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碰撞:2004-2006中国改革纪事-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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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罗培新则将国资流失归咎于我国目前薄弱的司法体系。一些地方国企搞破产逃债，形成银行呆坏账，而有的当地法院推波助澜，助纣为虐。
法学家们为防范国资流失开出了自己的法律处方。顾功耘主张应当运用法律手段。要选择合适的国资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在进行相关立法的基础上，依靠监管机构的监管，保障改革的顺利展开。当务之急是从三个层面加紧立法：一是国有资产监管法，二是国有资本运营法，三是国有企业改革法。监管法解决体制、职责问题，运营法解决国有资产转为国有资本经营运作问题，改革法解决国企的内部体制和治理问题。他希望高层领导把注意力尽快转移到相关的法制建设中来，以法律引导、规范和促进改革；吴弘华则认为，国企与国资改革是没有回头路可走的，完善相应的法制才是唯一出路。由于立法相对滞后、执法监管不严，总有一些预想不到的侵害国资的行为发生，这需要法制及时应对。在这个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信息的公开。信息公开是现代市场的基本要求，也是医治市场痼疾的一剂良药。国企与国资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透明度不够。国资的转移或是暗箱操作，或是故布迷云。国资改革万众瞩目，不应该也不必要秘密进行；任荣明建议，先不必急于否定MBO的做法，因为MBO毕竟也是一种激励方式。任何偏离兼顾经营者、企业、国家三者利益的改革都无法取得成功，更不会为社会所认可。中国应当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对国企老总的能力与贡献形成科学的市场评价体系，将国企老总的收益与其贡献挂钩，而不是与所谓的资本运作挂钩；胡鸿高认为郎咸平的“炮轰”，迫使人们去考虑“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国企”，以及如何造就平等机会、防止两极分化进一步扩大等问题；韩长印提出，针对目前问题最多的MBO，应当强制性地引入信息披露规定，要求转让方将公告及其他相关信息，委托产权交易机构刊登于相关的报刊和网站上，并广泛征集受让方。“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很多问题，都会在阳光下的竞争中消失。
罗培新强调，不能对转轨时期的法律期望过高。法律的确定性或者说刚性，往往是和社会变革时期对规则的弹性需求相矛盾的。他引用北京大学吴志攀教授的话说，如果在社会转轨时期，一切规则都用法律的形式来固定，那必然会增大改革的成本。将国资流失一味归咎于国资部门失察，或者一味归咎于法律的粗疏，都有失公允。国资流失，在目前经济体制变革的背景下，很难完全避免。目前法律能够做的地方是，如何将地下交易推到阳光之下，在设计规则时要多注意避免产生道德风险。设计法律规则时，要对人性做最坏的设计，才能避免道德风险，并取得最好的效果。
程恩富等十位学者发表公开声明
程恩富
2004年9月14日，以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导程恩富为首的十位学者，在新浪网上发表了《关于郎咸平质疑流行产权理论和侵吞国有资产问题的学术声明》。声明全文4000字，态度鲜明地对郎咸平“观点的基本精神、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学术良知表示深刻理解和赞同，并予以支持”。人们在仔细阅读该文以后，对于领衔的程恩富产生了浓厚兴趣，纷纷打听其人。
距此3个多月前，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13次集体学习，听取两个教授就繁荣和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讲解。一个教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崇富，另外一位就是程恩富。时年54岁的程教授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他１９５０年7月出生于上海，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担任上海财经大学重点研究基地——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是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国家社科基金评委。他先后提出“重建中国经济学论”、“后马克思经济学综合方法论”、“社会主义三阶段论”等。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13次集体学习时，李崇富和程恩富就繁荣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问题，进行了讲解。两位教授认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还不能完全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需要，滞后于与时俱进的要求。研究成果往往不能解决现实问题，而党和政府的决策也有时得不到社会科学理论的支持。因此二人提出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5条建议，其中之一就是，“要高度重视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一些学术领域存在的淡化政治、淡化意识形态、淡化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值得高度重视”，“要高度重视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宏观管理。目前，这方面主要是缺少一个统筹宏观管理的机构，多头管理，力量分散，资源浪费”。
