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64-被忽略的大师--李宗吾传-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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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李宗吾解释父亲的结果。
李宗吾写《迂老自叙》时，已经是民国三十年（1941年），那时他早已经不宗别人宗自己了，所以到了那时，就连在思想上给了他影响的父亲，他也开始怀疑了：
我父上街，常同会溪桥罗大老师维桢，罗家坝谢老师文甫在汇柴口吃茶，他二人俱在教私塾，上面尧舜禹汤的问题，和孺子入井的问题，未知是我父发明的，抑或是同罗、谢研究出来的。＇4＇
笔者在第一章中怀疑“书即世事，世事即书”这个道理到底是李高仁看书得来，还是李宗吾在叙述自己身世时总结出来，其原因就在于此。不过诡吊的是，李宗吾这种怀疑的思想，也是源于他的父亲李高仁，除了上面的尧舜禹汤之辩，还有另外事情可以佐证：
永枋公生五子，长子青山，父子俱死，惟其妻尚在，住糖房湾老屋，次子乐山，即我祖……第五子韫山。某年青山之妻死，其孙世兴等，邀族人至家，人到齐，世兴等三兄弟，披麻戴孝，点烛祀神毕，把棺材打开，大呼：“阿婆呀！你要大显威灵呀！”把堂叔学山抓着，横拖倒拽，朝街上走，我父不知是何事，跟着追去，彼时年已50余矣，又值冬天，穿着皮袍子，鸡婆鞋，跑又跑不得，急喊：“过路的，与我挡住！”问之才（知）是学山欠钱不付，无钱办丧，拖往张家沱滚水，否则赴自井分县喊冤。我父问明所欠若干，即说：“此款由我垫出，丧事办毕再说。”世兴等此举，全是韫山公主张，我父不知。一日同韫山公在汇柴口吃茶，谈及此事，我父说：“世兴等对于叔祖，敢于这样侮辱，真是逆伦。”韫山公厉声曰：“怎么是逆伦？学山欠嫂子之钱不付，世兴等开棺大呼‘阿婆’，是替死者索帐，这是嫂子向他要钱，不是侄孙向他要钱，汤放桀，武王伐纣，孟子都不认为臣弑君，世兴怎么是逆伦？”我父说道：“么叔，这章书，不是这样讲的，孟子虽然这样说，但仍朱子注这章书曾说：‘必要有桀纣之暴，又要有汤武之仁，才不算臣弑君。’所谓‘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学山无桀纣之暴，世兴等无汤武之仁，怎么不是逆伦？”韫山公是饱学先生，被我父问得哑口无言，站起来，给我父两耳光，说道：“胡说！”我父常对我说：“偏偏这章书，我是下细看过，道理我也下细想过，所以么公被我问穷了。”＇5＇
李高仁大概没有想到，他这种敢于质疑一切人的秉性在他的儿子李宗吾身上得到了一脉相传。李高仁毕竟是乡野中人，所能辩驳质疑的不过是韫山公这样在乡里之间的饱学先生。李宗吾走得则要更远，到了后来，他不但敢于质疑自己的父亲，而且推而广之，怀疑起古往今来的圣人了。他的《厚黑学》和《我对于圣人之怀疑》则是这样怀疑的结果。但是如果据此说李宗吾的思想完全来自于其父，则未免夸大了李高仁的作用，李宗吾后来的一切思想，跟他在炳文书院以及四川高等学堂遇到一批早年即投身革命的同学关联莫大，同时也跟当时思想史的变迁存在一种隐秘而又曲折的联系。然而，李高仁言传身教的潜移默化作用，也不可小视。同时，李宗吾成长于乡野之间，根植于乡野之间的民间文化心理也对李宗吾起了不小的影响。（注释1）
注释1在《迂老自述》中，李宗吾曾经提到邻居家的一幅对联对他产生过影响，那幅对联云：观书当自出见解，处世要善体人情。
＇1＇＇2＇＇3＇＇4＇＇5＇ 李宗吾：《迂老自述》，载《李宗吾杂文经典全集》，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
