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碰撞:2004-2006中国改革纪事-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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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办成立时中国还是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2003年撤销时，市场经济在中国已经势不可挡、深入人心。23年的体改办发展之路，或许可说是23年中国改革之路的一个缩影。杨启先亲眼目睹了23年中国改革的历程：1982年，适当扩大市场调节取向、缩小计划调节范围；1984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7年，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从50年代初起到90年代初的40年中，杨启先曾经参加过中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历次计划的编制工作，曾组织和参加过历次经济体制改革中长期规划与年度方案的制定，曾多次参加过全国性重要文件和报告的起草，对于新中国建立以来经济建设的历史和发展的曲折过程，有较系统的了解与体会，比较熟悉。他负责过一些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参加了历次经济体制改革中长期规划和年度方案的制定以及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过程、观念变化、方法成就、经验教训、存在问题，以及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点和难点等，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体制建设、宏观经济管理和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与实务方面，都有自己的认识。其有关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观点与基本思路，在经济学界有一定影响。
杨启先以过来人身份讲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国企改革历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方位审视国企改革历史的很好角度。杨启先说：
我们中国的企业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效益不高，这个大家都知道，历史很长了。国企的改革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一个难题，国家很重视，一开始就要搞国企改革，跟联产承包责任制几乎是同时提出来的。
计划经济那一段我也参加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前期，当时我们的理论上还没有完全确立下来，苏联这种体制，还没有完全把社会主义归结为公有制而走向计划经济，所以存在商品经济的各种问题。从1955年开始，我们开始搞社会主义，就是单一的所有制：农村搞集体化，当时叫合作社或者叫人民公社，城市搞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对工业就是私人工商业改成所谓的公私合营。刚公私合营完，到1957年出现问题了。发现国有企业最大的弊病是“活力不强、效益不高”。这个现象当初毛主席发现了，对这个问题有所批评，认为这是体制造成的，而且是照搬苏联体制，毛主席提出要改。但当时没有很好地总结经验，为什么呢？就是认为管得过多，主要是中央管得过多。当时绝大部分企业，稍微大一点都十分重要，这是中央管得过多的毛病。从1957年采取大规模下放，企业绝大多数下放给地方管，1957年造成一场混乱，没有办法，到1959年初期又把基本上下放的企业收回来了。
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又提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四人帮”针对这个问题，归纳了“条条专政”。1969年大批判的时候，天天批“条条专政”，从1970年又改过来了，又怎么改了呢？还是没有其他的办法，还是采取下放的办法，说是当初下放不彻底，现在彻底地下放，包括鞍钢等一些大企业都下放了。一方面没有解决问题，一方面到1973年又造成一场混乱。1973年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又把企业收上来了。当时不知道怎么改？开始摸索这么一种办法，但不敢提产权，这个词都提不出来，用这种办法改，结果不成功。总理在的时候围着桌子团团转，也没有解决办法。
这样一直拖到“文化大革命”以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地提出了改革的方向，但并没有提出改革开放怎么搞，就提了两句话“对内搞活经济，对外私营开放”。这个实践依靠大家去创造，农村创造联产承包制，城里怎么办呢？当时就改“搞活企业”，从四川开始。怎么搞呢？还是没有经验。
1979年中央专门组织100多人的一个调查小组，总结过去改革的经验，当时计委、经委必须都是老一点的同志参加。从调查的结果得出一个结论，现在看是一个很大的进展：国有企业的问题看来不在原来说的中央管得过多，还是地方管得过多；中央管或地方管都只是一种行政的管理，如果要解决企业的问题，搞活企业，必须适当地建立自主权。这时开始提到自主权了。
