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精神-第3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冒桑弥ぞ堇础Ｇ胛誓奈蝗宋难д撸玫贸觥鞍迳隙ざぁ钡闹ぞ荩课夷畈┦渴保卸问奔溆胍晃荒罨У耐荩弦凳保牟┦柯畚拇丛斓摹爸苯泳貌怠笔牵担埃埃巴颍夷兀桓龃笞右裁挥小Ｔ谡庵制兰厶逑道铮闳眯７皆趺粗厥尤宋模棵炕靥畋砘惚ǔ杉ǎ娇蒲谐晒牟灯拦溃宋难д吣懿煌菲し⒙椋退慵崆康牧恕Ｖ魇抡吆芸ǎ嵝汛蠹也槐亟橐猓庖焕甘俏砉た粕杓频模宋难酢疤厥狻保梢圆惶睢４笱Ю铮冗尺宸缭啤⒅匆庥谔角蟆捌毡樵怼钡娜宋难酰缃癯闪诵枰疤厥庹展恕钡娜跏迫禾澹钊烁刑具裥辍！ �
这种重理工轻人文的局面，近年似乎有了较大的转机。许多大学开始投入资金，争抢人才，一时间热闹非凡。可你仔细看看，这些大学之所以突然“发力”，大都有明确的工作目标：或评重点科学，或争博士点。如果文科真的开始评院士，大学对“人文”重视的程度，肯定还会进一步提升。可态度变了，思路依旧，还是希望人文学者的成果能“过硬”，也就是说，要“看得见摸得着”。
在一个迷信科学、偏好精确的社会里，一切成绩都必须量化。将教学、科研、精神、传统、学风、信誉等，全都变成数目字，而且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三位，据说是为了便于管理，使评价有“客观依据”。另外，也好让领导一目了然，知道谁好谁坏，谁用功谁偷懒。现在的大学校长，心里都有本账，科研经费、重点学科、院士数目、ＳＣＩ索引等，这些都是“过硬的资料”。至于人文，最多举出个把德高望重的“国学大师”。
如此强调量化，坚信“管理出效益”，使得大学的工作目标，明显背离独创性原则，而片面追求数量上的繁多。其客观效果，很可能是催生出大批的平庸之作。这一点，是量化管理最受人诟病的地方。谁都知道，论文和论文不一样，不能以数量定高低；学术上的是非曲直，无法用民主投票来解决。而主事者也自有其苦衷：之所以凭数字定英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谁让你生活在一个权威缺失的时代。既然谁也不服谁，谁也不敢拍板，谁也不想承担责任，那就将命运交给电子计算机吧。所谓“数字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是大学丧失评价尺度的遁词。因其表面上的平等，掩盖着实质上的不平等。
过于相信数字，不仅仅是技术手段问题，更重要的是心态及立场。还是在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曾谈及必须分清什么是大学的主体，是教师学生，还是行政管理人员？此提问被认定是主张“教授治校”，有抢夺领导权之嫌。这里不想辨析民国年间北大、清华以及西南联大“教授治校”之利弊得失，单说大学里的工作，到底是以教学、科研为中心，还是以管理为中心。假如是前者，就必须着力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尊重其工作兴趣，任其自由发展，尽可能为其攀登学术高峰创造最好的条件，而不是迷恋于如何提高管理的效率。
现在各大学里为改革制定政策以及具体实施的，多为行政部门，故不可避免地多从管理的角度思考问题，用心良苦，但效果不见得好。相信广大教师的学术良知，不将主要精力放在防止偷懒，而是鼓励创新，这既是对“人”的尊重，也是对“学术”的理解。原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曾以普林斯顿大学为例，说明创建一流大学必须有“大爱”，方能“营造一个有利于产生学术大师的良好的研究环境”。下面这段话，我很感兴趣：“正是因为她的宽容和‘大爱’，安德鲁·怀尔斯教授才有可能９年不出１篇论文，埋头苦干、静心研究，解决了困扰世界数学界长达３６０余年的一大难题——费马大定理，最终获得历史上惟一的菲尔兹特别成就奖；她也允许患有精神病的天才数学家约翰·纳什静心地生活在校园内，并给予极大的关爱，终于使他在与疾病搏斗３０年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充分体现了人类应该具有的‘美丽心灵’。我想，这恐怕就是普林斯顿大学成为美国第一大学的真谛！”（《一流大学需要大楼、大师与“大爱”》，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７日《文汇报》）
当然，你可以说，杨先生现在不当校长，站着说话不腰疼。要是在他的校长任内，教授们全都几年不出一篇论文，看他着急不着急。这确实是个难题。大学里的管理，既要放得开，又要收得拢，分寸不太好把握。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可过多的规矩，又必然对天纵之才造成束缚。我曾不只一次提及，大学教育的微妙之处，在于如何“为中材制定规则，为天才预留空间”（参见《中国大学十讲》２２１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说说容易，真做起来，难度很大。谁是必须遵守规则、服从管理的“中材”，哪个又是可以特立独行、自由发展的“天才”，你来定？将来被你认定的“天才”一事无成，被划为“中材”的反而成绩斐然，看你怎么交代。由行政当局钦定若干种子选手（比如“跨世纪人才”之类），不见得就能保证比赛的胜利。况且，此举很可能极大地挫伤其他选手的积极性，焉知奖杯最后不是落在那些原先不被看好者手中。真正的学术创新，既需积累，也讲机遇，往往不能以常理推测。你很想要的，不见得就能得到；你没想到的，反而可能翩然而至。作为大学，最好的策略是，“时刻准备着”，迎接突然的挑战与荣誉。
