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精神-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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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为这种急起直追而欢呼，还应做出相应的努力来配合全民族的上升，至少不要让这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偏在此时此刻从我辈手里滑落成了文化小国。——我不仅时常拿这些话自警，还把它写进了许多新书的扉页。然而，就像任何一位合格的运动家都知道的那样，急起直追又是一种很有风险的竞赛策略，它要求在技巧上非常讲究的富于节奏感的步态，需要默默沉住底气的耐力和韧性，而不是好大喜功的夸示。因此，这种“急起直追”更应表现为某种咬紧牙关在肚子里默诵的念头，而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类许愿式的口号。否则，这种四处张扬的“超英赶美”的宏愿，就很有可能反而使我们欲速不达贻笑历史。
由于就不免感慨地想到，总有那么一帮人爱走极端——如果以前最让人受刺激的是对改革的冷漠和抵触，那么现在最让人受刺激的竟然转而变成了对于改革的太过热衷，以至于非要把表面文章做足了不可。于是乎，正因为要急起直追地打造“世界一流大学”，改革的步子就必须超常规，必须具有轰动效应，必须有“一万年太久”的气魄。由此一来，任何心血来潮的改革，朝令夕改的改革，机械照搬的改革，伤筋动骨的改革，都有可能被赋予某种天然的合法性，即使它们并不能被基于常识来理解，甚至正因为它们不能被基于常识来理解。比如前一阶段，似乎大家都突然认定了这么一条，只要热衷于让大学之间“大鱼吃小鱼”般地合并，就可以打造出驶向“世界一流”的超级巨轮来。我真不忍心相信，那么多长期搞教育的行家，又隔三差五就要出国考察，竟会不约而同地在如此简单的问题上失去了基本的判断力，所以我宁愿认定，那不过是长官意志的产物，服从了上面为官一任的政绩需求。
由此又不免生出一点幻想：要是我们各所大学的船长们，都能既稳健又坚韧地宣布——学校的航线已经确定，学校的航船已经起锚，舵手们只能根据轮机和船体的实际条件，与所有可能遭遇到的未来天气和水文变化，去灵活机动地制定合适的航速，而把何时到达目的地的问题，留给今后的历史学家们，那么，尽管这种说法不显得那么豪迈，不那么具有新闻效果，却会让人觉得更亲切更可信甚至更鼓舞。于是，这种更平实更懂行的校园氛围，也无疑就更能吸引与之有着天然亲和性的研究家们投奔于此、乃至终老于此……
然而，这难道算是很大的苛求么？不都是些再简单不过的常识么？最近在处理非典危机时所崭露出来的新思维的苗头，不正是基于这样一些常识么？——在我看来，只有这样做才算是跟国际接轨的，也就是说，不管它属于第几流，总还算是入了流的。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06节 母语与母文化教育
校园里又有一个流传广泛的笑话，同样涉及到这个倒霉的“一流”“二流”的话题，只不过它却没有那么令人振奋。据说，在我所任教的这所全国最高学府里——隔壁校园里的情况只怕也差不离——如今竟有着“一流的大学生，二流的硕士生，三流的博士生”！这个笑话一直使我这个教书先生感到难堪，所以有必要进行一点辩解：即使它并非全然空穴来风，也不能全赖这帮吃粉笔灰的，因为跟它连在一起的还有另一番雅谑——据说现如今的北大和清华，不过是两所最高级别的“留美预备班”罢了。
这种“每况愈下”的现状跟前面那种“大干快上”的姿态，怎么说也形不成正比关系吧？所以，如果任何改革都是要应对某种危机的，那么我就很想提醒一句——其实这才是我们目前所遭遇到的真正的甚至最大的危机，因为教书育人毕竟是我们这个教学单位的首要职责！仅就我本人的专业领域而言，如果老是这么得意洋洋地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文科状元一个都不少地囊括进来，又不声不响地不那么光荣地几乎一个不剩地全给送了出去，那么我们这所学校的地位就别提有多尴尬了：一方面，它至少在全国的中小学师生的心目中，总显得是一所高不可攀的“超级牛校”，足以权威地验收应试教育的最终成果；另一方面，它又有可能在学术国际化的巨大压力下，悄然沦为基层的或地区的某种“业余体校”，无非在帮着国外同行选拔和培养一些苗子而已。
于是，这种“集天下英才而送走之”的窘境，就给了我们一个不言而喻的有效判断标准——任何有利于提高学生水准特别是研究生水准的改革方案（比如对研究生实行“硕博连读”的稳定学制甚至干脆取消独立的硕士阶段），肯定是切中要害的；而任何明里暗里继续把同学们往国外撵的改革方案（比如不顾国情校情地照搬凡毕业生无论优劣均不得留校的普泛规定），都属于火上浇油。
