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精神-第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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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上，二十多年下来，就会看到教育资源布局、学科布点上的“偏”和不平衡。以前全国各个地方都有很有名的大学，各个大学都有很有名的学科，各个学科里都有一些拔尖的学者，比如兰州大学、吉林大学、云南大学，更不要说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了，而现在基本上都集中在了北京上海的很少几所大学里。从这个意义上说，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些资源，废科举以来的一些资源，古往今来的一些资源，今天如何来看待，如何有可能地加以吸收和利用，是需要珍重考虑的。　　　　
　　　　 现在的“大学改革”，太厚今薄古了，太崇洋媚外了。于是大家都讲要向世界一流大学看齐，其实在最发达的地区，最好的大学里也蕴涵着很多问题。第一危险的就是高度的专业化，知识被学科、专业分割得支离破碎，最后既与社会无关也与其他知识无关。第二是学术研究的高度商业化，即使像哈佛这样的学校也没法脱俗，其实它最强的并不是商学院，甚至也不是法学院，但它也需要这两个学院来支撑他的财政。这两条是地处边缘的地区最容易陷入的困境，事实上也已经在发生了，评估啊、指标啊，看发表多少论文、发表在哪儿，这个完全不是精神生产和知识再生产本身的做法，而是生产皮鞋、袜子、ＩＢＭ计算机的做法。对教育的这种高度制度化和专业化的理解整个形成了一个框框，在这个框框里，现在的教育大纲里规定的那套知识才算知识，要通过那套知识升学才算好学生，老师也要教那个知识，能让学生升学才算好老师。其实大量社会的知识、民间的知识、人类的知识是被排除在那个体系之外的。这样来理解知识，才会出现什么名牌大学、一流大学、精英教育的诉求。还有什么留美预备班之类的，这么大的国家有一个几个留美预备班没有问题，但现在似乎都成了留美预备班了（甚至连留法预备班也没有），成绩都那么好，于是美国就认为整个中国的托福考试都在作弊，这简直是绝妙的讽刺。（笑）那种文化上的一元、一体化的思路背后隐藏着强加的不合理、不公正，那些认为可以侥幸在竞争中获得成功的，明天就可能被自己提出的逻辑给淘汰掉，末位淘汰嘛。　　　　
　　　　 陈平原教授在《读书》讨论会上总结北大的改革方案是“以美国为榜样，以市场为导向，以管理为中心”（笑）。我最近还听说一件事：学校管文科的一个副校长率了一个团跑到美国去取经“怎么办成世界一流大学？”讲了两个多小时他们大学的设想。但两个小时下来，居然完全没有讲人文社会科学，他还是文科的副校长，人文社会科学一个字没有提；第二，完全没有提到中国本身几千年的办学的资源该怎么被激活，也一个字也没提。结果倒是人家对方说了，你们要办成一流大学，怎么会完全不考虑人文社科？你们中国有几千年的办学传统，怎么没有考虑自己的优势？我们现在好像清华就瞄准麻省，北大就瞄准哈佛，是不是开玩笑？有人说，在清华如果什么事情办不成你就告诉他麻省理工也是这样，那就可以了（笑）。北大也一样，北大想新建一个学院一个系，为什么？就是因为哈佛也有（笑）。在这个专家时代更需要建设广义的人文学科，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内在的矫正，甚至批评，这个意义上批评本身就是建设。对于大学的改革，来自各个学科、教职员工、学生的批评都是建设性的，讽刺挖苦也可以转化为建设性的，何况这些师生哪一个是希望北大垮掉、希望中国的学术垮掉的呢？有句老话，可以借用在这里，与大学的锐意改革者共勉：“主过一言，国残民辱，将失一令，兵败身死，为天下笑！”我们不要落得为后人耻笑的境地。　　　　
　　　　我觉得大学关键是个理念，不在校舍有多大有多少院系，甚至也不在于有多少教授，而在于有没有一种精神氛围精神气质，让每个学生和青年学者都觉得有奔头，觉得在这里很骄傲很光荣。现在好像是要拿年轻人开刀，拿弱者开刀，美其名曰“末位淘汰”。大学的希望就在年轻学子，就在未来，大学是培养年轻人的，如果连年轻人都岌岌可危，惶惶然不可终日，那还有什么搞头呢？再多几个白胡子名牌教授，后继无人也是不行的。科举时代还允许范进中举，老了还有机会呢，现在怎么只允许申报两次，不行就完蛋？只要有志于此，哪怕搞五十年，能评上就该评上，只要标准划一，谁都应该有资格来申请，现在怎么会申报两次不行就卷铺盖走人。有些解释也很荒唐，说什么难道你们不认为北大有很多混的吗？当然有很多混的了，哈佛难道没有混的？哈佛每个毕业生每个教授都很优秀？教育是广种薄收，一年甚至十年一个学科能出一个人就是成功的，哪能保证每个学生每个老师都优秀，百年树人，怎么能保证教出的学生每个都好或每个老师都强，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学校。孔老夫子弟子三千贤人也才七十呀。　　　　