究竟怎么回到自主权呢？当时开了很多的座谈会，和企业商量。企业就说我要自主权，但是我现在要自主权的话，我现在最缺自主钱，希望你们给我们钱。大家又想搞活企业，又想要企业自主权，但是自主钱国家财政不可能。后来商量能不能实行利润分层制，预算的钱不能给，只能赚利润以后，分一定的利润给企业。但是，由于财政的任务很重，100％的交给国家的财政，分多了不行，所以分了1％…3％，上到10％很少。
开始的时候企业很高兴，分到钱以后，恢复了职工奖金制度，用这个钱发奖金，同时还可以搞一点厂长基金。但是钱非常少，分了两年，企业不过瘾，觉得太少了，别说搞技术改造，连个厕所都修不了，要求改革这个制度。没有办法还是按照利润分成，如果按照利润分成的话，又要调动国家的财政，所以改了“基数分成”，有的时候分了20％、40％，比例又大了一些。
开始企业很高兴。在1982年的时候又不行了，企业纷纷提出意见：“基数分成”交的多的是原来效益好的，增加利润潜力很小，原来基数低的都是节约不太好的，往往钱就很多。搞得原来效益好的，分的比原来的差的要少。又搞不下去了。
搞不下去了怎么办？我们又搞调查，调查世界国家究竟怎么做？调查的结果发现除了苏联这个国家以外，其他的国家一律都没有这种利润的关系，都是交税。这个是国家规定的所得的税务法，你利多多交，利少少交。1982年我们国家开始实行这个税务制度，当时我们叫“利改税”或者叫“以利代税”。当时财政任务很重，如果税务低了财政受不了，最后搞了一个“五四制度”，当时“五”留给国家，“四”留给企业，也有问题。后来我们叫“税利并存”的制度。
杨启先：回首国企改革路；MBO是逼出来的（2）
这种制度搞了4年，又搞不下去了。到1986年底的时候，企业完成不了这个税收任务，有的地方不接受，有的地方逼出一个办法，实行全面承包责任制。原来天津是一个承包责任制试点，而且认为这个东西非常好。结果承包搞了四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当时我就非常反对承包，为什么呢？城市和农村不一样，所有制不一样，农村包了没有人兜底，城市人包了有人兜底，最后包了4年，不仅没有把企业效益包上去，反而把企业包成没有利润。
没有利润的话怎么办？在1991年的时候，又包流转税，就是产品增值税等等包进去，这三批流转税在80％以上。利润税大概占10％到百分之十几，利润税就少一点了，国家根本没法儿活，最后中央赶快发文件禁止包流转税。
在1991年下半年中央专门开了一次经济会，总结国民经济的改革经验，这次改革又前进一步，就是把国有企业问题不是作为分利的问题，而是国有企业经济机制不合理的问题，明确规定在1991年到1992年制成一个统一的转换机制的文件，1992年开始实行，后来转变成一个“经济第四条”的文件。但是后来还是不成功，为什么不成功呢？中央转机制是把机制推向市场，而我们搞的那个机制分利不能成功，政府和企业还是父子关系，最后又不行，没有办法。
在1993年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又做出一个决定，国有企业的改革明确地提出来，看来国有企业的改革既不是让利问题，也不是放权问题，关键是国有企业的制度不行，所以提出对国有企业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建立现代国有企业制度。而制度上怎么创呢？创出来一个“产权明晰、权责清楚、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么一套制度，这才开始接触了产权这个问题，前面根本提都没有提产权。所以，产权问题提出来不是某一个人提出来，我们这套改革的实践必然要走到这儿。从后面可以看出，这个问题不解决，企业就没法搞活。
当时很多人思想不同，不仅是下面的同志不同，上面的同志也有不同，最后就发生了一场大争论。争论什么呢？就是十四届三中全会争论的三个问题：一个是国有企业的改革，究竟应不应该进行制度创新，好多人认为制度创新这一提法都是错误的，国有企业就是国有企业，还创新什么？第二，制度创新是不是应该从产权改革开始？也就是先把产权搞清楚，否则就不行，产权改革一开始就要搞私有化，有的领导不同意；第三个，现代企业制度究竟是一个什么企业形式？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到了公司制、股份制，后来中央选了100个企业做了试点，我是试点副主任，最后搞下去还是没有办法，连方案都没有制出来，因为思想没法统一，所以根本没用。
在产权改革不能搞的情况下，最后只能抓住“管理”，从80年代中期抓了好几年的管理，年年加强管理，年年加不强，有什么原因呢？首先你必须产权明晰，权责才能清楚，权责清楚政企才能分开，政企分开管理才能做好。如果政企分不开的话，企业怎么科学管理？企业科学管理是宏观决定的，所以如果前三句话不抓的话，只抓后面一句话就不可以。1994年的时候提出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方向，很明确地提了出来，这是个方向，并且进一步提出用现代企业制度就是公司制。
这个时候企业已经很困苦了，大多数的企业拖到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地步。又提出了“三年解困”，“三年解困”的时候国家花了2万多个亿，这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包括国家的注资、国际国内资本市场的融资、债转股、中央储备金、贴息贷款。2001年的春天，曾宣布说国有企业成功解困，利润等指标都上去了。但到2001年7月份的时候，就又发现不行了，因为那些数字都是假的。
所以，党的十六大的时候才提出来，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产权的问题，还提出“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有力、扭转顺畅”的产权制度，实际上才真正地在理论上解决产权的问题，而且明确提出建立国有企业、集体企业、非公有企业共同组建股份制企业，而且明确了公司制、股份制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产权改革的形成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于是，后来倍受非议的MBO走上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舞台。
