。我们照办了。我们等了两天,那些家伙终于到了我们的房间。两个家伙又野又脏,留着长发,都在二十五六岁的光景,腰带上鼓鼓的,都带了枪。
他们说,他们已经与贝克谈妥了交易,要把车拿走,价格是10,000美元。
“他妈的,”我火了,“是15,000美元。”
“我们已经和他谈妥了,”一个家伙说,“你们把车交出来就是了。”
“我们会交出来,和你交易,”我说,“不过,我可不是只为他一个人干,我们是一伙的。我们大家定下来要卖15,000美元,他不能自己就决定卖10,000美元。这就意味着在这笔交易中,我个人所得要损失1,000多美元。”
“伙计,这就是你该倒霉了,因为我们已经做成了买卖,我们只能给那么多钱。”
我和这两个家伙在激烈争吵,因为我知道原来的价格是15,000美元。作为一名盗贼,听了别人说要改变价格,你不能偏听偏信。另外,如果我没有和贝克核实就信了他们,这可能使贝克本人犯疑。如果我真是个艺高胆大的人,对于素不相识的人更改原来的价格,怎么就会接受呢?
如果价格有了变动,贝克应该事先告诉我。但是他可能故意不让我知道;也许他想了解一下我究竟作如何处理。
马歇尔已到另外一间房子去问他。贝克证实了价格。我们弄到的车子车身那么长,太招人耳目了,需要尽快脱手。
“好吧,”我对那两个家伙说,“不过,下次再要别的类似的东西,要15,000美元。”
“到了下一次我们还有点担心呢,”一人说。
“我们根本就没什么可担心的,”我说。
我们商定好第二天中午见面,地点在迈阿密,森沙英大道的入口处。
第二天一早,我和马歇尔来到迈阿密,进了交通部大院,取走了车子。
在大路口那里,我们见到了那伙人。我说:“先交钱,我就把车钥匙给你们。”
“那当然,”对方说。他把纸袋交给了我,纸袋有点潮湿,又脏,还有一股难闻的气味。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我问。
“钱嘛,”那家伙说,“我们手里的现金就这么处理,埋在地下。”
贝克弄到一份交易,要偷迈阿密那边的两辆卡迪拉克轿车。他保留了特别交易的权利,已经找到了适合要求的两辆车。我和马歇尔和他一道返回到那里,停车场离封闭时间还有大约一个小时,我们停在一个叫伯格·金的停车场,在那一带徘徊,等顾客,同时察看巡逻队隔多长时间巡逻一次。
到了封闭的时间,我们看到那场地有个卫兵在来回走动。我们未想到这里还有卫兵。现在我们还得想办法对付他。
贝克想绕到大场地的后面,搞点响声吸引卫兵到那里去,而我们俩就可以偷车从前门出去。我不大想那么干,因为那有可能与卫兵发生暴力。我就劝他别那么干,说那太危险。
一辆治安官的轿车开进了伯格·金停车场,和我们的车停得很靠近。两名警察到了喝咖啡的休息时间。
我们靠在我们的车子旁边。突然间,贝克挺亲热地把胳膊搂在我的肩膀上,对巡逻车点点头,说:“对警察用不着担心,我干过那种行当,干了很长时间。警察,甚至便衣警察,我能嗅得出来。不过,最容易识别的还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
“啊,是吗?”我说。“那是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调查局的特工。”
“从他们的穿着和言谈举止,我老远就能够把他们嗅出来。”
我心里在琢磨:他为什么突然谈到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是不是要试探我的反应?我劝他不要偷街对面的那两辆轿车,他是否因此而有所怀疑?往日他从来没有和我这么亲切过。我也把胳膊搂住他的肩膀,说道:“你现在鼻子有什么感觉?嗅到了什么吗?”