　　　　我们这个现代化的美梦怎么梦到了这么个程度，接轨啊，腾飞啊，振兴啊，一切都要遵从惟一的一个榜样，眼睛里别说没有非洲拉美印度，更别说没有越南老挝柬埔寨，就连欧洲都不在我们的视野里。在这场反对一体化的文化斗争中，知识分子或教育工作者起到的作用是相当关键的，从目前来看也是做得最不够的。拿大学来讲，很多人可能在某一个专业很有造诣，是专家，但绝对不是通才、更不是教育家，不懂学术和教育本身的道理，特别是如果他的一个基本的姿态是文化买办或文化洋奴式的，那就当然是建设一流大学就只会看有多少学院，有多少学生，学科少了就要抢先建一个。有些大学这个学科和那个学科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但为了变成综合的重点的名牌的一流的大学，就以为学科一定要齐全。北大现在号称有十万学生，加上各种函授班、夜校什么的。（笑）国外有些规模比北大大得多的大学不一定就是名牌大学，有的名牌大学也不一定有那么多学科和学生。即使名牌大学也是各有所长，并不是一个模式。总的说来如果没有本土资源在背后支撑，没有一定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那至少在文化意义上就已经是个小国和小人了，今天中国的教育之所以还没有绝望，是因为很多人还有这个自觉和自信，至于是不是一流大学其实是不要紧的。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38节　大学人事体制改革断想

　　　　陈思和　　　　
　　　　一　　　　
　　　　　　　　我国的大学人事制度改革的呼声，已经不止一两年了，始终是雷声大雨点小，无法真正对教育发生影响。但是尽管如此，许多高校的人事制度改革还是在许多局部地方做了有效的改进，譬如这次北大方案中的关于不从本院系应届毕业生中聘用教师一条，我认为是极好的表率。据我所知，上海的复旦大学、华东师大等高校的部分院系都已经采用了这种引进人才机制，而北大能够这样来选用人才则更有意义，因为从全国各学科的教育状况来说，北大的教育质量是最好的，他们敢于不从自己教育培养的学生中留任教师，既有可能吸引全国以致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进北大，也意味着把北大的优秀学生分散到全国高等学府去应聘工作，给全国高校的师资提供一种学术风气，同时还有打破学术上的门户之见、防止近亲繁殖、建立教育人才市场上公平竞争的机制等好处。前阶段上海有些大学进行了后勤分离、评聘分离、定级定岗、聘终身教授等人事改革，我认为也是有效的。这次北大的人事制度改革引起的风波，主要问题是把改革矛头对准了目前大学里最有活力、也是最主要依靠的青年教师，这是不能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情的主要原因。本来，青年教师是历次高校体制改革、经济分配中得利最少的一部分，他们对改革的呼声最高，可是这次改革方案却没有把他们的积极性和他们的实际利益充分体现出来。当然，关于北大的改革方案及其论争我都是在媒体上读到的，未见过正式文件，无法对具体的条文表示意见，说话也未必能对症下药。所以我只能离开关于北大改革这个限定的题目，就我在实际工作中所感受到的问题提出一些想法来讨论。　　　　
　　　　二　　　　
　　　　 高校人事制度的改革是必要的。这一点不用怀疑。目前高校存在的问题很大，根子在于教育指导思想的含混不清，造成现代教育观念上的混乱。现在最流行的观念是把教育看作是一种产业，最流行的口号是把大学办成世界一流的大学。但是教育与产业的差异，在于教育必须是从未来国家民族的需要出发来制定他的方针，我们培养一个学生走出校门，要求他报效国家，其实他是不可能马上发挥作用的，他真正能够为国家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发挥自己特有的专业能力，大约要十来年的时间。从专业培养来说，本科毕业后的学生读到博士生毕业起码五六年的时间，再加上四五年的工作经验，才能独立发挥作用。那就是说，我们在预设学生能否真正成为国家所需要的专业人才、能否真正培养出一流的人才，都必须充分估计至少是十年以后的世界发展形势和中国的发展形势，充分估计十年以后的世界学科发展动向与学术趋向，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制定教育方针和教育计划。　　　　
　　　　 高校要培养如何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往远处着眼，就是为国家的未来发展塑造怎么样的民族性格。　　　　
　　　　 这种重大使命与目前弥漫在教育领域从上到下的浮躁风气，即以急功近利地适应市场需求或者盲目追随世界发展趋势为宗旨的所谓产业化、创一流等办大学的方针目标的设立是不相适应的。要建立一个对未来十年的国家社会发展和学科发展的科学评估机制，必须注意到两个方面：一是世界经济文化发展的大致趋向及其科学性与正义性；二是中国在这世界发展趋向中可能采取的应对策略以及保护自身民族根本利益的对策性准备。这两个方面都包含了中国与世界接轨的一面和矛盾的一面，冷战时代里中国曾经处于意识形态的敌对势力包围颠覆的危机之下，教育方针的核心思想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可以说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指导思想，它强调了矛盾的一面，即中国在世界发展趋势中对抗性和自我维护的一面，而对于以后中国的发展及其与世界关系的调整缺乏考虑，因此在打开国门以后就发现我们的各项科学水平离开世界先进要求还差得很远，学术视野的偏狭与知识结构的贫乏造成了差不多一代甚至几代人材的断裂。如果政府在“文革”结束后不是迅速恢复一批在１９３０年～１９４０年代接受西方教育的老专家的学术地位来影响和培养青年一代学者，不是迅速制定出国留学政策让大批青年出国深造，我们今天科学事业与教育事业的发展是不可设想的。　　　　
