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精神-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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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追问传统的书院教育是否能为我们提供某种思想资源。我的答案是肯定的。粗略言之，大概可以包括如下三种思路：　　　　
　　　　从教育体制考虑：私立大学、研究院及民间学会对于中国学术思想多元化的贡献；　　　　
　　　　从教育理念考虑：全人格教育、通识教育以及打破教育的实用主义传统；　　　　
　　　　从教学方法考虑：强调独立思考、自学为主、注重师生之间的理解与沟通。　　　　
　　　　这里所说的，不指向具体学科及研究领域（如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而是强调整个学术思路的转移，即２１世纪的中国大学，不应该只是“欧洲大学的凯旋”（借用Ｒｕｔｈ　Ｈａｙｈｏｅ的说法，参见　Ｃｈｉｎａ　＇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１８９５－１９９５：Ａ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ｐｐ３－２３，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９９６）。最近１０年，学界对于中国古代书院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出版了许多史论及资料集，此类成果，可惜不被制定教育政策及从事大学改革者所重视。“千年书院”，再加上“百年大学”，如此“中国经验”，实在不该被忽视。１９２１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在美国柏克利大学中国学生会演说，阐述其“大学理想”——中国传统的孔墨精神，加上英之人格教育、德法之专深研究、美之服务社会（《蔡元培全集》第四卷６４－６６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这样的视野与襟怀，方才谈得上“制度创新”。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　　　　
　　　　不管是“孔墨精神”还是“书院教学”，都比较虚幻，不能直接套用，必须经过一番创造性转化，方才具有可操作性。可思考问题，有这个维度与没这个维度，就是不一样。没这个维度，很容易变成简单的“拿来”，或自我陶醉于“中国的哈佛”、“东方的剑桥”这样不伦不类的比拟，而与“世界一流”无缘。　　　　
　　　　 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０日于京北西三旗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89节　我看百年变革

　　　　陈平原　　　　
　　　　 小引　　　　
　　　　 北大是个夸张的地方，这里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大人及传媒所关注，并赋予许多或许本身并不具备的“战略意义”。所谓“北大无小事”，对于一所大学来说，不见得佳妙，因为，众目睽睽之下，原先设计的高难动作，表演中很可能变形。必须是久经沙场的大将，有极好的心理素质以及周密计划，方能临阵不乱，既不被猎猎军旗所蛊惑，也不被阵阵战鼓所震慑。期待鲜花与掌声，但也不回避荆棘与陷阱，以平常心面对历史与现实，步步为营，而不幻想着“一剑定乾坤”，对于备受关注的北大人来说，至关重要。所有的大学都必须改革——不止北大；所有的改革都有风险——北大也不例外。在我有限的视野里，北大一百零五年的历史上，改革层出不穷，稳定反而是少见。当初众口一词的，结局未见得就好；当初异说纷陈的，说不定反而大获成功。“改革”作为口号，并不包含是非正邪之类的价值判断，就看你立意是否高远，措施是否配套，具体抢先时是否有理、有利、有节。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敢为天下先”的北大，并非每次改革都值得称许。评判大学改革，不以当事人的主观愿望为准，而是揆之学理与人心，验之历史与现实，着眼学术与文化，既看短期效应，更看长远影响。这其中，事关国家兴亡者，比如抗日战争的爆发、“反右”运动的策划、“文化大革命”的点燃等，与大学有关，但非区区大学史的论述框架所能容纳；我关注的是那些大学本身具备某种主动性的变革。选择北大历史上八次大大小小的变革，以年系事，为今日谈论大学变革者提供必要的知识背景。对于百年中国大学的成败得失，我在《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和《大学三问》（《书城》２００３年７期）中有更充分的评述，这里以叙事为主，不做太多的发挥。　　　　
　　　　１９０３年，大学章程与学生运动　　　　
　　　　此前一年，张百熙奉命重办庚子事变中被毁的京师大学堂。作为管学大臣，张百熙兼管全国教育，进呈了涉及京师大学堂等的《钦定学堂章程》，俗称“壬寅学制”。本年重新制定的“癸卯学制”（即《奏定学堂章程》），由于“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张之洞的积极参与（《张百熙奏请添张之洞会商学务折》），更为丰富详实，也更具可操作性。此学制自公布之日起实施，一直延续到１９１１年清朝灭亡为止，对于晚清之“兴学堂”起了决定性作用。为此重定之学堂章程，二张等上折，阐述立学宗旨：“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此种引进西方教育体制，而又希望保存传统文化精神的思路，在晚清知识界很有代表性。　　　　
