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精神-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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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每一个学生和教授的关系，也会出现不平衡状态：学生会根据自己的气质、性格、爱好、自我设计与选择，对与自己有着更多的共鸣处的教授产生更大的亲和力，受到某位教授更大的影响，这自然会产生某种特殊的崇敬感，但他也会受到其他教授的影响，并从其他教授的不同追求中，看到这位教授的某些不足，这就会有效地保证不会将崇敬发展为盲目崇拜。这样就既可享受追随自己心仪的教授的“从游”之乐，又能够保持自我精神与学术的相对独立性，师生之间的关系，也就能够达到“亦师亦友”的境界。我和我的同代学者之所以得到较为健康的发展，可以说全仰赖于这样的学术环境与传统。　　　　
　　　　 这里还要说到所谓北大的“散漫”之风，据说这就意味着“无效率”，是不适应竞争社会的要求的，也是北大必须改革的理由之一。我的看法则相反：这正是北大之为北大，是北大能够出人才的重要原因，因为这背后不仅有着学术自由的理念，即放任学者按自己的兴趣与性情，在没有任何外在干预与压力的情况下，做自己的学问；而且也包含着对学术逻辑的深刻理解与尊重：学术（至少是人文学科）是不能急功近利，不能求速效，不能以数量计，不能“计划生产与组织”的，而且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个人的独立、自由的精神劳动。所谓“散漫”，看似漫不经心，其实是一种“沉潜”状态，是在淡泊名利，不急不躁的沉稳心态下，潜入生命与学术的深处，进行自由无羁的探讨与创造。这样做出来的学问，看似无用，却有大用、真用；看似无效（率），却有大效、真效。这也是真正的成才之道，北大的老一辈学者就是这样培养我们的：记得刚入王瑶先生的师门，王先生的第一个师训，就是不要急于发表文章，他还特意对我说：你年龄比较大（当时已３９　岁），急于得到学术界的承认，我能理解；但一定要沉住气，要厚积薄发，后发制人。待我毕业留校，王先生又再次打招呼：你处在北大这个位置，会有很多机会，比如不断有人向你约稿之类，你一定要拒绝诱惑，要有定力，把握好自己，心无旁骛地做学问。而王先生留给我们的最后遗训，也是“不要瞻前顾后，不受风吹草动的影响，沉下来，做自己的学问！”应该看到，正是在这一代一代的一流校长、一流学者的努力下，北大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培育学术、培养人才的理念、机制，并且逐渐形成了最有利于学术发展、人才成长的学风、校风与传统，这是我们最可宝贵的财富，是成为“一流大学”的最坚实的基础，甚至可以说，这些方面已经是一流的，而且是世界一流的。　　　　
　　　　 我在和一些外国学者与留学生接触中，他们中许多人都对北大看似松懈，实则给教师的学术研究留下了较大的空间，与比较充裕的时间的学术环境以及我们师生之间的亦师亦友的关系，表示十分倾慕；而据说在他们那里，在竞争的压力下，已很难按自己的意愿从容地做学问，师生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商业化了。我当时曾开玩笑说，这可能正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吧。我们当然要反对“干好干坏都一样”的“大锅饭”现象，这正是前面所说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的弊端之一，因此，需要有压力与竞争；但还有一个要有什么样的压力与竞争的问题。学术问题上显然不能有政治的压力与竞争；同时，恐怕也不能简单地将商业的竞争规则用于学术，比如就不能简单地以市场上的需求来要求与评价学术；我们需要的是学术的压力与竞争，而在这方面，北大是有很好的经验与传统的：我自己在北大的二十多年的工作中，就时时刻刻地感受到来自学术与教学方面的压力与竞争，并且已经化为自身内在生命的要求，从不敢有半点懈怠，而无需政治与经济的诱惑。而我感到痛苦的恰恰是这些“优越性”在９０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年来，逐渐丧失了：政治的干预时有发生；无所不至的行政干预与商业竞争的渗入，学术的体制化与商业化使学术研究的自由空间与时间被极度的挤压，北大越来越留不住、也吸引不了一流人才，师生关系逐渐成了“老板”与“打工者”的关系：这些都使我产生了“北大失精神”的隐忧。因此，很多深受应试教育之苦的中学生、大学生要考北大时，我都劝他们要打破对北大的幻想。但他们都众口一词地说：他们清楚这一点，但北大毕竟还有自己的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传统，他们还愿意保留这样一个“精神圣地”的“乌托邦”。我终于明白，一个民族，特别是处于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困扰中的民族是需要相对超越的一方“净土”的；而北大，正是许多仍然在追求理想、信仰，追求思想的独立与自由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心目中的“最后的精神堡垒”。　　　　