“没有,就是车上的两个警察。”
我能和他谈谈,叫他别采取行动,是因为有卫兵在场。他作出决定:我们往北边去搞车,他还得赶回到巴尔的摩,派我和马歇尔到奥兰多一带去侦察。
我们又找到了令人满意的两辆卡迪拉克轿车。马歇尔带来了两个小青年。他在场外瞭望,我和另外两个年轻人截断了链栏,潜入进去。
治安巡逻队的车子开了过来。那位警察显然注意到了在入口处的链子已经落下,因为他拐弯进了车场,还用聚光灯在那一带四处照射。
我和另外两个家伙潜伏在车下面。一旦警察发现了我们,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年轻人可能随身带着枪。那位警察或许也是个喜欢开枪的人。我眼前出现了这样的景象:我会作为一名盗车犯就被打死在这辆车子下面。
那位警察在四周转了大约5分钟就走了。我们偷到了车,赶忙离开了这个鬼地方。
贝克在巴尔的摩偷到一个推土机,要我们交给莱克兰的一个买主。我们就去把推土机放到平底尾车上往回拖。贝克说他正在签飞机合同。他已经搞了一架双引擎飞机飞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现在给另一个顾客搞了一架单引擎塞斯纳①。
① 塞斯纳(Cessna,Clyde Vernon,1879…1954):美国飞行员和飞机制造家。他设计的各式180型单翼机简单、灵活,被广泛用作丛林飞机、护林飞机及救生飞机。1953年女飞行员G·莫克驾驶塞斯纳180型飞机进行世界上第一次妇女环球单独飞行。
我们把推上机运回到莱克兰以后,我和马歇尔侦察了小飞机场,看到那架飞机停在简易机场上。时已夜晚,没有人在那儿值班。驾机的是另外一个伙计,这天晚上我们把他也带到了机场。马歇尔上了飞机,打电话要飞机起飞,驾驶员就起飞了。我们无意要飞机飞往他国,因此我们事先提醒我们的人,他们已经同联邦航空局作出安排,让飞机改变航向飞往迈阿密。因此,那伙计起飞以后,我就打了电话过去,他们就叫驾驶员在迈阿密降落。为了不暴露我们的行动,他们利用了这样的理由:怀疑这架飞机贩运毒品。
有几个车盗住在佛罗里达东北部城市代托纳比奇。我们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到了那里。他们和女朋友住的房子很小,很阴沉,还有两个身穿菱花格子衣服的小孩在跑着玩耍。房子里乱七八糟,除了咸牛肉和啤酒以外,什么吃的也没有。
我和马歇尔到外面买了一大堆食品,其中包括孩子食品。他们给孩子吃东西,我就忙着给大人煮实心面条,里面还有酱油、面团。香肠和辣椒。那个星期天下午,我们和盗贼以及他们的女朋友及孩子在一起大吃了一顿。
由于我们始终有任务,所以5个月内我只回家了两次。这不仅造成家里的分散,还因我的行动使家里的经济拮据。
那时候,所有隐蔽工作的特工开销是按日计算的。除此以外,你还得付旅馆费和膳食费。钱从来就不够用。和这帮盗贼常常在一起,我有支票,常常是用我自己的钱。我给家里经常打电话。由于安全方面的原因,住在旅馆里我不想留有任何电话号码,因此每次打电话都是对方付费,而我又不能向家里偿还。因此我终止了那种做法。日积月累起来,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开销。有时候,我只好叫妻子电汇钱来,因为我用完了现金。看到家里的钱这么花掉了,我妻子当然不高兴。在这次活动中,到结束时我总共花掉自己的钱有3,000美元。可是,我不能停下手里的工作就开支问题同办公室争辩。
办公室对任何开销的收据有严格的政策。那次顾客买怀特牌集装箱货运列车时,我有点慌乱起来,因为他们要我们调换旅馆。我一天就有了两张旅馆帐单。我提出要求报销,可是局里的会计检查官拒绝了我的要求,因为明文规定一天只能报一个旅馆房间。我划清了界限,断然拒绝掏自己的腰包。我解释说,干隐蔽工作的实际情况是怎么回事,花费并不总是与常规完全相一致。后来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我每周得到了一大笔钱,怎么用由我视情而定。
问题是,这种延伸打入对方的隐蔽行动,对任何人都是陌生的。
1976年2月,联邦调查局和佛罗里达公路巡逻队逮捕了贝克及其全体同伙——共有30人,并且从佛罗里达、马利兰、南卡罗来纳、宾夕法尼亚、密苏里、阿拉巴马、乔治亚和弗吉尼亚这些州找到了被偷的汽车价值达100万美元。他们说,这是他们查获的最大的、战果最辉煌的盗窃集团之一。
审判进行了两个多月。在查捕这伙盗贼中,马歇尔提供了合作,并作了证词,因此他受到了联邦政府的《证人保护法》的保护。他和他的一家重新安顿在一个保密的地方,并且得到了新的有关证件。
我得到了联邦调查局局长克拉伦斯·M·凯莱颁发的嘉奖令,对我的工作给予表扬,另外还获得250美元奖金。
更有意义的是一位辩护律师给凯莱局长的一封信。信中写道:“皮斯托尼先生……作为证人,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隐蔽活动中,他显然工作得卓有成效。尤其可贵的是他表现了坦率和真挚的品质及其奉献精神。”
作为败诉的一位辩护律师,竟然不吝时间写了这样一封信,真使我心花怒放。
