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精神-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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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中古，吾人心目中或会立刻浮现一个“黑暗”的形象，实则，中古在黑暗中大有光亮。中古的大学，勃隆那、萨里诺、巴黎、牛津、剑桥、海德堡等等，就是一盏盏千古不灭的学灯。中古大学最具永恒意义的便是它的世界精神，它的超国界的学术性格。一个意大利大学的教师，他可以云游四方，在欧洲任何一个角落的学府的餐台上受到学者的礼遇。主人与访客说共同的语言（拉丁文），跪在同一的十字架前祈祷。他们谈学论道有一共通的知识领域，彼此都熟知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托勒密的天动说。在中古的学人不啻是欧洲大学联邦的成员。那是一个没有国界的大学的星群。
中古大学的世界精神，因拉丁文的消失与宗教的分裂而逐渐退却。教条主义与门派思想之当道，知识之内涵辄随大学而有异，就哲学而论，即出现“党派路线”：如英国国教派的牛津，离心派的爱丁堡，以及天主教派的维也纳。学术失去了共同的标准，彼此非但难以沟通，抑且往往成为对立的阵营，大学的世界精神荡然无存。一直到了１７、１８世纪的科学革命之后，科学思想的客观与普遍性格，一一战胜了教条主义，门派恩怨，才逐渐恢复了欧洲学术的统一性，并且扩展到整个的文明社会。中古大学的超国家的世界精神也重新获得新的意义与力量，大学始从一个各自为牢的枷锁中突破出来，诚如剑桥艾雪培（Ｅ．Ａｓｈｂｙ）爵士说：“牛津的忠诚不再属于英国国教教会，甚至也不仅仅属于英国的学术体系，而是属于整个的从中国到秘鲁的大学的星群。”中古已成为历史之往迹，但中古大学的世界精神却已成为今日大学最光辉的遗产。
二
中古大学的成长与茁壮，不止因为它们拥有学术中心的声华，更由于当时政治的差异性并没有阻碍了学人的云游访问。在人类历史上，我们发现，不同思潮的撞击，常造成文化学术的灿烂景观。中国的春秋战国，欧洲的文艺复兴都是众所周知的例证，而思潮的形成与传播，往往徇着学人的迹印而移动。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不论如何丰瞻璀丽，皆不可能是圆满俱足，无可增美的。事实上，学人的远游外访，都常常丰富了他自己，也丰富了他的文化。伏尔泰１７１１年英国之游，把牛顿与洛克（Ｊｏｈｎ Ｌｏｃｋｅ）的思想带回法国；亚当·斯密１７６５年造访法国，启发了他的名著《国富论》的思想；诗人柯立芝（Ｃｏｌｅｒｉｄｇｅ）把谢林与康德输人英国；戴斯达（Ｄｅ Ｓｔｓｅｌ）夫人把歌德与席勒引进法国；严复与蔡元培英、德之行，带回了物竞天择的达尔文思想与德国现代大学的精神。诸如此类的学术文化的移植，史不绝书，不胜枚举，而其意义之重大与深远，实不待智者而后喻。
大学是社会的学术文化的要枢，而一间真正配称大学的学府，则莫不把自己置身于世界大学的星群之中，它的大门也必向四海之内的姊妹大学的学人善意地敞开。东海、南海、西海、北海有学人，若大学的学人能彼此造访，互相攻错，交光互影，则一真正世界性的学人社会当能逐渐出现。此不但可以使整个大学的星群愈加光辉绚丽，而一种世界性的民胞物与的情怀也会生根发芽；大学之为大学，即在其拥有一种学术没有疆界的世界精神。故每个大学的学人都可以像杜尼（Ｊ．Ｄｏｎｎｅ）一样说：“吾涉身于人类之中”。
三
大学的世界精神的孕育与发挥，诚有多途，惟学人之相互访问，则不止为中古大学之传统，亦为极有意义与价值者。通过学人的互访，就访问学人本身言，固然得以在读万卷书之余，行万里路，广阔眼界，亦可与各地学人，交流意见，切磋学问。歌德尝谓：“认识你自己，将你自己比之于人。”通过面对面的接触，思想与思想的交换，会引发新想法、新意境，而精神上的感通，心灵上的会遇，尤足兴海内知己，天涯比邻之感。此固然能加深世界精神，同时，学人对自己之民族文化，对自己原有之大学，经由反省与比较，尤能激起新的认识、喜爱与承担。至于对一间款待外来学人之学府而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中国文化自来即有此四海一家之开放精神，而来访的学人，与师生居息一堂，涵泳优游，设能有一相当之时期，聚晤论学，无拘无束，则不止有知识与知识之摩荡，更有人与人间之相契相悦。任何大学，无论其如何伟大，皆无法罗致天下一流学人于一校。邀请世界歌德学人之到访，正所以增加大学之力量，可以不断增添新激素、新理念与新思想，从而，虽地居一处，而可以与世界相通相接。世界大学之为一星群，正是此意。
天下一家的真正境界尚缈远难期，但大学之世界精神却是一座无远弗届的桥梁。通过这座桥梁，学术得以彼此沟通，文化得以互相欣赏，学人与学人间更得以增进了解与互重。不能否认，今日我们所处的仍是一个分裂的世界，人间还有无数人为的关卡，最后的跨越，根本的根本，还在于人之整体性的尊严与价值得觉醒与肯定。人之位序的不定，世界一家理念终难落实。在这里，我想转述一则我读过的故事：