周其仁：我不愿意在“大政府”下讨生活（1）
周其仁
2004年9月11日《经济观察报》刊登了长篇文章，题目十分吸引眼球——《我为什么要回应郎咸平》。在编者按里，编辑这样写道：“在过去的几周里，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对几家内地公司提出的质疑，在网民的愤怒和媒体的持续关注中，最终上升到对整个中国产权制度改革的争论。争论初起时，本报曾联系采访多年来研究产权与企业组织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但他以‘不喜欢热闹’予以谢绝。随着争论的持续，周其仁教授改变了想法。他说，原以为国企改革就是需要实践去解决的问题，现在看来不尽然。中国有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渐进改革的时间拖得很长，国企的实际形态已经发生大的变化。老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新的挑战又提上日程，还是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有所讨论。就这一点，周其仁说他感谢这次争论对他的激发。”
周其仁是一个经历富有传奇色彩的教授。有一次他在给北大的学生“人生·理想系列讲座”第二讲做演讲时，告诉学生，生命是由一个个点构成，在每一个点处你无法预先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只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事后看就会发现这些点变成了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其实也是在说他自己。他告诉学生，自己没有从狩猎生活看到未来会上大学，也没有在农村调研时知道自己会出国。当年“上山下乡运动”时，周其仁在东北山区狩猎7年，在人大上大学时跑到北大旁听课程时，他非常偶然地受到当时农业部高级官员杜润生的关注，从此开始了中国农村调研活动，参与中国高层政策讨论和制定。1989—1991年，他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后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96年春季回国后到北京大学担任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被公认为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重镇，也是中国制度经济学家的大本营。它创办于1994年8月，是集研究、教学和培训于一体的非赢利性实体机构，直属北京大学，是该校进行教学和科研体制改革的一种新探索，也是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服务的一种开创性尝试。
周其仁成名于1998年的电信大讨论。上世纪90年代初，电信管理的高度集中，电信运营的独家垄断，特别是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而来的对电信需求的急剧增加，以及国家对电信价格的放松、税收的优惠，从而使中国的电信业成为一个赢利前景甚佳的产业。肥厚的赢利，对那些潜在竞争者而言极具吸引力。结果，以获得国家特许权为途径来打破邮电部对电信业的垄断运营之序幕便拉开了。1992年原电子部、电力部和铁道部联合向国务院正式提出组建中国联通公司的请示报告。但是邮电部在多种场合陈述其反对组建联通公司。理由是通信具有自然垄断性，而且事关国计民生、国家主权与安全，统一掌握和建设可以避免重复建设，统一或垄断经营本身并不排斥垄断企业的内部竞争等等。但铁道部等三部的报告得到了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的批示：“看来是件好事，有助于加强通信事业，缓和电话不通的矛盾”。他还特别指出，“我国的通信事业要发展，必须在统一规划下充分发挥各方面积极性，不能一家垄断。”几个“回合”下来，经过深思熟虑、利弊权衡，国务院最终于1993年12月正式同意由原电子部、电力部和铁道部共同组建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
但是两家垄断局面仍然引起了人们的不满，电信价格政策问题在1998年3—6月期间掀起了一个全国性的讨论高潮。经济学家谈电信垄断，各种类型的电信不合理收费和服务案例等等，构成了声势浩大的话语运动，最终使得国家有关部门被迫有针对性地调整相应政策，如承诺拆机后部分返还电话初装费，举办邮政电信资费听证会，电信资费降价等等。这次争论之后，电信业内——包括信息产业部的领导，基本都认同了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为代表的充分竞争理论。从始至终周其仁都是打破垄断、开放市场的最坚定支持者，而最后方案的开放程度也超出了许多人的预计。但是与舆论看法不同，周其仁认为自己对这次改革的影响微乎其微。“后来好像说我有什么通天的功夫，其实我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只不过是我写的东西他们行业内的都在看而已。”周其仁认为自己很清醒，只是在情势已经成熟的时候喊了两声，“就好像天亮是你鸡叫叫出来的，可事实上没有这个事情。是天亮了，你正好叫。靠公鸡叫是叫不亮天的。”他认为，当时的分拆原本就是大势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