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精神-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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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的思想当中十分明显的精英主义色彩被克服了，他们赋予哲学的独特地位也被降格了。交往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乌托邦，但这种乌托邦并不存在于极少数精英身上，而潜在于每个人的语言活动和交往能力之中。大学的理念仍然同哲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哲学不再高高临上向各门具体科学颁布原则和目标，而是同各门具体科学建立一种合作关系：一方面通过后者而得到验证，另一方面为后者提供服务。也就是说，哲学不再是统帅，而仅仅是卫士——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哲学的使命是充当合理性的卫士。　蔡元培在１９２５年曾作过一个题为“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的讲演，其他一些文章和讲演中，他也对自己作为中国大学制度主要创始人的大学观念或大学理念，进行了多次阐发。从蔡元培对于大学系科设置的设想、对于“教授治校”和“思想自由”的提倡、对于“研究学问”的强调等等来看，蔡元培的大学理念同德国人的大学理念非常接近。大学的理念就其历史起源来说是德国的，就其精神起源来说是西方的（雅斯贝斯特别强调这一点），就其理论价值来说则应该说是全人类的（哈贝马斯强调其交往行动理论的普遍主义性质，可作为这个观点的一个支持）。百年之前的中国人就已经开始移植和培育的这种大学理念，理应成为当今中国办教育办大学者的思考和行动的重要起点。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满足于仅仅换一个学校名称，或者满足于把学校搞得更“大”一些。　　　　
　　　　


第五部分　大学之魂第72节　大学的角色和任务

　　　　陈维昭　　　　
　　　　尊敬的主席先生，尊贵的客人们，女士们，先生们：　　　　
　　　　非常荣幸能被邀请参加这个论坛以庆祝北京大学的百年校庆，并对２１世纪大学教育的目标作演讲。今天，我将以我被选为台湾大学校长近五年来的个人体验谈一谈大学的角色和使命。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台湾向着民主化飞速前进。在社会、政治、经济和许多方面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大学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历史性的转型过程中，台湾的大学也像世界上其他的许多大学所遇到的问题一样，也面临着前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科尔所描述的像在民族化和国际化之间、机会均等和量才录取之间、个人兴趣和社会集体规范之间保持一个健康的平衡这样巨大的任务。然而除了这些任务之外，台湾的大学还面临着另一个挑战，那就是，人们期望现在台湾的大学扮演一个有自主权的角色，一个明显不同于过去几十年扮演的工具性角色。过去，台湾的大学常常被强加给许多其他的与教育无关的功能，像促进经济发展，加强防卫，完成政治目标等等。实际上，大学只不过是迎合政府政策的工具。最近几年，随着台湾自身的民主化，大学的自主也发展得很快。现在台湾的许多大学都认清他们的新角色，并在建构他们新的内容。这种意识已经成为推动台湾大学校园民主化的动力。　　　　
　　　　在这个向自主和民主过渡的时期，许多台湾的大学正在迎接扮演新角色和向社会做出贡献的挑战。我非常愿意以台湾大学为例给大家谈谈我个人关于这个新任务的意见。鉴于我们的大学是台湾最重要的综合性大学，我发现在完成大学新的角色和任务方面我们所做的六个方面的努力将可能是富有成效的。　　　　
　　　　 一、建设校园文化　　　　
　　　　过去几十年里台湾迅速的工业化和商业化已经使我们的大学校园带有一种明显的实用主义气息，过分政治化的倾向和人际关系疏远的氛围。如果不尽早采取适当的措施，我担心大学所崇尚的人文主义的理想和精神会丧失殆尽，大学会降格为一种庸俗教育的场所。因此，我希望立即采取两项强有力的措施：（Ａ）加强通识教育（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和人文教育（ｌｉｂｅ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Ｂ）加强民主和法制教育，避免过分政治化。　　　　
　　　　通识教育是为了获得全面的知识，而人文教育则以完善人格为目的。现在台湾的大学教育似乎过多地重视专业化而有忽视人格发展重要性的倾向。虽然我们的大学已经开始更加重视通识教育，我个人还是认为人文教育也应当加强。一些课程和活动应当重新设计和组合，以恢复人文教育的理想。　　　　
　　　　众所周知中国文化的传统是非常重视政治的，过去的知识分子通常是和政治密切相联的。由于过去几十年台湾特殊的政治气候、环境，人们倾向于把许多事情过分政治化，大学也不例外。为了矫正这一现象，我们需要传播民主思想、强化法律知识取向的教育。这一法律教育尤其重要，因为它是大学真正民主的基础。否则，大学引以为自豪的民主、自由理想会扭曲和降格。　　　　
