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精神-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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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梅贻琦心目中的大学之大是“大师”之大。竺可桢心目中的大学之大是求是的“研究”之为大。所谓大学的育人（传道、授业、解惑）、创造、学术的功能都是建立在这一有“大师”和有“研究”之上的。　　　　
　　　　 大学教育的两种理想　　　　
　　　　在欧洲近代大学兴起以后，大学教育一直存在着两种理想。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先后执教于东南大学、浙江大学的郑晓沧在《大学教育的两种理想》一文中概括近代欧洲大学的两种教育理想模式：英国大学的教育目的是在养成“Ｇｅｎｔｌｅｍｅｎ”（绅士），而德国大学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Ｓｃｈｏｌａｒ”（学者）。前者以牛津大学为代表，后者以柏林大学为代表。而美国则兼容了英、德二者的大学理想。当年洪堡创办柏林大学时，是依据两项新人文主义的原则：学术与教学自由，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统一（转引自韩水法：《谁想要世界一流大学？》，《读书》２００２年第３期）。当然，这只是一种相对的看法，因为在德国以洪堡等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学者同时对研究型的学者（作为科学的研究者）和他们的工作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们强调真正受过教育的人应不断在广泛的人文和学问基础上，开拓更宽的领域，寻求新的知识，而不应在某种学科中发展狭隘的专门知识。麦克莱兰在《德国的国家、社会和大学，１７００－１９１４年》一书中指出：“科学及其进一步发现是学者的手段，而非目标。全面提高个人素质和培养一种全面、敏捷、清晰和富有独创性的思维习惯才是目标所在。”（转引自魏定熙：《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金安平、张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由于归国留学生执掌大学教育和在文化界的实际影响，在现代中国的大学教育和文化界因此也就有了“通才与专家”、“绅士与学者”、“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人文主义与实验主义”的论争。１９２２－１９２３年间，在东南大学曾就办学的目的和理想展开过讨论，并形成通才教育与专家教育的尖锐对立。“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若仅以教育的眼光看也可以视为这一范畴。“学衡派”与胡适“新青年派”在文学革命及新文化运动上的态度、立场的不同，实际上是“人文主义与实验主义”之争。　　　　
　　　　郑晓沧认为“Ｇｅｎｔｌｅｍｅｎ”（绅士）相当于中国的“君子”，“Ｓｃｈｏｌａｒ”（学者）相当于中国的“士”。而张其昀在《白璧德——当代一人师》中，说“人文主义之理想为君子之风”，“人文主义为君子精神之表现”。　　　　
　　　　人文主义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更是一种文化精英主义。在白璧德的视野里，人文主义者指的是少数的社会优秀分子。人文主义的人类之爱是同情与选择，是理智战胜感情的中庸与合度，是在规训与纪律的持平中，寻求与道德、传统和人事的和谐。它是基于君子的良心和自律，取决于人基本的善的德行。就像基督徒依赖信念，依赖一种内在的皈依状态。“道德的艰辛成为道德的标志；一种行为过程如果不是深刻的道德斗争的结果便不是好的过程”（埃里·凯杜里：《民族主义》，张明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２）。自律的结果是自己的灵魂永远处在磨难之中。而“学者”、“专家”乃至大到“科学主义”以及“实验主义”的基本出发点和内在精神是一种行为主义的路径。即要看实践的检验和实际的效果，要求有一定的规范和程序，并且是合乎数理逻辑的。　　　　
　　　　“通才”、“绅士”、“人文主义”的教育理想，被“学衡派”中人带到了东南大学、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我们可以视此为人文主义的教育。但事实上在中国大学教育有一个谁也无法忽视的现象和实际的势力，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及杜威实验主义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北京大学的两任校长蒋梦麟、胡适（又曾任中国公学校长），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山东大学校长杨振声，齐鲁大学校长朱经农，河南大学校长查良钊、凌冰、邓翠英（邓还出任过厦门大学校长），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等（详细统计见谢长法：《借鉴与融合——留美学生抗战前教育活动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创建东南大学教育系和晓庄师范的陶行知，参与创建东南大学教育系，后出任南京师范学院院长的陈鹤琴，参与创建东南大学教育系和浙江大学教育系的郑晓沧，都出身于哥大研究院，或为哥大师范学院学生，或是杜威实验主义的门徒。五四运动前后，作为实验主义哲学家、“新教育运动”领袖杜威来华讲学所受到的欢迎程度和实际影响，远比主张人文主义（保守的“东方主义”）的泰戈尔影响大。当然，我们不能不看到上述杜威的中国学生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中国的大学教育中出现人文主义与实验主义之争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仅当时的东南大学就存在着白璧德门徒（新人文主义）与杜威门徒（实验主义）之争。　　　　　
