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精神-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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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北京大学始终认为学术文化的贡献是大学应当着重的任务。因为时代的剧变，更觉得灌溉新知，融会中西文化工作的迫切。以前外国人到中国来教书的，大都以此为传教等项工作的副业，所以很是平庸，而无第一流的学者肯来讲学。就在“五四”这时候，北京大学请大哲学家杜威（Ｊｏｈｎ Ｄｅｗｅｙ）来讲学一年有余，实开西洋第一流学者来华讲学的风气。以后如罗素（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Ｒｕｓｓｅｌｌ）、杜里舒（Ｈａｎｓ ＤｒｉＡｅｓｃｈ）、泰戈尔（Ｒ．Ｔａｇｏｒｅ）均源源而来。地质学家葛利普（Ｇｒａｂａｕ）长期留在中国，尤其能领导中国地质学界不断作有价值的科学贡献。
第二部分 大学篇第17节 大学的学风
当然一个大学的学风，是各种因素构成的。如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学风，一部分是京师大学堂的遗留，但到１９１８－１９１９年间而更甚。我尤其身受这种好处。即教授之中，如胡适之先生就屡次在公开演讲中，盛称他初到北大教书时受到和傅斯年、毛子水诸位先生（当时的学生）相互讨论之益。以后集体合作从事学术研究的风气，一部分也是从这样演变而来的。除了国语文学运动是胡先生开始提倡，和他对于新文化运动有特殊贡献，为大家所知道的而外；他对于提倡用科学的方法和精神，并且开始实地的用近代科学方法来治国学，其结果的重大，远超过大家所说的考据学的范围。
从１９２７年蒋梦麟先生继掌北大以后，北京大学更有意识地向着近代式的大学方面走。那时候文史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沉着地加强，大学是在安定进步之中。到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和亲日派（以后许多在“七七”事变前后公开成为汉奸的）狼狈为奸，横行无忌。北平空气，混沌异常，反日的人们常感觉到生命的威胁。那时候北京大学的教授，尤其是胡适之先生和傅斯年先生坚决反对“华北特殊化”，面斥亲日分子，并联合其他大专学校的教授，公开宣称要形成文化战线坚守北平的文化阵地，决不撤退。在日本决定大规模作战以前，北平的教育界俨然是华北局势的安定力量。这仍然是表现着爱国运动的传统精神。
等到抗战胜利以后，胡适之先生被任为校长，而先以傅斯年先生代理。傅先生除了他个人的学术造诣而外，还有两件特长。第一是他懂得集体学术研究工作的重要，而且有组织能力来实现这种工作，如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坚实的学术成就，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第二是他懂得现代的大学是什么，而且应该怎样办。他把北京大学遗留下来的１９世纪初叶德国大学式的观念，扩大而为２０世纪中叶欧美大学式的观念。他又大气磅礴，能笼罩一切。于是把北京大学，扩大到文、理、法、工、农、医六学院，计三十二系，为北方最大规模的大学。
第三部分 大学精神第18节 大学精神的现代实践
应 星
虽然中国的高等教育源远流长，西汉即开始设立太学、北宋起开始书院讲学，但大学体制是由洋务派以“自强”为目的而从国外移植进中国的一项新制度。盛宣怀在１８９５年的“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中提出“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他这里所谓的学堂后来也被称为“新式学堂”。洋务派和改良派都号称这种学堂是“远法三代，近取泰西”，实际上却是“远法德国，近采日本”，是一个地道的新生事物。所以，要考察中国的大学精神，首先就是要考察西方大学精神的核心——学术自由是如何逐渐在中国的大学体制中被培植起来的。
尽管中国近代大学在制度上具有鲜明的移植性，但既然中西文化在发展路向上有着相当大的差异，既然移植的目标最后要落实在“自强”上，那么，大学作为一国最高的文化教育机构，就不可能不考虑如何吸纳、保存和发扬本国文化传统以及如何培植文化自主性的问题。因此，塑造中国大学精神的现代实践的另一个重要面向就是如何避免沦为西方学术附庸的困境。积极引入学术自由的理念与努力追求学术独立的理想，这就是蔡元培、张伯苓和蒋梦麟、胡适、梅贻琦那两代教育家在塑造大学精神上所共同面对的两大问题。
