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精神-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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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被解职发生在１９１９年４月。事情起因于当年２月北大一个学生在报上造谣说陈独秀和胡适等人以思想激烈，受到政府干涉，陈独秀已经辞职。３月１８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了著名的“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内称“若大学教员于学校以外自由发表意见，与学校无涉，本可置之不论。”“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亦何必强以其责任归之于学校耶？”３月１９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日刊》上为陈独秀辟谣。３月，国会一议员提出了撤换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提案，其主要理由是蔡元培包容在政治上和私德上都大成问题的陈独秀，但国会未通过该提案。３月３１日，蔡元培将传播谣言的那个北大学生开除学籍。从上可见，蔡元培最著名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就是在反驳保守派的攻击、支持和保护陈独秀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说蔡元培因为政治压力解聘陈独秀，是很难站得住脚的。
那么，陈独秀到底为什么在４月份被解职呢？答案是在４月１日蔡元培私下举行的一个聚会中，参加者实际上是蔡元培改革北大所借重的核心幕僚圈，包括时任北京医专校长的汤尔和以及北大国文教授沈尹默等人。请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当年是由汤尔和与沈尹默向蔡元培推荐的。但在这次会上，汤尔和认为陈独秀私德太成问题，在风化场所与学生大打出手，他在北大继续任职殊不适宜。沈尹默等人也力主将陈独秀解职。正是在这个会上，蔡元培下了解聘陈独秀的决心（参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２０册，黄山书社）。可以看出，蔡元培解聘陈独秀并非迫于政治压力，而是在他看来，陈独秀的上述行为已经超越了私德的范围，而触到了他所说的“公开诱学生而与之堕落”的师德底线。
第三部分 大学精神第24节 聘任制的具体运作
也许有人会注意到，我们在上述的非学术标准中没有将“关系”列进去。从常识上说，关系应该是妨碍中国大学的学术聘任的主要障碍，难道以兼容并包为办学基本原则的蔡元培不是应该特别防止以关系来聘任教师的现象出现吗？关系本身当然不是学术聘任的标准，然而，在蔡元培聘任教师的过程中，因各种关系而来的推荐人选却恰恰是选聘教师的主要人选。那么，蔡元培如何能够保证建立在推荐基础上的聘任制能够向兼容并包的良性方向发展呢？
（１）以开阔锐利的眼光和不拘门派的公心开创一个多元化的学术格局。毋庸讳言，蔡元培初到北大时是以浙江同乡和章太炎弟子为核心幕僚的。他一到北京，即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问北大情形。汤尔和说文科和预科可问沈尹默，理工科可问北大当时的理科学长夏元傈；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独秀。蔡元培经过自己的慎重考虑，均一一听从（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汤尔和、沈尹默、陈独秀和夏元傈就成了蔡元培最初主政北大的基本人事班子，其中浙江同乡沈尹默和汤尔和是在用人上对蔡元培影响较大的两个重要人物。汤尔和虽然并非北大职员，但他在陈独秀的上任及去职、在蔡元培五四后的辞职及蒋梦麟为代理校长等重大人事变动上均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蔡元培为什么会如此信赖汤尔和，汤尔和的胸襟和眼光究竟如何，这还有待研究）。沈尹默一直是北大的普通教授，但以他为核心人物的太炎弟子（沈尹默兄弟、马幼渔兄弟、鲁迅兄弟、钱玄同和刘半农等）在蔡元培主校前就已经占据了北大的主流位置，在蔡元培进校后其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参沈尹默，《我和北大》）。