　　　　


第四部分　大学理念第60节　科学的精神和求是的态度

　　　　科学的精神和求是的态度是“专家”、“学者”的立身之本。而这一点在德国的大学教育中则被神圣化。１７９４年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一书中写到：“学者阶层的真正使命：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进程。”他“不仅看到眼前，同时也看到将来；他不仅看到当前的立脚点，也看到人类现在就应当向哪里前进——在这个意义上说，学者就是人类的教养员”。１９１９年，马克斯·韦伯在德国的慕尼黑大学为青年学生们作了《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的著名讲演，影响了一代人。马克斯·韦伯强化并发展了费希特关于“学者的使命”的观点。区分作为“学者”和“政治家”的自身投入和价值取向。特别强调学者是为学术而学术，追求价值无涉。因为学术研究是一项纯粹的、独立的和理性的活动，是孤独状态下，痛苦和欢娱并存的心智活动。是沉思的生命同行动的生命的理性交接。唐纳德·肯尼迪说在美国，近年来，“研究几乎已经变成了学术责任的核心”。　　　　
　　　　 中文系培养什么人？　　　　
　　　　在现代大学教育中，朱光潜主张大学中文系或国文系的学生要文史哲兼修，中外语言文学互通（朱光潜《文学院》，见杨东平编：《大学精神》）。胡适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为推荐沈从文到武汉大学文学院任教，在给文学院院长陈源（西滢）的信中，谈到了他的关于大学中文系培养学生的目标：教师、作家、学者。随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大学国文系应“兼顾到三方面：历史的；欣赏与批评的；创作的。”（《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１１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１９９０）走向教育界的中文教师，用来传授中文知识。作家重在文学的创造。学者重在学术研究。胡适特别强调中文系的教学中不可忽视大学生中的喜欢文学创作的一批年轻作者。在此之前，胡适作为中国公学的校长，他大胆地聘请了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已写过大量小说的青年作家沈从文到中国公学任讲师，主讲文学创作。沈从文认为这是胡适的“第二次尝试”（第一次是他的白话新诗《尝试集》）。胡适和沈从文此举都成功了。从此沈从文从武汉大学、青岛大学的讲坛，一直站稳到西南联合大学的讲坛，在西南联大，他还培养了小说家汪曾祺。　　　　　
　　　　从１９１７年胡适进北京大学（当然，他的身份不是作家，但他很快成了著名的诗人），到现代作家约半数以上在各类大学中文系、外文系执教。现代大学中文系的师资结构发生了变化，那么，其办学的功能也就相应地有了培养作家的可能。　　　　　
　　　　作为作家的胡适、周作人、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俞平伯、朱自清、杨振声、冯至、冯沅君、凌叔华、许地山、老舍、林语堂、钱钟书等在大学任教。而他们之中，自然不少人是北京大学（如俞平伯、朱自清、杨振声是“新潮社”的成员，胡适、周作人是他们的指导老师）、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如闻一多、梁实秋、朱湘、孙大雨是“清华文学社”的成员，钱钟书也出身清华，但是西洋文学系的学生）、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冯沅君、凌叔华出身该校）培养出来的。他们再在大学培养新的作家。如废名（周作人的学生）、“汉园三兄弟”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出身北京大学）、臧克家（闻一多在青岛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汪曾祺以及“西南联大诗人群”。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青年作家辈出，相当多的人是出身大学中文系。　　　　
　　　　 中文系的学术路径是什么？　　　　
　　　　在大学，老师向学生传授知识（包括教学生如何去获得知识），学生学习知识，这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人的目的是自由，自由就是自我实现。而自由的实现是要依靠相应的文化过程。因此，费希特说：“国家是一个艺术机构，其目的是文化。文化是一种过程，凭借这一过程，人可以真正成为人，最充分地实现他自己，并且，正是这种实现才是完美的自由。”郭斌任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时，在中文系课程草案中将清人姚姬传关于学问之途：义理、辞章、考据引入他自己的办学理念中。实际上，义理、辞章、考据的分野对应的是哲、文、史的格局。朱光潜主张大学中文系或国文系的学生要文史哲兼修，不必分得过细。郭斌认为义理、辞章、考据的并重，是思想性、艺术性、科学性的统一，是见识、才情与学问的交融。他要求中文系的学生在做学问时一定要充分把握这三者的内在理路。　　　　　