我首先抓住这一点，实因这方面的切肤之痛太现实太迫切了。事实上，跟寻常希望“出国镀金”的俗念刚好相反，从“百年树人”的终极教育目标出发，目前这种大面积的人才流失，别的且不说，首先就对学生的心智成长本身构成了巨大的障碍。比如，在一位本来非常有苗头的硕士研究生的论文初稿上，我就曾充满担忧地写道：“本来你应当继续在我门下深造，那样的话把握还大一些，但现在既然要走，也只好先将就对付这个阶段性成果了。如果你将来的老师不能像我这样了解你，或者你将来更主要地是需要对付陌生的环境，那么你终将明白，你这次的出国选择并非福气。”为什么要这样讲？当然不是出于个人的自负，而是基于向少被人留意的母语教学本身的特点和优长。——有必要声明一下：我是特别强调而且身体力行“拿来主义”的，以至于每年都要付出极繁重的劳动，主持译出十余种公认难啃的学术著作，所以当这次转而谈及母语和母文化的重要性时，至少还希望自己能被认真倾听一次！
照我看来，一副头脑发育到了研究生阶段，在它行将成熟和定型之前，其实正面临着一个相当关键的坎儿，只有想方设法在一个非常迫促的限期之内突破和超越了它，学生的思力才能获得飞跃性的提高，从而在创造性方面发展出基础人文研究所必需的超常素质。否则的话，不管此后多么忙忙叨叨庸庸碌碌，亦终不过只能人云亦云或小修小补而已。正因为这样，又鉴于语言的边界恰是思维的边界，就需要在观念上非常坚定地明确：在提高研究素质的此一紧要关头，受教育者不管可以学习和利用多少种外语，都最好不要长期远离自己存在的家园——母语。必须清楚地意识到：惟有这一种不再担心出错的、口脑合一的语言，方能带给一个人彻底放松的自由感，帮助他在自信与自如的交流和谈吐中，不断反复体验到语言和思维的微妙性、闪烁性、复杂性和丰富性，体验到被界定对象的模棱两可和稍纵即逝，从而油然生发出对于现有思想概念和程式本身的不满与变革欲望。——从这种认识出发，再转脸看看海外那些规定以英文为官方语言的华人小社会，其语言和思想是何等普遍的单调平板，大家便足以从这种现实的反例中更真切地领悟到，光靠由别人立法的外语，无论如何都不能造成酝酿未来人文大师的语境。
而这也就意味着，不管人们曾经希望花费多大精力和多少金钱去换取，世界上都并不存在某种抽象的理想教育环境，而一切端赖具体受教育者的特定文化背景而定。也就是说，不管一个人被命定到了何种特定的语境，即使那种文化环境曾经遭到他由衷的厌弃，其母语环境都仍是使其头脑获得发散性的最好温床。反之，如果一个人冷不丁被抛到了一个陌生的语境，那么只要他已经过了足以改换母语的年龄，其扩大思维边界的潜能就很可能被大大地压抑。他往往只能疲于应付简单的语言表达，因为那语言对他是外在的、超出个人创造能力之外的；他充其量也只能在交流的间歇，借日渐生疏的母语来孤独地反刍，靠自言自语来部分地澄清内心的想法。由此导致的恶果注定是：不管此人后来号称掌握了多少门外语，其头脑都终究会因为缺少一门内在于自己的和游刃有余的语言，而无从下潜到相应的文化深厚度，而显得苍白、干瘪和拘谨。
这还不是最要命的！除了在智力成长方面所可能带来的思维缺陷之外，目前这种大面积的人才流失，还有可能在人格成长方面为一批本来最有希望的华夏后裔带来文化上的障碍；而这种制造人格残障的可能性，又势必会对我本人所从事的人文学术威胁最大，因为跟其他专业比较起来，这种基础文科更加挑剔其从业者的人格，要求他们对所属文化共同体显出更主动全面的道义承当来。
这种说法乍听起来出人意表，但其中的道理却是古已有之，而且一点就透。我新近写成而尚未发表的《个人认同与人格境界》一文，就曾基于重新解读儒家学说中那个作为渐扩同心圆的“八条目”——即《大学》中的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对母文化教育的重要性进行了这样的发挥：
在昂首企求向上的同时，《大学》中这种发展着的认同，在具体个体的道德养成中，又脚踏实地地有着不可僭越的梯次。由此一方面，从家国走向天下，确实会步步登高地带来闻见的优势，所以儒家不仅不会反对、而且肯定要鼓励人们渐次走出家门和国门，去认识、体会、理解、同情乃至认同本不熟悉的外在文化语境，从而把观照面和归属感日益拓宽。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步步地走向更大的文化空间，本身的确可能蕴含着人格的优长。然而另一方面，儒家的这种修身次第，却又反过来从逻辑上意味着，从小我到大我的渐次成长，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缓慢阶梯，而非任意吹胀的短暂瞬间。所以，如果缺乏最基本的修养功夫，就以为可以凭一已之意志而升入“上下同流”的至上境界，那么反而有可能一脚踏空，在“国际人”的脆弱幌子下面，成为无所归依的文化游魂。