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精神-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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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美国化体制中竞争的决定性因素呢？根据“新方法”的逻辑，就要看北大能否有机会招聘到世界一流的学者：而决定谁能成为一流学者的，主要是他的市场价码。
北大现在实行的九级教师待遇制度，最高的一级教授年薪为５万元人民币，约６０００美元。即使算上各种其他收入，恐怕也难超过１万美元。而根据２００３年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的最新统计，能够授予博士学位的研究性大学，教授的平均年薪是９７９１０美元，副教授为６７０４３美元，即使是助理教授，也有５７１３１美元。算上其他类型的教员，总平均薪资达到７３９９７美元，再加上其他福利，要超过９万美元。而哈佛大学是美国教授年薪最高的学府，平均约１５万美元，即使是副教授和助理教授，年薪也分别近９万美元和近８万美元，这些还没有包括大学提供的具有巨大诱惑力的各项福利（包括医疗保险、住房津贴和孩子大学学费等美国生活中开销非常大的项目）。即使在美国高等教育体制最底层的两年制社区大学，教师平均工资也有５１６１９美元。以北大现在支付教师的薪金水平，恐怕连社区大学的助理教授都聘不到，更不用说世界一流学者。
就办学经费而言，北大在“９８５”计划第一期三年共获得１８亿人民币的额外资助，这是前所未有的，将来不仅不见得会增加，甚至不能保证会持续得到同样水平的资助。不过，北大即便有这笔巨额资助，平均每年也不过７５００万美元，加上其他日常经费，总数估计不到１．４亿美元。
而根据哈佛大学最新公布的财政报告，２００２财政年度，哈佛大学的办学总经费为近２４亿美元，其中来自联邦政府的资助不到１７％，更多来自经营哈佛大学高达２１３亿美元的总资产的收益（３２％），和来自学生的收入（２２％）。
也就是说，即使不考虑起点上的差别，不考虑美国大学全国共享的资源，仅现在对北大的资助水平，如果嫁接到美国的体制上，不用说一流大学，连二流大学都没有机会。
那么，在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有可能建立一流大学呢？答案是肯定的，但需要摸索出比照搬哈佛体制更耐心、更有效的办法。其实，在美国的大学竞争体制下，也不是所有的大学，甚至名校，都采用哈佛这种高淘汰率的明星教授制度。原因很简单，以“挖角儿”为基础的明星教授制度，需要巨额经费支撑。
那么，美国其他一流大学建立一流院系的主要方法是什么呢？这些大学大部分都采取从副教授开始授予终身教职的制度，来兼顾竞争性评价与培养两个方面。比较优秀的教师经过六到七年的考察，往往就能获得终身教职。获得终身教职之前的试用期，不仅是考察教师的时间，也是培养教师、使教师与学校的研究传统逐渐相互适应的阶段。因此，这些一流学校的一些院系往往能在很长时间内保持自己独特的研究传统，而不受一时学术时尚的摆布。这实际上是一种相当经济的建设一流大学的方法，既然不能在薪酬上与资金雄厚的超级大学竞争，就力争在学术氛围、职务稳定性等方面建立自己的优势。利用这种方法，许多在办学经费上与私立大学颇有差距的公立大学，同样有机会跻身一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是其中的代表。
而且，哈佛大学能够招聘到一流学者，首先是因为存在一流的学者，而这些学者往往是哈佛之外的学校培养出来的。所以，真正决定美国高等教育水平的，不是寥寥几所拥有巨额资金四处“挖角儿”的超级大学，而是许多能够培养出优秀人才的一流大学，甚至州立大学。尽管这些大学未必总能保住那些声名很高的明星教授，但是，它们往往拥有一大批认同美国大学的教育传统、能够独立从事前沿学术研究、并对教书育人极为认真负责的教授。这些，才是美国高等教育长盛不衰的根源。
六、什么是“世界一流”？
在回答有关北大吸引力的问题时，张教授曾承认新机制需要两个假设：“北大有足够的吸引力，市场上有足够多的优秀人才可供北大挑选”。新草案的重点是筛选人才。如果没有人才，“吸引”的条件再好又有什么用呢？因此，北大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带头力量，应更多着眼于培养人才。
作为一所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北大很难采用哈佛大学的“明星制”来成为所谓的“世界一流”，但它可以根据自身优势，通过培养学术氛围等手段来立足国内，培养那些真正热爱学术的学者，并利用这种优势来吸引海外真正关心中国学术事业的学者。在这方面，核心问题是如何逐渐形成一个和谐宽松、有利于学术成长的环境。
要使北大成为一个这样的一流大学，就要弄清楚对北大现有不同学科而言，究竟什么样的学术方向才能真正迈向“世界一流”。
比如，北大的理工科院系，在现有的资金条件下，是否能够凭现有的实验条件进入世界一流：究竟哪些领域有这样的机会，哪些领域没有；如果有些学科在二三十年内都没有可能进入美国标准的“世界一流”，这些学科是应该停办，还是应该为更长远的学术发展进行扎实的基础性学术积累。
