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碰撞:2004-2006中国改革纪事-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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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体制改革应补偿受损失的社会群体，由各个社会阶层公平负担改革成本，享受改革成果。借用外资力量提高中国企业运营效率，推动体制改革，是可取的，但最根本的改革合法性，却只能来自于中国大多数人民。绝对不可以抛弃国家的信誉，不承担历史责任，在丧失人民支持的时候，转向‘国际社会’去寻求改革的合法性，绝对不可以美国标准强加于中国，即使某项‘与国际接轨’是完全必要的，也要考虑保护中国人民和企业的现实利益，防止国际资本和国内买办势力勾结，趁机攫取巨大利益，甚至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影响政治决策。我们反对新自由主义对中国人鼓吹强者哲学，与强势集团勾结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为弱势群体讲话，这个弱势群体包括全体中国人，包括面对国际资本的民族资本，包括面对国际霸权的国防事业。我们承认弱肉强食规律的存在，但反对以强凌弱，认为弱者有权利、有必要打破强者垄断，通过自身努力强大起来。我们提醒全社会特别是国家领导人，对于新自由主义以‘经济规律，自由化，全球化’为标榜推行全球战略应提高警惕。中国应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起步，带动民生主义与民主主义，提前化解危机因素，以迎来新的发展时期。”
有人把杨帆称做是“新左派”的头儿。但是杨帆不承认，“我不仅不是头儿，而且不是左派。‘新左派’是新自由主义制造出来的政治帽子，我才不戴呢。我叫‘非主流’，1994年就提出超越左右翼。”但是杨帆不否认自己是“非主流”的领袖。
《非主流挑战“新自由主义”》一文在网络上引起非常大的反响，虽然杨帆在接受《商界名家》记者采访时愤怒之情溢于言表：“他们为什么不肯给我一个经济学家的资格？！我的资格很老了，大家都知道我。而且其实我很廉价啊，一万六千就能买我的嘴啊。”非赢利学术机构天则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对此事评论说：“我认为，没有人封杀杨帆。他是自由的，论坛也是自由的。市场就是自由的。比如我的论坛，他可以来参加啊。”
虽然网易商业频道在推出杨帆的文章时，冠以大标题“中国经济学家打起来了——杨帆炮轰张维迎、樊纲”，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打”起来，张维迎、樊纲并没有反击，于是媒体期望中的一场“战争”没有爆发，传媒的报道很快就凉了下去。杨帆抱怨“郎咸平也没有声援我们”，那么他会“声援”郎咸平吗？
张维迎：善待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1）
张维迎
杨帆在抱怨的时候，北京大学的张维迎教授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对郎咸平做出了正式的回应——后来张维迎被视为与郎咸平对阵的领军人物，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张维迎是与郎咸平、杨帆属于同一时代的知识分子，他小郎咸平2岁，小杨帆8岁。与郎咸平出身军官家庭、杨帆出身学者家庭不同，张维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乡下来的孩子”。他1959年生于陕西省吴堡县。吴堡县位于陕北黄土高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吴堡是陕甘宁边区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东大门。作为革命老区，吴堡至今仍然是国定贫困县。在今天吴堡县的政府网站上列举的名人中，最有名的除了以《创业史》著称的柳青外，就是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的张维迎。
按张维迎自己的说法，他的家境在农村还算中等——标志是过年的时候还可以吃上一顿肉炒粉或饺子。与郎咸平不同的是，张维迎的学习天分很高。从小学到高中，他的数学考试大多是满分。高中毕业时，他回到了乡村当上了团支部书记并兼任生产队的会计。两年后的一个早晨，当他正要出门上山秋收时，无意中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来的一个重要消息：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高考制度，任何人都有权利参加高考。一位好心的老师专门来鼓动他报名参加，可当时受“开门办学”的冲击他没有学过多少理化知识，这位当年陕师大毕业的老师一摆手说“你可以考文科么！”张维迎托县里的同学邮来油印的复习提纲，每天利用田间休息的工夫复习。那年他是扛着一大摞烧饼走进考场的，考一门吃一个，考完了，烧饼也吃完了，最后这位“烧饼考生”被省里最好的综合大学西北大学录取了，录取在新办的政治经济学专业。那一年他18岁。18岁的他第一次离开家乡，第一次见到火车。
大学毕业后，因为害怕按当时的政策被分回老家，他报考了本系的研究生，导师就是著名经济学家何炼成教授。这是张维迎人生道路的重要转折点。当时在中国经济学界，有一个著名的“西部经济学派”，张曙光、魏杰、张维迎、刘世锦、邹东涛、张军扩、张杰、胡怀邦等各个时期的经济学研究领军人物都出自这一学派。何炼成教授就是该学派的旗帜。