蔡元培在中国有“教育神”之称，谈中国大学精神的塑造，必然要从蔡元培谈起。平心而论，蔡元培当年在思想上对西方大学精神和学术传统的理解并不是最深刻的，他就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所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等主张似乎也不能算是发展中国“新教育”思想中的最核心问题，然而，蔡元培在１９１７－１９２３年对北京大学的全面改造却为中国打开了一个气势宏大、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为塑造中国自己的大学精神和缔造中国自己的学术新传统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大家都习惯于把打开这个局面的根源归结为蔡元培所说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八字方针的确是北大当年改革的要害所在。但要真正理解蔡元培这位中国现代最伟大的教育实践家，要真正揭开蔡元培治下的北大能够在全国开思想新风、立学术新路的奥秘，最重要的并不在于蔡元培对这八字方针的字面赋义，而在于洞悉这八字方针的实际运作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对北大当年改革的理解，不能仅仅盯住改革者宏大的教育理念和理想的制度设计，更需要关注在此过程中发生的种种事件包括一些非常微小的事件，由此才能看到制度本身是如何做和如何想的。也正是借助具体而复杂的事件分析，我们才可能将实现学术自由的外部条件和内在限度展露出来，将学术自由与学术独立之间的关系勾连起来。本文即以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革为中心，对北大１９４９年前塑造中国大学精神的实践过程进行一个初步的考察。
今日雄心勃勃的大学改革家们及其热情洋溢的支持者们颇喜欢拿蔡元培来说事或励志，甚至明里暗里以蔡元培自期。然而，如果我们认真地去考察蔡元培改造北大的这一段历史后，也许就会发现，蔡元培改造北大的实践方向与今天某些人的大学改革方向是如何的南辕北辙，蔡元培改造北大时的宏大气象和长远眼光又是如何与今天某些人改革大学时的褊狭胸襟和功利心态构成鲜明对照的。
一
时下对蔡元培改造北大的研究多注目于北大的内部改造。但如果北大的改造缺乏大学自治的外部环境，则学术自由的内部建设成果就难以得到真正的保障。我们可以注意到，尽管蔡元培在当时有着极高的声望，但他在十年的北大校长任内有过八次请辞（１９１７／７；１９１８／５；１９１９／５；１９１９／１２；１９２２／８；１９２２／１０；１９２３／１；１９２６／７），前七次均发生在他实际主持北大校务的时期，平均不到一年就要请辞一次。陈独秀曾经批评蔡元培的辞职之举只是抗议政府腐败的消极做法，但这种说法失之简单。蔡元培曾自述做事“必先审其可能与不可能，应为与不应为，然后定其举止”。他的辞职并非轻率之举，而是对大学与政治的关系中可能与不可能、应为与不应为的审慎考虑。我们从他的辞职中既可以看到大学自治所面临的外部限制，也可以看到蔡元培如何运用辞职来减少这些限制。可以说，他的请辞既是这些外部关系作用于大学的结果，同时又是他用以调整这些关系的基本手段。我们对塑造北大精神传统的外部关系的研究，也许正可以从研究蔡元培的请辞这个特殊的角度着手。
１．大学与政治干预
蔡元培在１９１７年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中就开宗明义地宣称：“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这席演讲虽然名为对北大学生求学宗旨的校正，实际上也提出了大学本身与政治的关系。蔡元培认为大学既然是纯粹传授和研究学问的地方，那么，尽可能地防止政治干预就是大学实现学术自由最重要的外部基础。如果这个基础不存在，则根本无从谈起大学精神的塑造。
蔡元培第一次因为政治问题而请辞发生在１９１７年７月。这次虽然与政治对大学的干预没有直接关系，但它依然表明了蔡元培作为一位教育家对独立人格的追求。该年７月１日张勋在北京复辟，蔡元培于次日向总统黎元洪递交辞呈。辞文中“近日北京空气之恶，达于极点”，一语双关，表达了他不愿同流合污的决心。
蔡元培请辞最坚决的一次是五四运动发生后。１９１９年５月的请辞成因甚为复杂。蔡元培除了以此表示对学生运动甘负责任之外，他在出京时还专门贴了一则著名的启事，引用“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来表示他的积劳生倦之意。同年６月１５日，蔡元培又特地发表了一个“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言明他的倦意主要是来自政治对大学的横加干预。在蔡元培看来，这种干预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行政干预，另一个方面是政治干预。所谓行政干预，指的是大学校长成为由北洋政府任命的半个官僚，大学与教育部被处理成官僚隶属关系，因此，大学内部的大小管理事务稍微破例，就必须呈报当时的教育部批准。所谓政治干预，指的是大学缺乏保障思想自由的外部环境，因此，蔡元培对北大的教育改革举措，不仅当时的教育部可以干涉，而且北洋政府的外交部、国务院、参议院也可以横加指责。比如，蔡元培为辞退北大不称职的外籍教员就屡遭外交部质问。蔡元培痛陈他绝对不能再做政府任命的大学校长，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
后来由于各方的一再挽留，蔡元培才不得不答应回任校长。这次请辞风波并没有改变大学校长由政府任命的体制，但蔡元培还是从三个途径来尽可能地削减政治对大学的干预：
