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反腐败经历-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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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敏感案件的时候，我们必须既从政治角度，又从综合角度来考虑问题。我这里写的是“政治角度”而不是“派系角度”。集体讨论是至关重要的。在当前的调查工作中，我常常参考在财政部工作时得出的经验。当时我们的特派员常常要集中起来为某个濒临破产的企业支招，我们必须从许多糟糕的选择中找出一个勉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这往往需要在两害当中取其轻。不管怎么说，最重要的是让这个企业战胜财务危机，继续生存下去。
在财政部的工作经历让我学到了许多东西。我知道，我们应该从生活而不是教科书里学习如何抉择。因此，我在工作中经常和检察官们交流信息（法国司法系统将法官分为两类：审判法官和检察官。审判法官是终身制，拥有独立的司法权，主要负责提供司法信息和作出判决。检察官受司法部领导，主要负责监督法律的执行情况，并保护社会的基本利益不受侵犯。预审法官虽然拥有较大的自由行动权，但还是要受到检察部门的控制，后者可以要求主管上诉法院中的预审法庭取消或采取某些行动。），在我看来，检察系统和法院系统是互相依存的。我和检察官们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默契：我可以集中注意力来调查那些有可能涉及犯罪的事件，而检察官们则替我挡住在我周围散布的一切谣言，不让它们像吸引公牛的红斗篷那样来分散我的精力。
第一部分第5节 威胁（2）
意料之外的阻力
预审法官有时候会被法国司法系统里面的某些专门喜欢造谣中伤的人描述成孤独的萨伏纳罗拉（译注：萨伏纳罗拉•；吉诺拉莫（1452年—1498年），意大利基督教布道家、改革家和殉道士，后被世俗法庭判处绞刑和火刑。）——一个只会成天蜷缩在卷宗堆成的象牙塔里，履行着替世人洗罪职责的可怜虫。不过，预审法官的这个形象和他在《小事件》中的形象则完全不同。在《小事件》中，预审法官常常敢于对抗强权。
因为他并不是孤身作战。
拿破仑曾对预审法官有过这样的评价：“法国最强有力的人”。不过，这句话却常常被后人错误地引用。毫无疑问，这句话说出了一部分的真实情况：从法律上讲，只要申请到了调查许可（依据《刑事诉讼法》第80条的规定，预审法官只能依照省级法院检察长所提交的诉状（有关的犯罪行为都罗列其中）进行调查。一旦预审法官在调查中发现了什么新情况，他必须立即和检查机关进行沟通，并要求检察长再提交一份补充诉状，以便扩大自己的调查权限。），我就有权搜查任何地方并羁押任何人（以前，预审法官有权暂时羁押一名嫌疑犯——不过这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而且必须得到检察机关的同意。2000年7月15日出台的法律将这一权力归到了主管释放和羁押事务的法官手中。）。但法国的司法体系是建立在法官与检察官之间一种复杂的平衡系统之上的，这种平衡系统可以有效地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在调查敏感事件的时候，预审法官当然可以完全按自己的主观意愿行事——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可以这样。不过，这样做是没有出路的。如果一名预审法官在调查当中公开地和检察系统对抗，那他的工作肯定会遇到来自司法系统的阻力，而他调查的案件不是被法院遗忘，就是被撤销、暂停或者完全扔到一边。
我从最开始的时候就给自己规定了一个界限：即使司法系统可能存在这样和那样的漏洞，我的调查工作也必须被检察官们接受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因为我正要推开的这扇门是被人有意且小心地关上的。我必须坚持这样一个底线。我的职责是将一切可以审判的人和事送上法院的被告席，并且让自己对这个结果感到满意。我不能为一些空想耗费自己的精力。
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在别的地方，我都不能和国家对抗。
在这八年的调查工作中，我始终坚持着这个原则。不过，我周围的环境却在因为我而不断发生变化。我们每采取一项行动，它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就会把调查引向一个偏离我们预期的地方。事实上，我们要求调查的那些企业领导人的反应是非常不理性的。在他们的圈子里混的人都是些在政治界和经济界有头有脸的人物，当然其中也不乏贪赃枉法之徒。在这个圈子里，法律只是一种附属品。在他们看来，法律应该为他们服务，而不是和他们对着干。他们生活在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世界里，这里唯一通行的法律是：不被人看见，就不会被人抓住把柄。