一位父亲，颇不耐烦他孩子玩具的噪声，为了要宁静思考，他撕下手上书中的一张地图，弄成无数碎片。“孩子，你慢慢把这些纸片拼成地图的原样，再玩你的玩具吧！”想不到，没有好一会，一幅完整的世界地图已经放在眼前。父亲惊讶地问：“孩子，你怎会知道世界地图的原样的？”“父亲，我不知道世界是怎么个模样，但这幅地图的背面是一副人像，我就是照人像来拼整的。当人回复到人的原样，那么，他背面的世界也就一定回复到世界的原样的了。对吗？”
我们相信，学人的互相访问，就在突显人，一个个学人的整体性的尊严与价值，而此正是建立世界理性秩序的一条通路。
四
今年９月１１日，我去拜会久欲登门致谢的龚雪因先生。龚先生是香港工商界一位声誉卓著的前辈先生。近三年来，他一直默默地支持中文大学的新亚书院，我也只默默地感念他的好意。这次见面，使我有机会跟龚先生谈谈新亚书院的理想与发展。当他知悉我与同仁有一个访问学人计划的构想时，甚感兴趣，并当即表示愿意捐出港币五十万元作基金，以其孳息支持此一永久性之计划。就凭借龚雪因先生这种对学术文化的热忱，对大学之世界精神的欣赏，我们的一个“空想”就变成即刻可行的事实了。龚先生说：“我虽非富有，但我还有一点能力对教育文化尽些心意，算不了什么！”这是何等的谦冲！何等地襟怀！在龚先生身上我清楚地看到中国文化中的优美品质。
新亚书院的师生对龚雪因先生的慷慨支持，极为感奋，为了对龚先生的情怀表示尊敬，决定将访问学人计划定名为“新亚书院龚雪因访问学人计划”（简称“新亚龚氏学人计划”）。无疑地，这个旨在推动学术之世界精神的“新亚龚氏学人计划”将与年前设立、以发扬中国文化传统为目的之“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共垂久远，与新亚同寿。
第四部分 大学理念第35节 大学之源头、理念与性格
１．现代大学之源头与原义
大学的起源可以溯到中国的先秦、西方的希腊与罗马，但现代大学之直接源头则是欧洲中古世纪的大学。大学是中古的特殊产物，中古是宗教当阳称尊的世纪，它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向来是学术上缠讼不休的事，但没有人否认大学是中古给后世最可称美的文化遗产。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一字原无确指，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ｃｏｌｌｅｇｅ二字通用，之后，则成为一种特殊的“基尔特”（ｇｕｉｌｄ）之称谓。与英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一字最接近的中古称谓是ｓｔｕｄｉｕｍ ｇｅｎｅｒａｌｅ，它是指“一个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的地方”，而非指“一个教授所有课程的地方”。而中古时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一字则指一群老师宿儒（ｍａｓｔｅｒｓ）或一群学生所组合的学术性的“基尔特”而言。到了１５世纪，ｓｔｕｄｉｕｍ ｇｅｎｅｒａｌｅ 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二字变成同义，都变成英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的前身了。
中古大学中以法国的巴黎大学、意大利的勃隆那（Ｂｏｌｏｇｎａ）为最早，或称为中古大学之原型。两者皆是１２世纪出现者，其他如英国的牛津、剑桥，意大利的萨里诺（Ｓａｌｅｒｎｏ），德国的海德堡、科隆等，都是中古大学的佼佼者，中古大学与宗教不能分，大学最早是寺院型态，１３世纪则是教学型态，之后才成为基尔特性格，并从宗教中逐渐解放出来。就今日的大学来说，牛津与剑桥可能是最保有中古大学的原趣的，至少牛、剑是从中古一脉相传下来，在七八百年无数的变迁中仍然保持了其古典性格的。中古大学最值得一提的是它的世界精神、超国界的性格。１４世纪欧洲在学问上有其一统性，它有一共通的语言（拉丁），共同的宗教（基督教），教师和学生可以自由地云游四方，从勃隆那到巴黎，从巴黎到牛津，在同一的上帝的世界里，甲大学的学者可以受到千里外他国乙大学学者的款待，论共通的书，谈共通的问题，宾至如归。中古大学的“世界精神”后来因拉丁语的死亡、宗教的分裂而解体，直到１９世纪末时才又渐渐得到复苏，至２０世纪则又蔚为成风气。现代大学的“超国界”性格的基础则不在共同的语言或宗教，而在科学的思想，而在共认的知识性格。此所以现代大学之间常有学术会议、交换计划等等。
２．大学的理想与性格