但蔡元培之所以与大搞学术派系政治的前任校长何鹬时和胡仁源的做法有着根本的差异，就在于他虽然对一派有所借力，但他从不把自己当作某一派别的人，行事从不从派系利益和小圈子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是有着开创一个多元化学术格局的独特眼光和公心。蔡元培开阔深远的眼光使他能够识别学术各门各派真正有高学术水准的学者；他的公心又使他能够完全超越派系之争，以学术本身来决定聘任与否。所以，沈尹默等太炎弟子在北大势力最大，但文科学长却是《新青年》集团的领军人物陈独秀。《新青年》的同仁经陈独秀陆续被引荐人北大，尤其是胡适作为陈独秀极力推荐的人物，一到北大即备受器重，因胡适介绍到北大来任教的优秀学者为数颇多。此外，蔡元培一面为非太炎弟子的旧派名家刘师培和陈汉章等保留了教习，另一面还聘请到了非《新青年》集团的另一新派文化领袖人物——《甲宣》杂志和《甲寅日刊》的创办人章士钊。
这样，蔡元培就奠定了一种新学旧学交错、土派洋派共存、留日本留欧美并重的格局。由于蔡元培一开始所遴选的是各路最有声望的学界精英，再加上蔡元培本人毫无私心的做事风格的感染，因此，这些精英再向蔡元培推荐其他人选时，即使不一定都能够超越各自的文化思想立场，但至少能够保证其推荐之举不是出于一己之私而是出于惺惺相惜。比如，沈尹默与他所推荐的陈独秀虽然是旧交，但两人在思想路向并不相同；而陈独秀推荐与他同属一个思想阵营的胡适时，与胡适根本就不曾谋面。
（２）耳听为虚，眼识为实。蔡元培虽然相信他所重用的这些精英在推荐人选上的公心，但他并不完全依赖旁人的推荐。他在耳听后还要进行眼识，这即是对被推荐者的文章或著作进行鉴别。事实上，这才是蔡元培决定是否聘请最关键的一个步骤。比如，虽然汤尔和与沈尹默联合推荐了陈独秀，蔡元培也并没有立刻应承，而是又重新翻阅了《新青年》杂志，确定了陈独秀确可为新思潮和青年一代的指导者，这才决意聘他。梁漱溟经教育总长范源廉介绍，带着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去见蔡元培时，蔡元培说已经读过这篇文章，并因此起意请他到北大教书。后来梁漱溟离开北大推荐熊十力替代他的教习时，蔡元培也是因为此前已经读过熊十力的《熊子贞心书》并非常欣赏，因此对梁漱溟的推荐才慨然应允。蔡元培作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其最基本的素质就是知识非常渊博，视野非常开阔，思想嗅觉非常敏锐。因此，他本人纵然并非顶尖的思想家和学问家，但他却有眼光发现和凝聚大批一流的人才。
（３）既群策群力，又最后把关。蔡元培作为一校之长，不可能具体负责每个教师的选聘情况。除了他所看准的学术思想领袖人物和杰出教授的聘任工作由他亲自去做之外，在聘任其他教师时主要还是依靠集体的力量，尤其是倚重教授们的共同推荐。蔡元培在五四运动结束后回任北大校长时，更在制度上明确了教授在治校选才上的重要作用。１９２０年的北大规程规定在校行政会议下建立一个专门的聘任委员会，负责协助校长审查将聘任的教师任职资格。该委员会一般有７到１３人，由部分教授和行政负责人及校医组成，任期一年。聘任委员会的人选由校长提名，经北大教授推举出来的校评议会同意。聘任委员会委员长由校长在教授中指任，但校长出席委员会时为当然主席。聘任委员会必须在校长出席或其代表人列席的情况下才能开会。这一条说明蔡元培还是坚持自己在用人上把好最后一关。
（４）终身教职体制的雏形。蔡元培在对北大教师队伍进行改革时，并不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激进。他所解聘的教师限于三类人：第一，一批不学无术、在北大蒙事的外国教员；第二，一批不学有术、在北大兼职的中国官僚（这两类人以前就是按合同制聘任的，蔡元培基本上也是按照合同来解聘的）；第三，个别学问和人品都极差、影响极坏的专任教师（如前面所提到的徐佩铣）。至于校内许多不够水准的专任教授，蔡元培更多是通过顺其自然（如年老退职、主动辞职）的方法来淘汰的。他对师资队伍的要求主要是通过选聘一批全新形象的新教师体现出来的。而在重点把好了进人关以后，蔡元培又通过实际上的终身教职来使教师能够安心从教和研究。北大当时所聘任的教授一般在第二年获得续聘后即无任期限制。
我们在蔡元培、蒋梦麟等人１９２３年参与筹办杭州大学的过程中，可以进一步看到蔡元培等人在中国大学推行终身教职体制的具体设想。在由蔡元培主导、蒋梦麟执笔的“杭州大学意旨书”中提出大学的三项基本权利是：学术自由；经济独立；学校行政独立。该意旨书所附的“杭州大学章程”中对教职员的任期规定是：正教授（相当于今目的讲座教授）任期无限；教授初任三年，续任无限期；辅教授（相当于今日的副教授）初任一年，续任三年，再续无限期；讲师和助教初任一年，续任一年至三年，续聘得续任，特别讲师（兼职讲师）以所授科目的时间长短为标准。从这个章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终身教职的起点是定在辅教授（副教授）上的，他们经过两次评审（任职一年后和四年后）合格后即可获得终身教职，只有助教和讲师是一直按照短期合同制来任用的。
第三部分 大学精神第25节 怎么教？
（１）研究与教学的结合