我回到纽约,返回到车辆拦截小队。可是,这次隐蔽活动的成功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使我走向了黑手党。
第三章 运筹帷幄
联邦调查局终于在考虑长期潜入的行动计划——所谓长期,也就是说6个月。对于盗窃重型装备一案打入的成功,使人们相信:用一名特工潜入进去,比单纯从匪徒内部争取一名知情人,效果要好。
我在纽约的督学员盖伊·贝拉达,自从退休以来就想再搞一个长期隐蔽的行动计划。他负责我所在的车辆拦截小队的工作。
在1976年春季开始的时候,我们常常在一起开会,自由讨论,大家有了这样的看法:要渗透进高层次买卖贼赃的集团组织里——渗进盗窃财产的高层次集团之间。这些人都与黑手党有联系。我自然要与拦截小队联系。你得到了拦截报告,就要调查。是谁肇事,货物放在什么地方,由谁在看护。我们的目标是严格追踪高层次集团。他们常与黑手党打交道,参与分财,了解内幕,并进而分配财产。这一伙人当中,有的开了旅馆或酒吧或商店;有的实际上就是黑手党成员,他们本身就是自命不凡的党徒。
大家决定采取单人隐蔽的方式,并且选中了我来干,因为我刚刚成功地干了一回,因为我了解拦截方面的情况,还因为我熟悉街道社会。
还有,我是意大利人,这并非不重要。这使我会适应我们即将调查了解的那种类型的人。因为那些人即使本身不是意大利人,但他们打交道的却是意大利人。
大家的意见是:你去打击上层集团,给黑手党以重创。这是初期阶段我们目标的延伸,仅仅是要打进那些上层一伙人之间。决定虽然已经作出,你可不能马上就出门开始干隐蔽工作。还得花几个月时间的准备。我要作准备,政府部门也要作准备。
最后,我们不得不把这个意见向上汇报,向华盛顿汇报,向联邦调查局总部的头头们汇报。为此,我们要对经费、时间、目标以及成功的可能性等所有问题作出全面的估计。长期潜入的行动实施对于联邦调查局完全是陌生的课题,甚至连隐蔽特工及其督学员应遵循的正式准则都不能印发下来,这一局面一直延续到几年以后的1980年。这是一项开拓性的领域,计划工作务必要清楚落实。
这项计划的起步工作就令我感到激动。我是在有利条件下学习新的长远的技术,目标又是针对使我感兴趣的歹徒。我们利用新的合法工具同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开展斗争。1970年,国会通过了《敲诈腐败组织法案》,人们都称为“RICO”法案①。我们第一次能够追查从事“敲诈型”的“企业”。如果我们能把参与旨在犯罪的组织的人暴露出来,我们不一定要揭露该组织每一个成员所犯的具体罪行。
① RICO(即Racketeering…influenced…corrupt…organization):全称是:受到讹诈钱财的歹徒影响的腐败组织。
需要反对黑手党的法令,我们已经制订。
在这种情况下,开展新型的隐蔽活动,我和督学员就能制订计划,使这一活动沿着我们所希望的方向进行。我们可以自己干,不需要别人帮忙或介入。
贝拉达这时是思想最活跃的督学员之一。我们得选择一些像样的目标,要有个切实可行的计划说服总部,因为像大多数官员一样,我们内部的那些人大都不肯把脖子伸到一条新的、带有冒险的战线上。
我要在做大量的研究工作以后才能秘密打进去。就是研究工作也得秘密进行。整个计划只有四五个人知晓。在实施初期,只有我的督学员贝拉达、纽约办事处特工刑事处处长台德·佛雷、日后成为我的专案特工乔·肯纳利、我的联系特工史蒂夫·伯瑟,总共就是这几个人。我要仔细查阅往日那些已经封闭的档案、报告,同小队的伙伴交谈,同我信任的朋友交谈,搜集为我们打入目标的上层团伙的一切情报。这帮团伙里的人,大部分我们已经了解,但是要抓到他们确凿的证据并非轻而易举。现在,我们第一次企图把我们自己的人扎进去——派的就是我,我要在他们当中生活和工作。我搜集他们的姓名,查看嫌疑犯照片。我们要了解的情况有:和这帮上层团伙联系的匪徒是谁,他们劫持些什么人,他们出没于何处,他们在哪儿谋划,他们有些什么生活习惯,各人具有什么个性等等,凡能有助于我在他们当中行动的情况都想知道。
在深入讨论计划和建议的过程中,要牵涉到少数人,既有纽约方面的,也有总部方面的。艾迪·奥布里安是总部的督学员,在实施计划的开始阶段,他负责处理隐蔽工作。我们要明确一下上层团伙的一些目标,我还要熟悉纽约市的一些地区,比如曼哈顿区的小意大利①,以及布鲁克林的一些地区,还有我可能要出人的一些旅馆和俱乐部。我们留有充分的余地,以便在获得其他通路的时候能够采用。
① 小意大利(Little Italy):美国纽约等大城市中的意大利移民或意裔居民区。
我们和另一名特工,要在迈阿密制定一份和纽约相同的计划,两份计划工作互相联系。迈阿密有许多有钱的大户,有许多旅游度假的人。那里的骗子和盗贼大有人在,他们在盗窃珠宝、债券和股票方面是老手。那里也有许多与黑手党打交道的高层次买卖贼赃集团。我们也可以以这些集团作为目标。我和奉命执行此项任务的特工能够互相支持。
迈阿密办事处对这个主意表示赞赏。我和贝拉达前往那里帮助他们,制订一份和我们对纽约制订的相同计划。
接着,我和他讨论的是,谁作为迈阿密的隐蔽特工我感到合得来。你在任何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