在《关于郎咸平质疑流行产权理论和侵吞国有资产问题的学术声明》上签字的，除了程恩富，还有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丁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左大培等学者。
在全文4000字的声明中，程恩富为首的10个大学教授对郎咸平“观点的基本精神、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学术良知表示深刻理解和赞同，并予以支持”。他们说：
最近，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讲座教授和长江商学院首席教授郎咸平博士，在各种场合公开追问某些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有关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并指出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突出问题，“不是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争利的问题，而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在联合起来侵吞国有资产。现在不存在竞争问题，现在是比谁快。谁快，谁侵吞国有资产就多。相当数量的公司不是正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呢！”“整个产权改革的误区是什么？就是认为民营化、自由经济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也就是说产权的问题是唯一的问题，不管碰到银行改革出现问题，产业出现问题、国企出现问题，唯一想到的办法就是上市。……产权不是没有问题，国企不是没有问题，而是大家把所有的矛盾都放到产权上，这是非常危险的。民营企业能解决问题吗？”我们对他上述观点的基本精神、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学术良知表示深刻理解和赞同，并予以支持（据搜狐网的民意调查，认为郎咸平是有良知的经济学家，说得对的人，约占90％）”。
声明说，要分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分清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引领下的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观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开放观及其“华盛顿共识”的界限。声明援引日本著名经济学家伊藤诚和大西广的话，“中国要真正完善社会主义类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关键在于克服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的影响”。声明认为，“从资本主义社会走出来的”郎咸平教授抨击西方产权理论和产权改革误区，反对把企业、金融和产业等方面存在的一切问题归咎于公有产权，以为转制为私有产权便可实现高效率这一流行做法，是及时和正确的，“我们不能鼓动主要通过国有企业内部的管理层收购来推行一种比俄罗斯更不公正的私有化”。
他们主张“必须坚持公有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必须依靠工人阶级来推进改革开放，而不能以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代价来进行所谓的改革开放”。他们认为，笼统主张“国退民进”、“国有企业退出一切竞争性领域”是违反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历次指示的错误思潮。“我国国有企业大量亏损、破产和效率低下的现象，主要发生在90年代中后期，而且是由一些非本质的原因造成的，其中也包括中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利用‘自私经济人理论’鼓动经营者和干部贪污腐败所致。我们绝不能以此为借口而提出‘国退民进’的方针”。他们痛斥当前正在推行的MBO“实际上是让国企老总无能或有意做亏后自卖自买，这无异于纵容监守自盗，必然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入私人腰包”。“中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顾大量的客观事实，一味替‘国退民进’的错误方针和由此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进行辩护，类似的言论，我们在俄罗斯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被公认为‘私有化部’）主任丘拜斯和盖达尔‘激进改向派’那里都曾听说过”。
他们建议有关部门要把推行国企改革与反腐败紧密结合起来，特别要以亏损、破产、出卖国企为反腐败的切入点，严查其中是否有贪污、腐败现象发生，主动出击，而不能“守株待兔”，坐等有人举报或案发后才被动地去查处。贪污、腐败一经发现，一定要坚决、彻底查清，依法严加惩处。对政府主管部门和地方各级领导，要雷厉风行地推行引咎辞职制。凡是该部门或地区出现严重经济问题，主要领导须引咎辞职。要像中央抓“非典”那样，狠抓国有经济的相关干部和经营者队伍，重奖重罚，经过改革洗礼和重振后的国有企业必有更高的效率。
第二天，该声明正式发表于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社会科学报》上，一时间洛阳纸贵。
经济争论不要泛政治化（1）
上海经济学人圆桌会议：经济争论不要泛政治化
就在程恩富领衔10位京沪学者在沪发表联合声明前后，有两场会议分别在南京和上海召开，两个会议发出的截然不同的声音，吸引了各方的关注。
2004年9月11日，南京地区海派学者举行了“国企产权改革研讨会”。研讨会由中国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所长、江苏省委党校教授李炳炎主持。中国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2003年11月在江苏省委党校成立。出席“国企产权改革研讨会”座谈会的专家学者来自南大、东大、南理工大、南航、南京财大、江苏省委党校、江苏省社科院等共有42人。会议发言十分热烈。
