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精神-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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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99节 “赶超”情结与战略
还是回到“赶超”情结与战略上来。这里有一个发人深思的现象：在２０ 世纪５０ 年代，当时的“赶超”基本上是限于经济的范围，在文化、教育上，倒是自认为由于自己政治上的“先进”，自然在文化、教育上先天的是“世界第一流”的——如果有不足，也是与同样在政治上先进的苏联有差距，因此，要以“苏联的今天作为我们的明天”，以“东方莫斯科大学”作为改革目标。而当时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教育是要竭力“藐视”的，因为它经济上固然先进，生产力发展水平高，但政治上落后，文化、教育上自然也落后。但到了２０世纪最后２０年以及２１世纪初，我们却要把经济上的“赶超”扩大到文化、教育上的“赶超”，这背后也是有一个理念的，即“经济落后，一切都落后，文化、教育也必然落后”，反过来，“只要经济发展了，一切都上去了”。这样的“经济决定一切”的思维与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决定一切”，看似相反，但在不承认文化、教育、学术具有独立的逻辑，独立的价值，将其视为或政治或经济的附属这一基本点上，则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教育、文化、学术独立自主性的匮缺，正是中国大学教育几十年不变的根本问题；因此，在这次讨论中，很多朋友发现以“创办世界一流大学”为旗帜的大学改革的思路里，依然是沿用政治的逻辑与经济的逻辑，而不是教育的逻辑、学术的逻辑，就绝不是偶然的了。
至于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跨越式发展”的策略，其实也是一种政治思维与经济思维的产物。它追求的是政治与经济（市场）的轰动效应，而很少考虑教育与学术的循序渐进，积累式的发展这样一些基本逻辑，“欲速则不达”这类基本常识。企图通过所谓“新举措”，就能实现“新突破”，开拓“新局面”，上一个“新台阶”，如果仅仅是作为套话，不过是宣传而已，如果真的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那是十分危险的。事实上，由此造成的好大喜功、华而不实、形式主义、文牍主义、浮躁、浮夸……已经严重地败坏了中国大学的学风与校风，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消解力量：当人们（从各级领导到教师）都忙于应付花样百出的“新举措”，忙于应付各类检查而不得不做出种种表演姿态时，不仅改革成了一句空话或一堆报表，连日常的教学工作都无人也无暇过问了。其实任何一个生活在大学校园里、有现实感的人，都知道，中国大学现在最需要的是，坐下来，静下心来（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大学始终流传着“诺大的校园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这句老话，过去是由于政治的混乱，现在则是商业的冲击与行政的干预），老老实实教书，做学问；“赶超”、“跨越式发展”之类的口号，都显得过于高远，弄不好还是“皇帝的新衣”：这是许多人心里都明白，谁也不愿说破的。
中国的大学当然要改革，“创建第一流大学”仍然应是我们的努力目标，但在我看来，首先要做的，一是前文所说，先要弄清中国大学的现实的“问题”在哪里，以便对症下药；更准确、全面地说，要弄清“现状”：哪些是必须改的，哪些是应该坚持与发展的。二是要从根本上思考中国大学的理念与制度问题，就“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大学，大学应该是什么？大学的目的、作用何在？什么是一流大学？”这样一些基本的学理进行深入的讨论与研究，从而使改革真正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减少盲目性与主观性，这对中国大学的健康、持续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可惜的是，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总是忙于应对现实中的各种具体问题，而缺少这样的有距离的、超越性的根本思考，缺少探索基本理论、原理问题的兴趣与迫切要求。但事实上只要是办教育，搞教育改革，就会有理念的支撑；结果，我们很容易就与时俱进，追逐各种时尚理念，于是，就有了许多似是而非的说法。例如，北大就曾宣布过“面向社会，适应市场”，“使学科建设和教学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样的改革的“指导思想”。最新的说法则是大学里的社会学科、人文学科的任务是为国家决策做贡献——面对这样的要求，我立刻想起了鲁迅两篇文章的题目：《同意和解释》、《宣传与做戏》。这些指导思想、要求，看似很新，其实不过是“教育为政治服务”再加上“教育为经济服务”，核心还是“服务”，仍然没有教育本身的自主与自足。但仔细看看我们这些年教育的实际，包括教育改革的实际，也还真的是贯彻与体现了这两大服务要求。其威力实在不可低估：现实的逻辑远比我们这些书生的思想与学术的逻辑强有力得多。