　　　　作为“癸卯学制”一部分的《奏定大学堂章程》，比起此前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１８９８）和《钦定大学堂章程》（１９０２）来，目光远大，规划全面，尤其文学科大学各门的研究法、教科书以及课程设计等，很能显示主持其事者的眼光与学识。至于通儒院（即今日的研究生院）的设计，更凸显了追赶泰西各国大学的雄心壮志。　　　　　
　　　　二张等主持制定的《学务纲要》，以三代学校之德行道艺四者并重，对应外国学堂的智育、体育外，尤重德育，竟坐实为一条小小的禁令：“学生不准妄干国政。”具体说来便是：“恪守学规，专精学业，此学生之本分也。”之所以强调学生“思不出其位”，就因为这一年的４月３０日，京师大学堂师生二百余人鸣钟上堂，集会演说，声讨沙俄侵略，抗议清廷无能，“言至痛哭流涕，同学齐声应许，震撼天地”。加上随后的上书政府，通电全国，号召各省学生“发大志愿，结大团体，为四万万人请命”，已写就北大“闹学潮”的传统及基本操作方式。　　　　
　　　　 １９１０年，分科大学与学科建设本年３月３１日，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举行开学典礼。办大学不比建工厂，光有校长、章程及资金还不行，起码还得有合格的教授与学生。二张等设计的《奏定大学堂章程》，悬的甚高，但无法落实。一直等到预科学生毕业，清廷方才可能“内顾物力之艰难，远维树人之大计”，真正筹办分科大学（《学部奏请设分科大学折》）。拟议中的分科大学有八，真正落实的有经科、法政科、文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等，医科没能赶上这头班车。各分科大学中，所设专业大为削减，如格致科原分六门，只设化学、地质学两门，农科原分四门，只设农学一门，商科原分三门，只设银行保险学一门。至于３８７位学生，“惟直隶省人最占多数，新疆省尚无一人”（参见《教育杂志》１９１０年５期）。将一纸蓝图落到实处，其实很不容易，至此，现代中国大学的学科体系方才算是初步建立。像北大中文系等将系史溯源于此，而不是１８９８年，我以为是合适的。据《中华教育界》１卷４期（１９１３年４月）报道，北大开办十余年，先设预科、师范科，毕业四次，造就良多。但第一届分科大学毕业生共２３０人，还是得等到１９１３年的四五月间方才完成学业。正因人才难得，为数无多，“教育部对于此次大学毕业办法，除按照中央学会议决（大学毕业）授予学士学位外，并咨由国务院分发京外各机关免去学习，即以荐任各官分别任用，以示鼓励”云云（《北京大学第一次毕业》）。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90节　高深学问与社会责任

　　　　本年１月４日，新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到校视事，五天后发表公开演讲，称“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希望学生摒弃“做官发财思想”；七天后致函教育部，要求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二十三天后在国立高等学校校务讨论会上，提出大学改制议案。“新官上任三把火”，就此揭开了北大改革的序幕。　　　　　
　　　　与这三把火相适应，蔡校长礼聘大批学有专长且颇具革新思想的教授，解雇了若干滥竽充数的外国教员。经过一番整顿，全校教授平均年龄降到三十几岁，充满青春活力。同时，蔡校长审时度势，扩充文科和理科，停办工科和商科，突出北大在“高深学问”而不是“应用研究”上的实力。至于其“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以及支持北大师生组建各种学术及政治团体，介入当代社会变革，则使北大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没有比李大钊所书联语“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更能代表五四时期北大师生的情怀。这一兼及“高深学问”与“社会责任”的自我期许，日后成为无数北大人的梦想。　　　　　
　　　　１９３１年，科学进步与救亡图存　　　　　
　　　　曾长期担任蔡元培重要助手的蒋梦麟，１９３０年底辞去教育部长职务，改任北京大学校长。由于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研究合作费国币１００万元的资助，蒋梦麟“中兴北大”的决心，得以顺利展现。据胡适回忆，这位有魄力、有担当的蒋校长，曾这样叮嘱文、法、理三学院的院长：“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北京大学五十周年》）如此“放手做去，向全国挑选教授与研究的人才”，经过八个月的励精图治，等到秋季开学时，原先暮气沉沉的北大已“焕然一新”。　　　　　
　　　　上任不到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身为校长的蒋梦麟，夹在主张积极抗日的北大学生与声称攘外必先安内的最高当局之间，好不尴尬，难怪其多次请辞。在本年１２月１７日举行的北大３３周年纪念会上，蒋梦麟发表演讲，称：“此后我校之使命，一方面固应唤起民众，努力奋斗；同时则仍当从事建设，努力于科学之进步。”虽不否认学生救亡图存的努力，但作为北大校长，蒋梦麟显然更关心中国的科学及教育的进步。随后几年，蒋校长除了积极筹集经费，更注重学科（尤其是理科）建设。其整顿学校纪律，加强本科生及研究生管理，使得北大的学术水平有明显的提升。　　　　