来自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的李炳炎是老经济学家卓炯的硕士研究生。卓炯一生述著颇丰，他在经济学方面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在全国经济学界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卓炯去世后李炳炎整理了他的著作。并且追随卓炯的理论体系，以“社本”为核心写出了一部《社本论》。这本书是以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从“社本”的理论出发，系统地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资本理论和资本运营问题的一部著作。
李炳炎称“当前的国企改制已严重背离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他称赞“郎咸平教授是好样的，是一位有骨气的有社会责任感和民族脊梁素质的经济学家”。他说，“我们江苏海派经济学者在南京召开座谈会，集体站出来支持他的观点”。
李炳炎说，“我相信公有制绝对比私有制有优势，相信人间正道公有制。有人却说‘人间正道私有制’‘公有制是万恶之源’。我听了，认为他们是在发疯，在胡言乱语。”他指责“民营化改革”、“国退民进”是全面私有化的口号，而所谓“民营化”，实质是私有化。只是为了掩人耳目而不直接讲“私有化”一词。他形象地说，所谓“国退民进”，这句口号中喊，使人感到有两军相交之势。联想到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即“国退”，共产党军队不断挺进。现在换成了国有企业不断退走，私有企业不断进攻。还不知进攻到何处，退却到何处。一听这句口号，立刻叫人对改革丧失信心。现在看来，这两句口号，是推行国企改革私有化的动员令。这不是中央提出来的，是非法的，应当明令禁止再使用。他呼吁对当前出现的国企改制推行全面私有化，削弱和消灭公有制现象应当立即停止，加以纠正。将改革纠正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有学者呼吁“必须制止大量出售国有企业”，还有学者指出民营化绝不是国企改革的方向。江苏省总工会干部学校的一位副教授激动地说：“我作为一名工运理论工作者，不仅为郎教授的义举感到钦佩，也为某些仍然为‘腐败大餐’作辩护的国内所谓的主流派学者感到汗颜。只想对他们问几句：“天理何在？公道何在？专家良心何在？！”江苏省委党校的另一位教授称，“一场正在上演的私人资本合法侵占国有资产的疯狂宴席应当叫停，省委、省人大应当采取果断措施把这一道最后的腐败晚餐坚决撤下来。因为这样的宴席，国家请不起，工人不满意，人民不答应”。
10位京沪学者在沪发表联合声明，声援郎咸平，其实其中只有3位上海学者。就在程恩富领衔在上海《社会科学报》上发表声明的当天，国内经济界颇有名气的、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参与的上海经济学人圆桌会议召开。“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是由上海一批知名经济学者共同发起的松散型学术沙龙，每月一次轮流在沪上各高校和科研院所举行，《解放日报》是发起单位之一。“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每次会议都围绕热点问题展开讨论，有的放矢。圆桌会议的很多成员都是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会议议题从实际出发，富有针对性，因而得到政策制定者的重视。9月15日“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很自然地围绕郎咸平展开。
与“联合声明”不同的是，与会知名经济学者对郎氏之言并不感兴趣，但对国企产权改革的既定方向持肯定态度。主持会议的上海大学教授陈宪一开场就直奔主题——如果不进行产权制度改革，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相适应？MBO方式究竟行不行得通？他反问：“国企产权改革，一个在经济界早已形成共识的问题，一个在改革开放实践中业已清晰并不断感到迫切的问题，有必要因为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国企情况的‘海外来客’的观点而重新讨论吗？”
复旦大学教授华民说，他本人是MBO的坚定反对者，但是备受争议的MBO，并非产权改革模式，因此郎咸平以否定MBO来否定国企产权改革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华民认为，转型经济条件下的国有企业改革，绝非简单的会计问题；所以，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必须进行，用任何理由来反驳国企改革的大方向，要么是无知，要么是根本不了解中国实情。从世界经验来看，国有企业改革有3种方式：前苏联、东欧的大私有化，大家从公权中分自己一份；英国式的公开市场出售；美国常用的MBO。前苏联模式证明不可取，因为当前的公平隐含着远期的不公平，且带来的冲击实在太大；英国模式虽好，但中国不具备市场操作基础。“我们正确地舍弃了前苏联模式，又不具备公开出售的市场条件，结果选用了实为争夺控股权而非产权改革模式的MBO。”在华民看来，MBO就是美国留学回来的一批海归派力主的，它无法明晰产权，信息不对称、内部人控制又必然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经济争论不要泛政治化（2）
复旦大学教授张军是MBO的支持者。他认为，跳出“公平”看MBO，“MBO还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他说的“公平”更准确地说是“平均主义”。现在批评MBO的声音，前提是每个人生产率一样。但事实上，每个人的生产率是不一样的，“管理层因为MBO得到多一点，可以理解，因为他们的生产率更高”。张军表示：“如果说这里有国有资产流失，我也认为以比较优惠的价格把部分产权给有较高生产率的企业家是必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