第一个途径是蔡元培用他个人极为特殊的社会地位，来为北大在相当程度上赢得自治权。这一条实际上是在此次辞职前就一直在被运用并颇为见效的。尽管教育部的大小官员可以对北大指手画脚，尽管政府要员可以为北大的内部事务来质问校长，但蔡元培作为前清翰林、德国留学生、老革命党人、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他的这些文化、政治和历史光环使他的大学理念和主张难以被一般的政治人物所撼动。蔡元培所痛苦的倒不是他所推行的改革受到了实际上的阻隔，而是在于他连形式上的政治干预也难以忍受，因为他酷爱自由，痛恨官僚。他固然可以用个人的力量将种种政治干预挡回去（当然这也是他在这个位置上做得特别累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他根本就不认同这些政治干预的正当性。他认为“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家，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为此，蔡元培还从内外的制度设计上来谋求大学的自治，这即下面的两个途径。
第三部分 大学精神第19节 教授治校
第二个途径是蔡元培在校内加快推行教授治校。在此次辞职前，蔡元培已经推行了校评议会和系教授会制度，前者是给教授代表和各科学长以校内立法和作出重大决策的权力（如决定学科废立，提出学校预算，制定和审核学校条令，审核教师任职资格和学生成绩），后者是由教授来推举系主任、决定教务（如课程设置，选择教科书，考核学生成绩等）。在１９１９年９月回任北大校长时的演说中，他进一步提出要组织行政会议，使行政事务也采取合议制。而后蔡元培又在北大设置了教务长和总务长，分管教学和事务，而这二职均以推选的方式在教授中产生。这样一来，无论北洋政府任命什么样的人来当校长，其权力已经被大大削弱，无法任意办事。而大学的运转不因校长的人选和去留产生重大影响，也使校长不至于成为众多野心家所争抢的目标。
第三个途径是蔡元培进一步企望在外部制度上确保大学的自治。他在１９２２年的“教育独立议”中系统地提出了他的设想。他认为大学的教育事业应该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当时各派政党或教会的影响。因为教育的逻辑既与政党的逻辑不同，也与教会的逻辑相异。就教育与政党而言，政党求近功，而教育求远效；就教育与教会而言，教会是保守的，而教育是自由的。因此，大学的管理就必须按照教育本身的逻辑来进行。为此，蔡元培提出了一个系统的改革方案，如大学校长由大学教授组成的委员会推选，教育部不得干涉大学内部事务，教育总长一职的任命反而必须得到大学校长组成的高等教育会议承认，等等。这个改革方案在他后来任大学院院长时得以推行。至于说这个方案为什么最后会宣告失败，蔡元培所设想的官僚机构学术化为什么反而变成了学术机构官僚化的结果，这个问题需要另文研究。
蔡元培因为政治问题而请辞还有另外三次。１９１９年１２月到１９２０年１月，因为支持北京教职员对教育当局的抗议，蔡元培会同北京其他大专校长两度辞职，迫使当局让步。
１９２３年的辞职则起因于教育总长彭允彝作了一项干预司法独立、蹂躏人权的提议，蔡元培因此愤然请辞。他在“关于不合作宣言”中坚决表示不能与彭允彝这样的人为伍，坚决不给当局的坏人做文化上的装饰品。尽管他后来表示自己１９１９年后去志已明，只是因彭案而提前触发而已。但无论是从他所谓的去志，还是从这次的触机，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看出，对他来说，独立和自由是一所有尊严、有精神、有德性的大学的生命所在。只要政治对大学横加的干预不止，他就不会愿意委身在这样的大学中。
１９２６年７月蔡元培的请辞，就再次表达了这样的声音。当时掌握北京政权的奉系军阀派兵搜查了北大书报处，进校大肆搜捕进步人士，甚至连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也上了黑名单。这使当时刚回国不久的蔡元培摈弃了北上的念头，并断然表示辞去北大校长等职。尽管军阀并不批准这份辞呈，但蔡元培也拒不上京赴任。
第三部分 大学精神第20节 大学与经济保障
蔡元培坚决反对政治对大学自治的干预，当然不等于说不需要政府对大学有任何作为。对于国立大学来说，政府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为大学提供充足的办学经费。如果说蔡元培上述请辞多出于摆脱不自由状态的真诚退意的话，那么，他１９２２年８月因为大学经济保障问题而联合北京其他７所国立大学校长的请辞就更多是以退为进的斗争手段了。
当时政府积欠北京国立８所大学的教育经费均在５个月以上。当校方代表到交通部索薪时还备受侮辱，而教育部也只是空言塞责。因此，蔡元培等八校校长坚持如果在开学前不发给各校３个月的经费，则一并辞职。虽然政府反复劝阻和敷衍，但蔡元培等人仍坚持不松口。此次斗争最后以蔡元培等八校校长的胜利而告终：政府最后拨给两个月费用，并答应在当年９月底以前再发半个月；八校校长则回校视事。
１９２３年４月，北京国立八校再次爆发欠薪危机，八校教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