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精神-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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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讨论中，很多朋友都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这些年中国大陆学术水平下降与整体水平不高的问题。尽管这是颇让人尴尬而惭愧的，但我们也只能正视。在我看来，这是与前述学术管理方式与竞争机制中的问题是直接相关的。其所造成的学术体制化，是当下中国学术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个事实，也许有助于我们打破对竞争的迷信，不是任何竞争都会产生我们一相情愿的效果，它会有良性与恶性之分；也不是对别的国家有效的竞争规则搬到我们国家就一定有效，鲁迅早就说过，中国是一个“大染缸”，再好的东西到中国也会变质。应该对这些年所推行的竞争机制的得失首先做一个清醒的反省，我们并不反对竞争，但绝不认为竞争就能解决一切问题，而且应该建立公平、合理的竞争规则，以促进良性的竞争，而非恶性竞争。
学术水平滑坡的问题，原因当然是复杂的。比如说，这些年，在以教育作为产业的思想指导下，实行大学的扩招，其所产生的负面作用已经显露；对于教师来说，其直接影响，就是除少数大城市少数大学以外，绝大部分学校里的大部分教师都以主要精力来应付繁重的教学任务，同样是疲于奔命，根本不可能下功夫认真提高教学质量与科研水平。这背后也还有一个所谓“创收”的问题。本来，提高教师的收入，使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获得基本的物质保证，是无可非议的。但当“创收”成为目的本身，也促使某些教师（包括一些青年教师）把主要精力放在“第二职业”的创收上，对科研工作敷衍塞责，粗制滥造，教学工作更是极不负责，引起了学生的强烈反应。另一面，当创收也成为学术研究惟一的动力时，也就同时导致了学术商业化的危机，花样百出的学术包装、炒作与学术腐败，制造了大量的假冒伪劣的学术“产品”，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公愤。
从更内在方面看，这些年高校教师（特别是副教授以上的教师）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如前所说，这本身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但也会产生新的问题。
记得鲁迅曾经说过，“豢养文士仿佛是赞助文艺似的，而其实也是敌”，他并且特地引用了裴多菲写给瓦．山夫人的诗句，对“苦恼的夜莺，而今沉默在幸福”里表示忧虑。鲁迅当然不是主张学者与文人应该“越穷越好”，相反，他认为“余裕”（我理解是指有物质保证的精神的余裕）是文学与学术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如果沉湎于优裕的生活，“沉默在幸福里”，放弃或削弱了精神的更大关怀与追求，又确实会造成学者的精神软化，学术批判力、创造力与独立性的减弱，学术境界的狭窄化，使学术成为智力游戏，高雅生活的点缀，这样的来自学者自身精神危机的学术危机，是应该引起警觉的。
中国大学里的学者（至少是我所熟悉的人文学者，可能还不只人文学者）的精神与学术危机，还有一个方面也是不可忽视的。
这些年，我们一直在高喊“与国际学术接轨”。尽管在我看来，“接轨”的说法的科学性很可怀疑，它很容易产生歧义与误解，但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即我们的研究要有一个世界的人类的视野，要有国际交流，要自觉、主动地吸收世界各时代、各民族、各地区的一切思想、文化与学术的成果，而且事实上，我们至今对世界其他民族文化（包括炒作得最热的西方文化，以至美国文化）的了解、认识还是极其肤浅的，吸收也还停留在表面的层次上，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如果在“与国际学术接轨”的口号下，将外国的学术界，包括西方汉学界理想化，绝对化，甚至产生新的迷信，以“中国学术的西方化、美国化”为目标，这不但会从根本上丧失学术自信力，而且有失去学术独立性的危险。这些年所出现的学术研究中的中国历史、现实“问题”的淡出，创造性思考的退化，将用中国的材料来证明西方某种流行的理论的有效性作为学术规范与追求的倾向，就充分显示了这样的危险。在这样的学术倾向与气氛下，只能培育出当年王瑶先生尖锐批评的，“向中国贩卖西洋货，向外国贩卖中国货”的学术上的“二道贩子”，而且所贩卖的都是一知半解的劣质“产品”。这样的“学术”在国际交流中，是不可能得到严肃、认真的外国学者的尊重的。要知道，学术上的亦步亦趋，不管表面的装潢如何精致，模仿如何维妙维肖，都是没有学术价值的，更无法得到被模仿者的尊重。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96节 与国际学术接轨
在这次讨论中，有的朋友十分沉重地指出，这些年，我们越是高喊“与国际学术接轨”，我们的国际学术地位反而在下降。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一方面对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与学术缺乏真正深刻的理解与吸收，同时又将自己理解得十分肤浅的“西方文化与学术”奉为神灵，以学得皮毛而沾沾自喜。学术自主性的丧失的背后，是学术精神动力的丧失，学术创造力与想像力的匮缺。
这里，还需要谈到中国大学里的学生。这次讨论中，也还有一个颇为可疑的说法，即所谓“一流学生，二流教师”。作为北京大学的教师，我确实是以自己的学生为骄傲的；尽管我对于北大有诸多不满，但却始终难以割舍，最基本的原因就在于我在这里可以尽享“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与“教学相长”之乐：这正是从孔夫子与孟夫子以来的中国所有的教师的共同梦想。但我同样清楚地知道，这样的“天下英才”的高度集中本身就是人才分配中的等级制度的产物，其可议之处是颇多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以所谓“一流学生”这类似是而非的提法来掩盖中国大学生（包括北大学生）中真实存在的问题；如果进一步将教师与学生对立起来，利用学生对教学的不满来获取学生对自己的支持，就是更不可取了。
这些年，我和北大与全国各地的大学生有许多接触与大量通信，我发现，很多有思想、有理想、有追求的学生对他们所处的教育环境，当今大学生们的精神状况，有很多的不满，因而陷入了深刻的痛苦中。这里，随便抄录一位外地学生来信中附录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