　　　　 这些年，我和大量的北大之外的年轻朋友通信，是深感北大在这些年轻人中的地位与分量的，这是北大的真正力量与魅力之所在。我当然知道这是一个“神话”，我写回信的一个很大的任务是要打破它，但我又实在不忍心打破：一个民族的年轻人，如果连梦也不能做，恐怕就太可悲也太危险了。无论怎样，北大毕竟还有一点供人做梦的条件和资本，北大在当今的中国大学里，还多少保留一点蔡元培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有很多朋友都对我说，像你这样的不合时宜的教授，只有北大能容纳你：这一点我自是深有体会，这也就是我无论怎样批评北大（包括本文在内），仍不能摆脱“北大情结”的原因。但或许正因为北大还是这样一个“精神堡垒”，总是有一些力量，要想摧毁它。曾有过“政治大换血”的改革计划，终于未能奏效。今天当人们提出要把北大当做“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来彻底改革时，一定要注意：不要用经济的力量去“大换血”，用资本的逻辑，将“最后一个精神堡垒”也一起摧毁，那我们就真的要重演“从这个门走进去，从那个门走出来”的悲剧了。　　　　
　　　　 事情就是这样：中国大学的问题确实很多，北大的问题确实很多，因此，中国的大学必须改革，北大必须改革；但一定要把问题即病症看准，才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如果诊断错了，或者没有抓住要害，该治的病不治，或者不及时治，甚至将健康的肌体也当病治了，那就会病上加病，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最后，我还有一个疑问——“多疑”正是我这样的人文学者的“毛病”：当有人将包括北大在内的“大学”比作“国营企业”，我就不免产生这样的疑惑：会不会有一天，也在大学（例如北大）推行“股份制”，作为“根本出路”呢？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98节　讨论改革的目标问题

　　　　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来讨论改革的目标问题。坦白地说，我对“创办世界一流大学”这一战略目标本身，就颇有疑惑：这里面需要追问与澄清的问题太多。　　　　
　　　　 首先，这里所说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概念？记得当年周作人曾写过一篇文章，谈到北大在“大家只知道尊重英文的时代”，“添设德法俄日各文学系”，以后又开设朝鲜、蒙古语班，这都是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重大事件”，他希望“北大的这种精神能够继续发挥下去”，他还特别提出要加强对“希腊，印度，亚剌伯与日本”的研究。他说：“近年来大家喜欢谈什么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我不知两者是不是根本上有这么些差异，也不知西方文化是不是用简单的三两句话就包括得下的，但我总以为只根据英美一两国现状而立论的未免有点笼统”。可见在北大的传统里，“世界”也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概念。但以后的“世界”就越变越狭窄了，记得１９５６年我考上北大，录取通知书上就写着“祝贺你考上了东方莫斯科大学北京大学”这句话：那时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是向苏联“一边倒”的，５０　年代的中国大学教育改革（当时叫“院系调整”），其指导思想之一，就是要把苏联大学的教育理念与制度全盘搬到中国来，把北大改造成“东方莫斯科大学”自然就成了北大改革的目标：按当时的理解，莫斯科大学的标准就是“世界第一流大学”的标准。这样的“一边倒”的后果，我们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些后果才引发了今天的改革。　　　　
　　　　 但奇怪的是，在这次改革的讨论中，我们似乎又听到了当年的声音的重现：美国的教育就代表了当今世界第一流水平，甚至代表了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中国大学要进入“国际主流”，就是要瞄准美国顶尖级大学，把美国哈佛大学的理念与体制，稍加改变，搬到中国来，把北大改革成“中国的哈佛”——从思路到语言都没有变，只是把当年的“苏联莫斯科大学”变成今天的“美国哈佛大学”。或许今天的“向美国一边倒”的鼓吹者，似乎更要“理直气壮”：当年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今天却是“世界一体化”了，按照某些人的观点，“世界一体化”就是“美国化”，美国就是当今的“天下”，自然是只能顺从与跟随。这恐怕也是当今中国的“主流”意识。但在我们这些有着沉重的历史记忆的人看来，实在是十分可疑的，我们所担心的正是历史的重演，如果有一天再来对新的“一边倒”的后果进行“再改革”，那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中国的大学教育实在经不起这么来回折腾了。什么时候我们真正能够跳出“一边倒”的依附性思维，走独立自主的中国大学教育之路呢？　　　　
　　　　 反对“一边倒”当然不是反对吸取他国的经验，也包括美国的经验。但第一，必须是“大世界”，真正面向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一切地区，而不能是“小世界”，局限于某一国；第二，要学其“根柢”，而不是其“皮毛”。　　　　
　　　　 就以这次讨论中经常提到的“终身制”来说，欧美各国实行这一制度，是以“学术自由”为其内在理念的；如果我们只搬来“终身制” ，而不同时实行“学术自由”，那么，“终身制”在中国很可能就变成维护既得利益的制度，而完全变质，这就会发生许多朋友所担心的“南橘北枳”的悲喜剧。　　　　
　　　　 这次讨论中，很多朋友都引用了美国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的一段话：“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必须是发源于本土的种子，而不能在枝繁叶茂、发育成熟之际，从英格兰或德国移植而来。……美国的大学在成立之初就决不是外国体制的翻版”。如果我们真的要向美国学习，是不是应该认真地听取一下这位校长对哈佛大学的基本经验的总结呢？　　　　