这些企业领导们既没有冷静地进行推理，又没有利用我们起初的幼稚和司法系统的惰性，相反，他们选择了对我们采取强硬措施：欺骗加公开对抗。他们认为我会被打倒并最终屈服。然而，也许我会倒下、害怕、犹豫甚至怀疑自己，但我决不会放弃。他们的威胁甚至坚定了我将调查进行到底的决心，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
一天早上上班的时候，我发现了一张绿色的小卡片。这张卡片是夹在一个透明的塑料信封里的，而信封就贴在我办公室126号房间的门上——平时我经常在门上贴一些请勿打扰的告示，以防有人在我调查取证的时候不合时宜地闯进我的办公室。
我很少收到请帖，相信这张卡片也不是。取下来一看，才发现这张卡片上有许多用铅笔写成的潦草名字，而我只认识其中的第一个：雷诺法官（弗朗索瓦•；雷诺是里昂的一名预审法官，同时也是法官工会的创始人之一。1975年7月2日深夜，刚刚参加完朋友聚会的他被三名不明身份的人刺杀身亡。有关此案的调查一直没有结果。）。第二个就是我。晚些时候我才知道，其余这些都是二战结束以来被暗杀的法官的名字。
除了我的以外，其他的名字被划掉了。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根本没有办法全身心投入工作，我的思绪早已飞到了法院的高墙之外。纷乱繁杂之余，我还感到恶心和愤怒：如果有人相信可以用这种挑衅的方式来阻止我，那他就大错而特错了。
第一部分第6节 威胁（3）
在我家周围
1996年5月。在连续18个月的高强度调查之后，埃尔夫案件进入了一个决定性的阶段，埃尔夫前总裁洛伊克•；勒弗洛什—普里让逐渐浮出水面。局势已经变得非常敏感，因为洛伊克•；勒弗洛什—普里让在6个月前刚刚被任命为法国国营铁路公司的总裁。法国国营铁路公司曾在1995年12月遭遇了罢工风潮，现在它依然没能从那次打击中恢复过来。从司法角度来看，对洛伊克•；勒
弗洛什—普里让的这次任命毫无疑问是一种保护措施，它让所有针对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和它的总裁的强制措施都变得非常敏感，尽管这些措施有时候是非常必要的。然而，我不能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案件变得越来越复杂，我的身体都能够感觉到肩上的担子有多重。每天晚上我都很难入睡，而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又感觉昏昏沉沉。那是一段非常黯淡的日子，同事们提醒我要小心，证人们告诫我要谨慎。在进行了一些令人担心的调查取证之后，我甚至觉得整个经济警队都笼罩在了一种紧张的气氛当中。
是不是这个案子的敏感性让我觉得不堪重负，而身体的劳累又加深了这种感觉？我觉得自己被人监视，有时甚至被人跟踪。当我乘坐地区快速列车回家的时候，尤其是在晚上，我越来越感到害怕。走在街上的时候，我的身边经常会开过一些小汽车，车里的人看上去根本就不像是坐办公室的文职人员。
在一个非常炎热的晚上，一个男人从火车站的站台就开始跟着我。在这种郊区列车里经常会有一些可怜的乞讨者，他们往往会靠近你的身边要钱，但这个人不是。他的肩很宽，看上去像一个高水平运动员。他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第一次真的感到害怕了。到站后，我下了车，他也下了车；我加快了脚步，他也加快了脚步。随后，他突然消失了，留下我一个人在那里惊恐地四处张望。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镇里的人经常看到几辆奇怪的小车在附近开来开去。有人经常往我家里打电话，但我一接起来那边马上就挂掉了。我把这一切都看作是偶然事件。不过，我的神经越来越紧张，戒备心也越来越强。
警惕心理肯定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我甚至担心有人会在我的汽车上动手脚。火车站的附近有一家咖啡馆，我将自己的汽车停在咖啡馆的窗台下，并拜托那里的一位店员帮我照看。几天之后这名店员告诉我，这几天有几个陌生人经常在附近转来转去。气氛愈发紧张了。
6月5日，邻居们（我们住在一个有十多栋房子的小村庄里）提醒我：三辆汽车在我的房子面前停了几个小时，车上的人好像在等什么。我告诉邻居们，我没有权利不准别人在我的房子周围溜达，我也不能这么做。一个邻居主妇记下了其中一辆浅色汽车的车牌号。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对这个牌照进行了核实。
6月11日早上，另外一辆汽车又公然在我的住所周围游荡。它很有规律地时慢时快，就这样开了几个小时。一位邻居记下了这辆车的车牌号和样式（那是一辆深色的雪铁龙AX型轿车。），我马上将它们传给宪兵队进行核实，结果发现：这辆车和6月5日那辆车虽然颜色不同，但它们使用的居然是同一个牌照！当然，这个牌照肯定是假的。