　　　　 二、建构学术道德　　　　
　　　　对大学来说，学术自由是存在的根本。然而，历史已经很多次的证明学术自由和自治常常让位于政治的干扰。今天，这种干扰则往往来自于实力雄厚的商业企业。即使大学能够抵御外来的干扰，解决校内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冲突也会是非常困难的，而双方冲突的立场和观点同样会损害学术自治的中立性。我们可以设计一个理想的教育体系来捍卫学术自由和自治。但是，这个任务依赖于学术机构中的所有成员：他们需要辨明他们道德责任的底线。因此关键的问题仍然在于是否所有学术领域里的成员都明确地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只有当他们辨明了这个原则，建构学术道德才有意义。然而，在大学被世俗化的过程中，这个信念似乎淡化了。所以我提议组织一个委员会，建立一些规则，以使学术道德得到保护，教师得到尊重。　　　　
　　　　 三、保存绝对价值　　　　
　　　　我这里所说的绝对价值是指对高智力成就和大学里杰出学者的绝对尊敬。我们传统的知识分子都有这样的一种志向，那就是能从学术位置被提升到政治位置上，以此作为他们智力成就被承认的一种象征。至今仍然有很多人没有认识到那些献身于教育和学术研究的人应当满足于寂寞的工作，应当从繁忙的社会活动中抽身出来，应当忙于教室、图书馆和研究。从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来看，这种“退出”实际上是向前进步的一个最积极的动力，这就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所崇尚的“退出和回归”。我相信这种具有崇高智慧的信念对重塑大学价值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当然，当社会需要学者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学者也会被授权担任政治官员而作出他们的贡献，但是他们永远不应该错误地认为政治成就高于学术成就。　　　　
　　　　 四、提高学术质量　　　　
　　　　如果说教育是大学的生命，那么研究就是大学的灵魂。由于处在探索知识和研究真理这个领域里，大学不应当仅仅传播知识，还应当发展知识，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培养知识分子。当大学向着２１世纪迈进并为新时代培养知识分子时，我们应当遵循“平衡（ｂａｌａｎｃｅ）”和“卓越（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两个原则。我们应当在民族化和国际化之间，在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之间，在科学研究和人文研究之间等许多事情上保持平衡。至于卓越原则，我们应当做出长期的和整体规模的规划，要考虑到将来的全球发展，社会的实际需要和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应当优先考虑的是集中精力于提高质量，而不是扩大数量。应当重新设计课程，把目标放在多学科教育上；资源要充分予以利用以培养优秀的学生；还应当制订五年或十年和中期或长期的规划，以适应每所大学的研究人员的需要。所有这些努力都要致力于组织更大的研究团体，积累研究成果，最终的目标是为了社会、国家和整个人类的福利。　　　　
　　　　 五、尊崇大学的普遍主义（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ｓｍ）精神　　　　
　　　　对中世纪欧洲大学来说，最持久的最重要的就是普遍主义，这是一个超越国家的学术特点。那时的学者在欧洲广泛地游历，在他们访问的任何一所学院都受到尊敬。虽然这种普遍主义的精神已经成为历史，但是我们应当尊崇它为最有价值的财富。一所好的大学应当视自己为全世界众多大学里闪亮的一颗星。多年来，台湾大学致力于与世界上许多学术组织进行学者间的交流，迄今为止，这样的组织已有八十多个，涵盖了欧洲、美洲、亚洲和澳洲。继续方式多样的交流是我们即刻日程。这样，我们的大门是向世界敞开的，我们邀请国外的老师和学生来我们的学校，同时也把我们的老师和学生送到其他的学校。我相信，这将是一个非常好的介绍新观念、新理想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将会把新的生活和活力注入所有的校园。　　　　
　　　　 六、扩展校园功能　　　　
　　　　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大学是探索知识，研究真理的一块圣地，不应当被完全世俗化，他们应当和外界社会保持适当的距离。但这个距离绝不意味着与世隔绝。大学应当坚守人们对它所期望的角色，应帮助社会形成一些供大众遵从的基本的社会价值观。大学有义务走出象牙塔，为社会提供必要的服务。考虑到这一点，台湾大学已经重新设计了以前的晚间课程，将其改成为成年人所设立的扩展教育。我们还以远程教学的方式和许多其他的机构合作。此外，我们还正在和一些企业一同组织工业教育合作项目，希望我们学校能提供一些高层次的理论和技术知识，以此使理论和实践互相促进。将来我们还想对我们教育项目的内容、体系和方法做出改进。与此同时，我们还希望经常检查自己以做出适当的调整和拓展。我们渴望通过这些做法能提供社会所需要的教育和学术服务。　　　　