1982年，张维迎以研究生的身份参加在西安举行的首届全国数量经济年会，结识了茅于轼、杨小凯等人，学术视野大大提升，使他的思想开始沿着经济学的逻辑独立成长。1983年，在读研究生的张维迎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媒体文章《为“钱”正名》。其中提到，“钱是社会的‘奖章’，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有贡献。”文章见报后，西北大学研究生处处长把他叫去，语重心长地说：“维迎啊，党把我们培养大，你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呢？”当时正逢“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这篇文章成为批判对象。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正值中国的农村改革结出前所未有的硕果、改革开始向城市推进的时期，改革的基本做法是在国有企业中放权让利，试点实行利润留成的承包制——这实际上是农村改革的翻版。但人们很快发现，企业有了自主权和利润的激励之后，市场需求与国家计划之间的矛盾立即显现出来，在经济领域表现为供求失调、价格剧变等乱象。一时间，“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的企业行为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价格不合理”也成为经济学家和政府部门关注的焦点。1997年的《中国社会科学战线》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功到自然成——记青年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这样描述张维迎——
1984年初，他写成了“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在国内第一次提出并系统论证了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当时他只是一名年仅25岁的研究生。这篇文章由茅于轼先生推荐发表在当时的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专家建议》上，得到当时正在组建体改所的高尚全先生的欣赏，成为他进入体改所的“敲门砖”。1984年9月在浙江莫干山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理论研讨会上，该论文再度作为最有价值的理论方案引起轰动，成为研讨会向中央领导报告价格改革思路的基础，对随后的价格改革起到了相当有分量的作用，学术界无法不注意有个叫张维迎的年轻人了！
张维迎在文章中提出：价格不合理的根源是价格形成体制不合理；价格不合理又会引起社会经济的全面扭曲；因此经济改革的关键是转变不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转变的办法是实行双轨价格，即保持原有的产品计划和价格不动，在国家计划之外实行自由交易，通过扩大市场交易范围，逐步放开计划产品价格来建立完整的市场价格体系——这就是所谓的价格“双轨制”。后来在许多介绍张维迎的文章把他誉为“双轨制”的发明人，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声誉——但是也有人怀疑张维迎并不是提出“双轨制”的第一人。1984年张维迎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1987年他被体改委派往牛津大学进修。1988年底，进修期满，张维迎想重返牛津攻读博士学位。但随之而来的“八九”政治风波使他的出国计划出现了波折。1990年夏，张维迎把工作关系转出体改委，做访问学者时的优异表现帮了他的大忙，他获得了世界银行的一笔奖学金。但是好事多磨，他几经周折才于1990年9月再度出国，登上飞往英国的班机，成为牛津大学博士研究生。他师从著名经济学家，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Mirrlees和产业组织经济学家Donald Hay，主攻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他的硕士论文获得1992年牛津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最佳论文奖（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the best thesis）。1994年，张维迎的博士论文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
张维迎：善待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2）
1994年8月，张维迎从牛津大学毕业回国。他希望能在国内某个著名的大学内设立一个相对独立的，主要以归国博士为主的教学研究机构，为此他还专门给清华大学的校长写过一封信。不久他又先后遇到留美学者易纲和早先留学回国的林毅夫，发现彼此都有类似的想法，于是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共同在北京大学组建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994—1999年间，张维迎发表了大量关于企业改革的论文。他的核心观点是：国有企业在选择经营者和对经营者的长期激励机制上存在致命的缺陷。国有企业的领导由政府官员任命，政府官员有权选择经营者却不需为此承担责任，所以他们没有动力去发现和任命有经营才能的人担任企业领导。即使偶尔碰上有经营才能的人，也不能依靠业绩就能保证自己在企业领导的位置上长期干下去。所以，国有企业的唯一出路是把选择经营者的权力从政府官员手中转移到真正的资产所有者手中，即实施民营化改革。
1999年2月，张维迎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他被任命为光华管理学院的第一副院长——院长就是厉以宁。他认为国有企业的问题该说的和能说的都已经完全说清楚了，“国有企业民营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从此以后，其研究重心转移到市场秩序的建立和企业的竞争力问题。按照价格“双轨制”的思路，只要民营企业不断成长，建立在国有企业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就会自然消亡。所以张维迎不遗余力地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反对政府审批和管制。他还指出，在建立市场秩序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切实保护个人产权，人们就不会关注长远利益，而是追求短期利益，从而导致市场混乱和坑蒙拐骗盛行。但他强调，讨论竞争力问题只对民营企业有意义，“国有企业没有竞争力的问题，而是如何退出的问题。”换句话说，“只要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国有企业就一定会被淘汰。”
