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精神-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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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次大战之后，大学教育在世界各地都有蓬勃的发展。而在美国尤其获得快速与惊人的成长。在１８７６年前，美国只有书院（ｃｏｌｌｅｇｅ），还谈不上有真正的大学，而此后在吉尔曼（Ｇｉｌｍａｎ）与艾略特（Ｃｈａｒｌｅｓ Ｅｌｉｏｔ）等人的改革发展下，步德国大学的后尘，才一步步提高大学的水准。二次大战以来，美国大学不但在量上言为举世之冠；在质上言，其一流学府，如哈佛、伯克利、芝加哥、耶鲁等较之欧洲任何大学亦毫不逊色且或更有过之。时至今日，论者几莫不以美国为当代大学之重镇。美国大学之发展自与其国力交光互影，彼此影响着。讲美国大学，当然需知其品流参差，但我们所应注意者则是那具有领导性地位的大学，看看它们的理念与性格。就我所知，对美国大学之发展极深了解而能掌握其精神面貌的是前加州大学校长克尔（Ｃｌａｒｋ Ｋｅｒｒ）。克尔的《大学之功能》（Ｔｈｅ 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一书，其论点与见解极多挑激性，是了解当代大学不可不读之书。美国的先进大学，一方面承继德国大学重研究之传统，一方面也承继英国大学重教学之传统。我们可说，美国的研究院采德国模式，大学部则多少受英国影响。但当代的美国大学，如克尔所指出，早已越出了德、英的模式，而发展出自我的性格。美国的大学狂热地求新，求适应社会之变，求赶上时代，大学已经彻底地参与到社会中去。由于知识的爆炸及社会各业发展对知识之倚赖与需要，大学已成为“知识工业”（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之重地。学术与市场已经结合，大学已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社会的“服务站”。象牙塔内与象牙塔外的界线越来越淡漠，甚至泯灭了。大学内部则学生可以多达五六万，甚至十万以上；学术之专化更是惊人，如整个加州大学课程之多竟达一万门之数，不但隔行如隔山。即使同行的人也是无法作有意义的交流。而教授之用心着力所在多系研究，教学则越来越被忽视。教授的忠诚对象已不是大学，毋宁是支持他研究的福特基金会、西屋公司或华盛顿。一个教授所关心的不是他隔壁他行的同事的评价，而是其他大学乃至其他国家的大学的同行的评价。大学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它的成员已不限于传统的教师、行政人员和学生，还包括许多“非教师”的教学人员（如研究教授），它的组织已不止限于学院（ｆａｃｕｌｔｙ）、书院（ｃｏｌｌｅｇｅ），还包括无数的研究中心、出版社、交换计划中心……他的活动已不止限于研究、教学，还包括对外的咨询，与国外的合作（加州大学的研究计划涉及五十几个国家）等等。总之，在数量、组织、成员、活动各方面，今日美国的大学与以前的大学已大大不同。这种大学的理念及性格与纽曼的构想固然相去十万八千里，与弗莱克斯纳、耶士培的构想也迥然有别。克尔认为纽曼心目中的大学只是一“乡村”，佛兰斯纳心目中的大学也只是一“市镇”，而当代的大学则是一五光十色的“城市”了。克尔对美国大学的巨变虽然认为不是没有问题，但他显然是乐观而正面地加以肯定的。他同意戈顿（Ｄ．Ｓ．Ｇｏｒｄｏｎ）所说真正的美国大学，还在未来。但他肯定今日的美国大学将成为世界各大学的模型。克尔给今日美国大学一个新的称呼，Ｍｕｌｔ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勉译为“综集大学”）。因为它的性格已不是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一字所能表达了。克尔即ｍｕｌｔ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一词确是神来之笔，因为它的确很象征化地表显了当代大学的性格。诚如他所说，今日大学不再是佛兰斯纳所说的“有机体”，不再具有统一性，而毋宁是一多元体，并具有高度的多样性。他老老实实地说，ｍｕｌｔ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不是一个和谐合调的组织，它也不是一个“社会”（如耶士培所说的大学是一“知识性的社会”），而是许多个不同的社会，或者说是一个多种目的之多元性社会。在此，我们先不必对克尔的“综集大学”的概念加以批评，但要指出，克尔的确很有力而生动地描绘了当代美国居领导地位之大学的性格与动向。事实上，他并没有太夸张，美国这种大学的理念与性格确已越来越为其他国家的大学有意或无意地视为模型。
第四部分 大学理念第36节 对大学一些问题的探讨