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也许还没有被充分意识到，哪怕就在传统几已破损到殆尽地步的今日之中国，相对于百年树人的至上企求而言，出国留学仍然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事实上，认同从来都是双向的结缘，不可能在陌生者中一相情愿地完成。所以，如果有谁在人格发育急需从认同范围中汲取力量的关头，突然因为无论什么原因被抛到了一个孤零零的场所，发现无论从语言和习性方面，还是从肤色和国别方面，别人都不可能真正认同自己，自己也不可能真正认同别人，那么，其个人的人格成长就有可能受到压抑和阻碍。被抛向这等尴尬的人，将不再拥有《大学》中那种正常扩展的同心圆顺序，不再拥有真正有可能从中汲取人格成长力量的本土资源以及真正有可能操演社会关切的现实语境；于是此后，就算此人后来没有变成道德上的唯我论者，也充其量只能把视界局限于小小的家庭。——要是这样的特殊主义也能见容于我们，那么莎士比亚笔下麦克佩斯夫妇的爱情就足以让我们流泪了！
对于原典精义的上述阐发，并不是关在书房里偶然想到的，而是我本人到国外反复寻访、结交、参验和比较的结果。所以有意思的是：偏偏是在出访游学的过程中，我反而更加看清了本土北京大学的优势所在：不管它眼下在国际上被按照何种尺度排序以及被排在何处，它的实际社会位置和文化功效都是不可比拟的，远远超过了寻常一所美国的常春藤名校；而它的这种突出地位，又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它在汉语文化圈之母语和母文化教育中的鳌头地位，有点类似于法兰西学院之“不朽四十人”在整个法语文化圈中的至尊地位。说穿了，这也正是赋予北大教授这个位置以特殊意义的关键要素之一，因此也正是像我这样的学者选择来此执教的主要理据。——毫无疑问，一旦失却了这一点，那么各大学之间日渐盛行的挖角之风，肯定就会给北大惨淡经营的现有文科教师队伍带来巨大的动摇。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07节 知识社群与知识集市
近来网上流行一种普遍的说法，认为讨论中的学校改革方案，或许由于是正教授起草的，就特别偏袒了正教授（包括那些不很合格的正教授）。尽管我并未因此而怀疑自己的工作资格，却仍然为此而感到羞愧：居然不知不觉地生平头一遭，被人家归并到了“既得利益者”阶层。也正是因此之故，我才决计写这篇文章，如果不能帮助廓清相关的理念，那至少也要藉此来表明，似乎还不至于发展到阿赫玛托娃当年嘲讽以赛亚·伯林的那样——“鸟儿被关进金丝笼里了。”
首先我想澄清的是，当总体的生存环境行将发生剧烈迁移的时候，并不可能存在任何可以置身度外的生灵。所以，就算“正教授进了保险箱”的说法可以成立，那也只是在最低限度内才可以成立，因为他们暂时还被允诺不会“下岗”。然而哭笑不得的是：这都哪儿跟哪儿呀？——对别人我不敢说，至少那些作为学术中坚的同侪，是无论如何也早已超越了如此低水平的生计问题的，走到哪里也不至于再从基本谋生开始，甚至毫不夸张地说，他们中间其实大都受到过外来的高薪诱惑。所以，至少就这部分情况而言，其实根本谈不上他们受到了什么优待和偏袒；相反，即使将来北大的学术生态只是沦落得更加平均化，他们都还不如从现在起就干脆接受外部的诱惑。
那么他们为什么至少迄今为止还能够抵御外部的诱惑呢？——还不是因为我们校园里堪称例外的人文环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如果非要从纯经济的眼光看问题，那么似乎也可以说，他们其实是花费了超过其年收入数倍的重金来购买享有这种人文环境的权力！由此可见，尽管传统已然淡薄而且越变越薄，然而仍是北大传承已久的学术环境，而不是被看得如此万能的金钱，才是这所学校最为贵重的无形资产。它不仅足以使它的一位并不宽裕的文科教授几乎不假思索就会婉拒其他学校允诺提供的高达数倍以上的岗位津贴，而且还足以使它的一位并未腾达的法学教授绝非故作惊人之语地在电视节目中坦承天下所有的工作岗位包括担任共和国主席在内对自己都没有吸引力。正因为如此，我在这里要一反俗见地进行提醒：其实比任何改革都更加要紧的是，这所学校首先需要的毋宁是保守，是对于传统学术生态的最为精心的环境保护！要知道，一旦这一方水土不再值得留恋，那就不是校方是否还愿意选择优秀学者的问题，而是优秀学者是否还愿意选择这所学校的问题。说到底，在天下的任何名校那里都是一样，有些人只因为执教于此才显得是个人物，有些人则因为本来是个人物才会执教于此，而一旦后一种教授日益稀缺，或者一旦前一种教授渐成主导，整个学校就难免要江河日下了！
同样，校园里尚且残存的社群文化，本来也应当不断复制出一代又一代的学人来。它理应把弥散在这里的心气熏陶给加入这所大学的年轻学子，又理应依赖他们之间递相授受的心态来维持本身的生态循环。完全没有必要隐讳，作为全国最高学府，它就是应该让校园里的新生代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