显示力量
当天，法院的副检察长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虽然他同往常一样风度翩翩并且态度和蔼，但我发现他的黑眼睛比平时更明亮，而且他说话的声音有些颤抖。
“前些日子我见了一位老朋友。我非常信任他。他提醒我说，您现在正身处危险当中。这是一种真正的危险，很紧迫的危险。”
“那您能告诉我这位朋友是谁吗？”
“除非你发誓不再重复这个名字。”
“我发誓。”
当我听到这个人的名字的时候，我明白事情果然非常严重。在法国的国家机器中有这样一些政客：他们的部分身份是对外公开的，但其从事的大部分工作却对外保密。这些人不仅了解国防机密，还善于到处散布谣言。我不喜欢他们。副检察长的这位朋友就是其中之一。
副检察长建议我申请警方的保护（对于警方来说，保护程序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因为它需要多组警察轮流值班。负责反恐事务的法官中已经有人得到了警方的保护，但负责经济案件的法官还从未享受过此等“殊荣”。），但我还是有些犹豫不决。证人们受到了威胁，我住所的周围出现了幽灵般的汽车，朋友的劝诫令人毛骨悚然……不管怎么说，对这些预警信号视而不见肯定是不明智的。
毫无疑问，如果这股隐秘而强大的力量真的决定要除掉我，那么它现有的力量已经足够了。许多和黑手党作斗争的意大利法官虽然得到了警方的保护，但最后往往还是难逃一死。不过，法国警方却常常向我保证，得到他们保护的人一般不会出什么问题。最后我还是决定申请保护。
我马上写了一封申请信。在信中我谈到了那两辆挂假牌照的汽车，但没有提到和副检察长的这番谈话。信是这样结尾的：“鉴于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出现了一些离奇事件，而且我手上又有一些重要的案子要办，我认为，向你们申请为期几周的一般性保护应该是一种慎重的选择。”（见《致院长女士的一封信》，1996年6月12日。）
我的身边不断有事发生，但我对此却无能为力。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就好似一道晴天霹雳。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保护到夏天差不多就可以结束了。不管怎么说，我做出的这个选择对那些妄图动摇我信心的人还是有一定威慑。
谁知道，这一保护就是六年。
第一部分第7节 威胁（4）
从那以后，我就没有了任何私人空间。无论在什么地方，我的身边都至少有一辆汽车和两名贴身保镖，在局势紧张的时候还会更多。在短短几周之内，警方就控制了我所有的社会交往，我再也不能到咖啡馆和朋友聚会，不能随便逛街，没有了任何私人空间的我甚至连呼吸都觉得困难。我不得不在别人的眼睛下生活。
在开始那段时间，我享受的完全是“超级贴身式”的24小时全天候保护。警官们就在我卧室旁边的房间里执勤，他们的枪就放在客厅的桌子上。他们不仅要检查所有的信件和所有我要进入的房间，甚至还叫我穿上防弹背心。走在我两旁的时候，警官们还会随身携带一个凯夫拉尔纤维制成的垫子，这个垫子被做成公文包的样子，目的是预防可能出现的枪击。警官们这样做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这可能是做给那些想伤害我的人看的，也有可能是做给我看的，目的是让我知道事态已经变得多么的敏感。
6月份，我的一位证人又受到了威胁，他也不得不接受警方的保护。这些威胁到底来自何方？这我永远不可能知道，但我有这样一种预感：针对我的敌视目光正在不断聚集，但它们又没有完全融合在一起。怀疑的目标很自然地指向了那些我们正在调查的人，因为调查不仅打扰了他们的安宁生活，甚至正在“威胁”他们逍遥法外的特权。但调查对象实在太多了：公司领导、外国政府、埃尔夫的竞争对手、情报部门……它们都有可能牵涉其中。
还有人妄图通过动摇我的私人生活来阻挠调查。成为一名经济法官后，我就对丈夫提出了一条带有强迫色彩的要求：家里所有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遵守法律的规定。他的诊所不能偷税漏税，就是无意的也不行。我知道，有人肯定会对我的私人生活感兴趣，他们将审查所有和我有过来往的人，仔细研究所有有关我个人生活的资料，甚至连一张发票也不会放过。但他们是不会抓到任何把柄的，对此我感到非常自豪。有人曾经用同样的手法打败了法官埃里克•；阿尔方和我的意大利同行安东尼奥•；迪彼得罗（1994年11月，米兰检察院助理检察长、“肃贪”行动的主要负责人安东尼奥•；迪彼得罗由于不堪忍受别人对他私生活的攻击而提出辞呈。）。不过，这些伎俩在我这里能得到的只有蔑视。
7月初，整个司法系统都保持着高度警惕。传唤洛伊克•；勒弗洛什—普里让的日子逐渐临近了。有关政界将出面干涉的谣言已经传得满城风雨，不过它们都是经不起核实的，也不会对我的工作造成什么影响。除此之外，一些荒谬之极的谣言也开始出现。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在饭桌上听见一名记者说，一个秘密中间人曾给�
