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碰撞:2004-2006中国改革纪事-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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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郎咸平教授昨天在北京召开了一个研讨会，会前他公布了请而不到的经济学家名单，第一个就是你，你怎么看？
吴敬琏：我今天也看到了网上的这个消息。第一我没有收到这个邀请，第二我也不能说有请必到啊，如果有请必到我就不能做工作，不能看书不能做研究啦。郎咸平跟我还是很好的朋友，大概不会这样，也许是我们的传媒想把这个事情说得更吸引眼球一些吧。
记者：那么，请问你如何看待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如何看待学术研究与公司利益的冲突？
吴敬琏：郎咸平不是这个公司的雇员，他不会与公司的利益出现冲突啊。学者按照他独立的研究发表意见，他不会服从哪个公司的利益，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学者的话。但是公司他也有权起诉，如果他认为你是诽谤的话。
有学者评论认为，吴敬琏对郎咸平的回应是温和的，颇有长者之风。
在所有的中国经济学家当中，“吴敬琏”这三个字，可以说是和无数股民结缘最深的一个名字，因为无数股民本身就是网民，因此在网民中吴敬琏享有盛誉。吴敬琏曾经这样叙述中国股市那些硝烟弥漫的日子——
2000年10月，《财经》杂志发表《基金黑幕》一文后，公众表达了极大的关切和义愤，但揭开还是捂住黑幕的交锋还处于对峙之中，人们便期待着经济学家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我在10月29日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的采访，就围绕《基金黑幕》发生的争执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2月30日，作为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的嘉宾，在回答主持人和观众的提问时，我又重复了历年对于股市的一些看法。这个节目于2001年1月13日播出。与此同时，2001年1月12日，我赴上海参加一个会议，在旅馆里接受了追踪而至的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记者的采访，就记者提出的有关庄家操纵股市的问题做了回答。这一次访问的录像在1月14日播出。
也就在这个时候，证券监察机构早于2000年初开始的加强监管力度的举措逐步加紧。它先对基金派出了审查小组，又在2001年1月9日和10日宣布查处涉嫌操纵亿安科技和中科创业股价的案件。到了1月14日至15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开幕前，政府领导人关于必须对触犯刑律者绳之以法的讲话的消息也在首都传开。于是，“庄家”们望风而逃，而股价则从1月15日起大幅连跌4天。这时，“吴敬琏一言毁市”的流言也在股市上传开。一时间，引来了无数评论和诘难。
接着，颇有影响的《证券市场周刊》把我的观点概括为三条：1、中国的股市是个大赌场；2、全民炒股不是正常的现象；3、市盈率过高，并针对这三个问题刊出了《九问吴敬琏》的提纲。
2月11日，争论进一步升级，厉以宁、董辅礽、萧灼基、吴晓求、韩志国5位先生举行与记者的“恳谈会”。据会议的组织者说，“现在股市已经到了很危急的关头”，“如果这场论战的赢家最后是吴敬琏，那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场灾难”，所以他们必须约见记者，“全面反击吴敬琏关于资本市场的种种言论”。（摘自吴敬琏《十年纷纭话股市》）
随着其他学者和经济学家不断加入争论，由此掀起了一场中国股市何去何从的大争论。吴敬琏在这年“两会”期间举办了“私人新闻发布会”。他借用捷克诗人的名句：“人们啊，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警惕！”令所有不警惕的人都想不到的是，就在这场大争论后没多久，中国股市便进入了4年多漫长的熊市。一家南方报纸在评选2001年十大股市人物的时候，是这样评价吴敬琏的：“作为中国报业先驱邓季惺的儿子，吴坚守学术，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他发出的声音，往往被每一个投资者细心倾听。如果只评选一个人作为2001年中国股市的风云人物，当选的无疑应该是吴敬琏。”从此，这位被称为“吴市场”的经济学家被称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
但是，仅仅3年以后的2004年，吴敬琏就接连遭到了网上言论的攻击。一位记者如此写道：“7月份，谤言又来自另一方面，几位声称‘反对平民意识’、力辩中国股市绝非没有规矩的赌场的‘投资界人士’，借经济学家董辅礽教授谢世的机会，重弹2001年股市大辩论旧曲，声讨吴敬琏，声称今天的中国股市满眼飘绿、中小投资者血本无归的困境，全是由4年前吴敬琏对‘政府托市、国企圈钱’和‘股市比赌场还不如’提出批评造成的”。另一方面，“郎咸平旋风”掀起以后，据网络媒体的分析报道，“郎咸平旋风”引发了据说是“倒郎派”的“主流经济学家”和“挺郎派”的“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大激战。一些平面媒体则在睁大眼睛看‘吴市场’究竟会站在哪一方，属于哪一个派别。尽管吴敬琏表示，这种要求经济学家“站队”的“文革”式做法实在要不得，“绝不能再用了”。知识分子认为最可贵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尽管他对郎咸平的回应是温和的，但是以他中国经济学界泰斗的身份，以他对经济决策人物（包括时任证监会主席周小川等人）的不可忽视的影响，他回应郎咸平的讲话，仍然被视为由此引发了中国经济学界的国企产权改革大讨论。
社会学家眼中的郎顾之争（1）
孙立平
在不知不觉中，“郎顾之争”演变成了一场关于改革方向、路径的大论战，争论的话题也在向纵深发展。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始终没有成为学术界关注焦点的话题也被一再“旧事重提”。不论是学术界还是民间人士，甚至是网民，不由自主地卷入这场争论的人越来越多，包括社会学家。