　　　　１９３８年，三校融合与民主堡垒　　　　　
　　　　本年４月２日，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令，撤退到昆明的长沙临时大学，正式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并于５月４日正式上课。这所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建而成的战时中国的最高学府，先后在校学生不过八千，其在现代中国教育史上的意义，却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分。如此艰难岁月，僻居边陲的西南联大，居然弦歌不辍，且成绩骄人，实在是个奇迹。北大的激情，清华的严谨，南开的质朴，在西南联大时期各得其所，且互相渗透。正如《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所说：“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在中国读书人中广为传诵；更因燕园立有此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的名碑，北大学子普遍对其耳熟能详。可重读一遍，照样还是令人感慨万千。碑文称西南联大可纪念者有四，中云：“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碑文力求简洁，有些话无法敞开来说。如此“兼容并包之精神”，一般人都会联想到蔡元培校长确立的老北大传统。这当然没错。可在战时特殊环境下，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坚持“兼容并包之精神”，成为大后方重要的“民主堡垒”，还必须提及由清华大学带入的教授会制度。　　　　　
　　　　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曾撰文，高度评价梅贻琦校长之建立教授会制度，称其：“在校内，它有以民主的名义对抗校长独断专权的一面；在校外，它有以学术自主的名义对抗国民党派系势力对教育学术机构的侵入和控制的一面。”（《三四十年代清华大学校务领导体制和前校长梅贻琦》）而西南联大决策和管理之相对民主，与梅贻琦长期主持常委会工作以及教授会制度的确立不无关系。　　　　
　　　　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与北大迁校　　　　　
　　　　发生在本年的“院系调整”，乃现代中国教育史上的大事，牵涉面很广，并不限于北大一家。但北大的调整过程，依旧有其特殊性。读王学珍等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你很容易发现，被“调整”的不仅仅是专业。本年４月，经济学系周炳琳教授、西语系朱光潜教授分别在法学院师生大会、全校师生大会上做第三次检讨，依然无法顺利过关；５月，北大“三反”学习班结业，转入忠诚老实运动；６月，北大党政领导开会研究院系调整工作；７月，请苏联专家给全校教师做报告，介绍苏联高校情况与改革经验；８月，北大、清华、燕京三校领导讨论人事调整方案，并编制新北大的系、专业及专修科设置；９月，北大从城内沙滩迁往西郊原燕京大学校址；１０月４日，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在燕园东操场举行开学典礼。如此神速，让后世的读史者感叹不已。当初院系调整之所以能够“雷厉风行”，是整个意识形态及社会氛围在支撑，包括大学里的思想整顿，也包括不容置疑的“向苏联学习”。　　　　　
　　　　从长远看，院系调整对于中国大学发展，弊大于利，这点今天看得很清楚，也比较容易达成共识。具体落实到北大，则有点微妙。因集中了大批著名教授，此举大大提升了北大文科及理科的地位。但即便如此，经由此次改革，北大也是伤痕累累。１９４８年的北大，乃学科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共有文学、理学、法学、工学、农学、医学等六大学院。此后便每况愈下，日渐萎缩。１９４９年６月农学院独立，１９５０年９月医学院割去，１９５２年的院系调整又切掉了工学院和法学院，只保留了原先的文理学院，加上一个经济学系。这一局面，严重制约着此后几十年北大的发展。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91节　“上管改”与工农兵学员

　　　　在停止招收新生整整４年后，北大于本年６月４日开始在北京地区试行招生。６月２７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规定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并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这一决策迅速得到推广和落实，一直到１９７７年方才被高考制度所取代。　　　　　
　　　　由于招收的工农兵学员是由各地“革委会”推荐，其学历及素质参差不齐。本年度北大共招生２６６５人，其文化程度为：高中１７１人，初中２１４２人，小学７９人（不包括短训班）。　　　　　
　　　　８月间，北大完成《北京大学（１９７１－１９７５）五年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