张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着广泛影响，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
回顾20多年的学术生涯，张维迎曾经感慨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成了主流”，他自辩“像我这样的人，多年来一直处于边缘状态，说话写文章都要非常小心”。张维迎坚持认为，“你不能用在马背上画白道的方法制造出斑马”，即以国有制为核心的股份公司形式并不能解决国有企业的经营者选择和激励问题。1997年，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政府提出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对此，张维迎评价，“出路是有的，那就是民营化”。“如果取消审批制，中国的GDP至少可以提高30％，腐败现象至少减少50％”；“如果政府体制不改革，政府的权力很大，腐败就不可避免”；“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政府随意侵害产权、随意干涉企业经营活动的行为就没有办法阻止。如果政府利用司法制度本身来限制人们创业和创造价值的自由，那就更可怕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前沿领域，彻底改写了主流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张维迎于1996年出版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一书，填补了国内的一项空白，被国内多所大学选作研究生教材。一时，张维迎成了博弈学的代名词。伴随着一批批人才的成长，张维迎也凭着自己的实力和研究成果，完成了从一个学者到经济学家的跨越。2000年，张维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2002年，他关于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中国企业如何做大、如何重建社会信任和企业信誉的阐述，引起人们对这三大问题的空前关注和讨论，他早顾雏军一年当选为“CCTV2002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2003年，入选“新世纪中国改革之星”。
但是张维迎在社会上真正得享大名，不是因为他在学术上的造诣——那只是学术圈的认同，而是因为他以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的身份参与的“北大教改”。2003年6月，一场被北大师生称为“大地震”的人事改革在这所中国古老的著名学府严肃而忐忑地拉开帷幕，而后并被北大人自称为“癸未变法”。其间，作为北大教改工作小组组长、改革方案的主要起草者之一，张维迎所倡导的“不升即退”与“终身教席”等若干提案惹来诸多非议，成为各路或讨伐或景仰的对象。不但是在校园里暗潮汹涌论战激烈，且在社会上迅速引起了超乎想象的关注，各方人士在媒体和网络上的争辩炙手可热，这种讨论已经超越北大改革本身，成为全社会的话题。虽然北大教改最终无疾而终，但是张维迎成为焦点人物，誉之者赞之为英雄，毁之者谓之为罪魁。
其实，2003年的“癸未变法”使张维迎陷入是非争论的旋涡仅仅是一个开始，因为随着2004年郎咸平引发了中国经济学界的一场大争论，张维迎站在了炮轰的正中央，陷入甲申年的多事之秋。
2004年8月28日，就在郎咸平抵达北京，应邀参加国有“资产流失与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的当天，《经济观察报》以“张维迎回应郎咸平：善待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为大标题，全文刊登了张维迎教授接受《经济观察报》与《证券市场周刊》记者联合采访的内容。全文有2万多字，如此长的采访文章，在媒体上是非常罕见的。而从标题上就可以看出，张维迎极不认同郎咸平的观点，他几乎是逐条驳斥了郎咸平的观点，甚至对他的动机也表示怀疑。
张维迎说，学者需要独立于大众的情绪，“学者不仅应该有良好的学风，也要有很好的人品。你们应该知道，在这个网络时代，学者能独立于大众舆论才是最不容易的事。对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讲，最难做到的不是你骂政府、骂企业家，而是你敢不敢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坚持自己的观点。现在只要是骂政府、骂富人、骂企业家，就被认为是有社会良知的表现，只要不骂的或者帮企业家说话的，就被认为是拿了企业好处的，这种思维方式是不对的，对社会有害无益。我们不应该像马克思批评过的，用妓女的心态看待所有的性关系。”“我们在研究企业，指出企业问题的时候，应该本着建设性的态度，而不是把它搞垮”。他还强调，逻辑比数据更重要，“你拿一些个案的特殊性推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是有问题的，逻辑不正确的话，你即使放进去真实的数据，你的结论还是错误的。我知道，有些学者的论文，别人用他的数据再做一遍，结论完全不同”。
张维迎：善待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3）
《经济观察报》摆上报摊的同时，张维迎出现在深圳“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届深圳高峰会”上。“中国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