　　　　 目前大学的人才培养受到经济市场的制约，急功近利的思想又从另外一个极端来影响教育方针，大量适应市场需要的课程和学科应运而生，冲击了正常的学科分布和教育投入，许多基础学科都遭遇了冷落和轻视。而这种现象之所以会成为一种不可遏止的流行思潮，又是与过于片面强调中国与世界发展趋向接轨的一面有关，这也包括目前在大学教改中起作用的海归派的指导思想。海归派有一些西方教育办学的知识，但也应该说这些知识大部分是感性的片面的，没有经过中国环境下实践的检验。当海归派缺乏对中国教育现状的基本同情，急于确立自身立足地位而设计出许多不切合实际的改革方案的时候，问题就变得尤其严重。中国与世界发展趋向的接轨必须是建立在国家民族在未来竞争中自身利益的维护和发展之上，必须考虑到民族文化的人文传统的承传发展和在全球性经济体制中的自身利益与民族独立意识，如果不把这个重大策略考虑进去，那么，隐藏在所谓“与世界接轨”口号下的教育究竟在为哪个国家培养人才的质疑并非是故意找茬生事。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吸收西方教育的经验，我觉得美国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的一段话是意味深长的。这位校长这样说：“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必须是发源于本土的种子，而不能在枝繁叶茂、发育成熟之际，从英格兰或德国移植而来。它不同于棉纺厂，运营六个月就可以满足一种迫切需要。一所大学不是靠多在报纸上发表一些社论，大量发布广告，或多拍几封电报就能建立起来的。……美国的大学在成立之初就决不是外国体制的翻版……它在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自然缓慢地成长起来，并体现着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各阶层所共有的目标和雄心。”据说查尔斯·艾略特担任哈佛大学校长四十年之久，对美国大学教育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他是在一个本身缺乏人文传统的国家里建设一座世界一流的大学，他首先要求的是把美国的大学与欧洲传统下的老牌大学的经验区别开来，把大学的人文传统的培养和建立与急功近利的市场化和产业化趋向区分开来。我以为这就是哈佛大学之所以能够成为真正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所在，那些可敬的教育家和管理者们在校园里辛勤营造的是文人精神的氛围和传统，而不是像建立一座棉纺厂那样，仅仅以出产品为宗旨。　　　　
　　　　 相对照之下，我们的流行的教育改革的思路中，急功近利到最好即刻就聘请一个外国人来当院长或者校长，似乎就可以证明“与世界接轨”了。而这种办学幼稚病和可笑的洋八股念头恰恰占了目前有识之士进行教育改革的上风。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39节　发源于本土的种子

　　　　由“大学必须是发源于本土的种子”的观念生发开去，就不能不强调人文精神贯穿教育的重要性。以蔡元培先生主持北大改制为例，蔡先生走马上任提出的改制方案，是引进西方“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方针，这是西方民主体制下办学的基本方针；废除校务会议用英语交流的规定，解聘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洋教员，使中国教授真正成为治理学校的主人：培养学生以强调高深学问与社会责任相结合，而不是提倡“做官发财思想”；停办迎合社会市场需要的商科工科，扩充文科和理科等基础学科，让大学朝研究型发展，等等。这才奠定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基础，也确立了北大为中国第一学府的地位。可以说，蔡先生改制的北大正是从本土发芽的种子，这已经被中国近百年历史实践所证明。办好民族教育不能不依靠真正的人文精神，而不是表面上的一些西方国家大学所达到的量化指标。这次批评北大改革方案的声音主要来自人文学科的教授，我想其原因，除了那些以理工科的思路来量化大学学术评估机制的做法确实戕害了人文学科外，也是因为人文学者对于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关系上的潜在危机认识更加敏锐和深入。　　　　
　　　　三　　　　
　　　　 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目的是要推动学校教学科研的发展，更好地促进人才流动，改善引进机制，使教师真正成为大学的核心，以最大可能来发挥教师的积极性，能动地培养出具有扎实基础知识、独立的思想人格和世界性眼光的大学生。这是我对于大学教育在当前社会的功能和作用的理解，也是我对大学制度改革的一种期望。　　　　
　　　　 但我觉得，现在有一些基本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