第一部 成长李宗吾的早期交往
在私塾时代，农家子弟若要出人头地，大概只有读书走科举之路，但是时代并没有给李宗吾这样的机会。如果历史可以假设，我们可以假想：李宗吾循规蹈矩地沿着科举之路走下去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结果恐怕并不好说，从李宗吾自身的因素来看，他的身上蕴含了太多离经叛道的因子。在北京城上演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之时，李宗吾还在偏远之地的自流井三台书院无从知晓，不过在第二年他进入炳文书院之后，维新思想已经风行天下，欧风西雨已经开始在神州大地上发生影响了。炳文书院虽然依然是传统的书院，但是书院的门墙却挡不住思想的传播。在这段时期李宗吾究竟受了多少大时代思潮的洗礼，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在他后来刊行的《心理与力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所受到的明显影响：心理、力学这样的新名词姑且不说，单说文中引用达尔文、克鲁泡特金之辈的思想，则绝对是欧风西雨进入中土之后的结果。
不过在炳文书院以及稍后的四川高等学堂，给了李宗吾最直接的影响的，还是那些与他朝夕相处的士子和同学。当时大清王朝已是末世，李宗吾的同学当中当时已经有不少人在思想中潜伏了革命的种子，从为数不多的文献当中，我们现今可以知道的有雷铁厓、雷民心兄弟，廖绪初、张易吾、谢伟虎、李小亭、张列五、王简恒、谢绶青、杨泽溥等人。李宗吾发表厚黑学后，世人不识李宗吾真实面目，误以为其人也如其文一般又“黑”又“厚”。但是从李宗吾这些相互期许的朋友身上，我们可以推测李宗吾的为人。
在李宗吾生前，曾经撰文写过廖绪初、王简恒、谢绶青、杨泽溥等人，在此不说（见附录）。对于其他人，我们可以在张默生撰写的《厚黑教主李宗吾传》中，找到一些痕迹，摘抄如下：
铁厓后留学日本，同屏山邓亚琛等，在东京办鹃声报，时在民报上发表文字，又同张荔丹入南社做诗人，更在南洋光华等报社任主笔，极力鼓吹革命，颇得华侨信仰。后来因不满意于革命同志所为，就跑到西湖白云庵去做和尚，曾屡为宗吾来信，附有许多诗篇，满腔悲愤，痛不可遏；他要求宗吾和他的诗，宗吾是不喜欢作诗的，但也勉强和了他数首，其中有用杜工部昭君咏原韵的一首，云：
“空街斜月锁柴门，老屋荒烟绕半村。
四野鸡声孤剑啸，中宵蝶梦一灯昏。
秦庭笑洒荆轲血，蜀国哀啼望帝魂。
青史有名甘白刃，流芳遗臭且无论。”
旋得他复信，对于末二句，大发议论，历叙在西湖的状况，又言患病，极尽潦倒抑郁之苦，信中有云：“……循钱塘江……至岳王坟……见古柏南枝，则又长吁而返。……病中穷鬼，视钱如命，何来宵小，窃我青蚨！……古佛无言，寂坐上方，吹灯就枕，梦我黄梁。”此时他已经入疯狂状态了。一次川籍留日学生归国，同乡饯别，正在欢呼痛饮时，他忽然放声大哭，向众人叩头道：“请诸君不要这样高兴，现在国势……希望……”又泣不成语，闹得众人不欢而散。辛亥革命成功，南京开会追悼黄花岗烈士，他又作诗，中有句云：“高牙大纛将军幕，荒草斜阳烈士坟！”终以疯狂而死。死前，曾至自井故乡，手中抱一酒瓶，且走且饮，见旧日熟人即问：“你做不做官？哈哈哈！”其狂态可以想见。死后，南京政府因他以文字鼓吹革命，其功甚大，正议从厚抚恤；不意某君起而反对说：“他跑到西湖做和尚，这就叫做不革命！”因此，仅得恤金三千元，为其子女学费了事。宗吾说：“此君想即是高牙大纛的将军了。”＇1＇