像管理学院和法学院这样的职业学院，如果按照某些美国标准来计算毕业生的工作起薪的话，恐怕中国永远没有可能成为“世界一流”；但如果评价对各自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影响力的话，怕是美国最好的商学院和法学院也不能相比。如果是这样，它们的“世界一流”又应该如何衡量呢？我们的“职业教育”是否有助于培养这些学院的毕业生肩负影响中国未来生活的重大责任呢？除了日益向美国看齐的专业技术知识训练外，我们是否也能像许多美国一流大学的法学院一样，通过切实的公民教育，培养学生的政治责任感和公民意识？
在受这次改革冲击最大的北大人文科学领域，其中许多学科在世界上具有绝对领先地位，甚至也是北大将来成为“世界一流”的主要机会。在中国历史、中国语文和中国哲学方面，海外学者的研究水平，是否在整体上能够甚至应该成为评价中国学者水平高低的标准呢？事实上，美国的中国研究几乎从未超出地区研究的范围，很少对其他研究领域产生广泛的影响。以美国学术界的边缘学科来规范中国大学中最具学术底蕴和研究传统、也是对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与文化思想影响最为深远的部分，这是否与建设一流大学的努力背道而驰了呢？
最后，在社会科学领域，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很少需要有大量资金投入的实验室，而且美国许多大学中都有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社会学家或是政治学者，很容易在美国招聘到相关领域的教师。但即使在美国非常成功的华裔社会科学学者，也较少是在学科的一般理论和主流领域中取得成果，而更多是在定量方法或是地区研究方面有一定造诣。由于中国学生在数学方面的相对优势和在人文背景方面的相对劣势，大部分留美学人更多是受美国定量研究方法的影响，往往对人文学科内在的学术逻辑不能理解，甚至不够尊重。因此，这些学者往往缺乏将社会科学的经验方法与人文学科的理论基础结合起来进行学术创新的能力，因此他们往往不能利用北大在传统文科方面的优势来促进社会科学系统理论的形成，而且也在客观上妨碍了传统文科借鉴社会科学的新方法，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成长都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而没有人文学科的支撑，没有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良性互动，北京大学的文科很难达到真正的一流水平。
总而言之，即使立足招聘海外人才回国来建设一流大学，我们也知道，在招聘这些海外学者时，北大的吸引力似乎也并不是“钱”，而是悠久的人文传统和在中国文化和政治上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不过，所有这些，在这个嫁接在美国体制上的《改革方案》中，都是想方设法加以革除的阻碍改革的落后力量。但没有独立自主的中国学术，丧失了精神上的家园，海外的优秀学者们又有什么必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呢？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31节 学术自主与学术发展
《改革方案》的核心是所谓“终身教职”制度。不管它是否真的是美国大学的终身教职制度，学习、研究这项制度本身并没有错，但要清楚这项制度背后的逻辑，才能学到门径。
从１９１５年，终身教职制度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一部分时起，就一直是美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特征。而美国高等教育之所以引入这个制度，就是要借助终身教职的工作保障或者说经济保障来确保学术自由。
那么，究竟什么是终身教职制度保护的学术自由？中国人一想到学术自由，就先和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认为是保障教师的学术观点不受外来政治力量的干预。但我们不能混淆了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终身教职强调的学术自由或学术自主，具有相当宽泛的意义，它不仅指获得终身教职的大学教授在研究、发表成果和教学等诸多学术环节上，不受学校行政管理等方面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它强调学术逻辑不应该屈从于经济、政治等外在逻辑。建立了终身教职制度的大学，是在现代社会中捍卫学术自主性的堡垒。正像哈佛大学前校长博克指出的：坚持学术价值，拒绝让大学听命于经济逻辑，就是坚持学术自由。
这种学术自由也正是八十多年前蔡元培先生改革北大最重要的意图。当年蔡先生因五四运动之故暂时辞去校长职务，曾发表声明说：“我绝对不能再做思想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蔡先生此后更是屡次强调用学问之道来克服北大教师学生中的官商两种腐败习气。反对急功近利是蔡先生一贯坚持的北京大学的教育方针。