2004年9月4日下午，新浪财经、《外滩画报》社、《新远见》杂志社联合在京举行了“改革路径的新选择与学者良知”研讨会。来自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孙立平首先发言。
孙立平也是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学者，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作为一个颇有声望的社会学家，孙立平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之后一直任教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0年转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开始从事社会现代化的研究工作，并成为国内社会学界这一研究领域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中，“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理论是一个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现已为研究现代化的学者普遍引用。上世纪90年代初，他的学术兴趣逐步转向对中国的社会结构的研究。提出了“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等重要概念和理论，以对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进行宏观上的描述和具体的研究。
孙立平最著名的两本著作是《断裂》、《失衡》，两本书描述了中国改革处在十字路口的处境，“断裂社会”的理论观点被海内外报刊广泛转载，“断裂”“失衡”这两个词语也经常被国内外媒体引用来描述中国当代社会的现状。孙立平对中国市场转型有着独特的见解，他所发出的声音，让许多经济学家也不能不侧耳静听。有学者认为，孙立平作为一个优秀的社会学家，代表了中国学界在出现了过渡经济学的同时，也出现“转型社会学”。转型社会学并不意味着对过渡经济学的简单否定，而是意味着在理解中国市场转型这样艰巨而复杂的实践问题上，社会学同经济学同样能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就在两个月前，孙立平在“广东学术论坛——中国趋势系列专家报告会”上做演讲时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个新的社会出现了并开始定型化，20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是非常不同的一个时代。20世纪80年代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匮乏、贫困造成的，当时只要经济增长了，社会的状况就会发生好转。但是，2000年就象征着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经济的增长已经不能带来社会状况的自然好转。到了2002年、2003年经济仍然在快速增长，这是没有错的，但是这时候，经济增长对大多数人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也就是说，社会当中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办法从经济增长中受益。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些新的逻辑在生成，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是和20世纪80年代非常不同的一个新的社会。这就是一个新的社会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特点是普遍的不平衡感，到了20世纪90年代资源要么有就都有，没有就几乎什么都没有，产生一部分群体严重的挫折感。这表明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现在阶层和阶层之间出现定型化趋势。
有听众问：有人说中国知识分子讲真话的越来越少，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怎么认识知识分子在当今社会中的定型趋势？
孙立平回答，20世纪90年代前，精英联盟几乎没有。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首先结盟，20世纪9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加入进去。但是，我觉得知识分子不是铁板一块，它的特征是分化。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利益化的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一部分还没有完全利益化。
在“改革路径的新选择与学者良知”研讨会上，孙立平把郎顾之争总结为两句话：话题相对简单，现实当中的背景过于复杂。他把郎咸平所提出的初始的问题概括为三个问题：一是公平命题，在国有企业改制中出现了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这是很不公平的；二是效率命题，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比，效率并不低；三是改革命题，就是说目前这种国有企业改制应当停止。孙立平说：“我觉得这个命题一直激起这样大的反响，可以说触到了社会的痛处，可以说这样的一场争论非常有价值。我不同意说这个问题炒得这么热，有没有必要，我觉得可以说是触到了中国痛处的问题。”
在他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当中出现了两个主题，一个就是建立自由市场的经济社会体制，第二个就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的准则。两个主题之间的张力不断地凸现出来。从20世纪90年代一直到现在，建立新的社会所必须具有的两个基本的目标之间的张力、矛盾越来越突出。所以这10年的时间中国发生的所有问题都和这两个问题的张力和矛盾有着密切关系。正是围绕着这样一种张力，在思想界形成了“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对立。