张默生撰写的《厚黑教主传》，很多材料来自于李宗吾的口述，上面所引从口吻推测，当是李宗吾口述后经张默生整理的。这可以和在随后所引的关于其他人物的描述加以对照。值得注意的是，李宗吾单单挑出雷铁厓的这一段轶事，其中包含了他对辛亥革命的看法。这段史料，研究辛亥革命的学者少有征引，是因为历史从来都要经过意识形态的修饰，难以留下真实的痕迹。不过这离这本小书的主题相离太远，在此不加展开。
张易吾也是自流井人，惟他的事迹不详，但知他后为山东高等审判厅厅长，即在厅长任内，以勾通革命的罪名，为张宗昌所杀。当审讯时，易吾一语不发，两手被打得血肉模糊，仍是若无其事；临刑时，从容就义，面无改色。所以当主事的人，无不众口一词地说：“真是一条好汉！”
谢伟虎，荣昌人，后来一面教书，一面奔走革命，时常化名，出没无定。于光绪三十年被捕，解往叙府，发交宜宾县审问。县知事赵国奉是翰林出身，品学兼优，很想为伟虎开脱，审问时屡次暗示他，说道：“你的事，大约是那样吧？……”他回答道：“不是，是这样的……”直供不讳，卒定斩罪。赵知事临斩回来，走进二堂，把顶帽取下去了，很愤慨的说：“这种人才，都拿来问斩，国家还干什么，这个官我不做了！”
李小亭，宜宾人，与宗吾为同榜秀才，后追随国父奔走革命，联俄容共，曾参预机要。＇2＇
雷铁厓、张易吾、谢伟虎、李小亭都是李宗吾在炳文书院时代的同学。李宗吾在那段时期的事迹已无法可考，但是从这些人比较模糊的事迹当中，我们依稀可以想象炳文书院时代的李宗吾是如何和这些朋伴相互期许的。在他所撰写的其他友人的小传中，我们也可以推想处在革命大时代洪流中的李宗吾一步步从怀有经邦济世理想的青年走向厚黑教主的历程。另外有一点值得注意，李宗吾为他的友人们写下小传这件事情，显示了李宗吾其实在内心深处掩藏的历史情怀和情结：在他的内心深处，也许在期许能有人为他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作为思想家，他绝对不愿意做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但是无奈的是他不在正统学界，他的思想无法通过弟子的传承而留世。
＇1＇ ＇2＇张默生：《厚黑教主李宗吾传》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
第一部 成长思想独立：不宗圣人宗自己（1）
在炳文书院时代，李宗吾与同学朝夕磨砺，虽然已经出现思想上独立的萌芽，不过处于转朝换代之际，人的思想终究还是会被当时的环境以及现实羁绊，特立独行的李宗吾在这方面也未能免俗。不过考虑到大名鼎鼎的陈独秀也曾经是读四书五经前清秀才，李宗吾的道路也在情理之中。光绪二十七年（1900年），李宗吾考取秀才，第二年赴四川补行恩正两科乡试。八股时代的秀才，这几乎成了李宗吾一生的底色。《厚黑学》的最初面目，就是八股文章。后来李宗吾以《厚黑学》得享大名之后，在成都的《华西日报》发表《厚黑丛话》，还是说及《厚黑学》源于八股，在他貌似调侃的语言中，我们不知道李宗吾到底是何样的心境。（见注释1）改朝换代之际，虽然会有一些先进的士大夫知识者具有新的思想、观念、议论和主张，不过这些思想及主张也仅仅停留在理智认识水平，也远远没有构成真正的心态变化。这一观点，李泽厚曾经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提出，李泽厚在那篇文章中接着说：“尽管这批第一代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思想上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但他们的心态并不是西方近现代的个体主义，而仍然是自屈原开始的中国传统的继承，在中国这一代近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身上所体现的，倒正是士大夫传统光芒的最后照耀。”