尽管如此，作为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我仍然要在这里固执地谈我的大学理念，尽管我同时深知，自己也是缺乏超越性思考的，因此，所要谈与所能谈的依然是经验层面的“思想的碎片”，是缺少内在的深刻性的。
谈到大学的目的与作用，一个最简单的常识性的说法，就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第一流的大学就要培养第一流人才。这似乎也是人们的共识，但追问下去：“什么是人才？我们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等等，就会突现出分歧。一位朋友的文章中，提到爱因斯坦的名言：“学校应该永远以此为目标：学生离开学校时是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据说许多人都不以为然。我是赞成爱因斯坦的观点的。前几年在给北大理科学生讲“大一语文”时，就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们所确立的大学目标，不能局限于做一个合格的专业技术人才，更要努力做一个健全发展的人。这就是说，不仅要努力学习专业知识，更要有‘人文关怀’。所谓‘人文关怀’就是要关心人之为人的精神问题，注重自我与他人的精神发展。具体地说，就是要思考、探索‘人生的目的，人活着为什么’，思考‘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世界之间，应建立起怎样合理、健全的关系’这样一些根本问题，进而建立起自己的精神信念，以至信仰，从而为自己一辈子‘安身立命’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同时也要不断地开拓自己的精神的自由空间，陶冶自己的性情，铸炼自己的人格，在发展个人爱好与兴趣中充实与发展个性，提高精神境界，开掘与发展自己的想像力、审美力、思维能力与创造力”。
我接着又这样提醒学生：“作为理科学生，你首先得进入专业，而且专业本身就会把你带入一个你所不熟悉的新的世界。但是如果眼光完全局限在专业范围内，发展到极端，就会把专业的、技术的世界看作是惟一的世界、世界的全部，惟知专业而不知其他，这就把自我的精神天地压缩在极小的空间，知识面越来越窄，兴趣越来越单调，生活越来越枯燥，最后导致精神的平庸化与冷漠化。这种情况也最容易产生‘靠技术吃饭’的观念，把专业知识与技术功利化了，实际上也是把自己（掌握了专业知识的人）工具化了。人的这种精神的狭窄化与自我工具化，正是意味着人最终成了科学技术、专业知识的奴隶”。我这样说，是有针对性的；在我看来，“科学主义”的思潮，对中国的大学教育，以至中学教育的影响，是很值得注意的。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00节 分析
我曾经通过对高考语文试卷的分析，指出：“这样的‘标准化’的试题，实际上已经规定了一种所要培养的‘人才标准’：他们有一种很强的能力，能够正确无误、准确无偏差地理解‘他者’（在学校里是老师、校长，在考试中是考官，在社会上就是上级、老板）的意图；然后把它化作自己的意图与要求，如果做不到，也能自觉地压抑自己的不同于‘他者’要求的一切想法；然后正确、准确、周密地，甚至是不无机械死板地贯彻执行，所谓一切‘照章（规定，社会规范）办事’，做到恰当而有效率……这样的人才，正是循规蹈矩的标准化、规范化的官员，技术人员和职员，他们能够提供现代国家与公司所要求的效率，其优越性是明显的；但其人格缺陷也同样明显：一无思想，二无个人的创造性，不过是能干的奴隶和机械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是‘齿轮和螺丝钉’，而且是国家机器与商业机器上的双重‘齿轮和螺丝钉’。这里，我们所面对的正是现代教育的一个悖论：一方面，它确实需要培养有能力、有效率的专门的科学技术人才（包括技术官员），但同时它又存在着使人工具化与奴隶化的陷阱与危险。我们今天高考的弊端所暴露出来的教育危机，并不在于知识、能力训练本身，而是我们走向了‘科学主义’的极端：一方面知识能力的训练陷入了繁琐哲学，一方面又忽略、排除了作为教育的根本的对人的心灵智慧的开发，对人的性情的陶冶，人格和个性的培养，独立、自由精神的养成，甚至有可能走向窒息与控制受教育者心灵的反面”。这样的危机也同样存在于大学，前几年所出现的震惊海内外的北大高才生卢刚杀人的事件以及为媒体广为关注的清华大学的高才生残害动物的事件，都足以警示我们，如果忽视“立人的教育”，把教育变成技术、能力的培训，就很有可能培养出“高分、高能而失精神”的一代，从而出现人的危机，这是会导致整个民族的危机的。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令人忧虑的地步，以后将做专文详尽讨论。