　　　　实际上，处理大学复杂管理事务上的任务是无限的。但是我相信，刚才我提到的那六个是最急迫的任务。毕竟只有通过建设校园文化，建构学术道德，才能真正地实现大学的自治和自由。只有形成了绝对价值观和提高学术质量，才能保持大学教育的理想。只有尊重普遍主义精神，才能在民族化和国际化之间达到所希望的平衡。只有扩展大学功能，大学才能为外面这个更大的世界提供反馈服务。这样，大学所认可的民主、自由和纯洁才能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才能加速社会的进步。一所理想的大学应该在教学和研究，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校内和校外事务，民族化和全球化之间保持自然的平衡。她必须在学术纯洁和学术自治的基础上追求卓越。我坚信只有通过完成所有这些任务，一所大学才能在２１世纪成功地扮演她的新角色，完成她的新使命。　　　　
　　　　


第五部分　大学之魂第73节　大学精神与清华精神

　　　　徐葆耕　　　　
　　　　在林林总总的大学中，几乎每一所大学都能非常明确地告诉你：它具有什么样的办学理念、特色和成绩，但只有一部分的大学有自己独特的“精神”。这种大学精神是难以言说的，但又是具体可触的。它能将具有不同思想、文化、专业背景的知识分子凝聚在一个目标下，在大学遭遇艰难曲折时升华为一种顽强的亲和力和奋斗力。在这样的大学受过教育的人，会长久地怀念它。在这类学校中，清华可以说是较为突出的一所。海内外凡是清华人足迹所到之处，都建有“清华同学（校友）会”。这是没有一个大学可同清华相比的。中国大陆和台湾在政治上两相对峙，但在海外所有的同学会都是两岸清华共居一个组织。在同学会中尽管大学的政治、思想、观念有所不同，但仍然可以和睦相处。什么原因？就是有一个共同的“精神”把他们联在一起，这就是“清华精神”。　　　　
　　　　大学精神不是人为设定的，也不是哪位校长或大师头脑中的理念产物。它是介乎于理性与情感之间的一个范畴，它的形成是多重因素长期相互撞击和融汇的结果。一般来说，一所大学的“精神”同这所大学独特的历史、地理、文化环境有密切关联，是国家意向同社会（国内外）流行趋势相互冲突与融合的结果，校长与大师对大学精神的影响重大，但学生（特别是那些学生中的精英）也对大学精神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大学精神需要一个较长的办学历史才能养成，它属于传统的一部分，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政治制度的更替或者毁灭性灾难的降临（如“文革”）都只能改变它的形态和部分内涵，而不能把它从根本上摧毁。大学精神是传统中最宝贵的部分，是大学抗打击和求发展的生命力的底蕴所在，对于稳定大学的风格和水准，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任何一个聪明的校长都懂得：对于这种已经形成的精神应该珍视、哺育并且使它变得更加适应时代的新的需要。　　　　
　　　　我们可以看到，所谓“清华精神”至少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耻不如人。清华是个“赔款学校”，是美国用中国庚子赔款余额建立的，美国政府的本意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培养一批“追随美国的精神领袖”，而学校偏又建在了被英法联军洗劫过的清华园和近春园。学生整天面对着被焚毁的断壁残垣，民族耻辱时时袭上心头。当时在学的吴宓曾有“热肠频洒伤时泪，妙手难施救国方”之叹。“五四”时北大已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而清华可称道的是闻一多贴出的岳飞《满江红》，主题还是雪耻。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学生受着美国式的教育，而在出洋后却非常敏感于西方人对黄种人的歧视（可参阅吴宓、朱自清、闻一多的日记与书信），他们远较其他大学的学生蕴积着更深重的对于民族耻辱的痛感；改成大学后，如何摆脱美国的控制实现学术独立便成为清华建设的主题，而其深处的情感动因仍是雪耻。到了３０年代，民族矛盾激化，梅贻琦任校长第一次讲话没讲学术自由却讲了莫忘国难，到了１９３５年“一二·九”清华终于成为抗日救亡的中心堡垒。这种为民族雪耻的激情，在解放后转化为建设祖国的献身意志。在文革中，眼看中国在科技上日益落后居然还在批“崇洋媚外”，一位原来的领导人痛心地说：“什么崇洋媚外？！连洋人屁股都看不见了！”“文革”后，这种耻辱感重新化为办世界第一流大学的强大动力。“明耻”是清华精神的重要表征：耻中国科技与文明不如西方发达国家；耻清华不如西方的一流大学；耻清华某些方面不如国内兄弟院校；耻本学科水准不如校内先进学科；耻个人学习或科研不如其他同班同学或教研室出国人。“知耻而后勇”。清华人的耻辱感是民族耻辱感与个人耻辱感的综合，不同于西方基督教的纯个人罪感。它显得更加博大，也更加充实。　　　　
　　　　第二是讲究科学。清华改大是在“科学与玄学”论战之后，科学优势上扬。清华国学院一建立，主任吴宓就宣称本院与其他大学不同处在于重视“科学方法”（参见吴宓在国学院开学日的讲话），四大导师梁、王、陈、赵及吴宓、李济的研究成果证明此言不虚。梅贻琦到任后，办校重自由，更重“科学家的眼光和态度”，强调理性和纪律，主张一切以事实为出发点。这一点，构成清华与北大办学的风格不同，其原因除上面提到的社会因素外，还同梅贻琦在美受的理工科教育背景有关。这种科学精神不仅贯彻于理工科建设而且旁及人文学科。冯友兰说清华文科的共同风格是追求“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