　　　　如果仅从中文系的实际情况看，或者说在狭义的文学领域里，文学批评（评论）乃义理之学，要的是学理和见识。创作是辞章之学，靠的是才情。专门的文学史研究是考据之学，依靠的是知识的积累，即相应的扎实的学问基础。在中文系，这三者互重，无所谓谁长谁短。当然，若三者兼而有之，那自然是件好事，是大家、大师的风范。　　　　
　　　　


第五部分　大学之魂第61节　大学之魂

　　　　肖雪慧　　　　
　　　　　　　　无论风云变幻、世事无常，人们始终对大学抱有比别的许多事物更为特殊的关注。大学的形象关乎人们对大学这一事物的认同，也关乎大学的自我身份认同。大学应该呈现什么形象？还是让我们从世界上的伟大学府那里寻求答案吧。　　　　
　　　　一　　　　
　　　　历史悠久的巴黎大学，称得上现代大学鼻祖。它在中世纪率先打出“师生自治联合会”的旗帜，并率先以罢课斗争确立了自治地位，争得了结社、罢课的自由特权。从此，大学作为教师和学生自治团体昂然于世，在此后若干个世纪中，巴黎大学最经常地使用了罢课手段来维护和扩大自治权。这种对外的斗争展示出了大学的独立形象。在校内，这个教会的第一神学院发展出一种自由论辩的传统，提出各种令人不安的问题，进行最热烈的讨论、最勇敢的探索和最富成果的交流。这又展现出大学的另一基本风貌——对知识和真理的无私追求。它还一开始就以国际性面对世界。即使在当今世界也弥足珍贵的世界主义，早期就从这里发散出去，但它同时又以“传播法兰西精神最活跃的发源地”而著称。可以说，巴黎市享誉世界的特征——最富世界性，又最具法兰西的民族性——正是由巴黎大学熔铸出来的。　　　　　
　　　　欧洲另一所最古老的大学，巴黎大学的姊妹学校博洛尼亚大学是作为法学院开始自己的校史的。诞生之初，就以富于使命感的形象出现于世。早期，她致力于使罗马法重放光芒，让古罗马文明光照人间，这种努力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到来做了准备；当意大利处于豺狼包围中之时，她又站在斗争前沿，正如意大利民族诗人卡尔杜齐所说，“在战火中，在博洛尼亚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人们听到了法学教授用拉丁文发出的呼号”；本世纪末叶，欧洲联合的事业艰难曲折，她又在１９８８年九百年校庆之际起草和发起了签署“欧洲大学宪章”，宪章不仅重申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原则，重申大学的崇高使命——维护人类精神文化价值、创造和传播知识，还高举欧洲联合的火炬，呼吁推倒精神壁垒，实现欧洲科学文化一体化，推动欧洲古老的联合梦向现实迈步。　　　　
　　　　牛津大学，这个世界顶尖人物的摇篮。诗人马修·阿诺尔德作了最浪漫但也最确当的描述。他写道：“牛津以她不可名状的神韵，在不断召唤我们走近我们大学的目标，最完善的理想……”，“敬爱的梦想家啊，你的心是这样罗曼蒂克，你这样慷慨地献身于人，献身于非属于我的事物和英雄，但从不下顾没有教养的庸人！失败了的事业，被放弃的信仰、不吃香的名声、难以置信的忠诚——都在你这里找到了家！”诗人寥寥数语，便让人窥见了牛津近千年不易的特质：理想主义、博大、宽容、同情失败者。　　　　
　　　　剑桥大学，很少有人准确知道其生辰属肖，但很多人却熟知她产生了思想学术史上光彩夺目的璀璨群星，熟知这个学术上常开风气之先，孕育了许多科学、文化巨人的著名学府事事讲传统。关于剑桥的讲传统，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院长金耀基先生的《剑桥的三一》一文中有一段动人的引文：“１９１８年当诺贝尔奖得主汤姆逊爵士就任三一院长的那一天，三一的‘伟大之门’是关得深紧的。身穿学袍的汤姆逊庄严地用铁环在大门上敲叩。整条三一街都可听到那清脆的声音，门房应声，呀然开门，有礼貌但很正经地问来客尊姓大名，所为何事？汤姆逊说明来意，把英王的任命书交他手里。门房即请他稍候，随即又把大门砰然关上，并疾行过‘伟大方庭’，到院士休息室把证书呈交资深院士。院士煞有介事的验明证书无误后，随即依资历深浅，鱼贯而出，列队在大门迎迓新院长。”剑桥对传统的谨守由此可见一斑。但正如金耀基先生所指出的，它的传统中“一直有变动，在变动中又强劲地维系着传统”。无论世事怎样瞬息万变，人们如何浮躁地追潮逐浪，它有一种任凭举世中风狂走，我自卓然独处的孤傲和镇定。　　　　
　　　　至于哈佛大学这个后起的世界顶尖大学，本世纪初，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说：“真正的哈佛”乃是一个“无形的、内在的、精神的哈佛”，这就是“自由的思想”与“思想的创造”。它以超越实用性的长远眼光致力于文理融合的“通才教育”，致力于唤起对新思想新事物的好奇心，鼓励自由探索、自由审视、自由创造，并因此而奠定了它的名望和深厚根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哈佛拒绝授予里根总统荣誉博士学位一事便显示了这个看重自由和创造的伟大学府十足的底气……　　　　　
　　　　在上述这些大学通常留给世人眼中的传统形象之外，去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期间，我们又有幸听到世界著名大学的现任校长谈大学。　　　　　
　　　　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校长说，大学“追求新思想、新知识”，它“总是站在批评的最前沿”，是“一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