面对着这样一种两难局面：或因管理太松而有所懈怠，或因管理过严而有所压抑，你问我怎么办？我的答案很明确：选择前者。理由是，好大学里的好教授，你不必管他／她，也不用催他／她，他们比你还着急；让其自由发展，不计较一时一地之得失，方能有大成。至于有些人因此而偷懒，没关系。因为，在我看来，一大堆无关痛痒的小成果（不说粗制滥造），还不如一个大突破。目前各大学的基本状态是，鼓励小打小闹，而不敢“拿生命赌明天”。如此追求稳妥，不敢冒险，很大程度是现有的评价及管理体制决定的。
建立规章制度，加强学术管理，这一努力，有其合理性，也值得提倡。尤其是如何选拔人才，防止近亲繁殖，杜绝武大郎开店，对于中国大学来说，更是生死攸关。只是必须记得，管理有效，但并非万能；而且，管理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大学的管理工作，应包含对“人”的尊重，以及对“创造性劳动”的理解。前者涉及“尊师重道”，后者则不妨称为“放长线钓大鱼”。如此具有弹性的、不乏人情味的管理，方才可能“营造一个有利于产生学术大师的良好的研究环境”。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87节 榜样如何获得
中国大学积弊甚多，必须改革，这我不怀疑；改革大业起步于“向世界一流大学学习”，这我也举双手赞成。问题在于，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否必须而且能够“与国际接轨”。这里应该追问的是，哪个国际？什么轨？怎么接？所有这些，都必须认真推敲，而并非不证自明。
办大学没钱不行，有钱也不一定就行。这和建工厂、修工程不一样，后两者，只要有足够的技术与资金，就能顺利达成。一年建成世界第一的上海磁悬浮列车或者弄出个北京现代汽车厂，这都是奇迹，但并非不可能。可你要是抱着这种念头来办大学，肯定大失所望。没有十年八年，新大学很难像个样子。这里说的不是占地面积、建筑设计，或者著名学者、优秀学生——这些都还可以用钱来买，惟有学校的风气与传统，必须靠“养成”，急不得。这还是最理想的状态，不算那些走了弯道、摔了跟斗，甚至忙了几十年、上百年还没真正上路的。
办大学难，难在不能依样画葫芦。榜样不难找，可人家一招一式背后，都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你光学表面的架势不行。我说过一句很“刻毒”的话：最喜欢拿某某大学说事，并将其作为标尺，用来衡量、批评中国大学的，往往是访学半年的专家。因其确实有所了解，可又知之不多，急于找到榜样，只看到人家的好处，而没来得及追问这些“招式”所隐含的意义及其来龙去脉。如此“好学”有余，“深思”不足，写写文章，发发感慨，很是精彩；一旦当起真来，用来指导中国大学的改革实践，很难不出现“橘化为枳”的尴尬局面。《晏子春秋》中有这么一句：“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在我看来，比起具体的植物，大学的生长，更讲“水土”，因而更难成功移植。
考虑到大学与社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你希望超越“技术训练”，就必须面向本土，兼及历史与传统；否则，你将“水土不服”。新大学的难题是如何接地气、服水土；老大学呢，所有革旧鼎新的努力，都必须顾及已经形成的传统。如果一切推倒重来，把老大学改得“面目全非”，绝对不是好事情。有传统，就会有惰性。老大学的惰性，确实给改革带来很大的阻力，让具体操作者感觉动辄得咎，举步维艰。可正是这种抵抗，使得任何人都无法凭借一时之勇气与意气（即便是光明正大），改变大学的发展方向。大学里的任何改革，除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还有今人与传统的对话，其结果往往是“非驴非马”。这种“不纯粹”，偏离各方的愿望以及学习的榜样，不一定是坏事情。因为，这有利于大学精神的延续——既与时俱进，而又不丧失传统。
改革者在设计方案时，一般都有很具体的追慕对象。就像写论文一样，有人博采众家之长，有人固守一家边界。后者的措施成龙配套，亦步亦趋，容易学得像；前者则必须视野开阔，各家之长如何协调是个难题，弄不好变成大杂烩。但对于立意高远者来说，前者无疑更具魅力，也更有发展前景。１９０２年，当时的管学大臣张学熙为了重开因庚子事变而停办的京师大学堂，曾敦请各驻外使节提供各国的学制资料。其中驻美使馆提供的资料最有意思。因“国家并未设官管理”，也没有统一教材，只好“经切商美外部”，提供哈佛大学（四种）、哥伦比亚大学（四种）、耶鲁大学（两种）、宾法尼亚大学（一种）等十三本章程（其余两种为中小学课程）。尽管因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考量（１９０６年的《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说得很明白，德国与日本的教育“重在保帝国之统一”或“万世一系之皇统”，故最少流弊），晚清各种学堂章程的制定，实际上多采德、日学制；但晚清教育政策的制定者，还是努力“博考外国各项学堂章程门目，参酌变通，择其宜者用之”（张学熙等《重订学堂章程折》）。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不知是否意识到，诸君信誓旦旦的“与国际接轨”，很可能是个虚妄的目标。