在上篇，我们已作了一些对大学之源头、理念与性格的论述。这些看法只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当然不能说没有其他的看法。事实上，“什么才是一真正大学？”并非容易有一绝对的答案，且常是争论不休的。同时，我们要知道，大学不是存在于社会的真空的，它是大社会的一个组成。因此，大学的理念与性格不是常永不变的，它不能不因社会之变而有变革。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今天，大学在教育民主化及知识爆炸的刺激下，大大发展，但大学，特别是克尔的“综集大学”，也出现了种种问题，甚至可虑的危机。在这一篇里，我将提出今日大学所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与挑战，以供大家思索与探讨。
３．专精与通博
大学教育，自古分科，孔门之学即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南朝宋文帝将大学分为“玄”、“儒”、“文”、“史”四学。西方中古大学亦分文法、修辞及逻辑三科，或算术、几何、音乐及天文四科。学术需专攻，应是无可置疑的。但今日学术专门化越来越烈，越来越细，不止发生施诺（Ｃ．Ｐ．Ｓｎｏｗ）所说二个文化之对垒问题，且是“多种文化之相隔”之问题，不止发生“隔行如隔山”之现象，即使同行之学者亦往往无法沟通其所见所学。“道术分裂”一至于此，学术之深度固然加增，但见木不见林，知识之整全性之掌握则戛戛乎难了。诚然，专业化是学术发展中不可避免的，怀特黑德（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且说：“我确信在教育中，你排除专精（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ｍ），则你摧毁了生命。”今日知识上的许多突破显然与专业化有关，而就大学教育来说，一定程度的分科也是必要的，至于社会之职业结构越来越需专门知识的情形下，学生专修一科一系也是必要的，但大学教育毕竟不应只是训练一技一能之士。一个大学生应该对人类知识文化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对自己民族的学术文化有一基本的欣赏与把握，同时，他应该养成一种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一种对真理、对善、对美等价值之执著的心态。世界大学莫不对于学科综合的问题视为知识学上及教育上的重大挑战。在知识学上如何建立耶士培所说之一有机的整体，煞非易事，即就人文学与科学之整合已经困难重重，更何况集各种学术而冶为一炉？至于教育上则历来莫不在专精与通博上求统合、求平衡，而其方法则有多种：牛津之Ｍｏｄｅｍ Ｇｒｅａｔｓ合政治学、哲学、经济学而治之是一途；英基尔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Ｋｅｅｌｅ）之将第一年定为“基础年”（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ｙｅａｒ），旨在探讨西欧文明之背景、遗产、成就及其问题是另一途；通过科际整合之研究（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又是一途。至于美国之博雅教育（１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及通识教育（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更是最普遍典型的途径。香港中文大学除由大学提供专科教学外，又由学院提供通识教育亦可说是一条值得走的道路。但专精与通博的平衡之路是仍然值得不断探寻的！
４．教学与研究
今日主要的大学莫不承认大学不止是“传道、授业、解惑”而已，它更负有培根所倡的“发展知识”的任务。德国大学首先标举研究之重要，确使大学之学术性格更见精纯。而今日美国许多大学则越来越重研究，所谓“出版或死亡”（ｐｕｂｌｉｓｈ ｏｒ ｐｅｒｉｓｈ）且寝假成为教师升迁及实授与否的惟一标准。不研究、不出版在美国主要大学中是无立足之地的。不能否认，大学之重研究与出版具有提高学术水准的功能。不过把研究与出版提升到最重要，甚至是惟一衡量教师成就的标准时，则不能不说无其偏弊。其弊端之一则显然是把教学的重要性压低了。由于研究之受到如此重视，许多教授的精神时间都泰半投入到研究中去，相对之下，教学，特别是大学本科教学，是居次要地位了。师生之疏离固因而日见严重，即教师之认同亦自其所属之大学而移转到支持其研究经费的基金会、公司或政府身上。在此情形下，大学不过是一传舍，而大学之为一“学人之社会”之理念亦因而受到伤害。关于教学与研究之关系，究为相辅相成，抑是相克相抵，常为学者辩争之论题。我们以为研究与教学在一适当平衡安排下，研究不但不与教学相克，而且相辅相成。因为教师只有通过研究才能使其教学更有内容，更有创造性之发挥；同时，也只有通过教学才能使其研究更有生命，更有心灵上之冲击。若过分偏于教学，则大学较之中学实无大别。反之，若过分偏于研究，则大学将成为研究中心，而实无保留大学之名的必要。但我们应如何对教学研究取得一适当的平衡呢？
５．学术的独立自由