“这个时代，大学生差不多早已变得不大会说属于自己的话了。有个朋友说：从我们进大学的那一天起，我们就不断被教导、被灌输、被暗示、被诱逼，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见到甲该怎么说，见到乙该怎么说，在台上该怎么说，在台下该怎么说。我们已经丧失了大学生自己的灵魂。‘告别万岁’的大学生并没有成为真正的自我，没有塑造出自我健康的人格。告别权威，他们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盲从社会，迷信流行，没有自己的观点，缺乏智慧的思想”。“他们成为了什么？”“他们在实践中追随一种普遍流行的服从，满足于自我精神深度模式的消解和平面化的现状，虚伪，形式化的思想行为正成为一种流行的时尚”，“一些人‘平日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唯争分数之多寡”，“一些人放纵着自己的情欲，寻求生活的刺激和伪先锋式的潇洒”，“一些人醉心于‘理论联系实际’所获取的可观报酬，他们过早地走进了商业操作的流程”，“一些充当‘学生精英’的学生干部，以锻炼能力的谎言和借口，满足权力的角逐欲和官瘾，沉醉于发号施令和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精神鸦片之中”。
于是，又有了我的如下回信——
“坦白地说，读了你的大作，我的心情颇为沉重：至少你说出了相当程度（当然不会涵盖大学生的全部）的真实，我在北大这块被称为“精神圣地”的地方，也看到了许多这样的学生。我曾经因此感叹北大教育的失败：许多学生都是满怀理想与激情考入北大的，四年教育的结果使学生失去了追求。上学期一位学生在作业中的一段话曾使我震惊：‘我很欣赏老师的这门课，这种生活方式。虽然有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的束缚，还是能活得很自由自在，在思想上始终坚持一种自由的状态，永远对自己的爱好、自己的事业充满激情，对自己的生命也充满激情。而回想我这几年的大学生活我觉得我的心态已经老了，我对一切都抱着一种顺其自然的心情，这可以说是宽容，更残忍也是更确切的说法是，这是一种消极的生活态度。现在的我还是在这样的心态中生活着，自己觉得很可悲，但已经很懒再去改变了，我想等我跨出校门之后我或许会改变’。这年轻人心态的衰老与倦怠是可怕的，而且我相信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就更使我感到悲哀。你在信中也谈到了你的困惑：‘我不明白的是，现今的大学生不是不知道自身的浅薄，工具化。但他们为什么甘于这样，为什么安于这样的状态，存在总有其合理性，更深层次的心态到底是什么？’这确实值得探讨。你和你的朋友自身就是大学生，当然更有发言权。我想到的有两方面。一是外在的社会的原因。尽管我们现在口头上也在大谈‘创新人才’，但实际上在现行体制下需要的是有效率的工具，国家与商业机器上有用的‘螺丝钉’；另一方面，‘官本位’的体制也从根本上扼杀了人的创造性与积极性，再加上不公平的竞争，由此产生的腐败，人与人之间的敌意、相互伤害等社会风气的毒化……这都会造成年轻人的工具化，浅薄化与老化。从大学生自身来看，我以为根本的问题在于缺乏信仰，失去了追求的目标与动力。没有了精神的信念，信仰与追求，失去了生活的目标感，人成了‘空心人’，只能把人本能的欲望膨胀到极端，或者依靠利益的驱动，不择手段地在名利场（官场与商场）上追逐，有的则消极退缩，陷入遁世或混世。因此，现在的中国，最迫切的是‘文化的重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价值观、理想、信念与信仰的的重建。如你所说，即使有的大学生不满于自身的状态，但只要‘新’的精神信念未‘立’起来，他们也就必然处于迷茫中，或按照现有生活的惯性继续生活下去。但这样的重建，是不能靠他人来‘指点’的，只能由青年人自己来寻求，创造。因此，我非常赞同鲁迅当年的观点：‘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你在信中说你们已经有了一个民间的思想村落，这就是一个好的开端——路正在你们的脚下，这是确实如此的。”
这里所提到的文化重建，价值理想、信仰的重建，本应该是大学的任务。因此，大学生的问题，正是大学教育的问题的折射；用廉价的赞颂来掩盖大学生的问题，其实质就是要掩盖中国大学教育的问题。
那么，中国的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是不是就一无是处呢？这也正是我要追问的第三个问题：能不能把中国的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简单地看作是所谓“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必须做大换血式的大手术。我在前面说过，我这样的教师对北大确实有一种迷恋，除了学生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北大有蔡元培所奠定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这个传统在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的北大曾有过较好的恢复，我自己也深受其益：当时我所在的中文系，就拥有一大批真正是一流的老教授，但他们无论是治学，还是为人，都有不同的追求，而且把这样的追求发展到极端，从而形成极其鲜明的个性，他们之间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形成了“兼容并包”的格局。在这个格局中，每一个教授都有明显的长处、特色，同时又有某些方面的不足与偏颇，但由于他们之间的相互制约，即从整体上保证不会将某种倾向发展到极端，从而达到较为合理的学术生态平衡。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97节 相互制约
所谓“相互制约”，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在学术上谁也不敢稍有懈怠，总要不断努力，将自己的学术向前推进；另一方面，也从其他教授的不同学术思路中受到启发，对自己的学术做某些调整，或对可能出现的偏颇有所警戒：这样，就达到了良性的竞争。这正是最有利于我们这些学生的健全发展的：我们可以从有着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追求与风格的教授那里，各有所取，又各有所不取，我们与每一个教授的关系，都是既受其影响，同时又保持独立的批评态度。当然，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每一个学生和教授的关系，也会出现不平衡状态：学生会根据自己的气质、性格、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