不只一次见识过这样的局面：大家正热火朝天地讨论如何“与国际接轨”，冷不丁说到某个具体问题，这时候，留法与留德的，留日与留美的，意见全都不一样。这下子你就明白了，起码在大学领域里，“国际”上并非只有一“轨”。只不过现如今美国独步天下，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其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使得许多人误将美国大学作为惟一的标准，整天将“哈佛”、“斯坦福”挂在嘴上。文化传统不同，各国大学其实面貌迥异；同一国家的著名大学，也因其成长背景及现实环境的差别，而选择不同的发展方向。就连常被相提并论的“哈佛”与“斯坦福”，其间的“楚河汉界”，也都值得你认真对待。
过去的教育家，以我为主，借鉴西方大学经验时，很有节制，知道什么能学，什么不能学；现在可好，认准一家，义无返顾，猛扑过去，表面上学得很快，也很像，可他忘记了，所有的仪式背后，都必须有精神作为支撑。举个近在眼前的例子，眼下渐趋消歇的大学合并之风，便是看对了病，开错了药。这帖药，明显是为了救治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落下的病。主事者用心良苦，只是忽略了国内各大学原有的传统，对“国际标准”的理解也未免过于单一，加上行政主导，实际推行中，出现了“以大为美”的偏差。可就像王则柯所说的，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学科门类并不齐全，学生也不过区区数千，但在学界享有崇高声誉（《小的是美丽的》，《开放时代》２００３年２期），你能说这不算“世界一流”，不值得仿效？这下问题更大了，你让我学什么？哈佛？斯坦福？普林斯顿？加州理工？我的答复是：都可以，又都不可以。说“可以”，是假定你已经深思熟虑，知己知彼；说“不可以”，是怕你只是震于大名，盲目响应。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88节 大学分类型
其实，大学分类型——研究型、教学型、技术培训型、社区服务型，都有其发展的空间。不问规模大小，只要定位准，声誉好，就是好大学。就像写文章，能雅是本事，能俗也是本事；就怕半吊子，高不成低不就，理论、实用全都不彻底。不同类型的大学，目标不一，道路不一，评价标准也不一；先自我定位，再寻找相关的榜样，比起笼而统之的“接轨”说，要实在得多。各大学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形成的，不是想改就能改，你只能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表演。而就目前中国大学的现状而言，首先是明白自己脚下的舞台，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忙着制定进入“世界一流”的时间表。
对于许多大学校长来说，明白自家长短，形成自家个性，是第一步，也是最要紧的。民国年间的许多著名大学（包括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是有个性的，你几乎闭着眼睛就能想象得出其各自的风采。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后，各大学之间，从专业设置到学术风气，越来越趋同；惟一的差别，只是规模的大小与水平的高低。这种办学观念过于“整齐划一”的状态，现在正逐渐被打破。但所谓“形成自己的特色”，与其说是“扬长”，不如说是“避短”。让志向远大的校长们知道什么是自己学不了的，与让他们知道应该学什么，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因为只有这样，校长们才懂得如何腾挪趋避，不至于贪多嚼不烂，模糊了努力的大方向。
说到“腾挪趋避”，这一百年中国的大学教育，并非拒绝“开眼看世界”，而是找不到很好的“接口”。晚清的模仿德、日，１９２０年代的学习欧美，１９５０年代的转向苏联，近二十年的独尊美国，我们谈论大学发展与改革，始终“目光朝外”，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姑且不说西学（包括声光电化与民主法制等）的魅力无法抗拒，西方大学制度在生产及传播知识的有效性方面，也非传统中国的书院可比。可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只谈“与国际接轨”，而不努力发掘传统中国的教育资源，这样的改革，是有局限性的。
在《大学之道——传统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北大精神及其他》，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中，我曾提到，在借鉴欧美现代大学制度的前提下，应该追问传统的书院教育是否能为我们提供某种思想资源。我的答案是肯定的。粗略言之，大概可以包括如下三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