大学的理想和性格几个世纪来已发生许多的变化。第一本给大学系统性地刻画一个明确的图像的重要专著也许是１９世纪（１８５２）的牛津学者纽曼（Ｊｏｈｎ Ｈ．Ｃａｒｄｉｎａｌ Ｎｅｗｍａｎ）的《大学的理念》（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纽曼认为大学是一个提供博雅教育（ｌｉｂｅ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培育绅士的地方，（虽然他也认为大学可以训练职业人才）。他以为大学之目的在“传授”学问而不在“发展”知识。他说：“如果大学的目的在科学的与哲学的发明，那么，我看不出为什么大学应该有学生。”纽曼之书为论大学之经典。他心中大学所应培育之绅士乃指通达而有修养与见识之文化人，此一教育理想影响恐吓教育甚巨，亦是１９世纪牛津、剑桥之教育蕲向。简言之，纽曼之大学理想着重在对古典文化传统之保持，教育之旷日持久的则在对一种特殊型态之人的“性格之模铸”（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纽曼的大学之理念显然是“教学的机构”，是培育“人才”的机构。这个理念也许是古典大学遗留给今日大学教育最重要的遗产。
１９世纪末时，大学的性格开始巨大的形变。这一改变始于德国。德国大学亦由中古一脉相传而来，惟到了１９世纪末叶时，在洪堡（Ｖｏｎ Ｈｕｍｂｏｌｄｔ）及阿尔托夫（Ａｌｔｈｏｆｆ）等人的革新下，柏林大学首先旧瓶装新酒，彻底改制，摆脱中古的学术传统，标举大学的新理念。他们大学的新理念就是以大学为“研究中心”，教师的首要任务是自由地从事于“创造性的学问”。每个学生则如Ｈｅｍｈｏｌｔｚ所说，应该至少在日益增大的“知识金庙”上置放一块砖石。这种大学的理念与纽曼所怀抱者迥然不同，因为它所重者在“发展”知识而不在“传授”知识。当然，大学仍把“教学”看作是重要的功能之一。德国这种大学的新理念逐渐影响到欧洲各国，并对美国大学发生根本性的冲击。中国现代教育家蔡元培之改革北京大学就是以德国大学为模式的。在２０世纪初时，德国确成为世界大学的耶路撒冷。
德国大学的新理念，在美国大学的先驱者弗莱克斯纳（Ａ．Ｆｌｅｘｎｅｒ）的《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一书中获得系统性的阐扬。弗莱克斯纳的《大学》一书成于１９３０年，已被公认为一部论大学的现代经典。他在该书第一篇就标举出“现代大学的理念”（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他特别强调“现代大学”，以别于早他七十几年的纽曼之“大学”。弗莱克斯纳肯定“研究”对大学之重要，肯定“发展”知识是大学重大功能之一，但他却给“教学”以同样重要的地位。他指出，“成功的研究中心都不能代替大学”，也即大学之目的不止在创发知识，也在培育人才。弗莱克斯纳对大学有一整套的看法，他以为大学必须是一“有机体”（ｏｒｇａｎｉｓｍ）。他赞成大学应该探讨“物理世界”、“社群世界”及“美术世界”的种种知识，但他反对大学训练“实务人才”，反对大学开设职业训练（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之课程，他也反对大学无限的扩大以破坏它的有机性，他更极力反对大学成为社会的“服务社”（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他强调大学应该是“时代的表征”，但他不以为大学应该随社会的风尚、喜恶而乱转，他并不以为大学应该是“象牙塔”，但他强调大学应严肃地批判地把持一些长永的价值意识。
论大学理念的书与文，不知凡几，但德国哲人耶士培（Ｋａｒｌ Ｊａｓｐｅｒｓ）的《大学理念》（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一书却值得特别一提。耶士培此书成于希特勒统治崩解，德国大败，德大学受创极深之际。他以哲人之智慧，筹思人类学术的路向，发挥大学之理念。耶士培以大学之使命只在忠诚于真理之探寻。在他，大学乃是一师生聚合以追探真理为鹄的社会而已。他认为大学乃为对知识有热情之人而设。真正的大学必须具有三个组成，一是学术性之教学，二是科学与学术性的研究，三是创造性之文化生活。三者不可分，分则必归于衰退。耶士培特别强调大学是一“知识性的社会”（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也以此特别强调学术自由与容忍的重要。同时，他也肯定大学教育之目的在模铸整全的人。这就是他所以主张在教学与研究之外，大学更应措意于创造性之文化情调。从理想上说，师生之间应该有苏格拉底式的对话。耶士培重视大学之尊严与独立性，以大学为“国中之一国”，但他不以为大学可遗世独立，故他极力主张把“技术”（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引进大学，并以为技术在大学应占一中心位置。〔许多古典大学如牛津、剑桥都以技术不登大雅之堂，而长久以来均加以拒斥。但目前则已有变。就此点言，剑桥的艾雪培（Ｅｒｉｃ Ａｓｈｂｙ）爵士可说是耶士培的同道，艾雪培且高唱出“技术人文主义”的理论。〕耶士培相信组织的整全性，大学的整全性，他认为了解事物现象之整全性是人之求知欲的锁钥。但知识之发展却不能不靠分工，知识的深度尤不能不依赖学术的专精。事实上，学问上分为院系可以追索到中古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