他把这种对立概括为三点。第一个对立，在社会结构上自由主义更多的是站在社会中的强势群体一边，新左派更多的是站在社会的弱势群体里；第二点对立，在改革的政策上自由主义更加强调的是效率优于公平，新左派强调的是公平优先效率；第三点对立，在改革与发展的基本取向上，自由主义是倾向于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以此来解决效率问题。部分的新左派具有原教旨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倾向，并想以此来解决社会问题。
社会学家眼中的郎顾之争（2）
两种对立的思想各自存在着内在的矛盾。自由主义对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缺乏敏感，主要表现在对日益扩大的两极分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公平问题的漠视，而一味倡导自由市场经济的单项途径。有的自由主义者可能是将社会公平的问题寄希望于消除权力和垄断的市场经济。但是这对于社会公平问题的条件，特别是对中国现在所面对的公平问题的判断可能是过于简单化的；新左派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面对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表现不敏感，主要体现在对公平问题的密切关注上，但是对于中国目前不公平问题的性质和产生原因的分析，则明显是偏颇的。其中一部分人对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发生质疑，并想利用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资源和思想资源，主张回到国家社会主义的体制当中去。这个体制包括国家的再分配、强有力的国家权威，甚至是杀富济贫的社会政策。
在这位著名的社会学家眼里，近十几年的时间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两极分化日益明显，背后就是不同的社会力量集团追逐自己利益能力的不同，强势群体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很强，弱势群体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很弱，这种能力的不同可以说是社会权利的释放。无论是城市拆迁、土地征用，还是农民问题、农民工问题，其背后实际上都体现了不同的群体表达和争取自己利益的能力的不同。这样就提出一个问题，在一个市场经济背景下，如何建立利益均衡机制的问题，两个问题合在一起，一个是建立社会经济体制问题，一个是社会公平的问题，如果合在一起就是如何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机制问题，他提出的概念是“以权利均衡为基础的宪政主义的合作体制”。如果联系到今天的问题来说，至少可以概括这么几点：
一是以相对公正的程序和规则实现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应该是坚定不移的。在这种情况下，在推进这种改革的同时，有一个重造改革标准的问题；二是承认利益社会分化和利益多元化的现实，承认利益表达的正当性，并且在制度上设立利益表达和不同群体利益的安排；三是利益的合作不仅仅是竞争，而且是合作，特别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在劳资上形成合作主义的安排，这可能是合作主义现实体制当中的重要内容。
他最后说：“如果把郎咸平和张维迎双方对立的观点简化一点的话，做一个调查，民企的老板绝大部分支持张维迎，私人下岗职工说找郎咸平，所以不在于是学识、利益的问题。这里有一个由于利益的问题，把本来能够形成共识的问题，变得对立，其实如果两派争论得非常激烈，面红耳赤，针锋相对，有些东西是可以形成共识的。”
与会的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是近年来一个非常活跃的人物，曾经发表过许多公开信，表达自己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他主张对国有企业进行产权改革的方向是绝对不能动摇的。中国的改革应该从过度地追求效率转向公平与效率的兼顾，但是他主张中国应该转向一个人道的市场经济，就像发达国家转向人道资本一样，而我们应该做得更好。
在这次会议上最引人注目的是来自清华大学的侯若石教授。他是一位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长期从事国际经济关系和外国经济制度研究，现供职于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就在郎咸平炮轰顾雏军之前不久，侯若石在2004年第6期《开放导报》上发表文章点名批评了吴敬琏、厉以宁、张维迎等3名对中国经济改革理论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的某些理论观点，认为他们的改革理论是“嫌贫爱富”，是从西方搬来的并且已经落伍的、正在走向没落的理论。侯文同时尖锐地指出，3名经济学家鼓吹的英美式“现代企业制度”绝对不适合我国国企改革的模式。一石激起千层浪。侯文的发表，立即在经济学界和有关方面引起广泛的注意和高度重视。这篇文章除在网上不断大量被人转贴外，《前线》、《社会科学报》等有较大影响的刊物和报纸也纷纷转载或邀其另行撰写了内容相近的文章发表。张维迎在中国企业家深圳高峰会上呼吁“善待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侯若石又在网上著文，认为张维迎主张国有企业民营化，违反宪法规定；而张维迎把社会捐赠当成企业社会责任，也有违经济学常识。所以他奉劝张维迎 “学习宪法，也学学经济学”。
侯若石在会议上直言：鼓吹贫富差距合理的经济学家有害无益。他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