中古以来，大学求独立自由，经过无数的奋斗与努力，它们向教会争自由，向皇室争自由，向一切世俗的权势争自由。一部世界大学的发展史可说是一部争学术独立自由的历史。大学之学术独立自由是不可视为当然的，是相当脆弱的。德国大学有很高的独立自由，但希特勒当政时即彻底摧毁了大学的独立自由，而一切极权国家亦根本不承认大学之独立自由。此耶士培所以在他的《大学的理念》大著中一而再、再而三强调大学学术自由的重要。他以为大学必须具有“知识上自由的交流”。诚然，不如此，则学术窒息，知识堕落，大学成为社会政治的附件，大学也不成为大学了。民初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就是一位大学独立自由的信仰与守护者。他曾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又说：“我素信学术上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之余地。”他相信“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一位曾在北大受教育的学者洪炎秋先生说：“北大的好，就好在它的师生，大都带有狂狷的倾向，所谓‘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就是所谓的‘独立自由的精神’的意思。”英哲罗素（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Ｒｕｓｓｅｌｌ）认为在教育过程中，不能免于有争论性的意见，也不能避免与当代有关的问题，在学校中即使有政治性的宣传也不足为害，但真正足害于教育者是“单面的宣传”，是一种声音，一种独断的声音。的的确确，学术的独立与自由应该是大学的“最高的原则”，只有在这个原则的坚持与维护下，大学才能致力于真理的探索，才能在辨难析理的过程中将错误、独断的假知识减至最低程度，而有可能一砖一石的建立起“知识的金庙”来。
第四部分 大学理念第37节 知识与德性
大学目的之一在培养人才，殆为不争之论。虽然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常因国家文化之别而有异，牛津、剑桥于１９世纪在培育文化型的绅士与行政人才；美国的博雅书院（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在培育民主社会之公民；苏联的大学则在训练技术人才（此虽与马克思之反职业的想法相异）不一而足。从大学的发展史来看，大学越来越专业化，培育之人才亦越来越重职业之专才，而在工业化的社会中，高等教育已被看做是一种“人力投资”，大学更成为“知识工厂”，旨在训练社会各业的“人力”。关于这一点，前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士（Ｒ．Ｈｕｔｃｈｉｎｓ）是最不能容忍的。他认为大学教育之目的不在训练“人力”（ｍａｎｐｏｗｅｒ），而在培育“人之独立性”（ｍａｎｈｏｏｄ）。在这里，我们要提出大学教育是否应该在知识以外，更应重视德性的问题。德性之重要我想是无人会怀疑的，德性之重视可说是自古以来中西教育所同然的。中国向来把“尊德性”与“道问学”并提。钱宾四先生指出中国的学问传统向来有三大系统，他说：
第一系统是“人统”，其系统中心是人。中国人说：“学者所以学做人也。”一切学问，主要用意在学如何做人，如何做一有理想有价值的人。
第二系统是“事统”：即以事业为其学问系统之中心者。此即所谓“学以致用”。
第三系统是“学统”，此即以学问本身为系统者，近代中国人常讲“为学问而学问”即属此系统。
中国之学问最重第一系统，即“人统”。《大学》中所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即是此意。当然，如钱先生所示，中国的宋儒，对第二系统、第三系统亦甚重视，而清儒则对第三系统更见着力。不过，比较起来说。西方现代大学之理念最重第三系统，即知识学统，此纽曼即以大学之任务是“知识性，而非道德性”的。不过，西方早期宗教气质浓重的大学也是重视第一系统的，亦即重“做人”系统的，譬如一百年前剑桥的克莱尔（Ｃｌａｒｅ）书院的学生，他必须完全符合英国教会的教条，否则就不能毕业。今天，在原则上，任何大学都不会否认“德性”之紧要，但在实行上，则什么是聘请教师或招收学生必备的德性条件，却非易决定。我们常听说“高尚的情操”、“尊贵的人格”、“正当的行为”这些话。但在一个急剧变迁而多元性的社会中，要绝对界定这些德性的要求，则是难之又难的。以此，我们看到世界大学对教师与学生的行为有越来越自由放任的倾向。
谈到道德的绝对性，法国生物学家蒙诺（Ｊａｃｑｕｅｓ Ｍｏｎｏｄ）相信，只有“科学方法”才是人类道德惟一的范典。其他道德则皆不足恃。蒙诺的“科学方法”主要是指对真理追求之真诚不欺。无疑的，蒙诺的答案是不周全的，不过，他的说法也非无价值。事实上，一个人对真理与知识有绝对真诚乃至进入宗教感时，则真正达到言行一致，表里无违的田地，这当然是一种德性。能够尊重客观证据，一以理性为导引之人，必不会“曲学阿世”。曲学阿世是学界之贼，自不应立足于大学。西方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