＇1＇说李宗吾是中国最后一代的士大夫也许并不确切，但是李宗吾的心态却无疑是属于中国最后的士大夫。只不过深处偏远的李宗吾一直没有机会进入到那个阶层罢了。然而，按照上个世纪知识分子的代际划分，说李宗吾是中国二十世纪继康梁第一代知识分子之后第二代知识分子（陈独秀胡适等人）之前重要的一员，应该不算过分，所以，用李泽厚的说法去体察李宗吾的心境，到不乏为一把有效的钥匙。李宗吾之所以不见于后世学者的笔端而成为思想史上的思想者，前面已有论及，不再多说。应该注意的是，李宗吾在上个世纪第二代知识分子中是与别人迥然不同的一位，如果按照另一种眼光，从李宗吾作为开端，甚至可以写出另一种思想史。
如果说在炳文书院李宗吾还仅仅出于思想独立的萌芽，那么到了四川高等学堂，李宗吾独立的思想意识已经开始冲破当时思想的藩篱，开始起飞了。在李宗吾考取秀才的第三年，光绪二十九年（1902年），李宗吾和雷民心一起考取了四川高等学堂，因为该校总理胡雨岚去日本考察，学校推迟了一年开办。及至光绪二十九年冬（1902年11月），高等学堂开办，李宗吾才到了四川高等学堂赴学。
李宗吾在四川高等学堂一共学习了四年，对于初入学的情况，张默生在《厚黑教主李宗吾》传中这样叙述：
“校中设甲乙两班，三年毕业，附设速成师范一班，一年半毕业。优级理课师范一班，四年毕业，宗吾就是入这一班。这一班是由中西算学馆的学生，及其他曾经学过算学者加以考试编成的，共选取32名。宗吾虽取入是班，其实他并未从师范学过算学。在家庭中，他曾学过‘七盘青’‘斤求两’之类；从刘七老师读书时代，他曾买了一部中国旧式算学书，其中有九章算法及开方等，他也逐一研究过。但都是珠算，而非笔算。在炳文书院时代，才买了一部笔算书，叫做数学启发，自行研究，全部都已了然。他在乡间同雷氏兄弟等共同读书时，又买了一部中西算学大成，及其他讲代数的书来研究，这是未入学堂以前自修的情形。那时懂得算学的人很少，凡是理科师范班者，众人皆刮目相待。他附省乡试时，见中西算学馆的学生，把代数备旨和代形合参中，有问题而无答案的，解释出来，刊印发卖，心中非常羡慕。及入高等学堂，竟得与这些人同班，真是无限的高兴。”＇2＇
李宗吾在高等学堂受到的这些西方科学教育，对他后来的厚黑学无疑起了影响，这种影响，与其说思想性的，毋宁说是学理性的。这些数学上的训练，对于逻辑的培养无疑具有直接的作用，之后李宗吾撰写《厚黑学》，虽然有繁乱拖沓之处，但是逻辑始终清楚，与这段教育当不无关系。
不过，李宗吾在四川高等学堂受到最重要的影响并非这些数理逻辑，而是思想独立的理念。说起来还是一段有意思的故事。李宗吾在民国二十四年成都的《华西日报》开设的《厚黑丛话》中曾有提及，语言虽然繁乱，但颇能显示当时的情景，抄之如下：
及入高等学堂，第一次上讲堂，日本教习池永先生演说道：“操学问，全靠自己，不能靠教师。教育二字，在英文为Education，照字义是‘引出’之意。世间一切学问，俱是我脑中所固有，教师不过‘引之使出’而已，并不是拿一种学问来，按入学生脑筋内。如果学问是教师给与学生的，则是等于此桶水倾入彼桶，只有越倾越少的，学生只有不如先生的。而学生每每有胜过先生者，即是由于学问是各人脑中的固有的原故。脑如一个囊，中贮许多物，教师把囊口打开，学生自己伸手去取就是了。”他这种演说，恰与宗吾二字冥合，于我印象很深，觉得这种说法，比朱子所说“学之为言效也”精深得多。后来我学英文，把字根一查，果然不错。池永先生这个演说，于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