蔡元培曾经把不称职的教师分成三类：教而不学，即不搞学术研究，年复一年抱着过时的讲义在课堂上照本宣科；学而不教，即虽然学有所长，但不通教学方法；不教不学，即对本学科既无透彻的了解和研究，也不通教学方法。而他认为理想的教师应该是既教且学，将研究与教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选科制的推行为教师按照自己的研究兴趣和成果来开课创造了条件。冯友兰后来回忆（“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说：“蔡元培到北大以前，各学门的功课表都订得很死。既然有一个死的功课表，就得拉着教师讲没有准备的课，甚至他不愿意讲的课。后来，选修课加多了，功课表就活了。学生各人有各人的功课表。说是选修课也不很恰当，因为这些课并不是先有一个预订的表，然后拉着教师去讲，而是让教师说出他们的研究题目，就把这个题目作为一门课。对于教师来说，功课表真是活了。他所教的课，就是他的研究题目，他可以随时把他研究的新成就充实到课程的内容里去，也可以随时用在讲课时所发现的问题发展他的研究。讲课就是发表他的研究成果的机会，研究成果就直接充实了他的教学内容。这样，他讲起来就觉得心情舒畅，不以讲课为负担，学生听起来也觉得生动活泼，不以听课为负担。这样，就把研究和教学统一起来。”胡适到北大第一年开中国哲学史课，结合自己的研究，立论新颖，材料细密，一扫陈腐的教风，其讲义成书后在学术界引起广泛的瞩目，这即他著名的半部书——（《中国哲学史大纲》（上）。
（２）讲授与自学的结合
在北大改革前，学生的学习焦点在教师的讲义上。“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对北大教学改革的一个重点就是强调要减少教师讲授和学生对笔记的倚重，加强学生的自学研究。胡适甚至提倡进行完全自由的教学形式，无须固定的上课形式，而是由学生找导师，开书目，进行自由研究，质疑问难。虽然上课的固定形式不太可能废弃，但北大还是创造了一些比较灵活的教学方式。如专门开设了一种“演习课”，该课分调查与译书两种。由学生选定一研究课题或一本外文书，在教师指导下进行调研或翻译，然后在课堂上报告或答辩，最后由教师综合评定成绩。讲授得较好的国学课则历来就强调对经典著作的讲读，如沈尹默的国文课就是指导学生读《吕氏春秋》、《淮南子》、《史通》等书籍。
关于这一点教学方向改革，我们还可以从大学与书院的关系来作进一步的思考。当时，尽管蔡元培诚邀儒学大师马一浮到北大讲学，却被马一浮婉言辞谢；尽管章太炎的弟子在北大颇有势力，但蔡元培多次邀请章太炎来北大却屡被拒绝；尽管梁漱溟曾被蔡元培邀入北大执教，却最终不能留住梁漱溟；尽管钱穆在北京大学任教多年，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大学教师之一，但他后来在香港办学时却坚持按照古代书院而非现代大学的模式来兴办新亚书院。这是为什么呢？梁漱溟在离开北大时所写的《办学意见述略》也许具有代表性。他在文中解释说：“我办学的动机是在自己求友，又与青年为友。所谓自己求友，即一学校之校长和教职员应当是一班同志向、同气类的，彼此互相取益的私交近友，而不应当是一种官样职务关系，硬凑在一起。所谓与青年为友，含有两层意思，一是帮着他走路，二是此所云走路不单是指知识技能，而是指学生的整个的人生道路。而当时的学校教育，至多是讲习一些知识技能而已，并没有顾及到学生的全部人生道路。”我们不禁会产生疑问：蔡元培所改革的北大不正是要办成以研究学问为宗旨的地方吗？不正是要将大学从贩卖知识的场所变成塑造追求真理的人格的地方吗？梁漱溟在蔡元培改革基本完成的１９２４年离开北大，是证明了蔡元培的大学改革并未成功吗？
其实，梁漱溟的不满所针对的并不是蔡元培治下的新北大，而是大学体制本身。他所谓的办学在为自己求友、与青年为友，涉及到的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对人的不同塑造方式。可以说，书院教学是最能体现中国文化教育特色的，它有这样几个特点：其一，讲求身心修养和德操气节；其二，教学中以自学为主，也即章太炎所谓的“眼学”重于“耳学”；其三，注重因材施教，师生多情感交流。那么，与之相对而言，西方大学体制的特点就是：其一，重知识追求；其二，教学中以讲授为主；其三，分班按点统一授课，师生距离较远。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科举被废时，本与科举宗旨有所不同的传统书院也一并被新式学校所取代，这多少是一个历史的失误。后来蔡元培也承认“学校确有不及书院之点。我们知道以前书院院长，或擅长文学，从其学者，能文者辈出；或长经学与小学，从其学者，莫不感化。因为院长以此为毕生事业，院内尚自由研究，故能自由发展。现在学校内科目繁多，无研究余地。”但是，是在现代大学体制内融会和保留书院制的某些精神，还是在现代大学体制外发展独立的书院，这是蔡元培、胡适、梅贻琦与章太炎、梁漱溟等人在教育路向上的分歧。事实证明，在现代社会坚持走后一条路，至少因为毕业生没有文凭而导致的出路问题，就会变得难以为继。事实上，大学体制与书院精神并不是毫无融合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