　　　　 这里，还有一个从哪里去吸取大学教育的思想资源的问题。除了要有开阔的世界视野以外，中国传统的经验自然也是不能忽视的。而我所想强调的是２０　世纪的中国经验。听说有人把这次北大的人事改革称作是继蔡元培之后的第二次改革。在北大，要搞改革，必要打蔡元培的旗帜，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要知道蔡元培的改革不仅有“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做支撑，而且有教授评议会这样的大学制度作保证，如果离开了这些基本理念与制度，或者借口“时代变了”而不准备认真实行，那么，继承蔡元培的传统不过是宣传而已。除了经验以外，中国大学（包括北大）的百年改革留下了不少教训，如果不认真总结，重走老路的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的。　　　　
　　　　 而最感不解，也是一直想追问的是，为什么我们的某些教育家、教育改革家总是有一个“赶超先进国家”的情结，而且要追求“跨越性的发展”？这样的“赶超”思维和战略本来是来自经济建设方面的：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其实就是“赶美超英”、实行“跨越性发展”的一个尝试，其结果是引发了全国性的大灾荒、使国家元气大丧。可见即使是经济建设，这样的“赶超”战略还是有许多问题的。现在，又要用于教育与学术，思想与文化，可疑之处就更多了。如果说，经济的发展水平，在世界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确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文化、教育的问题就比较复杂：在某些方面（如教育发展的规模、受教育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等等）也有可比性，但就总体而言，却很难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分，“先进的西方文化，落后的东方文化”，或者“先进的西方教育，落后的东方教育”这类说法是很难成立的。这里有一个文化与教育的民族性的问题；在不同民族的文化、教育之间，是不能区分优、劣，先进与落后的，自然也不存在“落后”向“先进”单向赶、超的问题，只有相互吸取、交流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各自独立发展，又相互吸取、交流的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化与教育都对世界文化与教育的发展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提法与目标是有疑惑的，我以为，“创建一流大学”的提法与目标也许是更科学、更切实际的。中国这样的大国的一流大学自然会产生世界影响，用不着预设一个所谓“世界标准”。这样的“世界标准”落实下来，一定会是以某一个国家（例如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人们心目中的苏联以及今天某些人心目中的美国）或某个地区（通常是西方世界）的教育作为“样板”，如前所说，这就有丧失我们的教育、学术、文化的独立自主性的危险。或者是以那些具有可比性的“硬件指标”作为标准，事实上，这些年有关方面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努力，也是集中在硬件建设上，我不否认这方面的工作的意义与价值，但如果以为硬件上去了，就办成了“世界一流大学”，甚至以为硬件建设规模越大，越豪华，就越具有世界性，那就进入了一个大误区，这不但会因忽略软件建设，有可能导致空有大楼，而无人才，更失精神的恶果；而且会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简单地归结为一个投资的问题。坦白地说，明眼人早就看出，这次北大改革，其动因之一，就是向国家要钱。　　　　
　　　　 在有些人看来，只要有了钱，就能办成“世界一流大学”。这其实也是一个误区：教育投资固然是办学的基本条件（我们国家也确实存在教育投资不足的问题，在这方面还需要做许多努力），但最根本的还是一个大学的理念、制度与人才的问题。而且如果我们前面所说的中国大学在体制上的弊病不革除，投资多未必产生好的经济效果，大量的资金的流失，在各种名目下被“私有化”，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在私下议论最多的大学腐败就是这么产生的。说得更严重点，现在上上下下都有一种心理：国家现在经济发展了，有了钱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出于各种动机，被夸大了的“事实”），谁都在打国家的主意：如何将国家“大金库”，变成单位“小金库”，最后按权力大小“分流”到个人。前文所说的大学里的利益集团就很有可能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所谓“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改革”最后在或一程度上变成一个“分钱”运动，这样的可能性与危险也是存在的。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99节　“赶超”情结与战略

　　　　还是回到“赶超”情结与战略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