下面，我想着重讨论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在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作用的问题。记得杜威对北大校长蔡元培曾有过这样的评价：“（不妨把）全世界各国大学校长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之中，他们有的在某一学科确有成就；但是，以一个校长的身份而能领导那个大学，对那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了蔡元培，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这自然是对蔡校长本人的一个极高、也十分确切的评价；但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这样的有影响力的大学，对“民族”与“时代”所起到的巨大的，有时甚至是“转折”性的“作用”。从大学的功能的角度来看，我以为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大学承担着民族文化与人类文明的积淀与传承的任务。这又包括相互依存的两个侧面，一是知识的传授，也就是将思想文化转化为知识，并将其规范化与体制化；一是精神的传递。这个方面的功能，是表现了大学的“保守性”特质的。这里，需要对“保守”做一点辨析。长期以来，我们都把“保守”作为一个贬义词来使用，仿佛保守就意味着落后，守旧，不与时俱进，因而就是愚昧，等等。这背后有一个“新比旧好，越新越好”的观念，其实是大可质疑的。从知识的发展的角度说，是必须先有学习、继承、借鉴、积累，而且在学习的初期，还要经过一个模仿、重复前人的过程，没有“旧知”的积淀，绝不可能出“新知”，是不能处处“创新”的；从精神的发展的角度，更是不能与时俱进，而必须有坚守，也即有所进、也有所不进的。从这一层面说，大学在民族、国家、社会的总体结构中是一个文化、精神的象征，是坚守（保守）文化、精神的堡垒。这样的精神堡垒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刻，还会发生特殊的作用。从中国大学的百年教育的历史上看，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的西南联大在民族危难之际，就“自觉承担起民族精神象征的重任，以刚毅、坚韧、持久的努力，沉潜于文化（学术与文学）的传承与创造，维系民族文化的血脉，保持民族文化创造的活力”，成为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文化坚守与文化抵抗”的堡垒。
在我看来，西南联大的这一传统，在当今的中国，是有特殊的意义的。因为我们正面临着两个严峻的挑战。首先我们正处在一个价值崩溃与混乱的时代，面对滚滚而来的金钱至上、物质崇拜、物欲横流的“大潮”，坚持独立、自由的思想，坚持信念与乌托邦的理想，坚持精神与道德的操守……就有着特殊的紧迫性。在这样的整个民族面临严重的精神危机的时刻，以精神追求作为自己的本职的大学应该起民族精神的中流砥柱的作用；我在９０ 年代中期写的一篇文章里，曾发出“保留一块‘精神流浪汉’的精神圣地”的呼吁，并且说：我们必须“坚守这一块精神的最后的立足之地；如果再后退一步，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不难看出，这样的呼吁背后，很有点悲凉的意味：因为当时许多国人心目中，北大仍是这样的“精神圣地”，我自己则是既希望如是又心存怀疑，为种种不祥的预感所困惑的。
时至今日，我的困惑又多了一层：据说我们现在到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大概是谁也不能回避的事实。但同时必须正视的是，围绕着“全球化”的走向，存在着两种根本不同的努力方向：一种是试图以国际资本的力量，铲除一切差异性，包括各民族文化、教育上的差异性，以实现全球的单一化，即美国化；与之相对抗的，则是主张各民族的文化既相互吸收，又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坚持差异性，以形成全球文化的多元互补的格局，并因而实现世界文化的合理的生态平衡。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强调各民族文化的独立自主发展，绝不是“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每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其实都是在对世界文化多元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01节 北大改革的讨论
其实，在这次北大改革的讨论中，也存在着两种趋向。有的文章就向我们介绍“采取英语教学，英语是工作语言”的经验，据说“这就使得学校整套体制完全跟国际接轨，是国际化、现代化的管理”的必要条件。我们在北大人事改革方案的初稿中，也看到了今后的北大教授必须能够用外语讲课的硬指标，尽管后来因反应强烈而取消，但背后的理念是否也变了则不得而知。于是，有的学者在文章中引述了金耀基先生《大学之理念》中的观点：“华人的高等教育在国际化的同时，在担任现代大学的普遍的功能之外，如何使它在传承和发展华族文化上扮演一个角色，乃至于对建构华族的现代文明秩序有所贡献，实在是对今日从事华人高等教育者的智慧和想像力的重大挑战”，并且指出：“华人大学的根本的根本使命在于必须一方面学习西方大学的优良制度和成果，但在另一方面，这种学习的目的是要加强中国人在思想、学术、文化、教育的独立自主，而绝不是要使华人大学成为西方大学的‘附庸藩篱’”。我是同意这样的观点的，我在大学校园里就深切地感受到，在“全球单一化即美国化”的趋向下，中国民族文化所受到的严重挑战。这就说到了人们私下谈话中经常提到的所谓北大、清华这样的中国一流大学成了“留美预备班”的问题。在我看来，青年学生希望有机会到国外留学，这本身并无问题，事实上，２０世纪几次留学高潮都对中国文化、教育、学术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今后我们在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