现在，《方案》支持者呼吁要仿效蔡元培先生推动北大改革。我们希望能够继承蔡先生当年的精神，建设一所真正能够引导中国学术发展的大学，以学术自主的态度克服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对学术的侵袭，培养有利于学术自主成长的环境，促进学术自身逻辑在北大的体制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避免重蹈北大官商两种腐败。可惜的是，这次《改革方案》充满了经济逻辑，也不乏对改革涉及的各方利益的政治考量，惟一缺乏的似乎是对真正的学术规律的尊重，对真正促进中国学术发展的学术逻辑的思考。张教授经常说北大的老师“太封闭”，不了解国际统一的学术规则。但一个根本不尊重中国学术发展逻辑，用市场竞争代替学术成长、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嫁接美国体制的改革方案，是否真正尊重了国际上的学术规则呢？
美国的教育之所以是“世界一流”的，是因为美国从来不想亦步亦趋地跟在“世界”后面，而是始终努力寻找适合自己教育理想和国家情况的教育体制。中国究竟应该如何学习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难道不值得深思一下吗？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32节 现代中国大学的学术自主问题
李 猛
一
自２００３年５月下旬北京大学推出《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的征求意见稿以来，围绕这次人事体制改革，讨论迅速从校内蔓延到校外，关心北京大学和中国教育的学者纷纷发表意见，探讨这份改革草案的利弊，分析制度的逻辑和背后的理念，并以此为契机考察中国教育与学术发展的许多关键问题。北京大学一所大学的人事体制改革，居然成为一个近年来少有的引发知识界激烈争辩的热点问题，这一点让许多人非常不解：难道北京大学此番大张旗鼓宣传的改革方案不是其他许多高校早已暗地里推行的措施吗？难道这种“改革”不是中国甚至世界高等教育的大势所趋吗？最后，尤其令一些人困惑的是，难道许多人不都对中国大学存在的各种问题感到痛心疾首并盼望尽快改变这种情况吗？那么，为什么当北京大学试图通过加强竞争、淘汰冗员、引进人才、强化管理来根除各种弊端时，却有这么多的人出来“唱反调”呢？
在改革的设计者们看来，反对这份改革草案的，在校外，多半是那些对北京大学的情况和改革的目标不甚了解的人，而在校内，则只会是改革中个人利益受到损害的一小部分弱势群体。基于这种考虑，从６月份开始，他们开始广泛地进行社会宣传，希望让校内外更多的人了解这次改革的初衷和制度设计的基本构想同时，他们也进一步修改改革草案，向一些利益受到损害的群体让步，希望以此来减少改革的阻力。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些宣传和修改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对北大改革草案的宣传确实使更多的人逐渐了解了北大的实际情况，熟悉了“新体制”的基本设想，但这非但没有减弱批评的声音，反而引发了更多的疑虑和反对，新闻媒体也从最初仓促地为改革北大叫好转向理性地反思北大现有的改革方案是否有助于实现真正的改革。宣传越多，批评意见反而越多，这个事实正好说明，这些“疑虑和反对”不是匆忙的表态文章或一时的情绪宣泄，而是在充分考察这份改革草案后形成的理性的批评意见。那么，这份致力于提高北大教学科研水平的改革草案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疑虑和反对呢？
或许，更令改革的设计者意想不到的是，许多在个人利益方面根本没有受到“新体制”的冲击，甚至可能从中受惠的人也对北大的改革草案提出了反对意见。改革草案设想的“新体制”提倡竞争，希望打破论资排辈，为更多优秀的年轻学者能崭露头角提供机会，但北大校内各系反对最激烈的，尤其是那些公开提出反对意见的，往往是各学科中颇有学术前途的青年学者。把这些优秀青年学者的反对，仅仅归结为缺乏学术自信或者目光短浅，未免自相矛盾地否定了这些学者的思想水平，也低估了中国学者的学术伦理。而且，收入本文集的许多文章表明，一些非常严厉的批评是出自“新体制”大力保护的终身教授之手。这些终身教授没有因为“新体制”保障了他们个人的学术地位或经济利益，就简单地支持改革，相反却因为这样的体制有可能损害他们所从事的学术和教育事业而提出了反对意见。另一个让改革草案的支持者难以理解的事实是，虽然“新体制”引进人才的核心是“海外人才”，但无论是海外大学的华裔教授，还是正在留学的青年学子，北大的改革草案都远远没有赢得他们一呼百应的支持。相反，有许多海外学者撰文指出，“新体制”既不尊重中国学术和教育的传统，也缺乏对国外教育制度（尤其是美国高等教育制度）耐心细致的考察。这份改革草案表面上主张向所谓“教育先进国家”学习，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实际上模仿的却是一些没有学术传统的新兴大学的“速成”办学方针，几乎放弃了学术的自主发展，这样不但无助于解决旧的问题，反而可能恶化学术环境，给北京大学带来更多的弊端。所有这些事实都证明，真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